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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8204 （2001）01—0040—06
毛泽东是一位世界历史的巨人，他的一生显得纷繁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甚至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对伟人毛泽东，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是十分正常的，但我认为，为了正确认识毛泽东，应更注意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的研究和认识，找到什么是他基本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找到他复杂活动背后的根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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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噩梦，但对毛泽东的研究来说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什么是导致“文革”的根源？“文革”的目的何在？众说纷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新中国的开创者，打碎自己亲自建立的一切，无论于情于理都很令人费解。有人把这归结为权力之争一类的简单说法，但事实上却说不过去。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一次汇报会上，毛泽东说：“我想在我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大权旁落，我是故意大权旁落，万没有想到走向反面。”[1] 可见要夺回这故意旁落的大权，毛泽东也无须大动干戈。假若如此，在刘少奇遭到无情批判，事实上已被毛泽东赶到台下的情况下，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还有什么权力之争的意义？“所以，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或简单描述为一场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分，但当时广大群众包括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2]（P192）那么，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旧文化包括书籍的大规模的毁灭运动，使多数古今中外的人文和社科著作，不是被禁就是被烧。然而，令人不得其解的是，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等的革命著作以外，鲁迅先生的著作，不但没有被禁毁，反而倍受推崇，这在当时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这样历史的真实，说明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推崇和敬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讲过：“我与鲁迅是相通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先生的投枪、匕首、打落水狗精神是一直被倡导的革命精神，而他对中国社会深刻的剖析，对国民性的改造之论更是令广大青年折服。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青年浪漫思想期已经过去，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迫使鲁迅把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沉淀、包裹、压缩在冰一般的冷静的观察、探索中。革命倒证明了鲁迅早年的看法：办工业兴实业，“黄金黑铁”固然不能解决救国问题，去皇帝改共和，也仍然不能使中国兴起。上层是一幕又一幕政治丑剧，下层却永远沉沦在麻木、“平静”、不觉悟和被宰割的悲惨境地中，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人物毫无改变。“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3] （《朝花夕拾·范爱农》）“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3] （《阿 Q 正传》）出路在哪里？ 鲁迅并没有放弃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1925年春鲁迅仍坚持20年前提出的：“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两地书·八》）“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 对于中国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3] （《华盖集·题记》），“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是为了想由此引起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社会的假面”[3] （《两地书·一书》）。“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的希望。”[3] （《两地书·八》）鲁迅实际已经看到正是这些古旧“文明”造成了国民性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的毒害，使人民不觉悟、落后、麻木等等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文明”正是一切统治者们所竭力维护的。鲁迅对改变国民性问题的答案，已经落实在对各种社会现象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揭露和猛烈批判上。于是，就有了实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来作为唤醒在“铁屋子”里“熟睡”和“闷死”的国民的主要武器。
诚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共和，但共和之后的黑暗现实却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急风暴雨似的革命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摧毁一个王朝、一个政府，却不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改造一个社会。社会的改造比推翻一个王朝难得多。而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与鲁迅是相通的。他从来看不起那种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顺民贾桂之流。从50年代末期之后，毛泽东愈来愈强烈地抨击老年人压制青年人的传统规范，反复论证“儿子比老子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4]（P376 ）他鼓励青年学生起来造反，造考试的反、造先生的反、造社会的反，天不怕地不怕。毛泽东与鲁迅的相通之处是对旧文化的批判意识。只不过鲁迅只有文人的手段，弄文以抗世而已；而毛泽东则有政治领袖的手段，乃至精神领袖的手段，自然有巨大的号召力。
一些学者和政要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归结为权力之争或个人崇拜的需要，是失之偏颇的。因为在毛泽东扑朔迷离的人生道路和政治成就的背后，还有一条他终身关注的对文化和传统的深刻透辟的思路，那就是毛泽东的文化批判思想及其思想改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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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封建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意识，可以追溯到他成为共产党人之前的岁月。1918年他与蔡和森、肖子升等人在长沙建立“新民学会”，“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5]（P11）。在1920年12月1 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毛泽东提到他对社会改造两个主张的看法。一是肖子升等“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真理上是赞成的，但事实上认为做不到”[5]（P4—5）。二是“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5]（P5—6）从“新民学会”宗旨和毛泽东的言论，我们可知他并不反对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人心风俗。不采用这个被称为真理的方法，则因为“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5]（P5）。在此情况下，诸路皆走不通， 只好采用俄国式革命的“恐怖方法”，不过也只是“变计”而已。因此，毛泽东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为毛泽东在方法上选择了“变计”，就放弃或遗忘他肯定的真理的东西。事实上在毛泽东执掌中共实权的延安时期，人心改造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他夺取中国政权的步伐声中，这支旋律逐步得到了加强。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建国后的思想改造，以及之后长抓不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合乎逻辑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毛泽东对人心改造问题关注的思想脉络。而这种关注到了60年代，竟成为毛泽东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必须指出，毛泽东的人心改造首先是政治原因引出的，而文化批判的完整思想则形成于他的晚期。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引起的。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指中国革命主要依据农民的事实，修正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个事实关系到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性质——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还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国内的不同政治势力中，有人提出中国革命是农民的土地革命的看法。出于好意，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黄炎培对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解决“改朝换代”那种历史循环的问题都是针对这场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事实有感而发的。对此，毛泽东的回答别具一格：“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表面上看同是巩固政权的问题，但立场不同思路就不同。一个是传统的思路，仿效古代盛世，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成为新的统治者，另一个则是靠政权的性质决定的。目的不同，意义也就不一样了。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不是指失败了的李自成，而是指那个反皇帝是为了当皇帝的李自成。掌握政权是表面的，改变政权的性质才是根本的。这是理解毛泽东人心改造问题的关键之处，是他文化批判的根本目的，也是他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人们不理解毛泽东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差的提法大发雷霆，就是多年后的梁本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梁自认为是为农民请命时，事实上把毛和他所领导的政权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上。所谓：“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了他们了。”[6]隐含着抹杀政权性质差别的前提。 当毛泽东掌握政权之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一类的话题已经提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梁漱溟的没有性质差别的政权巩固问题与毛泽东的肯定性质差别的政权巩固问题的矛盾。如果说，前者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如毛泽东批判的《水浒传》中的宋江等人），而后者则是反了皇帝才能没有贪官。如何看待这场革命以农民为基本队伍的事实，既关系到已经结束的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关系到今后政权的走向。毛泽东必须来证明它。这既是捍卫他的事业，也是捍卫他自己。这是毛泽东人心改造到文化批判的一个深层的诱因，也是他后半生思想形成的起始点。从此他走上思想意识这个无形的战场，密切地注视着这里的变化。
1957年在鸣放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前后矛盾，其中是有原因的。“从5月1日到6月7日整风运动有效地开展着。在这一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确信‘早春’终已离去，夏天业已到来，因而倾诉了他们过去不敢吐露的对党的不满，他们的批评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必须迅速地行动起来，进行整党和纠正党的滥用权力的判断是正确的。”[ 7]（P342）但是，“由于担心又一次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政治局的多数人确信有必要进行反击，毛可能一直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陈伯达参观北大校园，断言新华社关于那里的骚乱的秘密报道是言过其实的。此外，毛曾公开宣称他对骚乱毫不在乎。然而，由于他未能实现他对党的作出搞‘和风细雨’的整风的诺言，他的立场动摇了。同时，中共的干部因在整风中受到严厉的谴责，士气已低落到危险的地步。这样，毛不得不同意实行反击。”[10]（P348—349）众多的证据证明， 将最初针对官僚及其机构的党内整风演变为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整肃，绝非是早有预谋的圈套。换言之，这结局绝非毛泽东的初衷。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毛泽东忽视了官僚主义存在的事实。从九年后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与旨在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者”的整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在这九年的岁月里，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尽人意的。大跃进的直接后果是三年困难时期。那种低效率的甚至是灾难性的经济状况，与毛泽东主观上想建设的那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共产主义的食堂化造成的糟糕局面使毛泽东处于难堪的境地。毛泽东必须承担应负的责任，于是他主动作了检讨。但是所谓大跃进，实际上是由一个“卫星”骗局构成的。而骗局的制造者不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恰恰是毛泽东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者们。在经历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后，中国的现实不得不使毛泽东去思考，他领导的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难怪他在1972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不无伤感地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些地方。”[ 8]（P18）联想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说过的“还跟旧社会差不多”，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一系列言论，以及他对卫生、文教部门的猛烈抨击，戏称文化部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可以体会到他那种对“许多共产党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4]（P365—366）的愤怒心情。这一点与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的那种“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人物毫无改变”的愤怒心情极其相似。正如基辛格所说：“对毛泽东来说，共产主义就是真理。但是，当他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梦想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真理——这是他和20世纪所有的其他的共产主义之父不同的地方。他发现，共产主义演变的结果可能嘲弄自己过高理想，而中国的本质（驯服了过去一切动乱的几千年文化——引注者）可能把他掀起的巨变转化为它似乎永恒的赓续中的一个插曲。”[8]（P20）因此，在1965年1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开了毛泽东晚年最后一场政治搏斗的序幕。这既是他文化批判运动的前奏，也是他文化批判运动的目的。那么，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有理”，“要斗私、批修”，“要自己教育自己”的人心改造工作则是毛泽东文化批判运动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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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改造问题，在毛泽东那里不是认识困难，而是表述上的困难。因为改造对象都是他在夺取政权时的依靠对象，即他的战友和人民。这无疑使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真实的动机只好隐藏在他已为人们所接受的革命的、阶级的语词系统中，给人们理解他的思想设下了深深的陷井。正如基辛格所说：“毛泽东发现，改造社会所必需的革命热情和严格控制这两者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和人民的传统顶起牛儿来，而对于人民，他是又爱又恨的。”[ 11]（P19—20）从毛泽东的人心改造思想和实践问题上来看，有“名同实异”的两个部分，在研究中必须分开。一部分是本文所说的“人心改造问题，”指国民性改造的有文化战略意义的那个部分，与梁启超的“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的思想，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等思想有关联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以党的建设为目的的“思想改造”的那部分，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化的。“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着重‘自觉能动性’的哲学高扬中，道德主义的精神、观念和思想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把‘改造思想’作为党的建设的关键环节。”[2]（P175 ）以这个目的而高扬的共产主义道德，很难和毛泽东后期认真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心改造”同日而语。刘少奇把“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无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2]（P178）。 显然只适合于一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在本质上却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只不过用了新的词语系统阐释罢了。即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说法和赞成过，都不足以确定他思想深处的赞成与否。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区别和联系，透过“文化大革命”政治大动乱的表象看到其内在的深刻的文化含意，从而理解毛泽东自认为一生作了两件大事不是自我标榜。
国民性改造是毛泽东真正关注的部分，这不是那个高扬的共产主义道德，而是顺民贾桂之流的“奴性”，这是中国两千年专制文化的恶果。中国国民的奴性十足，曾使近现代思想史上无数先知们深恶痛绝。这种奴性是文化专制的怪胎，是两千年思想控制的结果。是愚民的思想控制，才有孔乙己一类的沮丧表现；是血淋淋的镇压，才有阿Q 一类的可悲心理。思想控制与专制恐怖狼狈为奸，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本原因。“在中国的王道，看上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3] （《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王道”与“霸道”虽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大凡专制政体下的国民都有上述共同的心态，因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态。在屠刀和镣铐下，人们唯唯喏喏，唯书唯上，明哲保身。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天成的族类”，在新文化的启蒙之药尚未服下，又以抱病之躯为新的政治的需要，他妈妈地“革命”去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取得政权之后，国民性问题仍然是毛泽东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此时的地位已不容他自由地发表一个思想家的见解，他思想家的本性就不得不隐藏在政治家面貌的背后。他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不得不艰难地表达着他的思想，并且也不得不为他活跃的思想付出惊人的代价。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批判实践首先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武训是奴性天成的一类人物，他行乞兴学，不能树“新民”，反而添奴才。《武训传》实质上是宣传鲁迅、毛泽东等人所反对的封建传统文化。但批判《武训传》又造成了一个假象，即被批判的人们用毛泽东的政治指责与行政干预的粗暴来掩盖自己思想上与封建文化的一脉相承，好像毛在搞文化专制。毛泽东对此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9]由宣传武训而引起的“根本问题”， 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文化批评的全过程，直至“文化大革命”。在众多的事件和人物中，最具有思想上意义的莫过于梁漱溟和刘少奇，而他们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毋容置疑的。李泽厚评价梁说：“社会斗争和政治逻辑使梁的理论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思想学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漱溟70余年一直为西化派、为马列主义者所批判所冷淡，在几代青年中并无影响的根本原因。”[4]（P290）陈独秀、 鲁迅等人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要打倒旧道德而提倡新道德，原因是旧道德是造成“奴才”的直接原因。而新道德又恰好是奴性的对立，即“利群”、“尚武”、“冒险”的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而与毛泽东的“贵我，勇斗”，“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等思想和行为有着相通之处，与造成奴性、顺民的旧伦理道德水火不相容。显然，武训、梁漱溟等人在道德伦理体系上与儒学传统有着继承关系，而毛泽东在道德伦理体系上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反旧道德思想有着继承关系。这就不难解释毛泽东对李逵、贾桂、法海、白娘子的爱憎分明了，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起电影《武训传》批评，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教育改革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60年代，毛泽东针对教育的一系列谈话，其立足点与他这个树立新民的基本立场相关。虽然，那次由此而起的教育“改革”因“文革”终结而流产，但是，毛泽东在教育上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光彩。正如朱学勤所说：“西方教育哲学不管内部怎么争吵，但对中国教育有这么一个共识：自清末废科举以来，一部百年中国教育史，只不过是一部引进外国教育史。一会儿学美国，一会儿学俄国，乏善可陈。要说例外，那就是60年代那场短命的教育‘改革’，那才是你们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岁月：颠倒的历史第一次颠倒过来，中国人一下子成了教育思想出口国，而不是教育思想进口国！只可惜好景不长，落花流水春去也。……毛的那套思路先是被他本人的言路所扭曲，后来又被别人的言路所堵塞，迟迟等不到一个准确的破译，终于等不耐烦，一跺脚，随他老人家逝世，恨恨西去了。因此，这批西方人似乎比我们还要痛惜我们的伟大领袖，以至于打抱不平，认为临终前最有资格吟诵海涅那名诗的人，尚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泽东：‘——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10]作为思想家的毛泽东，在当时没有人能完全理解和验证，他怎么不孤独呢？
把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批判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他文化批判的中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问题息息相关，并对绵延至今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提出质疑，仅此一点就足以奠定他在古往今来思想家中卓尔不群的地位。汤因比曾说，毛泽东比我们时代先进50年。然而，政治家的地位限制了他，使他很难把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转化为文化批判的语言。他只好借助于政治语言和历史掌故曲折地含糊地表达他对我们这个沉重的文化包袱和这个文化影响下的人民的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当他以国家元首的政治地位发起对旧文化批判的时候，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搞政治斗争或搞新的文化专制，甚至被一些头脑中旧文化思想根深蒂固的人利用演变成政治斗争或内乱。在这个传统世俗的社会里容不得离经叛道者，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不例外。你可以用暴力去改朝换代，但你却无法用政治性、行政性的手段很快改变我们这个文化传统。这也正是毛泽东晚年悲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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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人心改造到文化批判，是毛泽东后半生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留下来的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
回顾毛泽东所发起的有关批判，甚至他对人的好恶，似乎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的立场与基本观点是前后一致的，即一贯的反旧道德、反封建传统文化。在这一点上没有多少自相矛盾之处。
毛泽东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而在20世纪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与传统的中国社会有重大区别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静”、“主和”的特征被“主变”、“主斗”的新文化特征所取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
由此可见，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使统治者变成人民公仆，是毛泽东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有人说他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真正领袖。应该说他所追求的民主在目标上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的民主是一致的。然而，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如何实现民主的道路却遭受重大挫折，其人治思想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这也就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所在。
那么，毛泽东为实现民主的探索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而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实现民主政治是行不通的，依法治国才是走向民主的成功道路。因此，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建成一个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或不受法律约束的真正的法治国家，是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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