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拜物教-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论文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拜物教-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论文

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拜物教
——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

董俊材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4000)

摘 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提出了拜物教思想,社会影响巨大。鲍德里亚对此有质疑,认为大众传媒在消费社会加速让艺术沦为符号象征,整个社会已陷入符号拜物教的狂欢。他从文化角度出发,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试图用消费社会的符号决定论代替马克思的商品社会价值交换论。本文通过探讨商品价值的符号化转变以及支配原则发现其中的优点与不足,发现其结论虽深刻,但深陷单向思考,难免走向虚无与无奈。

关键词: 消费主义;艺术符号价值;符号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的描述出现在《资本论》中的第一卷第一章。商品表面上是一种简单平凡的东西,但实则为“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以“木头变为桌子”的例子来说明当物一旦成为商品就会神秘地对人进行支配。马克思立足现代商品经济,从生产者与消费者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此番油价下跌的本质是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相对宽松、库存上升,诱因是“供需状况因地缘政治局势影响而趋紧”的预期被证伪。

生产者必须实现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才能获得利润,这个过程是惊险一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消费者追求商品使用价值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这也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关键。商品作为劳动的产物却反过来对人的生产活动产生制约,物支配人的现象逐渐显现,而人对物所滋生的崇拜之意也愈加明显。马克思将其与宗教相类比:“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一、符号拜物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因对消费问题本身的论述较少难以完全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经济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资本社会中消费特点的转变,消费环节不仅是商品再生产的固定流程,还是消费社会市场经济的灵魂,当今已经由经济社会变为消费社会,消费成为市场主导。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社会持续发展与稳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时代的巨变让消费代替了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

工业革命的成果让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消费之风也开始盛行,一种新兴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开始引领潮流。一战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在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同时制造了大量奢侈品。西方社会“福特主义”的发展让工人获得了足够消费的经济基础与空余时间。工人阶级不但能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求,还能获得原本只在上流社会流行的奢侈品,这促进了消费主义在工薪阶层的传播。此时,消费不只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还是一种满足享受与发展的超前消费。

鲍德里亚还指出在消费社会中存在两个系列的交换过程:一是马克思原本强调的交换过程,它实现了商品价值到使用价值的飞跃;二是他的新论断,即消费社会必须实现经济交换价值到符号交换价值的转变,构成完整的符号价值体系。在符号价值体系的形成期,他抛弃了马克思理论中消费的实用性,转而投向象征身份与地位的符号表象,通过外化一系列符号完成实现自身合法社会地位的目的,同时要求我们必须将符号交换价值的产生过程作为消费社会分析的基础。

二、要素价值的符号化转变

在鲍德里亚看来,艺术品的价值由竞拍双方的竞拍决定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将其视为理论来源。这一特例表面上看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便更让他笃定在艺术创作和消费的两个过程中,价值规律都出现了功能化体系的转变,沦为个体自恋的行动,且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典型的符号拜物教。

鲍德里亚以福柯表象型艺术转向表现型艺术的观点为基础来解读当代艺术,现代性生产改变了艺术的特征,从过去强调突出社会的秩序转向了主体的自我表现。他以赝品为例,赝品同真品在19世纪以前都具有合法性,二者均是世界秩序的表象,不是序列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而在消费社会中,原作不再消隐主体来反映世界,失去权威性的同时让赝品被动地丧失自身的社会价值。“我们今天不再处于空间之中而是处于时间之中,处于差异领域中而不再是相似性的领域中,处于系列之中而不是处于秩序之中。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此时的艺术作品仅仅只是创作主题自身的表达而不是上帝意志与秩序的象征。“一旦合法性转向了绘画行为,后者仅能证明其自身的不知疲倦。正是这一事实,它构成了一个系列。”稳固的艺术体系被打破,艺术作品仅以单一的符号形式存在,只有在与其他作品的连接中满足序列关系才能体现价值。所有原型价值的丧失彻底颠覆了其独特性与权威性,恰好印证了本杰明的结论,机械化时代的机械复制,特别是照相技术产生之后,赝品的盛行动摇了绝对正确性,它的绝对权威性也失去了往日荣光。

(4)海南省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效率分析。经济发展效率落后:近四年来,海南省碳排放的总效率在0.58~0.70之间,表明海南省经济发展近四年来全部处于DEA无效的状态;规模效率落后:海南省规模效率值在0.58~0.70之间,表明海南省通过增加投入,提高规模效率,而且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空间巨大;碳排放效率领先:海南省纯技术效率值均等于1,碳排放的改进比率为0,表明海南省通过在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积极参与华南地区碳交易,提升碳排放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空间不大,即全国碳市场启动后广东省和海南省进行碳交易的空间不大。

鲍德里亚得出的结论强调符号艺术只能表现符号自身,符号价值已经操控了整个艺术的存在方式,艺术带给人的只是一种简单快感和自娱自乐的幻觉。人们的歇斯底里都根源于对物质与技术的痴狂,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只有符号学的批判才能对症下药。

肺癌对于患者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痛苦与伤痛。引发患者出现肺癌的病因十分多样,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患者,肺癌的发生率相对较高一些,此外,因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也容易引发肺癌。对于肺癌患者的治疗,因根据其具体的病情,开展相应的药物及相关护理[3]。CT应用于周围型小肺癌的诊断,CT的灵敏度十分高,但是特异性较差。我们知道,在理想的状态下,通过临床的影像学,能够有效避免不必要的侵人性检查、并发症及相关的费用,因而通过扫描而对患者进行病情确诊变得非常重要。

照相本就不存在原作的概念,作品皆是技术的产物,复制技术让对象与现实脱离,复制品的爆炸最终湮没原作。消费社会对符号的痴迷不断升级,一场符号崇拜的全民狂欢愈演愈烈,品牌的痴狂代替了广告信息,超越的痴狂代替了艺术创新,符号拜物教大肆盛行。各种符号用淹没现实的手段构建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鲍德里亚此时超越本杰明进一步指出:“作品不再植根于上帝(植根于世界的客观秩序中)而是植根于系列自身。这时关键的任务就是保持符号的权威性。”符号完全驾驭艺术,区别这符号大小的标准只有签名与记号,这些皆是作者的自我物化于作品的体现。“在记号中,存在着符号与名字的联结——在绘画中这种符号区别于其他符号,但与它们具有同质性;一个名字与其他画家的名字相区别,但他们在相同的游戏中都是共谋者。正是通过主观的系列(权威性)与客观系列(符码、社会认同、商业价值)的矛盾联结,通过这种变化了的符号,消费体系才得以运行。”

消费社会中传媒工具迅猛发展,符号体系正是借助其传播快、蔓延广的特点加快了对社会的掌控。人们消费的对象由商品本身变为对其背后意义的追逐,且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社会亟待一种全新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定义消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新事物。而完成这些的关键就在于将社会要素的符号化作为批判的核心,分析符号价值体系的内在操纵运行机制,构建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于是,鲍德里亚便提出了符号政治经济学。

总而言之,声乐作为当代的潮流音乐形式,其必须结合当代的流行音乐和时代文化,才能激起学生对音乐的渴望和兴趣。教师要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流行元素的内容。只有引入切实可行的流行元素,才能使每一个学生的音乐潜能得到开发,让学生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课堂的氛围中并使学生从中受益,最终主动爱上音乐、感知音乐、欣赏音乐。

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认识到现代艺术沦为消费社会的象征性产物,艺术与经济的关系也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鲍德里亚通过解读大众文化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其本质是将物产阶级意识神秘化来隐藏真实冲突。他指出,必须揭示大众文化的内在技术才能解答符号价值的产生。相比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鲍德里亚关于艺术价值符号化的分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符号价值的支配原则

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中艺术品的交换价值不再起作用,拍卖与收藏的方式对社会进行了重新划分,新贵族纷纷出现,他们追逐各种个性符号将自身与旁人区别开来。这一过程是差异交换原则的集中体现,掩盖了背后浪费与虚伪的本质,突出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特权到处追逐着我们的工业社会,在这里资产阶级文化只不过是贵族价值的幻觉。”社会构成了一套与符号价值相匹配的严密交换规则,并被社会大多数阶层认同,冲淡了原本的社会冲突。此时符号式文化占据主导,价值符号构成社会支配的基础,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统治。

通过对分配原则的分析可以发现,鲍德里亚虽然看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得出了符号价值理论,但就其性质来说是典型的符号决定论。除此之外,他将现代传媒作为自身符号理论的运作基础,一再强调符号如何被统治者操纵,却并未看到它在被大众接受的同时存在个体内在的自我创造空间。在分析问题的方法上,他未能完全用辩证法的眼光看问题,在后期的思考与分析中尤为突出,这使其在无奈与虚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何科学地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武器来弥补这一符号化空间的缺口,是我们现阶段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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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640(2019)03-0018-02

doi: 10.3969/j.issn.1008-9640.2019.03.007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简介: 董俊材(1992—),女,湖南张家界人,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辑: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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