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变革（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太原成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组织起来的图书馆学者们求真务实，积极探索，使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得到深化，研究范围有了很大扩展，并涌现出一系列的新兴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无论是图书馆学理论还是图书馆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革和发展。本文通过对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进行概括性的梳理，希望能够使大家对新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状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对展望21世纪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有所助益。
1 图书馆学传统学科的变革
我国图书馆学的传统学科，主要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目录学，以及按图书馆工作流程或要素组成的各个分支——藏书发展、藏书整理和读者服务等。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思想新方法的引进以及研究内容的不断深化和拓展，这些领域和分支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1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从经验描述到科学抽象
在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当时有人力图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1956年，在南京首次举办了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国内掀起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展开了一场对图书馆学性质、对象和内容的讨论，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逐渐从偏重技术方法转向科学理论的探讨[1]。并在五六十年代形成了以刘国钧的“要素说”和黄宗忠的“矛盾说”为代表的理论观点。文革结束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图书馆学重新得到正确的认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围绕着“什么是图书馆学”这个旧话题，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的要素说和矛盾说，并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批判和吸收，结合一些新思想，从不同的层次高度和角度出发，更加深入地认识图书馆学。这样，就形成了对传统图书馆学观点和经验主义的否定，形成了具有思辨色彩的抽象理念性观点。
该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较好地吸收了其他学科的思想和国外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不仅在大的方面被用于构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深入到图书馆学研究的微观世界的具体研究课题。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也对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不少冲击。美国巴特勒、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英国肯普、B·C·布鲁克斯的“知识基础论”，德国卡尔斯泰特的“知识社会学”，前苏联米哈依洛夫的“科学交流说”，以及美国J·M·奥尔的“交流系统论”均对现阶段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多元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根基与启示。1981年，理论界开始尝试建立新的、名副其实的基础理论。首先是彭修义先生提出了建立“知识学”的建议[2]。1983年周文骏先生提出的“文献交流说”和1985年宓浩、黄纯元先生提出的“知识交流说”均有突破性建树。此外，还提出了“文献信息交流说”、“中介说”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多学派多学说并存的多元化理论格局，一批风格各异的专著和教材也相继问世。这些理论观点完全突破了传统图书馆学的理论思维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空间。研究工作已逐渐摆脱了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的解释、说明和描述的局限，而是站在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图书馆的内外环境，并将其置于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中予以考察，这样就使图书馆系统与外部系统关系的探讨深化了一步。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因80年代中期“低谷论”的提出而出现了困感与迷茫。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也导致了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普遍责难。人们批评理论家们是在图书馆实际工作之外的虚空之中构筑理论体系的海市蜃楼，虽然美妙迷人，但总是看得见、摸不着，无法真正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对理论研究的深刻总结与反思，引发了对图书馆学理论如何走出困境的热烈讨论。之后，发展战略研究、发展图书馆学、宏观现实问题研究等成了图书馆学界的重要议题。
9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较之80年代虽稍显平静，但却并不寂寞，共出现了“信息管理说”、“资源说”、“符号说”、“公共信息流通说”、“社会信息控制说”和“信息时空说”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1992年，卢泰宏、孟广均先生合作推出了《信息资源管理专集》[3]，系统地引入了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之90年代初因图书情报界改名风潮引起的急于寻求理论依据的需要的推动，很快出现了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热潮。“信息管理说”实质上试图在统一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管理学，并将图书馆学置于它的下位学科。“资源说”从资源的意义上来审视图书馆，并以此为基点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4]。“符号说”将“符号信息”分为“文献信息”、“语义信息”、“态势信息”和“信号信息”等，认为“现代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应当是符号信息的收集、整序、存储和再生产、再创造、再发现及其利用的理论”，认为“符号信息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5]。也有人认为图书馆工作的本质是“社会符号系统的组织和转换”[6]。“知识可获得性说”把图书馆工作看成是“保证文献群中的知识单元对于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因而认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7]。“公共信息流通说”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公共信息是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公共信息流通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8]。“社会信息控制说”则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社会信息过程之控制”的学科[9]。此外，叶鹰先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进行了“抽象构建”，认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因而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有序化的信息时空”[10]。由此可见，我国学界对图书馆学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多数观点也都超出了图书馆学的范畴，有空泛的偏失。例如，图书馆学并不研究“信号信息”，“公共信息流通”并不专指图书馆，“知识可获得性”对图书馆亦没有专指性，图书馆也不能对所有的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资源说）等等。正如署名图书情报学家孟广均先生指出的，“不能因为强调什么就无限扩大其内涵和外延”[11]。看来，我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和探讨还需继续下去。
尽管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理论研究者们80年代以来的逐渐理性成熟及自强不息，以及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抽象、崇尚调研论证等科学的、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则是该时期留下的最大财富，对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2 图书馆藏书发展——从藏书建设到信息资源建设
传统图书馆学是以文献为中心展开的，如施莱廷格便从对图书馆藏书配备的研究出发来构思他的图书馆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了藏书建设的概念，60年代初，陈鸿舜在《关于提高藏书质量的两个问题》一文中对其作了阐述，指出“图书馆藏书，指的是把最低限度的藏书建立起来，使它达到丰富和系统，而且又要把它组织和处理好”[12]。沈继武则把藏书建设概括为“是研究符合图书馆任务与读者需求，系统建立、发展、规划、组织藏书体系全过程的理论”。[13]可见，在传统图书馆学中，这一领域主要研究单个图书馆内藏书的选择、采集、规划、复审、组织和剔除等微观问题。
进入80年代后，“信息资源论”思想深入人心，系统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开始把视野从“馆内科学”拓展到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为参照物。人们开始认识到，图书馆藏书只不过是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社会信息资源具有再生性、共享性和网络性等特点，因此，图书馆的藏书资源必须被当作一种社会“公有”资源来协作开发和利用。此前以一馆活动为主要对象的藏书建设理论，已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文献资源建设”的思想便由此产生。1984年在全国藏书建设会议上，有人建议以文献资源建设取代藏书建设[14]，加之“七五”期间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调查及理论工作的推动，文献资源建设很快成为图书馆学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支。
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把一个单纯微观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宏观、微观并重的领域，使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真正具有了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一观点的提出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
近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文献资源建设的内涵已变得更加丰富了。在今天的信息社会里，互联网络的发展和普及正使图书馆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节点，用户使用图书馆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重视信息载体的差别，而是重视信息的内容和效用。为适应这些变化，图书馆已不再局限于向用户提供文献，而是提供包括本馆文献在内的所有网络上的可得信息。这样，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对象就不再是传统的文献概念，而是包括传统文献、电子出版物和网络信息在内的涵盖范围较广的信息资源。图书馆建设文献资源的手段也不仅包括对文献信息的入藏，还包括对光盘信息、网络信息的组织、导航和租用[15]。因此，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已进一步深化、扩展为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了。
1.3 图书馆藏书整理——从文献组织走向知识组织
图书馆学的基本目的和任务是研究知识信息的组织，并提供有效利用。由于人类认识水平所限，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知识和语议信息的表达与计量方式，因而图书馆员对知识信息的组织是以其载体——文献为基础来进行的（如文献的分类编目），或者至多是用文献中的关键词、主题词等来间接表达知识单元和信息单元，达到知识信息组织的目的。这种在文献层次上对知识信息的组织虽然方便易行，但是按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系统只能向用户提供文献线索，用户通过这些线索获得原始文献之后还需要花大量时间阅读分析才能获得真正需要的知识和信息。B·C·布鲁克斯曾经尖锐地批评这种文献组织系统的低效率[16]。随着当代知识生产的加速发展和网络资源的日益丰富庞杂以及社会信息需求的变化，以文献为基础的知识组织方法和手段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挑战，因而迫切需要加强对知识组织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以开发更为有效的信息检索工具，使人们对知识信息的获取从文献单元层次进一步深化到对知识单元、信息单元层次的检索和利用，从而满足在新的信息环境下用户需求日益个性化和专业化、由选择信息检索点转向选择最相关的信息和知识，从以文献利用为中心转向以知识利用为中心的要求[17]。
80年代，知识组织研究在国外兴起。90年代中期以后，知识组织研究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18]，并在近两年陆续发表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19-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开始资助这方面的课题[23]。但目前的研究状况离知识组织的目标仍然十分遥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解决知识和语义信息的表达方式，但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上的各类网络、全文检索系统、多媒体系统、超媒体系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示了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结构，突破了人的认识水平所限，对知识信息的组织提供了技术支持。知识单元又可以按用户的需求在网上快速传输，完全改变了传统图书馆的文献组织模式，形成了知识信息组织、传递和利用的新格局。图书馆学过去一直以文献为核心来建立自身的学科体系，随着知识组织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现代新技术的运用，使得我们有可能从文献层次深入到知识和语义信息层次，研究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建立图书馆学的新范式。
1.4 图书馆服务——全面深化与突破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许多新创造和新发展。丰富生动的实践使得读者服务工作，以至整个图书馆工作在理论上和观念上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发展和新突破。在理论方面，突破了历来认为图书馆服务只是面对读者，发展为必须面向整个社会，把“读者第一”的原则发展成“效益社会”，即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准则，读者服务已扩展为“社会服务”。图书馆服务成为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活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在读者及读者服务的理论方面，突破了偏重于读者本身、读者的阅读行为和为读者服务的方法，发展为重视研究作为团体读者的社会机构对图书馆服务的要求，研究读者行为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因素。在观念上突破了单纯社会公益性服务的观念，增强了市场观念、产业观念、商品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注意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实现双效益、双文明的双丰收。改变了主要是被动服务的局面，更多地向主动服务、开拓服务市场的方向努力，以求让文献信息在社会各方广大用户手中发挥更大的效益。服务工作内容也突破了一般地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注重开发信息资源，不仅提供文献，更多地是提供从中检索、提炼出来的数据、信息、事实、知识单元，以及专题综述，调研、分析、预测报告，决策参考方案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文献信息的加工开发，促进了馆际协作网络的形成，为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随着馆际联合与协作的迅速发展和扩大，分工协作共同建设数据库，进行联机检索，广泛共享人类的知识成果，已成为图书馆界实实在在的行动[24]。此外，网络信息资源的快速扩展使得信息导航成为图书馆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网上信息的组织方式、检索方式和获取方式具有复杂多样、技术含量高和对用户信息能力要求高等特点，用户教育和培训将成为图书馆服务的重点任务。
1.5 目录学——从没落走向复兴
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的源学，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在古代，这是中外学术巨子们投身的领域。“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兴起和出版发行体制的形成，目录学‘校雠’的用武之地曰减，没落也开始了。新中国的课堂里，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系的一门专业课，昔日‘显学’竟成了图书馆学系的一个分支”[25]。
在理论变革有冲击下，目录学在继承自己传统的同时，更多地尝试着从“古籍”学科发展成为与现代社会经济、科教文化和知识交流相关的学科。80年代中期，“书目情报”的概念引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探讨。在学科内涵方面，彭斐章先生提出了“以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26]”，要“以书目情报的规律为核心，探索目录学的发展规律”[27-28]的全新思想。以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一方面“将催生出一批新的目录学研究方法，在信息社会化和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有利于扩张目录学的渗透力，提高目录学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会使目录学融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潮流，强化目录学的整体化趋势，培育出目录学理论的新体系”，并使目录学“融合进信息科学之整体化中心”[29]，实现目录学真正科学化，使历史形成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经过扬弃和科学重建，将目录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科学传统之上，并为书目实践提供借鉴和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开拓新领域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使目录学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此外，柯平先生以信息系统的一般思想为依据，对书目情报系统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目录学的内容体系和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30]。在学科外延方面，人们积极开创了专科文献目录学、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新领域。在应用研究方面，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系统、书目情报手段现代化、书目情报产业等研究也很引人注目。目录学发生的巨变表明，目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名副共实的“现代”科学。
1.6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多层次体系的形成
传统图书馆学被认为是纯人文科学，因而长期以来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沿用社会科学的调查法、历史法、比较法、演绎和归纳法等一般科学方法[32]。由于重视不够，有关图书馆学方法系统的论文也十分鲜见。进入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双重贫困热切呼唤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热潮的出现。1981年，刘迅先生呼吁“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32]”，1983年，《图书馆学通讯》发表了乔好勤先生《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正式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帷幕，文章指出，“方法论研究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建立方法论体系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33]，并首次将科学方法的三层次体系引入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加速了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从自发到自觉的进程。之后，方法论研究得到稳定的发展。据统计，从1984年到1996年，我国每年发表的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论文基本上保持在14～20篇[34]。此外，80年代我国出版的十多部图书馆学理论著作都对图书馆学方法论作了专门论述，这说明方法论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
80年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主要有如下4个特点：①理论研究占主导地位（占41%），一般方法研究较为活跃（占30%），对方法论研究述评以及哲学方法研究较少（分别占8%和12%），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刚刚起步（占1%）[35]，尚处于探索之中。②研究方法已从定性分析向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据统计，在1980～1988年间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论文中，以统计学和数学方法为基础的文献已占66.7%[36]。③积极引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图书馆学多层次的方法论体系基本形成。1988年，王崇德先生的《图书情报学方法论》一书[37]出版。作为我国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的第一部专著，该书对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鲜明标志。综观我国80年代的各种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尽管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因而在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各种观点在总体上却是一致的。一般认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可划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方法三类，其中哲学方法为最高层次，适用于一切学科的一般方法为中间层次，专门方法则是基础层次的学科研究方法，如文献计量方法和引文分析法等。此外，研究过程中不注意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如有些研究者把“文献信息处理方法（整序方法、浓缩方法、检索方法）”[38]、“检索工具法”[39]等纳入方法论体系就很令人费解。
进入90年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理论研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图书馆学方法论的评述研究（占文献总量的35%）[40]；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明显上升，定量方法占有很大比重，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受到重视。据统计，在1981～1991年，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论文中，采用理论分析方法者占54.8%，采用调查方法者仅占6.18%；而在1990～1997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博士论文中，采用操作实验法和调查研究法者已明显增加，分别占18.6%和11.54%[41]。这说明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反思特征以及在融通80年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专门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正处于形成之中。
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从探索到融合、再到反思的发展过程，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开始逐渐走向成熟，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待续）
收稿日期：2000-04-10
标签：图书馆论文; 文献研究法论文; 文献分析法论文; 图书馆学研究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科学论文; 文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