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祺琪[1]2016年在《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约束的持续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更依赖于农业科技的创新程度。然而,随着知识创新的发展,知识产权作用不断深化,国际农业发展体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来构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那么,不禁令人深思,知识产权视角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是否产生相应的变化?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差异变动趋势及其深层机理是什么?无疑,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及发展机理。鉴于此,基于技术空间扩散及经济收敛等经典理论,文章以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时序演进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收敛性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机制,主要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1)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及人力资源投入均呈下降趋势,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均呈增长趋势,但农业科技投入与产出资源在行业与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①1993—2014年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0.37%,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独占鳌头,区域农业科研机构分布不均。②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变动趋势不同,且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科技人员数量略高于西北与西南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收入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且科技活动支出多用于扶持与促进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③中国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着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以课题为例,2014年课题类型以试验发展为主,基础研究型课题最少,课题执行者以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为主,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占比较高;此外,中国农业知识创新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成果申请与获权能力、质量及有效维持年限均有所提升。(2)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产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且创新主体与作物类型格局均呈多元化发展,但省域及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实证分析发现:①1999—2014年UPOV成员国植物新品种申请数与授权数总体均呈增长趋势,且每年累积有效植物新品种授权数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不同国家在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与累积有效授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②1999—2014年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不同品种及创新主体的申请与授权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品种格局及育种研发投资主体均呈多元化发展。然而,我国省域及区域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远高于授权量,且不同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意识及其成果转化能力存在差异。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当期及滞后1~3期均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3)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且创新能力低值地区与高值地区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不同区域及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总体差距。实证分析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但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创新能力存量及增幅具有明显的差异。②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落后地区与创新能力高值地区间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创新能力整体差异较为悬殊,并呈现出叁个明显的“降—升”特征;2014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的河南、湖南,西部的四川、云南等地。④中国区域内、区域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差异明显,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部差异而言,除华北地区整体差异略微增加以外,其余5个地区差异均呈缩少趋势,但其年均降幅与时序波动程度存在差异。就区域间差距而言,西南—华北、华东—东北两个区域间差异存在轻微的增大趋势,其他13个区域组合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但缩小的程度与速度不同。(4)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s收敛趋势,但区域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时序和空间上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特征;但全国及区域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呈明显的s收敛,且呈波动下降、持续下降和波动上升叁阶段特征;但区域变动趋势不一,并存在明显的差异。②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在时序和空间上均存在显着的绝对b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存在差异。以东中西叁大地区为例,西部收敛速度最快,达4.18%,中部居中为3.69%,东部最慢为2.27%。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同,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在模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是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前期创新能力基础并不能保证后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有助于缩小创新能力的总体差异;出口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不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城镇化程度以及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不显着。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吸收能力、fdi和出口等指标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5)从政策保障机制、财政调控机制、产权调节机制及市场经济调节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首先应完善并更新现有政策法规,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保障机制,具体做法包括对现有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法规的完善和更新,并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组织宣传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培养创新主体的维权意识等;其次应构建并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调控机制,以缩小区域差异,主要涉及稳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调节投入结构两个方面;再次应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机制,激励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可从简化申请流程、降低管理费用以及延长保护年限叁个方面着手;最后应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序化交易平台,实现其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具体包括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所属权、构建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规范成果交易的合同文本叁个方面。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看,文章基于知识产权的视角,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已有研究至多是将农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植物新品种叁个主体中两个主体进行有效的组合,比如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刘辉等,2010;刘辉和许慧,2010),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周宏和陈超,2004)、农业创新主体科研行为的影响(黄武和林祥明,2007;王缨等,2015),鲜有研究将叁者结合起来。然而,本研究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既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又深入分析种质资源的发展现状,并量化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章综合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归纳法与计量经济方法,并将空间因素融入计量经济方法中,体现了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已有对知识产权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在占比很低的定量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仍占据“半壁江山”。而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由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与归纳演绎法、计量经济方法叁大类构成。就计量经济方法而言,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因果关系检验等识别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继而构建了二者的分布滞后模型,并利用阿尔蒙多项式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量化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结合技术扩散及经济收敛理论,利用dagum分解的基尼系数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最后,利用收敛性模型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将多种计量方法组合应用,对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叁,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以农业知识产权中的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与扩展。已有研究,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对其现状的分析上,仅部分研究涉及知识产权变动趋势的特征及影响。而本文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具体而言,在对农业科技创新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的分布特征,并基于国内外两个视角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的现状,继而识别了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量化了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在总结归纳不同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接下来,又进一步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收敛性,对其收敛速度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农业科技创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结论,构建了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保障机制。因此,从研究内容的整体布局来看,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深化与扩展。
胡萍[2]2008年在《长叁角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长叁角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高素质的劳动力、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对外招商优惠政策等条件,成为中国大陆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长叁角地区的内部分化开始加速,集聚趋势进一步加强,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通过GIS技术对1995-2005年间长叁角地区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动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着重运用数据探索分析(EDSA)技术揭示长叁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增长速率之间的空间集聚现象和空间自相关性及其空间变化。基于以上分析,总结了长叁角地区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规律:(1)长叁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格局正由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2)长叁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较为明显的集聚现象,增长中心由南向北转移;(3)长叁角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相互作用;(4)长叁角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有着明显的空间层次结构和地域特点。此外,本文还从资本、劳动力、制度、产业结构等多个角度探索了影响长叁角地区经济差异的因素,并测算这些因素对长叁角各地经济增长差异的不同影响。最后针对长叁角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及其变动趋势,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周海[3]2001年在《“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技术与制度》文中研究说明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与通货膨胀是紧密相联的。经验上看，如果失业率低于5.5-6％，经济增长率超过2-3％时，就会出现交替现象。然而，美国90年代的经济增长过程打破了这种经典理论的预言，成功地实现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并存的梦想。由此，引来了经济学界的大讨论，有的说这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美国经济脱离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入了“知识经济”的天堂，会一帆风顺，持续增长下去；而有的学者又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推翻故有的经济学理论，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仍然没有变，经济周期的变化并不否定经济周期的存在，美国经济还存在衰退的因素。 本文并不想加入到此争论中去，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理论到新古典理论，一直到新增长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其中又有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可以说，经济增长理论是贯穿于整个经济理论的发展中的。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资本、劳动；新增长理论内生化的技术，人力资本；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等众多因素中，哪一些是美国“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力量?本文力求以实例寻求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在分析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信息技术的创新促进企业的产生，新企业的“群聚”促成了信息产业的兴起，而美国过去几十年服务业的蓬勃又为信息产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资本市场的创新以及政府的关注进一步加速了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信息产业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支持了“新经济”的诞生。 本文分叁章。 第一章是基础理论部分。介绍传统要素增长理论、技术内生化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内生化增长理论，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 第二章总结了“新经济”的特点。从纵向来看，战后美国经济的波动大 “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困素分析一一技术与制度致可分为5个阶段，而新周期明显出现了与前4个周期不同的特征，一是周期变长，波幅变小；二是出现了积极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同时低水平运行。这必然引起经济学界的关注，各种解释有同有异。从横向来看，美国经济的几个重要指标明显好于其他发达国家。 第叁章分析美国“新经济”的增长因素。美国经济的增长是以信息产业的迅速增长为主要拉动力的，信息产业的出现和迅速增长源于美国科技力量的强大，由于利益的吸引，出现了大批企业群聚现象，重新改变了资源的流向，加速了信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服务化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是信息产业发展的肥沃土壤。而相应的创新制度和金融制度无疑是这种加速发展的催化剂。当然，美国经济在信息产业的带动下，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经验值得许多国家借鉴，但由于经济增长点的单一，成本的增加，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股市泡沫，给“新经济”埋下了隐患，美国经济只有经过一定的调整，才能走得更稳定。
赵俊民[4]2009年在《全国视角下的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研究》文中提出1978-2007年,中国GDP保持年均9.83%强劲增长势头,陕西省GDP年均增长高达10.36%,但陕西省与东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陕西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如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逐步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是学术界和有关决策层十分关心的议题。而厘清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及贡献率,探寻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源,就成为了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工作。本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核算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理论,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主要偏重于定量分析的方法,测算了1978-2007年间资本形成、最终消费、货物和服务净流出、物质资本、劳动、TFP增长(广义技术进步)、人力资本、R&D资本、矿产资源开发、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外开放、制度变革、行政成本等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作用和贡献率,分析了地域文化心理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第一,改革开放后的1978-2007年,陕西省虽取得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GDP增长速度,但实际上并未取得明显的发展优势,也未能有效“跑赢”全国平均水平。第二,1978-2007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按照贡献率大小依此为:物质资本(57.32%),包含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人力资本(15.81%),R&D资本(5.60%),包含产权制度改革、市场化、政府职能转变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制度变革(5.27%),包含工业化和城市化因素的经济社会结构演化(1.34%)。而政府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0.80%),“未知因素”贡献率为15.46%,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中存在不少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因素。第叁,近年来陕西省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矿产资源开发、高强度的物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TFP增长)贡献率低(20%左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4.5%,且呈现下降趋势,“投资推进型经济”、“资源推动型经济”、“能源沉浮型经济”等外延型增长特征越来越明显,不排除“资源诅咒”在陕北的出现。第四,陕西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陕西是人力资源大省而非人力资本强省。第五,中国和陕西省均于1992年进入工业化初期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初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陕西省工业化程度略微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陕西省已先于全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阶段。第六,陕西省R&D投入强度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太大、企业比重太低,且从事R&D活动的企业比重太低;陕西省财政科技投入是引起GDP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并不是财政科技投入增加的原因,科技发展支撑力不足。第七,制度变革是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制度变革的力度在降低,“体制回归”的风险一直存在;陕西省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程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计划制订、目标考核等政府因素的推动,GDP往往会出现刚性增长。第八,经济社会结构演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但较稳定,陕西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县域经济落后,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标准,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公有经济比重明显高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开发区作用日益增大。第九,陕西省因对外开放不足而未能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综合效益,可视为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经济未能有效“跑赢”国平均水平、经济未能实现集约型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十,凡是与外延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凡是与内涵增长有关的指标和数据,陕西省大部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一,多方位、多因素、以定量分析为主,梳理了1978-2007年间推动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综合利用(或改进利用)了国民收入分析法、索洛“余值法”、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巴罗—马丁(Barro-Martin)人力资本模型、Maxwell J.Fry对外开放多元回归模型、产业错位分析法、最小二乘法(OLS)、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永续盘存法、主成分分析法(PCA)、有限数据拟合法等模型和方法,建立了包含多因素的陕西省经济增长模型,测算了十多个因素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用数据和模型计量结果说话,并对模型间的结论进行相互比较和验证,且几乎所有数据均与全国数据进行了对比。第二,独立测算了全国和陕西省1953-2007年的物资资本存量、1953-1990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陕西省1978-2007年的“受教育年限法”人力资本存量、R&D资本存量、“制度变革当量值”、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依存度、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最终消费平减指数等法定统计数据中未涵盖的基础数据,测算和引用的数据较翔实和全面。第叁,尝试将文化心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研究范畴,分析了与现代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陕西省地方文化心理因素,并分析了陕北矿产资源开发中的“资源诅咒”问题。
傅强[5]2016年在《人力资源开发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的时间里大都处于世界的绝对领先地位,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其历史之悠久,经验之丰富,成效之显着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和人力资本的实现其价值的过程,无疑是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动力。对于中国政府的职能而言,其身兼传承中华传统和顺应世界潮流两大使命,如何分析、论证和应对两者之间的交集和冲突问题;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活动,打造适应长期稳定发展的人力资源禀赋形态,形成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国人力资本体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更广泛、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来化解难题、凝聚共识。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发展演进过程,梳理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根源和基础,从中找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轨迹,力求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然后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不同的层面加以验证,以期对当前的人力资源公共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整体经济社会、区域经济和特定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活动及通过这种活动推进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帮助。本文选题立足经济学学科前沿性问题,立足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典型现象和突出问题,以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成效推动经济发展为重点,提供具有理论探索意义,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文中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重点性,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统计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及研究工具,有效提高了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论文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成果:第一,定性和定量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剖析其运行机制。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新形势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现状、人力资本运行状况及其再生产过程。第二,从经济发展预测分析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开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根据上述分析结果,针对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与人力资本发展和经济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的问题和现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意见建议。
张虎春[6]2005年在《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产业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在城市和产业面上的拓展,现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它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国际竞争力内涵和定义的讨论,在基本理清国际竞争力概念、内涵和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对城市竞争力中产业竞争力进行了重点研究。 首先,城市竞争力的竞争主体表现为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根本在于城市产业发展能力的竞争。城市产业竞争力是指某个城市特定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优于其他城市或地区同一产业所具有的生存、发展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通过对城市产业竞争力来源的理论分析,认为它受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所包含的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产业发展能力是核心变量。产业发展能力指一个城市单体及总体产业产生、成长和演进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城市产业结构竞争能力、产业空间聚集能力和产业组织成长能力叁个方面。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素质、基础设施、国民素质、社会环境、产业经济存量和政府服务效能等变量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产业竞争能力。 其次,在对城市产业竞争力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产业竞争力系统分析模式。从竞争力和城市产业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和影响因素角度,提出了影响城市产业竞争力的层次结构模型,形成了一个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系统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城市产业竞争力模型,建立了城市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过去许多学者已研究出多种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但鲜见彼此之间的联系,本文以产业竞争力经济学理论为依托,对已有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类,分别归纳为指标评价法、结果评价法、全要素生产率(TFP)法、因素剖析法和标杆法等五种评价方法。在其基础上,对我国有关城市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最后,本文联系我国城市产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城市产业竞争力培育和提升的对策。认为城市产业竞争力培育的根本途径是技术创新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基础是建立创新运行机制,重点是进行人才竞争力、技术进步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管理竞争力的培育,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能的提高。在培育形式的战略选择上,本文提出了在充分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注重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培育,最后形成城市产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思路。
陈华[7]2012年在《中国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探索及地理空间的多维要素分析出发,建立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分析理论框架,从规范经济研究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的新视角剖析制度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描述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现状,并且创新性地将时间与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之中。论文运用1997-2007年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省域数据,通过时间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相结合来解释和说明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首先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构建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一般均衡模型,接下来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行了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时间序列分析以及面板数据建模,最后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统计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空间分析。论文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果解释了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长期均衡和发展中的空间关联度、空间差异以及制度作用下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演变过程问题。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制度变迁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显着的：从时间序列分析来看,全国总量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着,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统计上来看显着性较低；从基于省域数据的面板数据建模分析来看,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着的,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对实际GDP的产出弹性约为0.025,即市场化指数增长1%,实际经济增长将增加0.025%；从空间分析来看呈现出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空间上是显着的,从空间分布来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从东部沿海向内陆中、东北、西部逐步减小,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GDP也呈现出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从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来看,中国1997-2007年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是显着的。具体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章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指出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选题依据和思路方法,介绍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国内外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忽视地理空间影响和多维要素共同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问题,缺乏对包含空间维度的研究。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经济增长的地理空间效应和多维要素协同作用。在理论上,引进空间相关性假设,将地理空间效应纳入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中并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在方法上,除了采用经典的计量经济方法外,还引进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以及动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在因素分析方面,将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中国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强调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数据方面,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数据(Time Series Data)、横截面数据(Cross-section Data)及面板数据(Panel Data);在研究的空间尺度方面,基于数据的可得性进行省域层次的探索性分析。第二章首先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下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研究的理论基础,然后从基本前提、理论框架、理论模型思路及方法模型和变量数据等方面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框架。重点在于构建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包含制度变量的数理经济模型。最后,进行制度要素指数分析,从制度概念的界定出发,构建了制度要素体系和分析框架,并进行指数的合理选取。第叁章以定性分析为主要方法,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状出发,考察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以及31个省市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制度变迁(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历史与进程,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解释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地区制度变迁的典型事实,对中国区域增长和制度变迁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沿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空间推移逐渐下降,省域经济增长差距重新扩大,东部地区和东北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都在拉大；制度因素是导致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来源。第四章主要运用经典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基于全国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1997-2007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测算。首先进行数据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平稳性检验并建立协整方程,测度了全国总量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制度变迁(以市场化指数代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五章基于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测算制度(以市场化指数代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且结合第叁章定性分析的部分比较全国不同省市自治区由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差异。第六章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支持下,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四大区域和省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格局进行多尺度空间统计描述和图形分析,刻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发展现状、时空格局及演变趋势。首先通过空间统计的Moran's I空间自相关计算方法,从空间分析的角度研究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在地理空间上的交互作用和溢出效应,然后在考虑空间集聚内生效应的基础上,基于传统的C-D生产函数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空间误差修正模型和空间分布滞后模型检验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固定资本和人才资本投入等决定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七章结论。对全文的分析进行小结,提出不足和有待进一步研究之处。
商小虎[8]2013年在《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文中提出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倒逼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产业升级也即意味着我国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崛起的机遇。作为制造业基础和创新载体的装备制造业,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建立是我国经济从投资导向发展到创新导向阶段的重要基础。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国际地位的崛起无一不是以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作为其发展前提。因此,这也是选择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作为本论文主题的意义所在。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资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实现的。我国装备产业国家竞争优势演进路径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在装备子行业竞争力较强的行业,往往是并非高精尖的机械装备行业,譬如造船、铁路车辆、集装箱、工程机械,这些大多归属运输设备的范畴；而我国所需的精密数控机床、高档轻工设备、高端冶金化工能源设备等大多依赖进口设备。未来我国工业化深化的内涵体现为装备工业由初级层次向纵深发展、由追求数量的投资驱动粗放式增长到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总结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傅家骥(1998)指出企业技术创新包括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的新的组织,技术创新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技术创新不仅仅包括企业产品和工艺的创新,还包括了相应的管理、组织、市场等方面的成功创新。大量研究表明,许多技术创新项目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产品创新缺乏与市场、组织、制度、文化、战略等软技术因素方面的协同匹配。而当企业在产品、管理、市场、制度等多维度的创新同时出现时,就产生了商业模式的创新,这在成熟阶段的创新中大量出现。尽管经济生活中创新很重要,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一直未得到主流的经济学家的重视。传统上,经济学主要研究创新资源配置及其经济效果,而创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一过程本身一直被视为难以捉摸的“黑匣子”。尽管经过了大量对创新的研究,但了解得更多的是创新能带来什么,对它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了解甚少。而如果刺激创新以及创新的模式这一问题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追赶特征的经济体却极为重要。技术创新课题具有较强的实践特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笔者通过调研了上百家各具代表性的装备制造企业,访问了大量的行业专家,获取我国装备企业技术创新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我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装备子行业层面的技术创新比较分析、以及装备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分析,从而为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方向、产业支持政策提供深度的视角。本文共分为六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方法、内容和主要创新点,以及相关文献的综述,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的概念、技术创新模型、创新系统理论以及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研究成果。第二章回顾了技术创新在全球工业化过程各个主要阶段的发展特征,梳理了我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创新竞争中的地位；并揭示了在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装备产业所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应当积极抓住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历史性机遇,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后来居上”。第叁章介绍了装备制造业的范畴和产业发展特征,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仍存在工艺装备水平低、产品结构集中在中低端、机械基础件和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差、重大装备项目的成套设备系统集成与工程技术能力薄弱等方面的问题。本章进一步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出发,精选了低压电器、机床、专用设备、大型成套装备的优秀企业技术创新案例进行研究,从而归纳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内处于上下游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和未来创新方向。未来我国投资拉动带来的装备市场增长空间有限,装备制造业未来将逐步面临着成长的“天花板”。提供完整的产品线,创新资源集成化,各个创新行为主体协同化,技术、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创造性整合,构造一体化解决方案,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根本途径。第四章回顾了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竞争优势的演进过程,归纳出了我国装备制造产业竞争优势的演进路径是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体现；本章还从中观层面出发,从创新成效的差异、产业的劳动资本密集程度的差异角度,精选了我国装备制造不同子行业进行比较研究。从产业角度,本章对于我国重点装备子行业--机床行业、工程机械行业的技术创新特征进行多维度比较分析；从空间角度,本章分析了我国机床工具产业集群、船舶产业集群的案例,尝试探讨我国产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式方法。第五章以我国装备类上市公司群体为样本,进行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因素分析。通过在装备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之间建立起联系,构建多函数结构方程模型,从而进一步我国装备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黑箱。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我国装备企业研发投入带来了新产品较高定价能力、工艺效率的提升,最终对于劳动生产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人均固定资产投入、人力资源结构、企业固定资产和运营资产的周转能力、外部需求推动对于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具有显着影响。第六章为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政策建议。综合本论文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和产业竞争优势的分析,以及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分析结果,提出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产业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包括政府积极促进经济转型、扶持新兴产业、培育具有系统集成能力的装备龙头企业、优化装备制造和下游用户的协同创新机制、鼓励装备产业集群、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和先进制造服务业的发展、完善人才和资金要素市场机制。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1、本论文综合了经济学、管理学、技术创新理论、装备制造技术及工程理论等等,从多学科、多领域的视角探讨我国装备制造的产业竞争特征、技术创新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2、技术创新课题具有较强的实践特征,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为此笔者调研了上百家各具代表性的装备制造企业,访问了大量的行业专家,通过获取技术创新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方向提供深度的视角。3、本文理论研究中,从微观和中观的层面,采用分析与归纳、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打开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黑匣子”。通过研究我国装备制造行业竞争优势建立、技术创新模式、技术创新绩效,从而为如何引导产业创新和提升创新绩效提供思路。4、实证分析方面,构建多函数结构方程模型,把创新过程分解成“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绩效”,以我国装备制造类上市公司群体为对象,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5、对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出政策建议。
周腰华[9]2016年在《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域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联结着农村和城市,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增速明显,2010年中国县域经济总量和首次超过国民经济整体的50%,此后县域经济发展继续增速明显,2012年其所占比重高达到51.91%,发展到2015年,中国县域GDP总量占全国GDP的比重达到63%,县域GDP在2003-2015年之间年均增长率达16.04%,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速。经济增长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即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的有效配置密切联系,同时,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各经济要素在县域间流动,要素空间溢出效应也影响着县域间经济增长。本研究尝试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对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测度和解释,提出的科学问题是中国县域经济的生产效率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县域经济增长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县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单元,县域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与省域(省、市、区)和市域(地级市)的经济有着很大不同。采用2003-2012年中国1902个县域样本的统计数据,分析县域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生产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解和解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县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与发展趋势,最后,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经典计量模型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改变传统的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叁大区域划分法的县域经济研究,根据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中国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划分标准,按照八大经济区对我国1902个县域样本进行区域划分研究,即东部沿海县域、南部沿海县域、北部沿海县域、黄河中游县域、长江中游县域、东北县域、大西南县域、大西北县域,通过对中国区域的细化划分来深入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与影响因素,以获得更科学、详细的研究结果；在分析县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上,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切入,测度和解释生产效率的差异对增长的差异的影响；将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纳入分析框架,即考虑空间相关性。本研究由七章组成,主要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部分：(一)理论分析。首先对县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作简要回顾,其次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县域经济的空间依赖性,即空间经济学与县域经济研究的结合,然后根据空间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讨论其空间溢出效应,最后考虑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的县域经济增长模型。(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原始数据的描述统计,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对县域经济增长差异进一步分析研究；其次,分析县域经济增长差异和趋同；再次,在经典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的可行途径以及注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溢出效应的释放,协调县域间的经济发展。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自2010年县域经济总量和首次超过国民经济整体的50%后县域经济发展继续增速明显,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重要性日益凸显；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主要来自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间的调整,县域产业结构向“服务化”方向还有着巨大发展潜力和空间；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水平相比,县域的城镇化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其发展与提升还存在着巨大的空间。第二,东部沿海县域、南部沿海县域、黄河中游县域和大西南县域在2003-2012年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增幅分别为1.5%、3.5%、2.1%和0.7%,这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即生产前沿面移动效应引起生产效率改善和提高；大部分区域的县域尤其是东北县域的发展应注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叁,八大经济区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主要来源,区域内县际的经济差异则处于相对次要地位；中国八大经济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不同经济区县域经济的收敛速度存在较大差异。第四,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空间相关关系。对八大经济区县域经济增长Moran's I指数空间相关检验表明,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且显着,经济要素、技术、市场需求等在临近县域间的交流与集聚可能是产生这种空间相关性的原因。东北县域、北部沿海县域、东部沿海县域、南部沿海县域、长江中游县域、大西南县域,整体上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性呈逐渐增强趋势,经济增长空间依赖性最强的区域为东部沿海县域。通过计量模型还发现,城镇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区域内溢出效应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为负；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金融深化程度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其可能原因在于：县域金融中的农村信用社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供给能力；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政府应将要素的配置权放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和调节作用。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几方面：(1)对中国1902个县域样本的分析在区域划分上改变传统的东部、中部、西部叁大区域划分法,进一步细化划分为八大经济区,即注重和细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2)方法应用上的创新。本研究结合空间计量建模及估计技术,运用GIS技术刻画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特征,丰富了对县域经济的相关研究。(3)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本文从县域经济的生产效率角度切入,分析了生产效率对县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最后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
仇娟东[10]2013年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集聚与地区差距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国内外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奇迹”,然而与这种快速变化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区域经济“块状”特征的形成、地区差距的扩大和经济增长效率的地理集中便是该变化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第一,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效率地理集中现象形成的内在机理是什么?第二,区域经济的“块状”分布和经济增长效率的地理集中,二者近乎相同的空间布局仅仅是偶然体现,还是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第叁,经济增长效率的地理集中、区域经济增长的“块状”分布和地区差距的形成这叁个现象均与地理或空间因素相关,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地理因素在这叁者的形成中究竟起着什么作用?本研究便在引入了动态性的空间经济学视角下分析了这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在空间中体现的重要经济问题。具体地,我们按照以下思路安排研究内容：第一部分,提出问题与文献回顾,包括论文中的第一、第二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界定了经济增长效率集聚和地区差距的概念,说明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了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主要从地区差距、经济增长效率及经济集聚叁方面回顾了相关文献,以期为本研究寻找恰当的视角与理论支持。第二部分,理论研究,包括论文中的第叁章。第叁章主要建立了“分工——外部性——报酬递增——效率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总体分析框架,并阐述了具体作用机制。第叁部分,实证研究,包括论文中的第四、第五、第六章。第四章在要素与经济非协同集聚视角下分析了地区差距形成的一般过程,结合中国相关年份与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投入对我国地区差距的影响,并对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式与我国地区差距的时空分布作了经济地理上的分解。第五章采用SML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1年期间全国各地区的生产率指数和环境技术效率,进而在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提出了经济关联、知识关联、规模收益和交通运输条件等可能引起效率集聚的因素,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向与方式作了实证检验。第六章在运用统计分析和动态分布分析初步判断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效率对地区差距贡献份额的基础上,又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直接检验了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效率与地区差距的长短期关系,并从分工因素、市场因素与政策因素叁方面检验了可能导致地区差距与经济增长效率形成和集聚的深层次原因,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又给出了我国经济地理重塑的基本设想。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七章。在对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简要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了我国地区差距治理的思路与措施。通过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分工是经济增长效率集聚及地区差距形成的根源。(2)知识溢出、交通成本对经济增长效率集聚和地区差距具有重要影响。(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特征,而要素与经济的非协同集聚是地区差距形成的直接原因。(4)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性,并且省域经济增长效率提升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而技术效率的作用比较有限；省域经济增长效率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和溢出现象。(5)相对于要素投入,经济增长效率是影响我国地区差距的更为主要的因素。根据上述分析与结论,我们给出的治理我国地区差距的简单思路为：在进一步推动经济集聚的同时,也要为经济及效率的空间溢出做好准备,并通过对各地区“第一自然”的再发现和“第二自然”的再创造实现经济地理的重塑。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D]. 陈祺琪. 华中农业大学. 2016
[2]. 长叁角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胡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新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技术与制度[D]. 周海. 厦门大学. 2001
[4]. 全国视角下的陕西省经济增长因素研究[D]. 赵俊民. 西北大学. 2009
[5]. 人力资源开发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研究[D]. 傅强. 青岛大学. 2016
[6]. 城市产业竞争力研究[D]. 张虎春. 河海大学. 2005
[7]. 中国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D]. 陈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8]. 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模式研究[D]. 商小虎.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
[9]. 中国县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周腰华. 沈阳农业大学. 2016
[10].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集聚与地区差距研究[D]. 仇娟东. 西北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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