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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科学理论是否是超功利的学问？交叉科学研究存在不存在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交叉科学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些问题，都是我国交叉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与上层建筑相关的理论问题，亦是科学的二重性中的特殊问题。
1 交叉科学二重性的认识论根源
目前国际上，交叉科学（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并不是指物理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学科（Crisscross Subject），而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和汇流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1]。在中国、人们喜欢叫它“软科学”。像科学学、领导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决策科学[2－9]等等。它们大凡是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局部的交叉、不同层次的交叉或不同方法的交叉所形成的新型学科群体。这些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二重性。一方面，它们从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那里继承了科学性状；另一方面，它们又从社会科学那里继承了社会性状，这种社会性状乃是在阶级社会里交叉科学必然带有一定阶级性的认识论根源，亦是当前交叉科学研究中功利主义倾向的认识根源。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或利用）。人在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是可以忽略的。除了在微观实验中人的主观可以通过仪器一定程度地影响客体外，一般情况下，主体是不会改变（或很少改变）客体的性质的，正像人们用望远镜去观察月亮决不会影响月球的轨道一样。因此，人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不会随不同国家的或不同阶级的人，而改变的。换句话说，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不具备功利性质，更不具有阶级性。
但是，社会科学则不然，社会科学是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和“客观反映”。社会是一个包括人和物在内的复杂巨系统。人要正确认识社会系统及其规律，就必然使自己参与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这种“有人系统”的认识模式与“无人系统”的认识模式便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认识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往往影响社会系统的客观实在。比如，侦察人员进行调查，必然要影响作案的人；工作队进村，必然要影响村里原来的阶级关系和人事关系，这种变化，往往会使人们初次获得的印象和信息，大大走样。这种有人系统的认识模糊性，乃是社会认识因人而异，认识结果随认识方法而差异甚大的重要原因。其次，认识客体对主观的反作用，是社会认识系统中不可忽视的客观现象。通常说，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具体的人，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生活水平，不同的社会地位。一句话，不同的社会系统状态，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作为本系统的一个要素的具体的人，而这个人，恰恰又是社会认识的主体。这就是说，在这个人还没有进行科学考察以前，自己的心理、感情已经带有社会偏见（阶级偏见或派性偏见）。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鄙卑、最恶劣的感性，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马克思：《资本论》（1）第XⅡ页）这里指的正是社会客体对认识主体的反作用。正因为如此，一切社会认识、一切社会科学、一切社会思想和观点，在阶级社会里“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1）第272页）在社会科学领域，决不会存在超阶级的学说，决不会存在没有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
问题在于交叉科学，它既像自然科学，又像社会科学；它既不像自然科学，又不像社会科学。因此，不加分析地宣称“交叉科学都不具有功利性”，同“交叉科学都具有功利性”一样，是不符合实际的。
对于那些以社会的自然属性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对于把社会史当做一种“特殊的自然史”（马克思语）的研究，其结论可能更多地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像科学增长的指数规律，科学家最佳年龄规律，技术周期的递减规律等等，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不论在什么地方，恐怕都是对的。因而，它们不具备功利性。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社会领域形成的交叉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仍然是社会系统，因此，它们同样会遇到上述社会科学一样的阶级性和功利主义属性。
政治科学学中所研究的学术关系问题，就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人对于同一种政治科学现象，看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国际科学学研究中，有一个“科学家权力精英问题”，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奥本海默与泰勒之争”更为典型[10]。当年，他们都是美国的大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曾经领导过“曼哈顿工程”，但是，当他看到原子弹无比的杀伤力后，坚决反对美国继续研制氢弹；而泰勒却极力主张研制氢弹，借以保持美国对苏联的核威慑力量。这两个人的辩论，波及美国朝野上下，最后，奥本海默失败了，在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里，他的身心遇受极大的摧残，形成有名的“奥本海默事件”。对于这一事件，不同立场的人将有不同的回答。
交叉科学研究不仅有立场问题，而且也有观点问题。同一个事物，从不同观点来看，结论会严然不同。比方，一份“工程可行性报告”，从科学的观点看是正确的、可行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则是错误的、不可行的。因为，从政治（群众的大事）的角度看，实施这一工程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因此，结论就不一样了。又比如，“开米拉问题”，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制造出既不像人，又不像兽的“四不像”（即所谓“开米拉”）来。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开米拉工程又是完全错误的。可见，持不同观点的人，对同一个交叉科学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还有方法问题，亦是交叉科学研究中的严肃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通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盲目地照搬到社会科学问题中来，用拉普拉斯决定论的方法，野蛮地外推，得出许多荒唐的结论，这样，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比如50年代，外国专家在三门峡水坝问题上所犯的就是典型的方法错误。他们不顾水坝问题是涉及到诸多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复杂问题，只是简单地归纳为经济效益（M）这一个指标问题。结果，用单一参数所做的计算，完全为错误的决策打开了大门，仅仅被专家忽略的泥沙问题，就使我国人民忍受多年形而上学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七八十年代，西方愈来愈多的学者，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了交叉科学研究中的确存在一个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他们提出的“多观点方法”，实际上等于默认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1]。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所谓新发明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论述过，并且应用成功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别的，就是辩证方法，就是历史唯物论方法，因而，它是“科学的方法”。
2 交叉科学的科学性原则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交叉科学研究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能对交叉科学规律加以“阶级的改造”，或加以“功利主义的描述”。事实，这是不对的，承认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决不意味着交叉科学研究可以放弃科学性原则。相反，科学研究要讲究科学性，科学研究一开始就应当努力做到在不受功利主义干涉的情况下进行。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极力不受资产阶级卑污的情欲和私利所干涉一样。马克思在提示剩余价值的规律时，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阶级无偿地霸占了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一血腥事实，他并没有被自己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所带来的功利主义所左右。
科学研究首先要讲究客观性，就是要尽可能地排除研究的对象（作为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只有这样，你所观察的事实，才能更加客观；你所测量的数据，才能更加符合实际；你所得到的结论，才能更加科学。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是，这又是作为科学家的最起码条件。正像自然科学家不能因为数据不符合自己的理论就去修改数据一样，交叉科学的研究者，决不能因为研究对象是自己的仇人，就故意加重他“罪恶”的法码。在交叉科学研究中，“科学性”要比自然科学研究中更为重要。
交叉科学研究中的科学性原则，是建立在人类社会是“特殊的自然界”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的。社会现象无论何等复杂，都有其自然本质，都可用自然科学方法描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发展史。”（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卷第343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物质生活的最基本活动——生产活动都可以归为某种物品的机械性，“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把他们当做发挥能力的手段，适合于他的目的而在另一些物品上发挥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173页）。这就是说，社会生活是有其自然属性的。社会生产力中的人，作为大自然进化的产物，她包含了全部自然界的特性。工具，作为人的器官的延长，同样包含有自然界的特性，这种自然属性，不仅是社会（通过生产力）作用于自然或改造自然的力量，而且也是自然界（通过人和工具、机器）反作用于社会的有力杠杆。
由此可见，社会的自然属性是沟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桥梁。在某种意义上讲，所谓“交叉科学”就是研究社会的自然属性的科学，是研究历史唯物论“所以能唯物”、“怎样才能唯物”，并且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彻底唯物”的科学”。
显然，在交叉科学研究中，坚持科学性原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亦是可能的。其所以可能，就在于大自然在长期进化中，给人类社会保存了许多优良的“自然性状”，并且让它们用高级的形式表现自己，让它们允许人们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描述自己的某些属性（注意！不是社会本质！），而这些自然属性的科学认识，又是达到对社会本质的最高认识（从必然到自由）的不可缺少的基石。
这里所说的科学认识，乃是把研究者主体放到他所要认识的社会系统中去，再把功利主义的偏见和个人的心理状态，看成主－客体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教程。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描述这个认识系统的特征。比如，用拉普拉斯决定论方法，描述其个体事物的特征；用统计决定论方法，描述其群体事物的特征；用系统决定论方法，描述其系统事物的特征。因此，交叉科学追求的科学性，就不仅仅是原来自然科学追求的真实性，而是包括真实性、概然性、模糊性在内的全部科学属性，即事件的真实性、事件在整体事物中的概然性，以及事件中主－客观相互作用所造成的模糊性。
这就是现代大科学观主张的科学性原则：科学性＝真实性+概然性+模糊性[12]。
大科学观的科学性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要评估交叉科学领域的调查报告，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下三种指标：第一，此报告是否真实？第二，此报告所述现象有多大代表性？第三，此调查的可信度如何？这三个指标，是评价此报告科学性的三个重要指标参数。前两个判据来自被调查的客观对象，后一个判据则来自对调查人主观上受外界环境影响的程度。如果调查人和被调查者有亲戚关系，那么此报告的可信度便大大降低了。如果调查人没有下乡就先有一个“框框”，那么，这个报告的可信度同样是不高的。
由此可见，交叉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观念。它告诉人们，在多么大的精度上具有真实性，在多么大的概率上具有代表性，在多么大的模糊度上具有可信性。除此之外，无从可言，也无从可信。一切形而上学的人，都回答不出来上述指标，因为他们“以点代面”，不肯做艰苦细微的“二次调研”；一切造谣的人，同样回答不出上述指标，因为他们不愿暴露自己与被调查对象的利害关系。只有具有科学良心的科学家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明白，要做到“科学研究不受功利主义影响”是多么困难啊！实际上，交叉科学所要求的科学性，并不是“绝对不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只是要求这种影响不超过一定的限度而已，并且在受到干扰时应当指出这种干涉的隶属度，好让自己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做出科学评估。
可见，承认交叉科学研究中因主体功利而带来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限定到一定程度，这在实际上已经使科学家自身从认识系统中异化出来。他们像“外星人”一样，在研究交叉科学领域的社会现象或自然社会现象时，实现了真正科学地研究。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除此之外，一切超功利、超阶级的科学性都是“真正的谎言”。
3 交叉科学研究中功利性原则
应当指出，交叉科学家终究不是“外星人”，他们迟早也要落到现实的地面上来。他们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他们在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中，都要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生产关系，因而，他们的地位、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关系的影响，或则“打上阶级的烙印”，或则“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尤其是当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时，他们必定要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场，流露出一定的阶级情绪，表现出一定的学派价值，照顾到一定的民族利益。或者赞成什么，或者反对什么，这种毫不掩饰的功利主义倾向性，在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中，常常表现为党性原则，即阶级性的集中体现。
有趣的是，交叉科学家们的功利性原则，不像政治家那样的火药味，但是，这种功利性原则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尤其在政策辩论中，也是十分激烈的。比如，二次大战中，英国的林德曼与蒂泽德关于战略轰炸方案的辩论[13]，战后，美国的布什与吉韦特的关于建立国家基金会的辩论[14]，以及前边提到奥本海默和泰勒关于发展氢弹的辩论，都是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党性原则的斗争。关于轰炸方案的辩论，后面是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做斗争。有关基金会的辩论，后面是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如此的激烈，就连这些科学家们也不能逃避政治火焰的灼伤。
值得研究的是，交叉科学的功利性原则，表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交叉科学中什么样的研究，最能拨动党派之间政治斗争的敏感神经？
3.1 目标选择中的功利性原则
任何一个交叉科学项目的研究，小到商店的营经战略，大到国家级的水利工程，无不在目标的选择问题上，触动功利性原则。
比如，一个蔬菜商店，是把经济效益（M）当成唯一目标呢？还是把“为人民服务”当成最高的目标？如果是前者，当批发到一批新鲜蔬菜时，经理完全有理由，把蔬菜转给二道贩子，既卖了高价，也省了职工的劳作，到头来，经理同志也许还可以评上一个“劳模”的光荣称号。但是，如果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要求决策方案，不仅使经济效益（M）趋于极值，而且要求顾客受益人数（N）也趋于极值。这就是说，在大冬天里，一批新鲜蔬菜，不但不能卖大号，而且还要教育职工在风雪中坚持工作，好把新鲜蔬菜最大限度地分卖给排队的和因上班不能排队的广大群众。这叫什么精神，这叫“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你看，两个不同的经营目标的差别，难道不是功利性原则的表现吗？
再比如，国家级的水利工程，是把经济效益（M）放到第一位呢？还是把“为人民造福”放到第一位？如果是前者，那便是“单参数决策”，或“一切化成钱的决策”。发电带来的经济收益只要大于淹掉城市和土地所带的经济损失，那就是正确决策。但是，如果是后者，此决策就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收益，而且还要考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水利与航运的关系、上游与下游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生产与移民的关系等等因素。就像50年代周总理对长江办公室的指标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利工程，其决策目标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利工程，其决策目标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功利原则，相反，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要考虑各种关系和矛盾，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子孙后代造福。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功利性原则。
3.2 决策路线中的功利性原则
目标选择具有功利性，同样，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决策路线，更具有功利原则。这好比一艘遇难的小船，在大风暴里，要想安全到达彼岸，显然有两种俨然相反的路线可用：一种是为了减少船的负重，当官的把士兵打死，推到海里，最后保全当官的安全返航。另一种，就是当官的带领大家一齐同暴风雨搏斗，并且带头跳到水里游泳前进。这两种路线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功利性原则。
前一种路线，是损人利己的路线、“投石下井”的路线、“截流断水”的路线。一句话，是残酷的、竞争的路线。哲学上管它叫形而上学的路线。后一种，方法是“同舟共济”的路线，是“利益均沾”的路线，是“资源共享”的路线，一句话，是生态竞争的路线。哲学上管它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路线。
不同的路线，强烈影响“决策向量P”的各个分量加权系数，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决策者的功利性原则。
比如，人事系统工程中，常常用素质向量A表示某某人的各种素质（a[，1]为年龄，a[，2]为才能，a[，3]为资历，a[，4]为健康情况，a[，5]为政治状况）。当领导者要用人时，常常表现为对上述五个能量的偏向程度。如果是登山队长，当然要重视身体状况，也就是对a[，4]加权系数给的大一些。如果是选厂长，当然要把政治和才能的指标加权大一些。“唯成份论者”是把政治素质（a[，5] ）中的出身因素片面地加权为100%，而其它的因素的权数则为0。由此可见，对人的素质是诸要素的份量如何排序，完全反映了不同的功利性原则。
科学的用人方法，乃是根据事物的宏观规律适当调配各种加权比例的方法。这里，领导者的决策意向，又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遵从科学。这种方法，叫做系统的方法，亦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掌握事实”的辩证的方法。（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
3.3 评价标准上的功利价值标准原则
在交叉科学领域，一项软科学方案究竟是否可行，还须通过政策的辩论，来评价这个方案。一般来说，任何一个科学的政策方案，都是借用某一专业知识结构所完成的软科学研究成果，按照这一专业的常规科学标准，它是正确的、可行的。但是，并不能保证从其它知识标准来衡量，亦被评价为“正确的、可行的”。像埃及的阿斯旺坝，若从单一的水电标准来看，它是正确的、可行的。但是，从生态科学标准来看，它又是错误的、不可行的。又比如，高级宾馆有妓女服务问题。这对于西方的值标准来说，也许是可行的。因为，只要还存在着资本权力，所有的东西——不仅是土地、甚至连人的劳动、人的个性以及良心、爱情和科学，都必然成为可以出卖的东西”。（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第282页）但是，这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绝不是“唯经济效益”标准，而是要包括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标准、精神文明标准、民族文化标准等等。因此，含妓女服务的宾馆方案，在中国就是错误的方案，不可行的方案。
因此可见，交叉领域软科学的评价标准亦是有强烈的功利性的。我们的同志切不可以为洋专家给我们做的“长远规则”，“政策方案”、“可行性论证”都是纯科学性的工作。事实上，在这些软科学研究成果上，是渗透着不同的阶级意识或非科学因素的。不了解这一点，再好心的人，也会在实际上挖了自己的墙角。
3.4 科学性与功利性的统一
值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原则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种全人类最大的功利主义原则，是同科学的“无私原则”相一致的。我们不应当在强调阶级性原则的时候，忘记了科学性原则，失去科学性的阶级性原则，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同样，我们也不能过分强调科学而忘记阶级性，忘记阶级性的科学性，就会变成超阶级的、越功利主义的神学研究，根本不是真正的交叉科学。
（1）交叉科学的科学性与功利性的统一，首先表现为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统一。
自然知识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这种认识对象，要么是比人自身规模大得多的宇宙，要么是比人自身规模小得多的粒子。人对这些存在的认识，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可以忽略，因而认识结果是清晰的、精确的，其规律亦是服从一定形式的决定论规律。这种规律，无论在什么国家，无论被什么人去认识，结果都是一样的。
相反，人们对社会运动形式的认识，因为客观的规模与人自身的规模，与社会研究中的“社会主体”的规模都大致相近，因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不可忽视的程度，有时，甚至是十分强烈的。因此，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对社会现象认识的交叉科学研究，乃是“触及灵魂”的科学活动，人们的功利主义倾向和阶级的党派性，无论如何是要表现出来的。
问题是，科学性原则允许功利性表现到什么程度而不失其科学性，不至于造成人们在应用这些科学性规律时在实践中失败。从另一个角度看，功利性原则允许科学性的“公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损害（或基本上不损害）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一个相对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不是固定的，它是随不同时间和地点不断变化的。巧妙地驾驭这个平衡点，保证软科学战车成功地前进，借以达到科学性和功利性原则的统一。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在实践上科学性如何同功利性统一的问题。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某一个研究所评工资工作快结束时，传来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说是有一个研究室因为只有一个名额，而有两个人争，并且两个人的条件非常相似，领导不知道给谁提更好，群众也不愿表态，甚至连投票表决也不干，因为投票会使每个人忍受心理上的压力：“投小张一票，小王就吹了；投小王一票，小张就吹了。”在两个几乎相同的人之间，选择一个是很难的。事情拖得太久了，百般无耐之时，有一个科学家提出用模糊数学投票的方法，意思是说，可以用录属度的概念，投0.4的票，投0.6票，用以表达小张和小王之间微小的差距。这样，大家才同意投票了，投票结果，小张以“0.2”微小的隶属度击败了小王。事情结束后，皆大欢喜。被击败的小王也满意，他说：“这次我仅仅以0.2的隶属度败北，说明我与小张没有质的差别，下次评工资准是我的啦！”细想起来，这场“危机”的解决，正是功利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的统一结果。如果完全按纯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则办事，不要说模糊投票啦，就连正统的投票表决方法，都不是“正道”，“正道”应当是思想工作，“互谅互让”。但是，不谅，也不让，怎么办？这就需要请出自然科学知识来帮助，或者说，让功利性原则“妥协一下”，达到功利性与科学性的某种程度的对立统一。可见，还是功利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相结合的好！
（2）科学性原则与功利性原则的统一，还表现在决策目标和决策方法的统一上。
社会决策目标是功利的集中体现。它往往是统治阶级通过政党的决策核心所表达的阶级意志。这种目标的提出，并不是科学的产物。因为“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的方法”[15]。但是，我们又不可忽视科学的方法，尤其不可忽视为达到某种决策目标时所必须采用的决策方法。不解决决策方法问题，决策目标就不能达到。这正像毛泽东告诫我们那样，“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这里，科学性原则和功利原则是统一的。
目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可以称作一个大的决策目标，目的是改变中国长期落后的局面，这是党性原则的体现。但是，怎样开放最优，这里就有一个方法问题。在低等动物中，变形虫是一种开放系统，全身每个细胞都开放着，但是，这种开放至多只能维持原生动物的水平，只能作为别的高等动物的饲饵而存在着。人身体也是一种开放系统，他用呼吸器官和消化器官对外开放，用眼、耳、鼻、舌、身与外界交换信息，其它器官则严格地封闭着。这种开放的方法，保证了人作为自然界的骄子而生存着。试问，我国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对外开放呢？是作为变形虫式的经济系统，给别国作饵料呢？还是作为高级动物式的经济系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这里就有一个科学性同阶级性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用什么方式开放，才能抵制西方技术殖民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的危害，才能使我国经济更快地强盛起来。因此，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开哪方面，关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308页）的开放战略。
（3）科学性原则与功利性原则的统一，在交叉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上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般来说，交叉科学的基础研究，像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一样，是很少有功利主义倾向和党性原则的，至少不占主要矛盾方面。我们不能说，为了社会主义，我们不去研究洛特卡定律，我们也不能硬把普赖斯指数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交叉科学领域的一切基础科学，我们都应当大力研究。除了对渗透到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意识进行批判外，原则上，交叉科学的基础理论成果应当大胆地引进，批判地吸收，大力地发展。这是一切应用研究中可贵的科学基础。
但是，交叉科学一旦进入应用性研究阶段，它便具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就像科学原理一旦研制成武器，就有一个为谁服务的立场问题一样，功利性原则，在应用研究阶段是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的。
有趣的是，交叉科学研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分化得如此鲜明，到至于一个人一辈子也许只能从事一种研究。交叉科学研究还没成熟到此程度。它的基础研究同应用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项具体的软科学项目，往往是既有基础性知识，又有应用性操作艺术，因此，在这里科学性原则同功利性原则是同时存在的。
譬如，国际领域的环境治理问题，就是一个兼基础与应用的综合性研究。在其基础性研究中，其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生态学问题等，也许主要是科学性问题。但是，如何治理全球性污染，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那些工业发达国家都倾向于世界各国平均负担治理环境的经费。基于这种目的，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所发布的《1990——1991年世界资源》报告中，竟然不顾科学事实，故意把巴西、中国、印度等国，列为排放“温室效应”气体的第三、第四、第五位国家。这种反科学的行经，遇到印度科学与环境中心（CSE）严厉的批驳，说美国这种报告是“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中的全球变暖问题上”所持的环境殖民主义的案例”[16]。由此可见，交叉科学研究中的功利性和民族性是不可忽略的原则问题。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马恩全集》第21卷第145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本身就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功利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的最高统一。我们应当承认交叉科学的二重性及其科学性与功性原则的统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忘记这一点，交叉科学研究很可能走上邪路。
收稿日期：1996-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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