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风暴的角度看协调内地、港台金融政策的重要性_金融论文

从金融风暴的角度看协调内地、港台金融政策的重要性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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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在“两岸经贸关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由其特殊的金融地位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内地与港台之间日趋密切的经贸联系所决定的。所以,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两岸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近期国际游资侵袭港元联汇制,使港元汇率、台湾新台币出现振荡的严峻现实也使我们看到,国际炒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惯于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动摇东南亚新兴金融市场。因此,在亚太各国、地区重视相互之间金融合作的今天,更有必要加强香港、台湾、内地的金融政策配合,这对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乃至对建立“中国经济区”〔1〕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香港保持稳定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两岸经贸的进一步发展

(一)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抵御风暴的重要因素

香港已是亚太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全球最具活力的金融中心之一。自70年代以来,在世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潮流的推动下,香港凭借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高度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简单低税制和高素质的人才等优势使香港金融市场得到迅速的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初步确立了亚太地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80年代以后,香港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规模,巩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截至1997年6月底,香港银行总资产达8.5万亿港元,总存款达2.7万亿港元,比1967年分别增长83倍、49倍和73倍;1997年7月底,香港拥有持牌银行183家,以海外银行数目计, 香港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第三大国际银行中心。香港各类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业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外汇市场方面,1995年4月外汇日均交易量达910亿美元,外汇衍生工具日均成交量达560亿美元,均居世界第五位。 债券市场方面,目前香港共有上市公司622家,上市证券1485种, 上市公司总市值4.6万亿港元,居世界第六位,在亚洲名列第二; 外汇基金票据日均成交额超过170亿港元,每日超过30%的票据在市场转手, 是全球流动性最高的政府债券市场之一。基金管理方面,香港是亚洲最主要的投资基金中心,管理的基金超过1000亿美元,有35家国际基金公司在香港设立亚洲区总部。此外,香港还是全球四大黄金市场之一,黄金交易量居亚洲第一位〔2〕。香港回归祖国后,由于货币、财政和金融独立, 经济环境较为自由,又能为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融资作出贡献,所以,香港又将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

自80年代以来,香港金融市场曾遭到多次金融风潮的冲击。但是,香港金融市场仍继续保持发展势头,运作仍相当稳健,这说明香港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抵御冲击的能力,而香港监管的日趋成熟则是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香港历来奉行管理和自律相结合的原则,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市场健康运作的角度入手,制定既符合国际统一标准,又有利于维持金融市场竞争力的标准,对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进入90年代,香港在宏观经济调控、微观运行的规限和指引以及具体监管等方面均有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在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相对稳定方面受到国际金融业的高度评价。目前香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比例比巴赛尔协议要求的8%高一倍以上。而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香港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很好,不良资产比例相当低,收益也很稳定,防范风险能力也较强。因此,可以说国际化和开放性为香港金融市场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竞争力,而灵活有效的监管标准又使香港金融业健康运作,进而增强了香港银行业的竞争优势。

(二)香港金融市场对促进内地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香港与内地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互为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现已形成互惠互补、共同发展、密不可分的经贸关系。在这种紧密联系中,香港金融市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集中表现为香港在资金上对内地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给予了巨大的支持。1996年香港银行对内地企业的贷款达2382亿港元。内地也有近20家金融证券机构在香港开办分行、代表处和控股公司。进入90年代以来,香港对内地经济发挥更积极的促进作用。香港上市公司中有40%以上的公司参与内地近千个项目的投资,总投资额约5000亿港元。目前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股票市场上交投最为活跃的成分。现在在香港上市的H 股公司共有30多家,共集资超过50亿美元。并有50多家中资背景的红筹公司,这些股票的总市值目前已超过5000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3%以上,另外还有100 只中国证券认股证(其中包括数一只篮子认股权证)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其余还有中国基金和中国债券〔3〕。 估计今后五年将有1000家左右的大型企业集团转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其中有不少企业集团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随着内地经济稳定增长、香港自身经济实力将加强,香港作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三)香港金融中心已成为台湾的重要融资中转站

香港国际性的金融市场历来与台湾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迄今为止,已有超过7家台资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和办事处, 其中华南银行香港分行1996年度获利总额高达600多万美元, 彰化及第一台资银行香港分行获利也持续大幅上升,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0%—150%之间, 香港已成为台资银行海外据点中获利飙升最快的地区〔4〕。目前, 台商赴内地投资家数已将近4万家,投资总额逾300亿元。赴内地投资台商约8 成以上以香港为营运据点总部。大多数在内地投资的台商普遍将资金先汇往香港,再衡量内地营运所需,定期把资金由香港汇入内地,换取人民币。去年台商经由台湾及其他地区汇往内地的汇款金额达2.8 亿美元,个人汇款更高于此数,达3.8亿美元, 这些资金几乎都以香港为中转站,台商多半在香港设立上市公司,形成台湾接单(也有38%在香港接单)、内地生产及香港押汇的运作模式。同时,在与内地有贸易往来的台商中,20%在香港融通资金,不少企业成功地在香港股票市场挂牌上市,如“康师傅”速食面的顶新企业集团、宝成集团的裕元工业以及三商行、制鞋业的良兴企业、永恩集团等等。也有许多企业在香港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浮动利率可转让定存单、公司债券或申请联贷等等。随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越来越重要,将有更多台商通过香港股票市场获取资金。

展望未来,由于未来一、二十年内无论内地、台湾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取代香港独特的金融地位。因此,即使将来两岸实现了“三通”,内地、台湾的经贸发展还有赖于香港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

二、稳定港元联系汇率制度是稳定香港金融体系的关键

(一)保持联系汇率制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

港元联系汇率制度不单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既定政策,更为香港、内地、台湾带来了短期及中期的利益。首先,联系汇率制度有利于香港金融、贸易和经济的发展。香港是国际资本汇集之地,香港金融市场基本形成了与全球国际资本市场联动的格局。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可以保持一个稳定的汇率,使香港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中占据较有利的地位。其次,联系汇率制度符合香港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其实际需要。香港本身资源贫乏,为典型的小型开放经济,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外资在香港经济中占有绝对比重。在这种情况下,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保持较为固定的比价,避免因汇率变动可能带来的损失,尽可能地扩大外贸、吸引外资,就成为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第三,联系汇率制度对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信心至为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此举表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继续奉行自由市场政策,享有金融自主权。中央领导在多个场合表示对香港经济发展和保持联系汇率制度抱有信心。香港特区首长董建华也曾表示,他在位之年不会改变联系汇率制度。他说,“我们对本港的联汇制感到自豪,尽管区内的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但这个制度稳如磐石,丝毫不受影响”。第四,历史也证明了联系汇率制度的有效性和承受力。香港金融市场14年来经历了多次重大冲击,如1987年的全球股灾,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1991年国商银行倒闭,1992年的欧洲汇率危机等等。面对股市大跌、银行挤提和国际金融投机风潮,联系汇率制度充分表现了它的承受力和有效性。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虽然港元汇率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汇率制度最终还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而使香港金融市场避免了剧烈动荡。

(二)东南亚货币危机联系汇率制度倍受考验

1997年5月至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货币已被国际炒家冲破防线, 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尽管各国央行设法进行干预,如马来西亚政府曾动用大量外汇捍卫马元汇率,在头2个月就耗掉了12.5%的外汇储备, 1997年7月14日三个月的银行同业折息达到14.4厘,为10年来的新高; 泰国央行得悉美国避险基金抛售泰铢时,也曾大幅提高利率,限制外商借贷,甚至动用外汇储备打击炒家,但均难逃货币贬值的厄运。继这些货币遭受一系列冲击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了160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期帮助泰国等国家度过金融难关,但均未能有效遏制东南亚货币的下滑趋势。至1997年11月28日,泰铢兑美元的汇价一度跌至40.25铢, 菲律宾披索兑美元的汇价也一度跌至34.76披索。受此冲击, 台币对美元的比价底跌至1美元兑32.27新台币。此次东南亚货币危机是自1995年初墨西哥比索危机解除以来,全球金融市场爆发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货币危机。

近几年来东南亚地区经济迅速增长,外汇市场也比较稳定,为何近期一些国家、地区的外汇市场会突然发生剧烈的动荡呢?不少经济专家和某些国家元首都认为,以索罗斯为首的量子基金是导致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的罪魁祸首。而索罗斯则认为市场留有空间是各国政府的错误。但笔者则以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同时,没有对金融进行有效的监管、也没有对畸形的产业结构进行宏观调控是重要原因,而最致命的原因是不愿看到本身与美国经济存在的差距,更不愿及时调整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才使聪明的国际和本地的炒家嗅到“血腥味”,乘虚而入。

不容否认,泰国实行了14年之久的固定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外国直接投资。但近几年泰国的经济情况与美国的经济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泰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年初预测的7%降至现在的1—2 %。地产与债券市场面临崩溃,出口萎缩,经常帐赤字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近年来美国经济则稳步增长,通胀低企,失业率低, 企业利润提高,股市气势如虹,联邦预算赤字缩减,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上涨174%,经济呈良性势态。由此可见, 在两者经济表现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泰国实施的固定汇率制的不适应性已越显突出,又没有及时主动进行调整,最终演变成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祸首。

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与东南亚的固定汇率制根本不同,首先,港元联汇制是真正的联系汇率制度,即每发行一港元就有等值的美元来支持。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经济情况与东南亚等国家截然不同,1997年香港回归后,经济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1997年香港生产总值可达到5.5%,通货膨胀可控制在7%以下,而失业率则可维护在2.5%以下,香港楼价虽然较高,但需求也非常旺盛。香港财政每年有大量的盈余,外汇储备也为全球最高之一。加上香港金融管理局对金融监管十分严格,银行坏帐极低,1996年仅为银行总资产的0.18%,这与泰国等国家的房地产过度投机,导致大量坏帐,最终拖累银行业的经济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内地大量储备随时支援香港也是保持联系汇率制度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香港能经受住东南亚货币风潮的冲击,成功捍卫联系汇率制度。

1997年8月国际炒家遭香港特区政府迎头痛击后,一般以为, 投机者会暂时远离港元市场,但始料未及的是,乘泰铢、菲律宾披索继续贬值,新加坡、汉城股票市场狂泄之机,美国、新加坡等炒家10月又卷土重来,与8月相比,此次炒家的速度之神速、策略之巧妙、 规模之大,导致港股振荡幅度之大则是始料未及的。香港特区政府面临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此次炒家兵分三路,从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三面出击,目的就是使特区政府无法顶住四面八方的冲击,顾此失彼,最终放弃港元联系汇率制度。而特区政府则以不变应万变,在无法顾及全面的情况下,先集中力量,确保联系汇率制度万无一失。当港元汇率受到冲击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时利用流动资金调节机制提高隔夜折息率(由9 厘升至300厘,即每借入100亿港元,一晚利息便是1亿港元); 另一方面,通知本地银行,不对炒家提供港元借贷,使炒家无法借入大量港元作平仓之用;在股票现货市场,香港上市公司、国企股、红筹股联合起来,大量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以切断炒家的“货源”,最终再次击退国际炒家,确保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特首董建华高度评价特区政府财经官员坚定维护港元汇率的战术,指出“在财政司司长的领导下,特区政府表现了坚定维护港元的态度,做的相当不错”。

当然,就香港而方,经过此次国际金融风暴后,应及时总结经验,寻找更有力击退国际炒家又尽量不波及经济的机制和方法。特别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完善联系汇率制度,避免港元出现巨大动荡,以便把联系汇率制的弊端降至最小。

三、维护香港金融稳定性需要香港、内地、台湾金融政策的相互协调

目前全球经济、金融日趋开放,国际游资财力巨大,可与一国或数国央行较量,而且能做到获取暴利后,功成身退。从全球外汇交易量看,平均日交易量为6000亿美元,有时甚至高达上兆美元,但因贸易产生的外汇交易需求不到10%,绝大部分是到处游窜的资金,加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因考虑通过让货币贬值来增加竞争力,因此,很容易形成金融风暴。据有关方面估计,1997年10月国际炒家动用的资金就高达1000亿港元,所以,仅靠香港自身的力量维持联系汇率制度需冒较大的风险。同样,出于自身的考虑,让新台币大幅贬值也损害了台湾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只有香港、内地和台湾的金融政策相互协调,共同稳定各自的汇率制度,才能有效对付国际炒家。

(一)香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代价惨重

台湾于1997年10月16日宣布放弃支持新台币对外币的汇率后〔5 〕,港元作为唯一一个维持联系汇率制的亚洲货币而成为投机者众矢之的。为捍卫港元免受冲击,香港被迫提高利率,股市因而受到冲击。另外,美联储在10月初加息的压力也加剧了香港股市的动荡。1997年10月20—23日,香港恒生指数共跌去了3100多点,跌幅达23.34%, 由于股市大跌及投资气氛转劣,使更多人、更多资金卷入和被套牢。公司集资上市暂难进行,楼市也无可避免地受冲击,一方面投资者及低层市民在股票市场损失惨重,置业能力减低,甚至为填补股市损失,而出售物业套现,银行经营难度也将随之增大,股市大跌导致投资者(包括投机者)财富缩水,使消费萎缩转淡,旅游零售等行业经营困难又必然影响香港整体经济的增长。就短期而言,香港金融振荡也不利内地企业、台湾公司的筹资活动。

(二)新台币大幅贬值影响台湾经济的发展

在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台湾中央银行为稳定新台币汇率,曾大量动用美元外汇进行干预,导致外汇存底急剧减少。据资料显示, 1997年6月底台湾的外汇储备约900亿美元,截至9 月底外汇存底已降至857亿美元。换句话说,从7月至10月的4个月间,外汇存底减少了近70亿美元〔6〕。由于台湾李登辉强调汇率应由市场决定, 加上近期韩国扩大货币贬值的幅度限制,台湾新台币也随之大幅贬值。这种任由货币大幅贬值的做法存在极大的隐患,有可能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使进口物价产生上升压力,一般生活日用品、水、电、石油等与生活有关的物品,可能会先上涨,进而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岛内实质消费能力减退,也会压抑台湾人出外旅游,减少购买进口商品的意愿,最后可能衍生通货紧缩的问题。

香港、台湾的严峻现实表明,汇率既体现着一国或地区货币的对外价值,体现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也体现着有经济联系地区的互相配合程度。它不仅直接影响其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对相互间的货币流通及通货膨胀有直接影响。因此,汇率变动除受制于各自经济发展的情况外,也受制于相互间的金融政策的配合水平。所以,稳定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一方面需要香港进一步加强金融体系的监管力度之外,另一方面,加强香港、台湾与内地的金融政策配合则是当务之急,只有内地、台湾、香港的金融政策互相配合,才能把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风险降到最低点,同时也有利于各自经济的稳定发展。否则,各自为战,不仅代价很大,而且容易给炒家有机可乘,进而容易触发金融危机。

(三)内地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对稳定“联汇制”具有正面的作用

在回归后的第一次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完全让香港特区政府来处理,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立场,而内地和香港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起了稳定信心的重要作用。同时,中国最近结束的全国金融会议,突出了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提出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的目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金融稳定,也有利于经受东南亚金融风暴振荡的香港金融市场尽快复元。中国领导人再次重申,政府不会让人民币汇率贬值,这些稳健的金融政策就是对香港金融市场稳定的有力支持。在东南亚发生地区性货币贬值,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货币的比价跌至历史最低点的情况下,人民币却不贬值,并保持小幅升值的势态,这虽然对我国的出口贸易的竞争力构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却有利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香港经济稳定的保护屏障和强大优势。

(四)协调“三地”的金融政策有利于维持汇率的稳定

最近,中国外贸官员具体提出了“中国经济区”的构想,并倡议尽快建立内地与台港澳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以协调区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关税、货币、产业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许多有识之士对李登辉放任新台币贬值的论调提出了质问,强烈要求台湾政府检讨汇率政策。不少研究汇率问题的专家均认为,台湾经济基本情况良好,新台币这样迅速而大幅贬值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认为,台湾作为小型开放型的经济,很难承受汇率大幅波动的冲击。从台湾整体利益看,比较适当的政策,应该是坚定维持一个符合基本经济情况的汇率制度,以减少或消除市场的预期贬值的心理,从而稳定汇率及经济。而且希望台湾中央银行基于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抗拒台湾某些当权者似是而非的论调,按照银行法积极维持新台币汇率。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最近也建议,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或亚洲开放银行(ADB)的架构下, 建立处理金融危机的机构,以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的补充性支援,共同防止金融风暴〔7〕。 这反映出台湾官方也认识到维持新台币汇率稳定必须积极参与亚太区金融合作。由此可见,目前各方都意识到,建立香港、内地和台湾金融协调机制,加强三方金融合作,对促进三地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展望未来,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香港、台湾、内地的经贸联系将更加密切,内地、香港和台湾均需要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香港成为台湾的重要融资基地,香港保持联系汇率制度对台湾经济有正面的作用;而台湾维持新台币汇率稳定、加强亚太区金融合作的政策既有利于岛内经济的稳定,也客观上配合了维持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而中国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广阔的市场前景更是香港、台湾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所以有理由相信,三地之间的金融合作必然会更上一个台阶,在保持香港、台湾各自合理、稳定的汇率制度同时,又有效地把金融风暴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点,提高和巩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注释:

〔1〕参见香港《文汇报》1997年12月4日A3版。

〔2〕参见香港《经济导报》1997年8月25日。

〔3〕参见《中国证券报》1997年7月2日第1版。

〔4〕参见《香港商报》1997年3月16日第2版。

〔5〕参见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10月22日第2版。

〔6〕参见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11月22日第2版。

〔7〕参见台湾《经济日报》1997年11月22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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