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分析——基于2009年国家、产业、产品层面的横向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成品论文,复杂度论文,横向论文,中国论文,层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出口在过去30多年里飞速发展，占世界总出口的份额持续上升，外汇储备屡创新高。然而在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细化的当今，中国出口并不等于中国制造，更不能等同于中国创造。过去，中国作为很多产业的加工基地，仅能嵌入产业链的低端部分，除廉价的劳动力外，并无优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出口结构已有了很大改善，甚至有研究称中国的出口技术结构已经超越其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难分伯仲，由此也引发了“中国威胁论”。早在2001年，日本学者黑田认为，中国已跨越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①——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顺序，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跃升到出口与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相竞争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美国学者Rodrik（2006）的研究结果认为中国出口品的复杂度水平显著高于与其国力水平相当的国家，并称之为“中国特殊”现象。美国经济学家Schott（2006）也得出相似的结论。Wang和Wei（2008）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出口结构改善很多，与G-3集团（美国、欧盟15国和日本）的出口结构趋同，因为G-3集团出口而中国不出口的产品集合在稳步缩小。
而关志雄（2002）认为，中国出口结构的高度化指标虽然整体提升很快，但是尚未达到高水平，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出口处在不同的技术水平上，特别是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竞争关系。国内一些学者（比如，樊纲等，2006；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Xu，2007；姚洋和张晔，2008；戴翔和张二震，2011）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关于复杂度的度量，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出口产品结构，用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标（ESI）或相异度指标（EDI）来体现。相似度指标最早由Finger和Kreinin（1979）构建，Schott（2006）将该指标用于测度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该指标通过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是否与发达国家类似。而Wang和Wei（2008）则用出口相异度指标，其含义与出口相似度一致。但是相似度指标或相异度指标无法体现一个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具体位置。一种是基于产品的附加值来测度产品的技术含量。该方法由关志雄首度使用，在“附加值越高的产品，越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前提下，用各出口国的人均GDP的加权平均数来表示。Hausmann等（2005）和黄先海等（2010）是用各产品的出口份额作为权重，而Rodrik（2006）和樊纲等（2006）则是以各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比重作为权重。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出口的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比较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比如戴翔和张二震（2011）、Schott（2006）、Gaulier等（2007）、Fontagné等（2008）和Xu（2007）。但是，由于很多贸易数据缺乏出口贸易数量，一些国家的平均单位价值难以测算。
那么，为何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认识会不同呢？认为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学者主要是从国家复杂度层面做出判断，而持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基于中国高技术制成品与发达国家高技术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差距或单位价值差距做出判断，甚少涉及产业层面。个别研究产业层面的也只是粗泛分类，主要是依据Lall（2000）对贸易产品的技术分类，或是从单一产业进行分析（比如黄先海等、关志雄）。而且，现有的出口复杂度研究文献缺乏对产业层面的研究，无法把握我国出口复杂度在产业层面的情况。为此，除了国家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外，本文还将分析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并说明“国家层面—产业层面”非对称出口技术水平排名的原因以及高、低复杂度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等问题，希望对中国出口复杂度本身的客观状况进行分析。另外，现有的相关文献没有回答中国出口的国家复杂度水平高是中国特例，还是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而本文也将回答该问题。
针对已有文献的研究不足，本文拟从国家、产业、产品三个层面，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复杂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期从出口复杂度的角度对中国目前的出口技术结构作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二、测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测算方法
考虑到出口产品结构的相似度指标或相异度指标，以及相对平均单位价值指标的不足，本文采用附加值的方法测算产品复杂度②，并在此基础上计算产业复杂度、国家复杂度。
1.产品复杂度指标（PRODY）
本文根据关志雄以出口国发达程度衡量出口品附加值的思想，利用Hausmann等定义的公式，将产品复杂度定义如下：
2.产业复杂度指标（INDY）
产业的复杂度是介于产品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中观指标。一国的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产业结构，比较各国的产业复杂度，能够把握一国生产技术在世界的水平。
在产品复杂度的基础工，不难叠加出产业层面的复杂度：如果一个产业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据大多数，那么这个产业就是高附加值产业。本文采用Xu和Lu（2008）的定义来计算产业复杂度：
这里权重
依然由（2）式定义，I为c国出口的所有制成品（归属SITC 9的产品除外）。国家复杂度是衡量一国出口结构的宏观指标，它将一国的出口水平进行量化，便于跨国比较。由于本文只侧重研究制成品，因此，本文的国家复杂度指标只是局限于制成品层面。
4.贡献度指标（GAP）
为了准确考察各种产品对各国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本文定义指标GAP如下：
（二）数据说明
在样本国家的选择上，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产品复杂度指标，本文忽略了一部分出口贸易量小、出口品种少或人均GDP（购买力平价）较低的国家，在全世界的出口国中选取了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涵盖了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地理位置上包括了各个大洲。而且，在SITC 5字部至8字部产品的出口中，这36个国家的出口总额占世界的90.23%。一些研究出口结构的文献将研究对象的出口目的地选择为美国，以美国的进口量表示研究对象的出口量，比如关志雄（2002）、黄先海等（2010）和Xu（2007），本文认为这种替代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对于很多活跃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来说，对美国出口仅仅只是全部出口量的一部分，而美国的进口需求也并不能代表全世界的进口需求。因此在本文中，样本国家的出口对象是全世界。
产业的分类上，笔者依据盛斌（2002）的方法对SITC 5-8部的贸易数据进行归并，共分为24个制造业。③由于家具制造业和印刷业两种产业分别只包括一种SITC三位码产品，故将这两个产业剔除，剩下22个产业。
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COMTRADE），涵盖SITC Rev.3三位分类码上5字部至8字部④166种产品。各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人均GDP（当年价）数据来自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
三、国家复杂度及其与实际人均GDP的关系
（一）国家复杂度与实际人均GDP的关系
表1是2009年36个样本国及地区制成品的国家复杂度。可以发现，中国的国家复杂度排名位于36个国家的第6名，是前10名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领先美国和不少欧洲国家。
这一发现符合Rodrik的研究结果，但是国家复杂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2009年36个样本国的实际人均GDP和国家复杂度序列的相关性约为0.26，几乎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关系。而且二者的散点图（限于篇幅，图略）也进一步显示两个指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趋势，存在国家复杂度低而实际人均GDP高的国家（如挪威、澳大利亚）和国家复杂度高而实际人均GDP低的情况（如中国、菲律宾、印度），中国出口的国家复杂度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是偏高的。
（二）中国国家复杂度偏离实际人均GDP的可能原因
表2是国家复杂度与实际人均GDP之比。该比值越大，表明EXPY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差距越明显。有9个国家的比值超过1，他们都属于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居第3位，而发达国家的比值都小于1。这说明相对于实际人均GDP而言，国家复杂度偏高的情形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类似的情况。
对此本文认为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是加工贸易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存在。加工贸易实际上是产品内分工问题，产品内分工使得全球价值链在不同国家间垂直展开，而新兴经济体参与的加工贸易环节正是价值链的低端部分。加工贸易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出口贸易上的繁荣，但是并没有真正为一国的整体生产水平带来改进，而是虚高了出口复杂度，从而拉大了国家复杂度和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差距。其二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不同国家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同，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往往走外向型经济的道路，而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较少依赖外需对经济的拉动，因此新兴经济体更强调出口，鼓励经济资源流向出口部门，推高了出口部门的要素积累而并没有使国内经济的其他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国家复杂度水平会明显高出国内经济的平均发展水平。无论基于以上哪种理由，中国国家复杂度的排名需要进一步解释，因此下面将从产业和产品两个层面来分析。
四、中国产业复杂度的排名
表3是2009年中国的产业复杂度排名。不难发现，中国产业复杂度排名靠后的产业最多。22种产业中中国在36国排名居后的有13种产业（59%），居前的只有3种产业（14%）。而且，除了个别产业外，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复杂度指标处于领先位置，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复杂度指标排名普遍靠后。也就是说，从产业层面来看，发达经济体占据着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低价值端。这一发现与经济现实较为相符，也很好地弥补了国家复杂度只看国家层面的不足。
那么，中国排名居前/后的产业，分别是何种水平的产业呢？各产业所有样本国的加权平均产业复杂度，可以用作衡量产业的技术水平。表3中的斜体部分是高复杂度产业组，.粗体部分是低复杂度产业组。可以看出，中国产业复杂度在高复杂度产业的排名都居后，说明高复杂度产业的中国出口技术水平落后于大部分样本国。而且，笔者注意到即使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业和服装业，产业复杂度排名也靠后。
国家层面与产业层面的出口复杂度的不对称说明国家复杂度忽略了一部分出口结构中的问题。与国家复杂度相比，中国各产业复杂度的排名明显落后。那么中国为何会出现国家复杂度排名靠前，而产业复杂度排名靠后的情况呢？下文将分别从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进行解释。
五、国家复杂度与产业复杂度非对称排名的原因
首先，中国国家复杂度排名之所以靠前，是因为中国（相对）大量出口了中复杂度产品。从国家复杂度的计算公式不难发现，国家复杂度高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高PRODY产品的出口量较大，低PRODY产品的出口量很小；一种是中PRODY值产品上的出口份额非常可观，弥补了高复杂度品份额少对指标值造成的不利影响，从而推高了整体的国家复杂度数值。本文将166种产品按照其附加值（即PRODY值）排名，把前20名产品界定为高复杂度产品，末20位产品界定为低复杂度产品，而中间的126种产品为中复杂度产品。⑤除了中国外，本文选择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瑞士（EXPY值排名首位）、美国（EXPY/实际人均GDP值显著过低）和菲律宾（EXPY/实际人均GDP值显著过高），对比结果见表4。我们发现，瑞士高复杂度制成品的出口份额相比而言非常高，而低复杂度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远低于两个发展中国家。瑞士的高国家复杂度符合上述第一种情形，而中国、菲律宾的高国家复杂度符合第二种情况。那么为何美国的国家复杂度排名会落后于中国呢？美国高复杂度制成品的出口比重虽然高于中国和菲律宾，但是并没有高到瑞士的程度，而美国中复杂度制成品的出口份额远低于中国和菲律宾，分别相差达20%和15%。因此，国家复杂度对一国出口结构高度化程度的反映是有限的。中国高国家复杂度虽然看似让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处在了同档次的贸易地位上，但实际上推高中国出口复杂度的动力和发达经济体之间有本质的区别。虽然加工贸易和外向型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的国家复杂度，但以瑞士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国家复杂度背后的推动力是以高复杂度产品为主导，而中国的国家复杂度主要靠中复杂度产品推动。不过，不可否认中国的出口结构已经得到了改善，这和传统上认为中国出口的是大量低端产品的认识不同。
其次，中国产业复杂度排名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在相关产业中，相对较高的复杂度产品占其所属产业的出口份额较小，相对较低的复杂度产品所占出口份额较大。
本文的数据支持了这一判断（考虑到产业多且篇幅有限，本部分的数据未列出）。由于权重的分母口径不同而使得相同产品在国家和产业两个层面的重要性不同。产业复杂度较国家复杂度而言，其实是将每一种产品的重要性、每一种产品对复杂度的贡献放大了。由于观测的口径缩小，因而指标数值对单个产品更加敏感，每种产品的出口情况都将对指标数值有更加明显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说，产业复杂度比国家复杂度更细致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出口水平。
六、关键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
前文虽比较了高、中、低三档产品的出口份额，但涉及的国家较少且没有细看每种产品下中国与其他样本国之间的出口差别。为此，笔者引入GAP指标，把中国作为参照国（即公式5中的c国），与其他样本国进行比较，从产品层面考察高、低复杂度产品对各国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
（一）高复杂度产品的贡献差异
高复杂度产品中主要包括了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化工类产品、医药品和艺术品等，这些产品大多是典型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也是知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这20种产品的GAP值呈现两种变化趋势：陡峭突变和平缓渐变。比如SITC885（钟表）、SITC 542（医药品）、SITC 725（造纸机械）呈现陡峭突变状况，只有少数国家此类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比中国的大，且和中国的差距很大。在这些产品中，中国的位置虽然并不靠后，但是中国与领头出口国之间的GAP数值差距很大。通过观察可发现GAP值出现突变的往往是少数国家拥有高尖端的产品，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这种特定产品所需的资源禀赋是专属的——无论是由于哪一种资源的匮乏，很多国家缺乏竞争优势。这种资源有可能是技术性壁垒、文化历史传承或者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因此，缺乏上述资源禀赋的国家对于这类产品出口量的提升很可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第二种变化趋势是平缓渐变，多发生于产品复杂度排名在9-20的产品⑥，中国基本上处在中间位置。各国该类产品对各自国家复杂度的贡献差距不是很大，而是呈阶梯状变化，说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比较优势，产品的供给在世界范围内较为平均，因此不难认为在此类产品的出口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二）低复杂度产品的贡献差异
低复杂度产品基本由纺织品、重金属以及普通仪器三大类组成，也就是说，低复杂度的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粗加工产品。一是生产工艺上无需复杂加工，二是生产所需的投入要素是廉价要素。长期大量出口此类产品对一国来说容易陷入“粗放式投入简单要素—资源浪费—资本和研发技术低效积累”的恶性循环。
低复杂度产品的柱状图也有两种情形。中国几乎在所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排位都靠前，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国家像中国一样依赖这些产品的出口。事实上，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份额居前的基本上只有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中国、印度五个国家。重金属产品的图形属于陡峭突破形态，中国处在中偏上位置，主要包括金（SITC 897）、银（SITC 681）、铜（SITC 682）、钢铁（SITC 672）、生铁（SITC 671）、粗加工的珠宝（SITC 667）。由于此类产品是资源性产品，其出口主要反映的是国家资源禀赋的先天条件，是对自然资源的直接输出，附加值低。本文认为，应适当减少此类产品的粗放式出口，或者将其进行深度加工后出口，从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七、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
在国家层面上，2009年中国的国家复杂度排名靠前，EXPY/PCGDP较高，但位置并不特殊。国家复杂度对一国出口结构高度化程度的反映是有限的。国家复杂度的排名与实际人均GDP水平不相吻合的情况在新兴经济体较为普遍，原因可能与加工贸易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由于很多中小出口企业急于追求眼前利益，导致粗放型的加工出口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形象。对此，政府有责任拿出切实有效的指导政策来规范资源配置，比如征收或提高资源税，提高外资投资门槛等。
在产业层面上，出口复杂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吻合程度被削弱。相对于国家复杂度的排名来说，中国各产业复杂度排名明显落后。中国和发达国家在出口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关键在于中国在高复杂度产品上的出口仍然非常欠缺，而中国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缺口在国家层面上被巨大的贸易规模所掩盖，但在产业层面暴露无遗，而这只有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加以改善。
在产品层面上，中国高端产品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贡献过大。这同样是结构性问题，说明中国的出口格局仍然没有完全突破依靠廉价资源换取贸易量的局面。笔者认为，改善出口结构无非是要增加高附加值品的出口，减少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必要一味追求增加最尖端产品的出口，因为最尖端产品需要的禀赋非一天可得，而是应该扎实地增加复杂度排名稍后的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做好资本、技术和人力方面的渐进性储备，同时注意减少资源性产品的粗放式出口。
本文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剔除进口的中间产品投入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这无形会推高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而要克服这一问题，需要借助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目前只有部分国家有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而且有比较大的时滞，我国最新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只到2005年（OECD数据库）。这一课题也是本领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①此处的东盟各国实际上是指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
②本文的产品复杂度，并不在探讨生产某种产品的工艺流程或者制作过程的复杂程度，而是指产品附加值的高低。产品的附加值越高，复杂度越高。
③其中，纺织业增加了SITC 269，造纸及纸制品业增加了SITC 251，化学纤维制造业是SITC 266和267组成，其他制造业增加了SITC 931。
④SITC分类9部是一些未标明的产品，考虑到大部分国家在该部的出口很少，故将其排除中外。
⑤由于PRODY值的产品间绝对差距并不明显，所以如果两端范围过宽，将弱化高、中、低三档产品附加值间的差异。而且实际上如果首末位各选择50种产品，中间保留66种中复杂度产品，对本文下面的结论并无影响。
⑥排名16的SITC 725（造纸机械及零件）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