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 与传统教育
李 杨
有人说，传统教育体制下培养的学生，善于学习而不善于创造。这种概括未必全面，但创新意识淡薄，却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与孔子“述而不作”的治学态度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有密切关系。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注重知识的继承与传授，却不太重视创新。用孔子的话说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意思是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化，我私下和彭祖相比。他的一生正是这样做的，删述六经，整理古代文化。所删述的正是他所使用的教材，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传授三代文化。“述而不作”的原则贯穿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他的教学工作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传授，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固有知识的复述，二是教师的理解，即阐发。其方法是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孔子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他用含蓄形象的语言启发弟子要掌握真实的本领。子路(仲由)和冉有(冉求)请教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答冉有正相反：“闻斯行之。”原因在于“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孔子因弟子资质的不同施以不同的教诲。第二步是接受，也是两个层次：弟子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接受老师的观点，接受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孔子提倡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学思结合的方法。第三步是发挥，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子贡(端木赐)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也？”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对子贡的见解，孔子先给予肯定，再进一步指出高一层次的修养应如何。在孔子的启发诱导下，子贡按孔子的方式，联想到《诗经》中的句子，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孔子认为，无论学问或道德都不能就事论事，应善于思考，层层深入，不停留在表面，才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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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思想体系是很高明的，其模式是这样的：传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接受(主动学习、学思结合)→发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单纯的学习而言，这种模式是最佳方案。但学习的目的在于创造性地应用。没有创新知识就会老化，继承与创新是缺一不可的。而这种模式偏重于继承，体现了“述而不作”。它不同于传授→理解→创新的现代教育模式，区别有两方面：第一，所谓发挥是有限制的，其方向必须与教师保持一致，不能是教师的反面或偏离。如孔子认为：如果演奏音乐就用《韶》和《武》，舍弃郑国的乐曲。弟子由此想到重用贤能，斥退小人，会受到孔子的赞扬。如果弟子认为郑国的乐曲虽是流行音乐，不太高雅，却也能使人得到休息，不妨保留，那他一定会遭到孔子的严厉斥责。这样的教育容易使学生养成被动接受，局限于一孔之见的习惯，从而忽略对新领域的开拓，对未知的探索。其次，孔子强调学习的重要，而不大注意培养弟子的创新精神。只要求学生有导向相同的深刻体会，透彻理解，而不准标新立异。孔子认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对于弟子的新想法，新做法，多半持否定态度。宰予想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以免礼乐荒疏，本意在于维护孔子坚持的礼乐文明。孔子斥责他：“予之不仁也！”(《论语·阳货》)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让子羔在实践中学习，无疑是个创新的举动，但孔子批评了他。孔子的教育针对学习而言尽管是非常科学的，但却缺少鼓励创新的一环，这正是他“述而不作”的弊病。
在孔子的私学里，师生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家庭里子女从出生到成家都由父母包揽一切，他们服从于附属于家长，因而有较重的依赖性。孔门的师生关系即是孔子所宣传的伦理关系的体现，由此形成了老师即是父亲的教育传统。有老师在学生便有了寄托，但也对陌生道路的探寻不会感兴趣了。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的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经典不过十余种，而解释它的书达千家之多，称作经学。要从事这一学问，必然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夫。许多大思想家不是自己写一部著作告诉世人他的想法，而是通过注经、对经的阐述表达他的思想。
师生关系，如果不与伦理关系混杂，本是很单纯的，而二者结合就演化成门派关系。同是儒家，因为传承的不同，阐述的相异，形成了许多门派。本门本派有自己的观点、体系。这种情形虽有利于学术的争鸣，但门派并非纯粹的学术流派。因此，做学生的只有充分掌握、继承了师门的学问，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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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明清两代学校和科举的结合更为密切，科考的最初阶段便是入学，学校成为科举的必由之路，成为附庸。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这样，教师的传授则显得更为重要，学生则更加诚惶诚恐地背诵经书，不敢有丝毫怀疑，不敢存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信条，使得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师门派别的观念，科举制度对教育的一统，加重了学生的盲从。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因此，改变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汲取传统教育中的精华、科学部分，摆脱其中的不良影响，使学校不但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开启智慧、培养创造能力的地方。
(作者：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馆员，邮编1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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