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武力反击，还是积极退让——中共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中共论文,事件论文,中山舰论文,武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发动和制造了中山舰反革命事件。史学界认为，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中共应该采取武力反击的对策。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国民党左派缺乏有号召力的领袖，国民革命军各实力派人物对这一事件又采取观望、纵容或支持的态度，而共产党又没有实力，也没有时间去制裁蒋介石这一背叛行径。因此，武力反击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采取积极退让的政策，这样，不但可以保存现有的力量，而且可以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认真吸取教训，大力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并争取机会建立自己的正规军队，果真如此则大革命的结果就可以大为改观。
关键词 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 中共 武力反击 积极退让
迄今为止，史学界认为，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中共应该采取武力反击的对策。笔者认为，如果把中山舰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中共用武力反击蒋介石的条件并不成熟，积极退让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武力反击 此路不通
（一）
中共对蒋介石认识上的偏差，使其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不可能及时采取反击措施。
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前，中共一直把蒋介石的名字“写在左派的题名录上”[①]。把蒋介石认定为“左派”、“革命的小资产阶级”[②]，这并非我党哪几个人的看法，而是中共这个群体较为一致的认识。其实，当时的蒋介石顶多只能算是中派，他的骨子里是反俄仇共的。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私下写信给廖仲恺，在信中咒骂苏俄为“凯撒之帝国主义”，指责中共为“俄奴”[③]。自从黄埔军校开办以来，蒋就以其为阵地，极力培植和发展自己的私人势力，偏袒和支持右派，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他曾训诫军校的学生“不可拿三民主义以外的主义来破坏我们的信仰”，进行宣传“煽动”，否则，他就要“干涉”[④]。中共对蒋介石之所以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由于“那时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⑤]；二是他把反俄仇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了。对此，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作了这样的表白：“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行动，时刻留心”，“我所抱打倒共产党的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⑥]。
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错误的行动。大革命时，中共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联合中派，孤立右派。既然把蒋介石认定为左派，蒋介石当然是在中共的扩大之列。中山舰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一直全力支持和拥护蒋介石。“廖案”以后，中共鉴于蒋介石在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以及平定杨刘叛乱中的积极表现，决定采取拥蒋政策。陈独秀称赞“蒋介石先生首创了党军”[⑦]。在广州国民政府实行改组过程中，有的军队被改组，有的军队被整编，而罗亦农发表意见却说：“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⑧]还有的中共党员“在党军、东征军、黄埔军校内有意无意之间就喊出蒋校长是孙总理的继承人的口号”[⑨]。在国民党“二大”上，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一跃当选为中央常委。选举的结果表明，蒋介石是得到了中共的全力支持的。1926年2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已成为一个受中共充分信任而又炙手可热的人物。
对蒋介石认识上的错误、行动上的支持，导致中共对蒋介石制造反动的中山舰事件缺乏思想准备。中共广东区委是事变发生地的中共最高决策机关。由于“3·20”事件的发生完全出乎意料，区委领导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手足无措。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处理中山舰事件上犹豫不决，“方针上掌握不太稳”[⑩]，只是把广东区委所在地——文德的文件运往他处，如何处理最后决定请示中央。中共领导人见到上海报纸上所披露的事变消息，先是感到莫名其妙，消息得到证实后，又感到这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①①]。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回国时路过上海，中共中央“才从他们那里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不知道详情”[①②]。迟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这时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又“渺无音讯”[①③]。可见从3月20日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一直不明真相。既然不了解事情真相，当然不可能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
反击时机，稍纵即逝。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后的初期行为的确带有惶惶然的味道。阳翰笙回忆说，当时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讲到这一事件“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①④]时竟哭了起来。蒋介石精神状态如此，假使中共有能力制裁他，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蒋介石很快摆脱了这种精神困扰，开始施展了其诡谲的权术，一面自请从严处分，一面公开表示不反俄反共，一面打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中共一度被蒋介石的权术迷惑，把国民党右派当成是事变的主动者。3月29日，中共广东区委在《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和那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陈独秀在听取了布勃诺夫的介绍后，也于4月30日在《向导》周报上撰文说，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①⑤]。张国焘在回忆中山舰事件时指出了这种偏差：“这件事显系蒋介石的主动，但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①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不可能组织力量反击蒋介石。也正是由于中共存在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蒋介石得以施展反革命的权术，赢得了时间，从容调整步伐，最终站稳了脚跟。
（二）
中共不能够在蒋介石发动武装政变时及时组织有力的武力反击，最主要的原因是本身的力量有限。
叶挺独立团是当时中共能唯一直接控制的正规武装力量，但在指挥上有时也受到国民党的羁绊。独立团是在征得孙中山和李济深的同意下建立的，名义上仍归第四军领导。叶挺是在其“中共党籍未为人觉察”的情况下出任独立团团长的。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为了加强独立团的领导“曾秘调了40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下级干部”[①⑦]。这些充分说明中山舰事件以前，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不是很绝对的。更何况驻扎在肇庆的独立团只有2000多人，武器装配也很差，枪支是当时较差的粤造枪支，重机枪只有两挺，火力不是很强。
不错，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党代表和做政治工作的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但他们并不掌握军权，在军事指挥上基本上处于“客卿”地位。副署作战命令并不说明党代表享有军事指挥权。《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中规定：“党代表与主管意见不同时，必须签署命令。”党代表连拒绝副署也不行。
相比之下，蒋介石除能掌握吴铁成的新编17师以及广州市的武装警察部队外，还能控制第1军及黄埔军校。1925年8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在党军第1旅的基础上组建了第1军，由蒋介石任军长。并且在事变发生前夕，第1军中拥有军权的人已全部都是蒋介石的忠实亲信，诸如何应钦、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刘峙之类的人物。不错，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夕，第1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2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7个是共产党员。可是，如前所述，党代表并没有掌握兵权，更何况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清除第1军中的共产党势力。中山舰事件一发动，这些共产党人就被扣押起来了。蒋介石还控制着黄埔军校，且不说军校有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势均力敌的反共拥蒋的孙文主义分子，蒋介石还在军校中培养了不少忠实亲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军校中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也被扣押。虽然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但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后一再在军校中发动舆论攻势，混淆视听，使许多人不明真相。这些表明，黄埔军校也被蒋介石控制了。与独立团相比，由于苏联军械多为第1军和黄埔军校所得，使之武器装备优良，弹药也很充足。所以，苏联顾问组季山嘉对依托叶挺独立团反击蒋介石的前景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他说：“肇庆一地的财力要对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东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它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成的武装警察部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一个星期。”[①⑧]
除正规军事力量外，中共和蒋介石都还有一些军事力量可资凭借。仔细分析一下，力量的天平还是向蒋介石方面倾斜。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小，且他们又各自正面临强大的敌人，凭借工农力量反击蒋介石行不通。中共在广东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当时有组织的工人约有10余万人，农会会员约60万。其中工人武装纠察队只有2000余人。乍看起来，中共的武装力量很强，其实不然。首先，他们缺乏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2000余人的工人纠察队也只有200条枪。其次，工农组织早就与各自的敌人在作斗争。罢工工人面临的是强大的香港英帝国主义。农会会员则与乡村中的地主、豪绅、民团斗争正烈。从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上半年，农民反抗地主、豪绅、民团的政治、经济斗争案件多达164宗[①⑨]。倘若中共真的用武力反击蒋介石，那么支持蒋介石的隐性力量便又会立即显露出来：一股是国民党右派，包括国民党极右派冯自由派，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为首的新右派，张继、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另一股力量是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以及乡村中的地主豪绅。自从省港罢工后，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几次请求英皇用武力干涉广州。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消息传到香港，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高兴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②⑩]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在此种情况下用武力反击蒋介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肯定会做蒋介石的后盾。这后果如何将不堪设想。
诚然，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后确实害怕共产党反击他，但真的要到鱼死网破时，蒋介石决不会心慈手软，是会拿起屠刀玩命的。力量的对比表明，中共用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制裁蒋介石。
（三）
有人认为：当时苏联顾问和中共倘能利用汪精卫的号召力，巧妙地利用汪蒋之间以及各军军长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从政治、军事两方面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历史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②①]。其实这种借助武力反蒋的方略也只不过是一个主观臆想罢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精卫身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按理说是有足够号召力的。可是汪精卫并不是一个有号召力的领袖。这是因为他没有掌握一支自己的军队，性格又懦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代表”[②②]。事实也表明，汪精卫不是组织反蒋统一战线的牵头人选。1926年3月20日，汪精卫得知事变时，当即指责蒋的行动是“造反”[②③]，流露出制裁蒋介石的意思。在22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委会上，汪对蒋的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可是无人响应。因此，21日汪精卫就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②④]。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在蒋介石向汪精卫的政治权威发起挑战时，汪只有高卧病榻。22日，国民党中委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最后的决定是：“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②⑤]。这是对蒋介石非常有利的决定。同日，国民政府在各处张贴布告云：“海军局代理局长殴阳琳无故离职，舰队骤无统率，致中山舰发生不守纪律之举动。政府为防患未然起见，特先将各嫌疑犯拿办。现已处置妥当，一切如常。”[②⑥]布告内容与蒋的口吻别无二样，蒋的行动完全合法化了，所以陈独秀才会认为：“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②⑦]
汪精卫号召力如此，各军军长对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的态度如何呢？当时广东有6个军，那就先看看他们的态度吧。
先看第2、3军。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在发动事变前与第3军军长朱培德进行了密谈，“蒋把会议有关行动的决定拿给朱看，并建议他参加，但朱没有同意，便起身到军事部长谭延闿那里去了”[②⑧]。朱虽未答应参与事变，不过他至少向蒋承诺了采取中立的态度，否则蒋介石是不会在密谈后下达戒严令的。随后，朱又偕第2军军长谭延闿带着蒋介石托他们给汪精卫的信件，来到汪的住处。信的大意是说共产党意图叛乱，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等语。为了弄清蒋发动事变的真正目的，谭、朱又决定亲自去询句蒋介石。行前他们托陈公博“吩咐军队准备，以备万一事变”[②⑨]。“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勒兵以俟后应”[③⑩]。他们并无反击蒋介石之意，只是为了自身安危而吩咐军队应变。下午，他们从蒋介石处回来，打听到蒋介石只要“限制共产党”[③①]，便如释重负了。
其次看第4军，第4军有4个师，实力仅次于第1军。从军事角度考虑，第4军军长李济深的态度最为重要。20日，李济深也到了汪精卫住处，当汪要他回军队中去准备制裁蒋介石时，李为了自身的安危予以拒绝。他在自己的回忆中也否认有制裁蒋介石的设想，“汪精卫请我和朱培德各军长谈话，说蒋介石造反，希望大家把军队撤出广州，以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搞法，但我们认为团结要紧，要请蒋介石来商量，因而不欢而散”[③②]。
再看第5、6军，第5军军长李福林是广东的地头蛇，有名的国民党右派。在事变后，他第一次宴请了军队中的苏联顾问，但这不说明问题。22日下午，蒋介石与谭延闿、李福林等各军长谈制裁俄顾问时，对此事变的处置“他们都表示赞成”[③③]。程潜的第6军到1926年1月才组成，只有一个师左右的兵力。程潜“因为想要扩大自己军队而靠近汪精卫”[③④]。没有材料说明他在事变后有实质性反蒋举动。
此方案的错误在于只看到国民党内部有反蒋情绪，而忽略了对那些具有反蒋情绪的人进行阶级分析。出身不正、资历较浅的蒋介石在仕途上平步青云，苏联的军援又多为蒋的第1军和黄埔军校所得，这不能不引起军事实力派对蒋介石的不满。但不能以这种不满情绪而忽略他们的共同的阶级本性。随着工农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必然加深。那些军事实力派原来都是封建军阀，国共合作后虽然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熏陶，但其本质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同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距离是比较大的。在统一战线的内部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他们不可能站在共产党一边而去参加有利于工农革命发展的反蒋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会议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共产党占7人。在随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中，都由共产党人主持工作，且各部担任实际工作的秘书也大多由共产党人担任，这就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畏惧和戒备。本来，“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惑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也不例外”。在这次大会上，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备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的国民党立场”[③⑤]。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其目的就在于限制共产党。这正符合国民党反共势力的愿望，蒋介石也正是把握了这一点，才敢制造中山舰事件。
此外，还需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对蒋介石采取了退让政策，使中共要用武力反蒋很难付诸实际行动。布勃诺夫使团是退让政策的始作俑者。4月初，这一政策得到联共（布）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的批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讲，下级要服从上级；何况共产国际还采取了直接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做法。因此，中共要用武力反蒋的话在共产国际那里就通不过。其次，共产国际和苏联在统一战线中是国民党左派的主心骨，它的退让政策使中共不能有效地团结汪精卫（笔者认为七·一五政变前汪精卫属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去制裁蒋介石。第三，国民党新右派在布勃诺夫使团和鲍罗廷实施退让政策的过程中，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大权。谭延闿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张静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假使中共要用武力去反击蒋介石，更加困难，更加不可能了。
二、积极退让 唯一正确选择
列宁说：“假使你坐的汽车被武装的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允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③⑥]可见，革命不单单有进攻，还有退让。这种退让不是消极退让，而是积极退让。
在探讨中共应如何正确处理中山舰事件时，应该首先界定一下“积极退让”的含义，使之成为一个可以操作性的概念。笔者在中山舰事件上所认为的积极退让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原则地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二是中共要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积极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
按照这一界定，中共实际上所采取的对策是消极退让政策。对于这一问题本文暂且不论。是武力反击，还是积极退让，应该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而定。综前所述，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中共要用武力反击的方针是行不通的，而积极退让众所周知于革命不利。在此情况下，应该选择积极退让对策。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利的。
（一）
中共采取积极退让政策，可以使国共合作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假使中共对蒋介石进行武力反击，国共合作必定破裂无疑。
蒋介石当时并没有打算立即抛弃联俄容共政策。他发动中山舰事件的目的主要是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打击国民党左派。当他制造事变后，他立即感到自己的羽毛并未完全丰满，同共产党决裂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蒋介石暂时不抛弃联俄容共政策，苏联的军援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山舰事件后，当张国焘与谭延闿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时，张担心蒋介石会抛弃联俄政策，谭延闿则说：“广东如果得不到苏联的军火援助，国民革命将成为空谈。”[③⑦]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应该比谭延闿更清楚。鲍罗廷对苏联军援于蒋介石的吸引力也是十分明白的。对如何弥补中山舰事件中苏俄与蒋介石关系的缺陷，鲍罗廷说：“现在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③⑧]在这些情况作用下，维持国共合作还是很有可能的。
蒋介石的言行也表明，他并不想立即抛弃联俄容共政策。3月26日，蒋介石就是否改变联俄政策回答了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他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早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③⑨]对于工农兵的联合战线发展趋势，他如是说：“工农能来革命，这个革命才能成功”，“我们此时唯有更加巩固工农兵的联合战线”[④⑩]。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④①]蒋介石除发表这一连串的讲话外，还施行了“苦肉计”，处分了一些肇事分子。如免去了王柏龄第1军第20师师长的职务和陈肇英虎门要塞司令的职务，并责令2人离开广州；罢免欧阳格代理中山舰舰长的职务，罢免吴铁城新编17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局长职务，并将此2人送虎门炮台监禁；对陈策、徐桴也作了处分。同时，蒋介石故意冷落古应芬和伍朝枢等右派。蒋介石这些言论和行动，是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施展其权谋的一部分，但也表明他并不打算立即抛弃联俄容共政策。国共合作是北伐战争的先决条件，当时北伐问题日益紧迫，北伐时机也日益成熟。在蒋介石制造反动的中山舰事件而又不想立即抛弃联俄容共政策的情况下，中共采取积极退让的政策是必要的、妥当的。不然的话，国共合作一破裂，北伐也就将遥遥无期。
历史已经表明，采取消极退让的政策也可以达到维持国共合作局面的目的。但是，采取积极退让政策与采取消极退让政策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产生的效果也是不同的。中共在处理中山舰事件时，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不惜作出无原则让步，尽量回避同国民党新右派作斗争，以至国民党新右派占尽上风。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既要维持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又要克服和消除其消极影响，尤其要注意打击地主买办和资产阶级右派，努力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去。如果中共采取这样的政策，就能使国共合作局面更加巩固；而消极退让，只能暂时维持已经有裂缝的国共合作局面。其结果就好比一只完整的瓷碗与一只已经有隙的瓷碗不同一样，虽然两个都没有碎，但它们各自使用的时间肯定不一样。
（二）
中共采取积极退让政策，是当时形势所需，大革命的目标所求。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五卅”运动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为了扑灭革命的烈火，1926年初，直奉军阀在帝国主义撮合下化仇为友，联合讨赤。他们的步骤是“先扑灭北方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赤化”[④②]，以实现全国的反动统治。直奉军阀的合作，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1925年及1926年头两个月，日、美、法三国共给奉系军阀20.4万支步枪，1.5万支马枪，2000万发子弹，4架飞机以及其他武器[④③]。同时，“英国根据它驻沈阳领事的建议，秘密给了张作霖500万英镑的军用贷款”[④④]。英帝国主义还供给直奉军阀1.5万支枪。在张作霖、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军队里，“一切军事行动的指挥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靳云鹗（直军）的军队里也有大批日本顾问”。直奉进攻国民军的“作战计划是东交民巷的英、日帝国主义者所规定的”[④⑤]。在奉直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于1926年3、4月间被迫退出京津地区。随着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北方革命运动被暂时镇压下去了。吴佩孚还准备联合西南军阀进攻广州国民政府，而英帝国主义也早就对广东虎视眈眈，形势非常严峻。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也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非常紧急”时期，根本出路在于争取北伐的胜利，中共要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力量包围下的广东用武力反击蒋介石，不仅会导致国民革命的夭折，而且对中共的处境也极为不利。
但是，在中共实行消极退让政策情况下奉行北伐，也令人忧虑。因为蒋介石必定会借北伐之机大大发展自己的实力，并形成军事独裁，这很可能使北伐半途而废。对于这种后果，陈独秀在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来了。他说：“若其中（指北伐——笔者注）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④⑥]不幸的是，北伐的结果竟为陈独秀所言中，这从反面说明中共采取积极退让政策才是必要的、明智的。
（三）
中共采取积极退让的政策，有利于自己力量的发展。
首先，可以保存现有的革命力量。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中共与蒋介石的力量对比相差实在太悬殊；广东革命根据地又正处在西南军阀、直奉军阀和香港英帝国主义的几面包围中，在此情况下，中共要用武力反击蒋介石，难保蒋介石不会跟那些敌人携起手来共同屠戮共产党。如果那样，中共在广东的力量便有全部被灭的危险。1927年，鲍罗廷在谈及退让政策时说道：“当时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中派分子（指蒋介石——笔者）决裂，那就是大错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作出让步，那就意味着同国民党合作的终止，革命力量就会局限在一个省里”[④⑦]。我们撇开鲍罗廷对蒋介石采取的是无原则的妥协退让不说，从保存中共发展力量的环境和机会这一点来讲，他讲的还是颇有道理的。只可惜的是，鲍罗廷那时对蒋介石所采取的退让政策，着眼点是为苏联“避免一场灾祸”[④⑧]。
中共果真采取积极退让的政策，则不但可以保存现有的力量，而且可以在国共合作情况下，认真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大力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并争取一切机会建立自己领导的正规军队（这种机会后来出现过多次），那么，大革命的结果就可以大为改观。
结束语
在中国革命史上，中山舰事件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对国共两党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对国民党产生的结果，蒋介石如是说：“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④⑨]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后果，周恩来如是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⑤⑩]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消极退让，必定无所作为。其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注释：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
②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1926年1月29日。
③转引自陈以沛《黄埔军校合作历史实录》，《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
④蒋介石《革命党员必须见义勇为》，1924年8月2日，《蒋总统集》第1册，第424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23页。
⑥蒋介石《东路军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说词》，1927年5月6日，《蒋总统言论集》第4集，上海中华书局版，第329页。
⑦陈独秀《今年双十节》，《向导》第133期，1925年10月12日。
⑧罗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府》，《向导》第139期，1925年9月18日。
⑨包惠僧《大革命时代在黄埔》，《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⑩ ②② ③④ ⑤⑩《周恩来选集》（上）第120页，第117页，第123页，第121页。
①① ①⑥ ③⑤ ③⑦ ③⑧张国焘《我的回忆》（二）上，明报月刊出版社1973年版，第498页，第502页，第481页，第508页，第515页。
①②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转引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317页。
①③莱斯·埃之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茨基论中国·引言》，转引任建树《陈独秀传》（上），第318页。
①④阳翰笙《风雨五十年》，第105页。
①⑤致中《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①⑦司马路《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4）第67页。
①⑧茅盾《中山舰事件》，见《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①⑨杨绍练、余炎光《广东农民运动》，第176页。
②⑩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78页。
②①赵旭《汪精卫出走原因剖析——中山舰事件新探之一》，《历史教学问题》1987年第4期。
②③ ②⑨ ③⑩ ③①陈公博《苦笑录》，第37页，第38页，第39页。
②④《时报》，1926年3月30日，转引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⑤《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转引同上。
②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5册第28号。
②⑦《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⑧ ④⑦[苏]切列藩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357页，第392页。
③②《李济深略历》，《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
③③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93页。
③⑥《列宁选集》第4卷，第193页。
③⑨转引杨树标《蒋介石传》，第84页。
④⑩蒋介石《工农兵大联合》，1926年5月2日。
④①蒋介石《校长训话》，1926年6月28日，转引自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④②雷音《奉系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向导》第131期。
④③ ④④《苏联国防部档案》，转引自[苏]维·马·普里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译本），第14页。
④⑤述之《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向导》第147期。
④⑥陈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期，1926年7月7日。
④⑦马丁·威尔伯等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文献（1919—1927》，纽约1972年英文版，第249页。
④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1894～1949），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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