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摧毁：资本文化逻辑的悖论 *
刘志洪 牛思琦
[摘 要] 资本创造文化、促进人的发展，也必然性地摧毁文化、造成人的倒退。这构成资本文化逻辑的悖论。自由时间是资本创造文化的前提和归宿，创造文明是资本创造文化的逻辑主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资本创造文化的关键因素。从消费角度看，文化资本是实现消费扩张的重要前提，它的“价值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张，消解文化的精神价值。从生产角度看，生产力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三种倾向间接消解文化，又以生产能力丧失的方式直接摧毁文化。对于资本文化逻辑，利用和发展其积极方面，引导及规制其消极部分，在扬弃资本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主体性文化，走出逻辑悖论、破解资本迷局，助力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
[关键词] 资本；文化逻辑；悖论；新时代
资本与文化的关系是资本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作为剩余价值的掌控者，资本以“死劳动”吞噬“活劳动”，吮吸剩余价值，满足增殖的需要。价值增殖是资本的核心逻辑，是维系资本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命脉。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资本运动曾极大促进资本的价值增殖；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工业资本总是面临周期性危机不能自拔，呈现出资本增殖的矛盾性。转换主导形态、寻求突破危机的新路，是资本逻辑运衍的必然。由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等，伴随资本创新场景的历史性重塑，资本与文化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不仅“形成了事实同盟”[1]，更“形成丰富而复杂的耦合机制”[2]，并逐渐凸显为资本文化逻辑的悖论。
人是文化的根本，是文化运转的轴心。资本一方面创造文化、促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摧毁文化、造成人的倒退。马克思有言，在现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3](P776)，从本体论层面看待资本文化逻辑悖论是探察该问题的有效进路。于“逻辑”本身而言，一是“事物本身的逻辑”，即作为客观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秩序和规律性；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更多指思维规律和语义法则。显然，“事物本身的逻辑”规约“逻辑本身的事物”，前者更具有本体论意蕴，后者则属于认识论范畴。质言之，无论是作为经济运行规律的资本逻辑，还是作为社会精神生活映射的文化逻辑，抑或是二者的相互关联，都应是“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4](P1013)，因此，要从辩证逻辑而非形式逻辑的维度上深入研究事物的内在本质及规律。对于当代中国，只有正确认识、审慎把握资本文化逻辑之内质，才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走出资本支配文化的悖论性困局，助力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
一、创造文化与人的发展
学界以往更多将关注焦点放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上，强调资本之于文化的阻碍与消解，相对而言，较为忽视资本文化逻辑的另一面：对文化的创造。事实上，在增殖本性的驱动下，资本会破除一切不利因素，以改造旧文化和开辟新文化的方式在整体上创造文化，并通过“以文化人”促进人性的整体提升，在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上为建构更高文明形态提供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自由时间是资本创造文化的前提和归宿。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前者指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时间，它是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所必需的；后者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以外的时间，可以由人类自由选择并安排自己的行为。非物质性的文化生产与自由时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自由时间的现实性存在是文化的产生渊源及客观载体。
第一，自由时间创造文化。“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5](P257)，被资本和资本家所吞噬的剩余劳动是自由时间形成的基础，也是资本创造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的社会中，自由时间的获取以对剩余劳动的压榨为前提，即一方的自由发展使另一方的时间被投入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本通过对单个人的自由时间的剥削促进社会自由时间的形成，从而奠定了“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5](P257)。社会整体性自由时间的出现“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P101)，使社会劳动不单单是为生存而进行，在客观上创造了文化。
消费何以成为资本摧毁文化的关键一环？从资本增殖方式的演进变幻中可见端倪。文化资本是资本发展的高级形态，是垄断资本的存在方式。在资本主导形态的历史性发展中，资本为了增殖需要不断扩张，生产递增与消费递减之矛盾造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成为以工业资本为代表的前文化资本时代萦绕不绝的梦魇。相较之下，工业资本是物质性的、有限的，而文化资本是非物质性的、无限的。如果说，资本增殖产生于生产领域的劳动力创造过程，但价值增殖的最终实现要在流通领域通过消费来完成。当文化资本优势与资本的增殖紧密结合，便使得消费变成资本扩张的核心要素。
创造文明是资本的基本逻辑之一，某种程度上，它构成资本创造文化的逻辑主线。文明与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共同体得以维系之根本，“文化为里，文明为表”[8]，文化是文明的起点，文明是文化之积极取向的有机组合，是文化由自发向自觉演进后的升华。在资本创造文明的总逻辑之下，内含创造文化的过程，即所谓“资本的文明化趋势”[9](P395)。这种趋势内生为资本创造文化的逻辑，它“内在地要求把自然变成文化的一部分”[10]，文化在资本的驱动下从“纯粹自然”越来越趋向“人化自然”，从而促进人的形成。只不过创造文明逻辑是总体的、显性的，创造文化是资本文明化趋势的内部构成机制。
具体说来，资本在创造文明的总逻辑下创造文化的方式有三个。一是开新。随着文明向前跃升，总是会不断产生新的文化成果。农耕文明时期，古典主义文化或传统文化，是世界主要文明类型的文化印记。而资本的出现，诞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明——工业文明，由此进入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占主导的资本文化时代。以工业文明为内核的资本文明，创造出诸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象征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新的文化表现手法，这些文化现象以反叛传统的方式涌现，是文明演进中诞生的新的文化范式。可以预见，由于资本的深入作用，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创造必定更加多样。二是移植。伴随资本的全球化过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P404)，在不同文明的滋养中创生新的文化，是资本世界运行逻辑统治下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基于各自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历史上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人们不断进行文明创造，构成当今世界主要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和文化成果作为遗留或积淀的产物，以既成的给定状态存在于当代，只不过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的联系极为有限，文化的交流融合不够频繁，当资本占领了文化创造的最高支配权，在文明的发展演进中，将不同文明之有用部分移植进新的文化创造，成为资本创造文明逻辑下文化创造的一种直接手段。三是改造。对既存文明中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是相较于直接移植稍许复杂的资本作用，也彰显出资本文化逻辑的无孔不入，为了利用资源、创造新的文化，它已突破时间阻隔向传统延伸。传统文化是资本扩张中可供使用的原生本根性资源，因为现实的差异，并不一定全部符合现代文明需要，资本以此为基础对能满足需要的成分进行改造，并将其内化为资本的文化逻辑。以上三种方式并非单独作用、孤立存在，资本为建构更高文明巩固自身霸权，一刻不停地创造文化；而资本在对文化的创造中也助推更高文明阶段的形成。总之，资本创造文明与创造文化相互联系、紧密不可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理干预前、护理干预后一周、护理干预后两周、出院前一周的焦虑分数的统计与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两组患者不同护理干预后的计量资料以均数(±s)表示,当两组患者的各指标存在显著差异时,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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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磷：番茄缺磷时，早期叶片背面出现紫红色，脉间先出现一些小斑点，随后扩展到整个叶片，叶片小，叶脉及叶柄最后变成紫红色，茎细长。
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产关系是资本创造文化、促进人的发展中关键的一环。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11](P70)，正是强调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属性。一般来讲，社会关系的丰富与完善更加符合资本创造文化的逻辑。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划分社会生产关系的有效参照。“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它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式，在这一阶段人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9](P107)，人和人之间没有建立起丰富的联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对应的是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人获得了初步的独立。从文化创造的角度看，人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普遍的、全面的联系是人性独立和自由发展的前提，建立在人与人广泛联系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422)，基于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9](P393)。可见，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入，资本将以文化资本的形态创造出大量文化新业态，提振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发展与文化繁荣。
二、摧毁文化与人的倒退
无疑，资本具有创造文化的向度，但创造文化并非资本的目的，它仅仅是资本为实现自身需要的手段。当文化不利于资本增殖时，资本会“不遗余力”地消解甚至摧毁文化，使之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构成了与创造文化逻辑相对立的摧毁文化逻辑，并且更为深刻地影响着资本文化逻辑之运演。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资本创造文明和文化的两个关键环节。“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P927-928)货币向资本的转变，使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爆发出巨大能量，以至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405)资本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财富，这是资本文明作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化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文化生产力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为个人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6](P225)，在更深的层次上助推新一轮文化创造。
文化生产力创造异质性文化，并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三种指征摧毁文化，若直接从摧毁的一面论，生产力摧毁文化的方式是令人的全面生产能力丧失。在构成生产力的诸多要素中，人是居于首要地位的因素，发展生产力首先是发展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人的发展为前提，其他一切目的都应服从、服务于人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与文化的本质属性不谋而合，文化作为生产力有条件爆发出强劲活力。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9](P173)，物质性和精神性可看作生产力是其所是的两个方面。随着资本攫取掌控一切的最高权力，文化生产力的结构体系内物质性部分的支配力上升，与精神和人相关的部分被逐渐掏空，文化生产不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对经济利益和资本特权的归附，是对生产力中首要的人的因素的蔑视，物质对精神的碾压、目标和手段的颠倒，直接导致生产力失去生产文化的能力。换言之，当文化生产力不以人的发展为首位时，也就丢掉了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前提，文化丧失了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是根本无法继续再生产的。
第二，文化是自由时间的存在空间。一定意义上，文化是自由时间出现后的衍生物，即自由时间创造了文化，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革新，资本创造文化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自由时间，某种程度上自由时间与文化融合渐进式发展，二者互为表里、两极相通。概言之，文化之于自由时间不仅是结果性的，更是过程性的，即文化有力填补了自由时间闲置的空白。“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7](P61)，自由时间的空余性空间亦是文化的空间，它为人类提供更广阔的生存领地，不断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给予自由时间的延伸以更大可能性。反之，文化对自由时间的合理化安排，间接促进了自由时间的增长，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加强资本利用自由时间创造文化的逻辑。
在生产活动中，文化作为资本同样展现出显著负面效应。文化以异己性力量支配、统治人类精神世界，实则是摧毁、消解实体性文化的过程，使得当代文化样态中存在三种主要的倾向或表现。
许多新酒店由于开业时间较短，许多规章制度还在摸索阶段，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意味着员工们无法顺利的工作，比如餐饮部举办宴会，从其他部门申请员工支援，但却没有明确的指令支援哪个部门，让支援的员工一头雾水。再比如排班制度，如果没有合理的排班，会让员工之间彼此疏远，不合理的安排必定会造成内讧，这将有损酒店的内部团结。
在整个社会的普遍异化中，从生产力角度已无法再生产出的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同样异化的形态存续着，即远离人的属性而趋近于物的方面。文化本是一个双向性概念，人之为人的批判能力在文化与实践间架起桥梁，让文化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主观映像，成为关于人类反身性思考的审视，维系着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立体化。而当人的要素缺失时，在资本的无限增殖下文化同样被生产，只不过消解为与文化本质相悖的反向。资本逻辑统治整个人类社会，将所有事物量化同一成资本附庸，转化为资本异化价值的存在形式。在此之下，人的批判能力丧失，文化教化功能被取代，使得“现代文化倾向于一个水平化的过程，在其中，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承受着‘将千差万别的因素一律转化为货币’的痛苦。”[18](P35)货币变成文化内在价值的通约手段，文化已完全背离其“人化”与“化人”的双向互动，同构为物的外在状态。更进一步，文化的价值异化为资本价值，文化与资本的同一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当文化被抽离成单一化、平面化的单向概念，一种异质性文化不断产生。不妨说，资本文化逻辑创造的是与文化本质特征相背离的商品，是异化的、消极的、摧毁性文化；而其无法生产或直接摧毁的，是能产生出人的全面性的积极、健全文化。总之，资本消解文化，文化皈依于资本，资本文化以整体的负向效应显著呈现。
与上述路径一脉相承的“权力转向”更关注在政治语境中研究翻译活动，凸显翻译与权力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Alvarez & Vidal激进地将翻译活动(translating)称之为“一项政治行为(a political act)”(2007:1)。
第二，享乐主义。简单理解的享乐主义，更多强调消费主义文化笼罩下追求当下快乐与享受最大化的价值观念。“娱乐至上”是文化资本时代大众文化的普遍特点，也是享乐主义的鲜明指向。“随着娱乐的兴起，一切艺术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了影响”[16](P129)，当“娱乐至上”甚至“娱乐至死”占据主要地位，一种依附于视觉奇观化和感官刺激的快适伦理支配资本文化逻辑，最终形成“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7](P940)。在娱乐与文化、外在与实在的混置下，客体实则是“通过一种比广告商贴出来的标语还要僵化的模式，彻底剥夺了大众，剥夺了这些更高级的东西”[12](P129-130)，主体的错位与缺位使文化之实体意义逐渐失落。简言之，娱乐取代文化、崇高价值世俗化的趋向，是文化之商品性质衍变的结果，更是文化扁平化、空心化、单一化的前结构，由利己主义向享乐主义再到虚无主义演进，资本以逐渐深入的方式渗透于文化。
第三，虚无主义。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类创造性的成果。当资本文化以“日用而不知”的方式作用于人性，文化已不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标识。人性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与人化相背离，一种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文化状态广泛存在。在资本的文化逻辑中，文化由资本创造、受资本统治、归附于资本，文化是资本批量化生产的商品。文化作为商品批量化生产、规模化复制，使其成本、周期、数量大为可观，达到了以往时期未能达到的文化繁荣。但资本所创造的文化繁荣毕竟是“虚假”繁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将其指认为“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大量的文化产品和受众并不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启蒙性福音，而恰恰是文化商品化造就的大众文化或世俗文化的欺骗性，它实则是动摇了文化精神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
文化资本助益资本增殖，但资本通过消费摧毁文化，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消费主义文化盛行。首先，文化资本是实现消费扩张的重要前提。某种程度上讲，消费扩张创造和发展了文化，但也正是被资本异化的消费在不断扩张，成为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乱象的源头。不容否认，消费是维系资本文化逻辑运转的重要环节。以文化资本为增殖手段，不断扩大现有消费，可以创造更多的资本收益。但当人类全部的文化体系被建立在消费之上，一种依赖于消费的文化创造由此生成。其次，文化资本的“价值溢出”效应进一步促进消费扩张，从而消解文化的精神价值。一般商品的价值在消费中被逐渐消耗，而文化作为商品呈现出越消费价值越大的特点，为累加需求创造条件，这是文化消费的“价值溢出”效应。就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论，人类物质消费的需求汲汲可数，非物质的精神文化消费却可无限延展，甚至有学者指出，文化的一个性质就是“被盲目地使用”[12](P146)。从增殖的角度讲，“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13](前言P1)由此而论，消费作为统治整个世界的伦理，“它正在摧毁人类的基础，即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思想在神话之源与逻各斯世界之间所维系的平衡。”[13](前言P1)思想的崇高性被放逐，“逻各斯中心主义”解体，人类的全部文化体系处于失衡状态。总之，文化资本的增殖优势也是其消极取向的本质内驱力，并且这种负面效应更为根本，它以消费为支点作用于文化，最终引发大范围的文化危机。
第一，利己主义。主导资本文化逻辑运行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功利主义似乎成了市场经济不可剥离的一面”[14](P68)，强烈的利己主义色彩使得资本文化“把财富的增长，福利的增加，物质利益的满足，效益(率)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等作为头等大事，包括道德等其他东西皆作为手段为此目的服务，哪怕牺牲公平、人权、精神品质，道德理想也在所不惜。”[15](P11)极端利己主义关注某一行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利益对比，强调行为的效果，因而更加看重个体的、自我的、当下的利益，这与真正意义上文化的本质背道而驰，是阻碍文化长远发展的销毁性因素。
三、逻辑悖论的分野及启示
资本文化逻辑既有创造文化的一面，又有摧毁文化的一面，是一个肯定性和否定性并置的复杂矛盾体。于矛盾着的事物及其内部规律而言，善于利用和发展其积极方面，引导及规制其消极因素，进而建构并扬弃主体的新形态，才能实现事物的自我超越。
利用-发展。从资本创造文化的逻辑，应妥善利用之，使其朝向有利于文化与文明进步的趋向发展。作为统治现代世界的最高权力，资本以“普照之光”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消除资本绝不是化解矛盾、打破逻辑悖论的“密钥”。以文化为代表的顶层设计的滞后，是当前利用并发展资本文化逻辑的理据。以商品结构形式为原则、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本高效运转的保证，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了资本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和高效率。资本助力经济发展，资本与文化的结合同样大有可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资本逻辑占主导，公共性是公有资本逻辑与私有资本逻辑所不同的差异。资本的公共属性之一，是实现最大限度对整个社会资源的有利调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文化产品，从而完成文化建设的一系列目标任务，为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基础。文化资本最大程度上生产满足公众需要的文化产品，越是能尽快获得更多利润，尽管资本生产的目的是自私的，但资本增殖的过程填补了社会需要不足的空白，“资本守德增殖使得文明化程度会越来越高”[19]，促进更高层次的文化创造。资本的公共属性之二，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互为补充。文化产业注重经济效益，而文化事业强调社会效益， “是对文化过度依赖资本发展的一种补充和矫正”[20]，利于纠偏文化发展中过分资本化、极端利己主义的弊端，扶助有品质的文化创造。
测量反吹的己烷及更重组分的峰面积，并在同一色谱图上测量正戊烷、异戊烷的峰面积，按式(2)计算气样中C+6的含量:
引导-规制。资本文化逻辑不会一直沿着文明的方面运行，不加节制利用资本增殖的创造性终究会暴露其野蛮的本质，走上消解甚至摧毁文化之路。在妥善利用资本逻辑发展文化的前提下，管控资本可能出现负面动能的态势，引导文化正向演进，显得尤为重要。转换资本的驱动形态，引导其增殖方式合理、渐进式革新，是化解资本危机、规制潜在风险的有利路径。“所谓现代性危机实质上是资本原有历史形态和增殖方式的危机”[21]，资本文化逻辑的悖论是资本与文化现代性悖论的集中体现，当今中国正处于一场伟大的现代性变革之中，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三重体验交织并行，让资本与文化的现代性悖论尤为凸显。资本文化逻辑创造了大量文化产品，但文化创作“海量作品少量精品”、“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严重，长此以往容易造成文化空心化、文化异化等纯粹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调整文化创作与发展的方式，加强引导以规制其流弊，成为现实背景下的选择进路。既然文化资本是具有优势的资本增殖形态，让其以何种状况或风貌呈现是问题的关键，有力监管是引导与规制的核心，应在两个方向上夯实力度。首先，注重主流舆论引导。主流舆论的先进属性是凝神聚力的支撑，是文化之现代转型的正确指针，更是文化建设中的内容创新，要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为人”本质，引导优质文化创造。其次，加强“去意识形态化”规制。受私有资本逻辑单一支配的现代西方文化，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加入，文化创造主体借助文化的外衣，添加进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图谋，凝练成一整套话语体系，文化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工具。这是带有侵略和霸权性质的文化殖民，造成离文化本质渐行渐远的“文化荒漠”；反之，祛除意识形态色彩的资本文化霸权，回归文化创造的艺术规律本身，可谓正解。
《条例》和《规划》为各方面开展网络培训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如今，从培训主管部门到国有企业，都非常重视网络培训工作，积极贯彻落实《条例》和《规划》的相关要求。在《条例》和《规划》的指引下，培训主管部门正在着手制定针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开展教育培训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将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网络培训工作的开展提出更为具体可操作的要求；大部分国有企业采取自建平台、采购外包、合作建设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网络培训工作，虽然各家企业开展网络培训的年限不同，但都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条例》和《规划》要求奠定了坚实基础。
建构-扬弃。在利用和发展、引导与规制的基础上，应努力建构一种扬弃资本文化的新型主体性文化，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面临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生长环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内生原创性资源，又有现代西方文化的外援吸纳性滋养，在资本文化逻辑所造就的“文化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文化范型不存在割裂发展的可能，因而尤其要“处理好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与传统、时代性与民族性之关系，自觉培育适应时代需要、富有创造力的主体文化”[22]。对于时间上的传统、空间上的他者，建构在二者双重扬弃基础上的文化主体，应着力实现两种转化。其一，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实践发展呼吁文化创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创新源泉。传统文化是古代农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而伴随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传统文化若想在现代资本逻辑的推进中焕发生机，需要具有现代性意蕴的转化。传统文化现代转化是革故鼎新的过程，扬弃其中与时代精神不符的文化糟粕，并把握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思想遗产，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二，实现异域文化的本土转化。异国文化中有消极、阻碍、于人类文明不益的部分，也有与我国国情不相适应的成分，在本土转化中应以文化辨别为前提。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便是异国文化本土化的生动范本。新时代外来文化的本土转化，主流指向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当代创新，支流上为世界各国文化的相融共生，形成愈加紧密的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求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文化复兴是国家强大、民族振兴的前提。利用、发展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引导、规制使之符合当代社会实践发展，建构扬弃资本文化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文化复兴助力文明复兴的核心。作为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最高标志，用优秀文化引领时代前行，将文化的精神价值超拔于资本的世俗性规约之上，成为理性驾驭资本文化逻辑的动力，必能走出逻辑悖论的拘囿，找寻破解资本迷局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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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the Paradox of Capital Culture ’s Logic
Liu Zhihong, Niu Siqi
Abstract :Capital creates culture and promotes huma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inevitably destroys culture and causes human to regress. This constitutes the logic paradox of capital culture. Free time,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re the premise and destination, the logical main line and the key factors of creating culture by capital respectively.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ultur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realizing the expansion of consumption, its“value spillover” effect further promotes consumptive expansion and eventually dissolves the spiritual value of 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production, productivity has not only indirectly dispelled culture with three tendencies of self-interest, hedonism and nihilism, but also directly destroys culture in its way of production capacity losing. For the logic of capital culture, the possible method is to use and develop its positive aspects, guide and regulate its negative parts, construct a new subjectiv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abandoning and subliming the capital cultur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get out of the logical paradox, crack the capital puzzle, and help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apital, Cultural Logic, Paradox, New Era
DOI: 10.16029/j.cnki.1008-410X.2019.05.004
收稿日期： 2019- 06- 20
作者简介： 刘志洪(1982-)，男，福建泉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872；牛思琦(1994-)，女，北京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逻辑基础理论问题的哲学研究”(批准号17CZX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410X( 2019) 05- 0027- 07
责任编辑：王 篆
标签：资本论文; 文化逻辑论文; 悖论论文; 新时代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