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艺术趣味与社会意识——改革开放初期关于流行音乐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行音乐论文,社会意识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初期论文,趣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2-0177-08
1980年1月3日到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歌曲》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以群众投票的形式推选出了15首听众喜爱的歌曲；短短20天的时间，收到了25万封听众来信，听众来信每天平均1.2万封以上。2月，15首受听众欢迎的歌曲揭晓，公布的结果是：《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2月16日，15首歌曲演唱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李谷一、李双江等“明星”登台献唱，场面极为热烈。
在当时，这样的评选结果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问题在于，这15首歌曲竟然全都是“抒情歌曲”，而且都是“独唱”。而在过去，人们生活中所接受的音乐几乎全是刚劲有力的进行曲、“重音乐”、群众歌曲、齐唱歌曲等，大家齐声高歌，慷慨激昂。而今天，个个浅吟低唱，委婉缠绵。从这次歌曲评选的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伊始，抒情歌曲(或称流行音乐、时代曲、轻音乐等)在群众中的流行程度，或者说，群众对抒情歌曲的欢迎程度都是今天所难以想象的。
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传唱天下的流行音乐现象，人们态度各异，甚至意见针锋相对，有人大呼过瘾，称这才是20世纪80年代的音调；有人感到震惊，称即使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士对大陆出现的流行音乐热都“不理解”，而我们却趋之若鹜。“市场”代替政治成为文化生产的支配性力量。
歌曲评选活动只是流行音乐在当时中国的接受情况的一张“试纸”。就在流行音乐在中国铺天盖地、传唱天下的时候，昔日“红光满面”的群众音乐却显得“灰头土脸”，处境艰难。
当时，歌曲刊物对这两类歌曲的抑扬态度是明显的。以1979年12月出版的《安徽音乐》第3期为例，该期集中发表了13首抒情歌曲，并配合发表了4篇为流行音乐辩护的文章和两帧周旋的照片。这些歌曲有《花》、《芙蓉赞》、《美丽的眼睛》、《等哟，等！》、《啊，玫瑰》等。可以看到，感情初萌的时期，人们还多是借“花”寄情。有人说到当时的刊物，“我曾翻阅了全国各省、市不少歌曲刊物，几乎绝大部分是独唱性的抒情歌曲，建国初期的那种反映歌唱建设者们高昂斗志的群众歌曲(或称齐唱歌曲)已是少得可怜。形成了在群众性的集体场合中缺少歌唱”①。这种说法看来并非夸张。
其实也不是缺少群众歌曲，那些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的作曲家其实并不懈怠，他们仍然孜孜不倦，一如既往地创作，只是他们的创作这时很少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电台上播出、舞台上演出而已。
就连这次被列15首歌曲之首的《祝酒歌》的作曲者施光南的作品也不例外。他抱怨说，“最近电台播放的《台湾当归谣》、《吐鲁蕃的葡萄熟了》也只是我在1978年写的作品。电台有个规定：没有经过舞台演出考验的作品不能录音、广播。致使许多新作品在难得演出的状况下长期得不到宣传。尽管我的作品得到广播的比别的一些同志来说算是比较多的，但也只是我的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1978年的创作几乎还没上舞台和电台。不是没有生产出东西，而是‘生产力过剩’，想为人民多贡献些作品，却得不到和群众见面的机会。新作品得不到扶持，只能让它自生自灭”②。“想为人民多贡献些作品，却得不到和群众见面的机会”，这是“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生产力过剩”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对这样的“产品”不欢迎的缘故。这才是根本。针对流行歌曲对群众歌曲造成的挤压，有人“呼吁作曲家和广播电台在对抒情歌曲创作推广的同时，不要忽视了群众歌曲的创作和推广”③。
与作曲家辛辛苦苦创作了歌曲，却苦于无法面世，只有“关在抽屉里”里相对，另一些作曲家却纷纷模仿和尝试转向流行音乐的创作。其中体现在这些文艺家热衷于电影、电视片的音乐创作。
有了好的曲目，还要能“唱出来”，歌唱演员也是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者。有些演员为了调动观众的热情，在舞台上的“不严肃”的、“轻佻”的表现使得那些表情严肃的艺术家们大为惊怪。
有的演员迎合某些人的不健康的趣味，靠在舞台上耍噱头来赢得掌声，甚至某个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唱《拉兹之歌》时，衣服往肩上一搭，背着脸出台，边走边唱……，这也就太过分了④。
当一位男演员蓄着卷卷长发，如荡似游地演唱《拉兹之歌》《卖布歌》一类的曲目，伴奏者高扬乐器，转向四方，摇摇晃晃“积极配合”。此时，一部分观众会报以狂热的掌声、吹口哨、叫好，甚至向舞台上扔东西。面对着这种“欢迎盛况”，我们文艺部门、单位的有关领导和演员是否头脑清醒呢？……这样的“效果”与我们社会主义的文艺所担负的社会职责是否相容？⑤
观众与演员的互动，今天是司空见惯，在当时却是不可思议。“最近一、二年来，我看到一些歌唱演员为了迎合一部分人的趣味，演唱上装腔作势，找噱头，唱法上也向某歌星靠拢。我常想，艺术家有没有应尽的社会职责？难道只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就可以丝毫不考虑要给观众提供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吗？难道谁在演出中返场最多谁就最光荣吗？有些领导就看你返场多少，考虑票房价值多，而对音乐如何陶冶人们的情操，鼓励人们更好地工作、战斗、生活则考虑得很少。”⑥
其实，无论发表阵地也好、作曲家也好、歌手也好，决定性因素还是“市场”，正是流行音乐的广大市场，才将这歌曲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的人力物力都吸引到流行音乐这个“新秀”头上。
文艺家便将这口闷气撒到崭露头角的“市场”的头上，认为正是市场挤压了群众歌曲的生存空间，窒息了群众歌曲的发展。
目前文艺团体的状况是为完成经济指示而紧张，中心任务是抓经济收入。我们团，上头给的演出任务是240场，收入现金24000元。上座率不高的节目，拒绝排练，新创作的节目，自然也就没有市场了。去年我们创作的小节目只好关在抽屉里，让它们睡觉。
去年有的同志写剧本，一边修改了六稿，都没有机会上舞台。创作水平又如何提高呢？演出队为了抓收入，光排外来节目；创作人员要求作品上舞台，把戏立起来看看效果。这一对矛盾到底如何解决？领导上的态度是哼哼哈哈，到时再说……⑦
也有人说，“这类歌曲目前市场的扩大，无庸讳言，和赢利观点是分不开的。搞正派的音乐远不如这些东西挣钱多甚至有时还要赔钱，演出单位需要保证上缴经济任务增加群众福利，个人急需改善生活。当前音乐工作中的某些‘经济政策’是极不利于抵制‘流行音乐’的不良影响的”⑧。
可见，“文革”刚刚结束，“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市场”便慢慢代替以往的政治成为文化艺术生产的主导性力量。
一、突破“规定情感”的桎梏，得到“人民批准”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举国上下对流行音乐如此痴迷，这显然与“文化大革命”中对人们情感禁锢的反弹有关。
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并不是说不讲究抒情，但是在文艺作品中，允许抒什么样的情，禁止抒什么样的情，却是有着严格的限定的。在政治主宰整个社会的角角落落，主宰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中，每个人都成为政治戏台的木偶，机械而木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京剧中的脸谱，单调而虚假。
一般来说，人们只有“欢喜”和“仇恨”两种表情，对政治所提倡的一切都是热烈拥护、夸张欢呼、无穷赞美，而对政治所反对的一切则是无情打击、满腔仇恨、咬牙截齿，表情单调而极端，人们没有离别的愁绪、没有思念的惆怅、没有忧愁和焦虑、没有伤心和痛苦，这虽是迎合了政治的要求，但却违背了生命的本能。这看似发展了重音乐，但实质也伤害了重音乐，重音乐被弄得“干瘪难看，只剩下标语口号之类的躯壳，而毫无饱满感情的内涵”⑨。结果，轻音乐被禁绝，重音乐被“强奸”，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只有虚假和变态在跋扈。
改革开放“不但解放了解放思想，也解放了感情”，人们的情感也在实践中复苏了、丰富了、爆发了。
长期以来，它却像设闸的小(按，当为“水”)库，受人局限，任人开启。因此，过去某些按照“情感模式”泡(按，当为“炮”)制出来的东西，情不真、意不切，当然不会感人，也不会受群众的欢迎。而最近涌现出的一批抒情歌曲，从创作到演唱都突破了过去那种无形的“规定情感”的桎梏，不仅写了欢乐喜悦，而且敢于将过去不敢问津的哀愁忧怨之情用如泣如诉的旋律，真实地坦率抒发出来。写离别，当然可以有“谢谢妈”那种凛然壮别；但为什么不可以直抒哀愁痛苦这些人之常情呢？写思念，当然可以想到“五洲四海红旗都插遍”；但那种惜别眷恋的缠绵之情不是更接近于人的正常感情吗？！我以为，像电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妈妈再看看我吧》以及《乡恋》等，敢于抒发人们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感情，才产生比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人的感情是丰富的，要求我们抒情歌曲也要丰富多彩。不但要有激情，也要有柔情；不但要有热情，也要有哀情。音乐长于抒情，最重要的是抒发真情⑩。
与那种豪壮的政治表情相比，人们的感情变得细腻、丰富和生动，那么，那些流行音乐的柔美的旋律、丰富的情调正满足了人们的感情需要。有人为15首歌曲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中的情感问题这样辩护：
《妹妹找哥泪花流》是有阶级性的吆！它不是黄色的吆！这个原则问题不分开，就不好说话了。它写了忧愁，在“四人帮”时期不可能写忧愁。“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在政治上得到了保证，在艺术上感情色彩可以多样。这种忧愁是革命的忧愁，和爱情至上的、伤感的忧愁截然不同(11)。
只是，他将忧愁又分为“革命的忧愁”与“爱情上的忧愁”，但至少肯定了《妹妹找哥泪花流》中的忧愁的合法性了。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拥抱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后这个背景下才容易得到理解。“‘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使我们封闭了十年，大家听的音乐都是‘高、快、硬、响’，抒情歌曲很少，一下子进来一些轻松的音乐，青年人就感到新鲜。”(12)这也是“音乐上的片面发展必然带来的后果”(13)。当人们天天只能欣赏、歌唱“高、快、硬、响”的群众音乐时，一旦国门初开，那些与之相对港台国外的“低、慢、软、柔”的流行音乐便蜂拥而入，以滋润人们的精神饥渴。
于是，为流行音乐辩护的便提出，在署名“任民”(按，当是“人民”谐音，可见作者是以自命代表“人民”来发言的)的一篇《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的文章正是拿群众的力量为流行歌曲来“呵道”的。“广大人民的好尚是由抒情歌曲本身以及我国特定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几十万张选票和千百封来信是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它说明这些歌曲得到了人民的批准和肯定。”“应当看到，人民群众对于艺术作品是有鉴赏能力的。完全背离人民利益的作品，人们不会喜爱。”(14)
只是有意思的是，在为流行音乐鼓呼和辩护的文章中，绝大多数作者都是化名作文的，而在对流行音乐表示义正词严、痛心疾首的文章中，却基本上都是有名有姓，虽说讨论的刊物为正反双方提供了宽松的辩驳和争鸣的平台，但从这一署名的方式却似乎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宁左勿右”，“左一点错了不要紧，右一点错了却不行”的气氛。
二、艺术趣味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
反对流行音乐的人针锋相对地反问“群众就可靠吗”，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来反驳群众显然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反驳者巧妙地将群众在音乐欣赏能力上的低下，音乐修养的缺乏归罪到“四人帮”的头上，“由于‘四人帮’破坏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得不少青年人缺少文化修养、音乐修养。”(15)诚然，这也是事实。为了反对流行音乐，他们不惜“冒犯群众”。
我并不认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而群众都是群氓，一切都应由别人为之代庖。但是音乐作为一部社会科学，便必然会有音盲存在(16)。
在反对者看来，在音乐上，群众欣赏能力低下，音乐修养缺乏，看来，群众的喜好是不可靠的。帮助群众分清香臭、美丑、优劣的是艺术家。1980年5月，音乐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热烈讨论了抒情歌曲的创作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抒情歌曲在音乐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人民需要的。抒情歌曲要抒人民之情、革命之情、健康之情、优美之情。爱情歌曲只是抒情歌曲中一种。音乐工作者有责任帮助听众特别是青年听众分辨什么是健康的感情，什么是不健康的感情”(17)。
问题的实质还不在此，你说群众文化修养不够，是音盲，分辨不清音乐的好坏，那么，请你告诉大家，流行音乐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它的坏处何在？按周恩来的话来说，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不当禁止，应当存在。这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
虽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流行音乐的最大坏处在于它对“意志的腐蚀”。“有人公开播放外来的色情歌曲，那疯狂的节奏，摇曳恍惚的曲调，令人沉迷的旋律，使一些幼稚的青年如痴如醉”，这实质上是流行音乐的最大罪状。
且看讨伐者说：
有些单位为了迎合这种“时尚”，公然印发一些哗众取宠、空虚无聊、具有刺激性的作品，抛弃了起码的原则性和是非标准，让那些不健康的，乃至低级庸俗、打情骂俏的东西出笼，侵蚀人们的灵魂，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18)
有些青年人在公共场所唱着一些不健康的外来“流行曲”，边扭边唱，旁若无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有人动不动就说这是思想解放。难道我们的音乐向这种“流行音乐”化过去就是思想解放了吗？(19)
港澳的流行歌曲，很多是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我们的作曲家、歌唱家要学习别人的某些长处，但不能学落后的、庸俗的东西，要重视观众的正当需要和爱好，但决不能去迁就和迎合他们的落后低级的趣味(20)。
“格调不高”，才是流行音乐的根本问题，它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优点，如形式短小，容易上口，伴奏活泼等，但“本质是它们那种萎靡颓废的情调”，也就是说，它总的来看是不健康的、庸俗的、低级趣味的。
1979年6月号的《歌曲》杂志刊登了关于周琪华演唱的《丁香花说我爱你》争论。有作者在《丁香花诉说的是什么情调》中，称这首歌“比过去的流行歌曲还要‘黄’一点”。关于歌词中的“我爱你”，作者称“一般正派人这种词也很难唱出口。就像找不到对象没人要似的，略带低贱，有损于社会主义新型妇女的形象和自尊心”。“试想，如果这首歌，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大家整天都哼着‘哎呀呀，我爱你’，那我们的社会风气将会是什么样子？”(21)在作者看来，一旦说了“我爱你”，“社会主义新型妇女”形象就受损，自尊就丧失，那种对情感失控的焦虑心理跃然纸上。
生活方式的不同，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标志。唱什么歌、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是个人的喜爱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1979年的《人民音乐》上有文章这样说：
艺术趣味不仅与个人的气质、性格、癖好、年令(按，原文如此)等相通，更重要的是与思想、情操、品德、风尚等等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是如此内在、复杂、细致，以至透过人们的艺术趣味，终可察觉其灵魂深处的阶级素质和状态。艺术趣味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思想意识，有着不同的趣味标准(22)。
什么样的文化对应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应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我们的认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活方式腐朽、精神面貌颓唐，情色文化泛滥，犯罪问题严重；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人们工作紧张、生活严肃、精神振奋、道德高尚。而资本主义世界的大众文化正是人们精神的迷幻剂和麻醉剂，使人沉迷于这个感官的刺激和享受中，从而丧失改变自身境况的能力。那么，提倡这些让人听了如痴如醉的“靡靡之音”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显然是冲突的。
这番道理在1980年李焕之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他说：
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流行音乐，当然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各种各样人们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同时也反映出某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审美习惯和要求。因而，流行音乐之所以形成它特定的格调，是某种社会生活情调的反映。所谓“时代曲”，它只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角。我们需要欣赏一些好的、高尚的外来音乐，它可以开阔我们的精神生活，增长见识，扩大视野。而那些格调不高、宣扬爱情至上、忧伤郁闷，反映了变态心理，甚至庸俗低级的外来流行音乐，是同我们同心同德奔向四化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健康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的(23)。
而在更早些“文化大革命”时代中，那种流行音乐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腐蚀”的警惕和批判更为明显。
就连对流行音乐进行辩护的人面对“政治上当然无可指责，但情调缠绵则有消磨斗志之嫌”的指责似乎也无法辩驳，只得回避，只是说，“唱《太阳岛上》并没有妨碍谁去写或去听队列歌曲”。持这种说法的人，没看到今天音乐界的百花齐放的现状，可见，在辩护者的意识中，流行音乐的确是消磨人们的斗志的。
三、新文艺观的促生：“不革命”的文艺的合法性
与“消磨斗志”相对的是“振奋精神”，前者是流行歌曲之“过”，后者是群众歌曲之“功”。这其实是关系到对文艺功能的不同认识，进而是关系到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不同认识。
其实，文艺有感染、鼓舞、激励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使人娱乐、休息、消遣的作用，以往我们只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无视后者，精神紧张、斗志昂扬固然好，但人总不能时时刻刻都是如此。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排斥一切娱乐；“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逐渐重新开始娱乐。1981年《新体育》杂志发行春节特刊，集中介绍娱乐知识以奉献读者，其卷首文章《生活需要娱乐》，为娱乐正名。其辞云：
生活需要工作和学习，需要友谊和爱情，需要逐步改善衣食住行，也需要体育、娱乐和休息。健康的娱乐能使生活增添色彩、芳香，更有魅力(24)。
在人的娱乐需求提出来后，文化将在人们的休闲娱乐方面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就曾说，“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朱德也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
流行音乐之所以深入人心，可以说，是人们通过这些流行音乐找到了一种松弛自己长期以来紧绷着的神经的方式，“在浩劫十年中，人们经受了‘高、响、硬、强’所谓鼓舞斗志样板音乐的折磨，现在喜欢多听一些轻松柔美的音调，无论在情理上或是在生理上都是可以理解的。”(25)人们长期以来听够了“高、快、响、硬”的音乐，今天“低、慢、弱、软”一来，群众无不侧耳倾听。
有一位“正在为四化攻关”、“颇有音乐造诣”的科技界人士这样说：
我喜欢音乐，因为它是一种艺术，它通过我的耳朵，作用于我的心灵。想想看，紧张的工作之余，放下一切匆匆忙忙赶去听音乐会，是为了什么？无非是要得到娱乐和休息，得到音乐的美的享受和某种精神上的满足(26)。
有什么样的文化现实，就有什么样的文艺理论。批判流行音乐的人抱怨“艺术休闲论”，认为正是这样的理论导致了人们对群众歌曲的贬抑。“时代不同了。现在群众是更愿意听音乐而不愿意唱歌。干四化，劳动紧张，更多写点优美抒情的音乐，供群众休息时欣赏。这无疑也是对歌曲创作的一种指导。特别是这些理论在某些编辑部影响较大时，这种片面性就会发生较大的影响。”(27)理论是灰色的，与其说这是“艺术理论”，不如说这是“常识”，人既要紧张工作，也要轻松休闲，这本是人人都理解的常识，但我们长期以来却远离了常识。
在理论上阐述得清楚而有力的是周扬，1980年5月9日，周扬在音乐创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充满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新鲜的、大胆的、突破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框架的认识。他说：
人的生活中，不能只有严肃紧张而没有轻松愉快，音乐生活中也不能光有进行曲而没有抒情歌曲。我们的抒情歌曲，既要柔美，又要刚健，既要使人愉悦，又要鼓舞人心；它和进行曲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习惯讲文化娱乐，把文化和娱乐连在一起，是有道理的。人不能老是紧张，也要文化休息。抒情歌曲、轻音乐，正是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28)
周扬本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的阐释者，这时他对关于文艺与政治这个核心命题有了重新的认识。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讲，“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29)；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观念发展到极端，“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30)；“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则这样说：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31)。
这里，他强调了文艺的“教育和启发”功能之外，还强调了文艺的“娱乐和美的享受”的功能，而这后一方面却是我们向来忽视的。我们也将文艺方针调整成更宽泛、更人性、更包容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周扬的讲话中，他对毛泽东的权威的经典论断也有所修正。他说，音乐虽然反映和推动了革命的政治，但音乐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全用政治这把尺子来衡量。
音乐活动的领域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极其广泛的，它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是不能简单地以为政治服务来概括的。轻音乐为什么政治服务啊？难道就能因此排斥或者硬要给它贴上政治标签？这样就容易导致限制艺术创作的广阔自由，把政治庸俗化，助长对文艺的不适当的干涉。我们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比较更好(32)。
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调整和新的认识，与时代的变化有关，群众音乐的式微和流行音乐的风光也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因为，这不再是一个革命战争的年代，也不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四、小结
改革开放之初，流行音乐异军突起，风靡天下；与之相比，曾经主宰人们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的群众音乐则显得黯然失色。流行音乐巨大的市场需求，将歌曲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写作、出版、演出等)都吸纳到流行音乐的头上。流行音乐的风行天下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中艺术表达情感的简单化、模式化和虚假化相关，而流行音乐打破了这一被规定的情感的桎梏，以其丰富的情感表现力满足着人们的多样精神需求。然而，对流行音乐反对者来说，群众的艺术欣赏力往往是不可靠的，流行音乐具有腐蚀意志的一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文化形态与社会制度息息相关，艺术趣味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围绕流行音乐的激烈论争，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文化论争，实质上是社会转折初期革命与建设的主题转换、保守与革新思想交锋、封闭与开放政治角力的折射。这些论争在根本上关系到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转轨时期，对文艺的功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认识和调整，那就是，文艺除了具有“教育和启发”功能之外，还强调了文艺的“娱乐和美的享受”的功能；文艺除了“为政治服务”的一面之外，还有“不为政治服务”的一面，而这后者的理论认识，正是当年的文化实践和文化现实所促生出来的。
评审意见：流行音乐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流行文化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由于它的广泛性、普及性、渗透性、多元性及多样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绪；而且，它还构成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必须给予重视和认真研究。该文以流畅的文字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流行音乐在当代的发展的必然性及其特征，从当年的论争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它的正面积极意义，又可以看到它的负面消极因素，有利于我们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对它进行更谨慎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制定必要的灵活政策和策略。该文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流行音乐的社会基础及其对艺术趣味和社会意识的影响程度，并对流行音乐与媒体的联系进行了别具一格的说明；同时，本文还采用具体经验调查的实证方法，收集了相当多的有益资料，为进行更深刻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在当代社会迈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转折阶段，本文的发表有助于各界人士正确认识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影响。
评审专家：高宣扬，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法国思想研究所所长。
注释：
①庄民权：《从十五首当选歌曲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②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③庄民权：《从十五首当选歌曲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④楼乾贵：《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职责》，《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⑤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人民音乐》1979年第7期。
⑥楼乾贵：《时刻不忘自己的社会职责》，《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⑦芦笙：《作者的苦恼》，《人民音乐》1980年第5期。
⑧吴祖强：《对待外来影响要有长期打算》，《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⑨张藜：《“重音乐”杂谈》，《人民音乐》1980年第5期。
⑩任民：《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11)王酩：《我的一些想法》，《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12)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13)李凌：《关心群众的音乐生活》，《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14)任民：《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15)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16)赵复泉：《也谈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与任民同志商榷》，《人民音乐》1980年第8期。
(17)《音乐创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18)义邦、吉应：《春意浓时须防“霜”》，《人民音乐》1980年第5期。
(19)施光南：《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20)周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21)田志凌、张昊：《抒情歌曲，从此由禁忌走向流行》，《南方都市报》2008年9月28日。
(22)拾华：《培养高尚的艺术趣味》，《人民音乐》1979年第7期。
(23)李焕之：《谈谈“时代曲”及其它》，《人民日报》1980年5月21日。
(24)新体育编辑部：《生活需要娱乐》，《新体育》1981年春节增刊。
(25)任民：《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26)王照乾、刘楚材：《音乐，就应当是音乐》，《人民音乐》1979年第9期。
(27)卢肃：《创作新时代的群众歌曲》，《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28)周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
(2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23页。
(30)转自桑桐：《温故知新》，《人民音乐》1980年第1期。
(31)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人民音乐》1979年第11-12期。
(32)周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音乐文化》，《人民音乐》198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