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新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市场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新课题。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不仅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而且把它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如何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一、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群众化、实践化、普遍化的必经之路，它涉及各行各业，涉及每个人。群众的道德状况，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
道德建设不能限于道德自身。道德建设的成效，一是取决于指导思想，二是取决于社会状况。我们重视道德但不是唯道德论者，因此在道德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一些与道德建设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正确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道德建设，而不是仅仅建设市场经济的道德。我们的道德建设不能仅仅以市场经济为尺度，而是要与我们的基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市场关系在道德领域的泛化，人与人的全部关系都以等价交换为纽带，只能导致道德危机。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国家的道德建设可以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现实，可以绕开市场经济、甚至与市场经济相对立，而是说社会主义道德要具有培养人的共同理想、高尚人格和人的行为规范的功能，就必须具有普遍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超越市场经济；不适应是抽象的理想主义，不超越是狭隘的实用主义。
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误区，是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谈论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有些人把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说成是计划经济的道德，而把功利主义、等价交换、个人利益原则说成是市场经济的道德，这是不对的。建国以来我们只有一种社会主义，而没有两种社会主义。过去是社会主义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我们经历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是从属于我们的基本制度的，不存在社会形态的变化，因此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过去适用，现在同样适用。这种道德原则在市场中，具体化为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行业道德，它有利于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市场发展的完善。不能把社会主义道德与等价交换绝对对立起来，这是两回事。经济领域存在道德问题，因为经济领域活动的主体是人，但道德是用来衡量人的行为的，而不是用来评价经济的。经济的尺度不能是道德。所以马克思说，经济与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尺度。等价交换是经济尺度，为人民服务是道德尺度，它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完全可以结合，为人民服务原则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通过等价交换，遵守行业道德得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与社会主义道德相对立的特殊道德，它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但社会主义道德可以有不同层次。我们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丑恶、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该提倡拜金主义，提倡个人主义，那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错误理解。
在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时，人们往往注重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对道德的效应，而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在于，它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目标。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全民族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因为富裕与文明、贫困与落后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也会使一切陈旧腐朽的东西死灰复燃。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针。邓小平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同上书，第110～111页。）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就离不开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方针。如果推行私有化，推进两极分化，当然妨害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以，要研究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必须把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制约性，如果市场经济的活动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即有利于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它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反过来说，我们的道德建设紧紧抓住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反对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就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有序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市场机制的弱点和消极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良好的道德秩序。
（二）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
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新的原则，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非市场经济关系中，这两条原则容易理解，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分工与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共同性，但为人民服务不能归结为分工与交换。尽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分工与交换具有相互服务的功能，可以相互满足对方需要，但我们不把它称之为为人民服务。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关系，它直接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为人民服务，服务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真是以顾客为上帝，可仍然不能称之为为人民服务，因为它的目的是掏上帝的口袋。这是由生产关系的本性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存在分工、分换。由于我们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我们的职业和岗位为为人民服务提供了可能性，但这还不等于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你完全可能以一种错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不为人民服务，而且利用这个岗位，利用这个职业来坑害本应服务的对象。如果以为只要在分工中占有一个岗位就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无所谓行业不正之风，也无所谓职业道德问题。现在占了岗位为自己服务的情况太多了，对于这种人来说，任何一个行业和岗位都是卡住别人脖子的手段。
为人民服务是道德原则，而且是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它的核心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原则。它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毛泽东之所以写《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来纪念张思德，正是表扬他通过平凡的岗位表现出的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高不可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尽心尽力搞好本职工作，遵守职业道德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决定我们的分工的性质，以及做好本职工作的道德意义。所以在理解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原则时，既不能抽去了它的灵魂，变成一种单纯的职业分工，又不能把它神秘化，视为高不可攀、永远无法达到的境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是如此。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天生是排斥集体主义而只能提倡个人主义。这是把个人主义混同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混同于集体利益的错误看法。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问题讲得起是“主义”，在于它们是人们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不是这种利益本身。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属于利益范畴，它是一种客观的受生产关系制约的利害关系。由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所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内涵也不同。例如，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利益对于被剥削者个人是至关重要的，而以国家和社会利益面目出现的往往是统治者利益。这是一种虚假的集体，以牺牲被剥削者的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所谓集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专制主义。在资本主义刚刚兴起时，个人主义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在于它反对的是以国家利益面目出现的封建专制主义。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与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个人主义的积极作用，是弄错了时间和地点。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的错误并不是因为它维护个人利益，而在于它在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时，只强调个人利益，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危害集体利益。这种个人主义不仅危害集体，成为害群之马，而且最终危害自身。许多个人主义者的身败名裂，足以为训。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讲的就是这种人。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同样是一种主义，它并不反对个人利益，而是一种要求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态度。它反对为谋求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要求正确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利益中包含个人利益，集体越发展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获得和巩固。它不仅不以个人利益来损害集体利益，而且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从长远来说，这种牺牲不仅有利于集体，而且有利于个人，因为个人暂时牺牲的利益会由于集体的发展而得到补尝。即使个人得不到播种后的收获，也会由我们的（包括牺牲者自己的）后人得到，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纳凉。前人栽树后人纳凉，也是集体利益包含个人利益的一种形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排斥个人利益，相反，它为积极投身市场的个人谋取正当的个人利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个人，只是为个人利益而拼搏的经济人，可以置国家和社会利益于脑后。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在道德上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但我们不仅进行道德教育，要求在市场经济中活动的社会主义企业和个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而且借助法律手段，以法的形式来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对于以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而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者根据情节绳之以法。在市场经济中，法律同样具有指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道德关系的功能，只不过它是他律而不是自律。
（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与功利主义
义利之辨在中国是个古老的道德问题，功利主义则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为盛行的道德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如何看待功利主义都变为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在义利问题上，儒家是重义的，但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轻利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利。儒家所说的义，是君臣大义、民族大义、父子大义，而利则是个人的私利，因此当然强调重义轻利。在义利选择之间，小人喻于利，即只知追求私利，而君子则知道以义节利。孔子并不否认利，他说“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是当利妨碍义时，则不为。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当义利两者处于尖锐对立时则应舍身取义。这种以义节利的观点从抽象意义说是对的，可是由于它的义的内容是封建的纲常伦理，因而对于劳动者不利，代表的是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种义利观在宋明理学中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地步，当然应该反对。
从理论上说，以义节利、义利统一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们说的利，不仅是个人利益，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利益的理论表达，就是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学说，它的科学性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大义所在，而它的价值性则是它的大利所在。不讲利，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党就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但无产阶级的利之所以能得到保证，是由于它符合历史的规律，是由义来论证和保证的。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越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反之，越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越符合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说，社会主义的义和利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既维护集体利益也保障个人的合理利益，这就是它的义之所在；假如置广大群众利益于不顾，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谓义与利的矛盾，最根本的表现为代表整体利益的义与个人的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矛盾。以义节利，就是在这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我们提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马克思主义者是重视利益问题的，认为理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口不言利是虚伪的，也是不可能的。利益原则是市场经济中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但能不能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功利主义的或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我以为不能。我们重视利益问题，但在道德问题上我们不主张功利主义。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著名讲话中使用过“革命功利主义”这个名称，但它是用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反对文艺脱离群众，反对那种为资产阶级服务但又自鸣清高的文学艺术而言的，是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为人民利益、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原则，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共产主义的道德，与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是迥然不同的。毛泽东反驳论敌的话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主张功利主义的根据。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多元化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利益驱动是不能否认的，以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也不违反现行法律和道德，但这不等于说，在道德导向上我们应该提倡功利主义。这是两回事。功利主义本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行为的最终目标的道德，因此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必然结果只能是个人主义泛滥。相反，社会主义道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当然，它并不取消和排斥个人利益，但它以义节利，不提倡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功利主义的伦理观与社会主义道德是不能结合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功利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利益，因此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只能以牺牲集体利益为代价，而社会主义道德则要求发生矛盾时个人要服从集体。这两种道德都各自包括与自己的原则相一致的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如果说，我们的功利主义是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那就不存在功利主义与奉献精神结合的问题，因为革命功利主义自身就包含这种奉献精神，否则就不是毛泽东说的为人民利益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功利主义。如果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应以功利主义为基础，把它与奉献精神结合，那就注定了这种功利主义只能是边沁、休谟的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
千万不要把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功利主义伦理正确性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市场不排斥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但反对把功利主义亦即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原则，或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培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开拓精神，这对经济的发展和人的才能的发挥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不能说自立、竞争、效率、开拓就等于善，相反要使这种精神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完善，必须受道德制约。我们可以竞争为例。竞争意识，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不道德的，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自然界有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社会领域也存在竞争，但社会领域中的竞争，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胜利了是好的，失败了就是应该淘汰的。在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坏的挤垮了好的，在商业中假冒伪劣排挤名牌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在社会中竞争必须有章法，不能放任自流，要反对不合理的竞争，提倡合理竞争，要用法律道德手段来使竞争合理化。这种竞争才是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体育是最具竞争性的，可体育中最有规章，最重视体育道德。要正确处理自立与立人、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开拓与守法的关系，仅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是痛苦的、漫长的，而且代价极大；必须要有道德的干预。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
如果说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保证。思想建设对道德文化建设具有导向作用，对沿着什么方向来建设精神文明具有决定意义。思想建设说到底就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塑造、培育、鼓舞人的问题。在当前要完成这个任务，要从思想和理论上解决几个难点：
（一）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准确领会邓小平的理论
我们不能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主体的多样性，导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意识形态中，我们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这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符合唯物史观；但哪种意识形态处于指导地位，它取决于基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决于哪个阶级处于统治地位，这同样是唯物史观。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指导思想一元化之所以能结合，关键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制约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原则分岐。有些论者按照西方解释学的方法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称之文本，认为各个国家、各个学派、各个人对马克思主义解读是不同的，因而马克思主义是各种各样的。在你看来是真马克思主义的，在我看来是假的，反之亦然。如果这个看法能成立，那坚持马克思主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线就是一句不能兑现的空话。
应该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弄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不清楚，而是说我们对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和实践性不清楚，往往以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来看，无论是那个国家或个人，只要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那就不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坚持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和态度，坚持最终要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如果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代替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用历史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颂扬、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用各种方法来反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为这个理想而进行的实践运动，那不管你叫它什么主义都行，但决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违背了为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的基本目标。
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则是多样的。应用的多样性，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因为从应用中得出的结论尽管不同，但它有利于灵活地实现基本原则而不是违背这些原则。比如在中国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它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第一步必须夺取政权的理论。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进行社会变革，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至于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是议会斗争还是议会内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则视情况而定。正如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剥夺还是赎买，甚至公有化后重新发展一部分私有制，这应根据国情和生产力状况决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并利用它发展和生产力，最终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使人得到全面发展，至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则是灵活的、多样的。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说过：“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上书，第291页。）
邓小平的思想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但我们应该正确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提法，科学准确地理解这个论断。这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只是存在于历史上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强调邓小平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在这里当代和中国是时间和地域概念，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分类，似乎马克思主义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传统当然是过时的或者是部分过时的东西。从传统与当代这个角度来观察，必然是强调以往的观点哪些过时、哪些不再适用，从而导致把邓小平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难以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的理论，妥善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这三者的关系。如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强调邓小平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符合，那看问题的视角是考察邓小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并创造性发展这些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一个科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在1986年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强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上书，第173页。）
（二）文化建设中的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
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的出现引发了关于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争论。这个争论的问题虽然肇始于对文学中玩世趋利精神的批评，但决不仅限于文学，而是关系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文化建设的导向问题。
有的人欢呼世俗精神，似是而非地把所谓世俗精神与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混为一谈。其实他们所说的世俗精神是以大众文化形式出现的以消解神圣化为目的的文化，即反对以往的革命传统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独占意识形态局面的文化。他们认为无论在西方或中国，世俗化的主要意思是消解神圣化，即宗教或宗教的伦理道德与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脱钩，世俗政治与教会权力脱钩，民间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他们把当代的中国混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明确表示，当前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他们认为，中国世俗化远远不够，西方的世俗化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消解神圣化的使命，而中国文化世俗化还远没有完成其消解神圣化的任务。他们认为中国世俗化才10多年，过分强调它的消极面是不符合事实的。很显然，这种以消解正统文化或者说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的世俗文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当然要注意文化的娱乐性、休闲性，趣味性，要为群众喜闻乐见，反对只讲政治不讲艺术，反对概念化或公式化。但我们决不能允许以说说笑笑的方式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和在非政治化口号下搞政治。
一些人之所以欢呼世俗化，是以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温和的渐进的方式达到他们想要的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很显然，实行市场经济，提倡大众文化，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继续革命未竟事业，而是消解主流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准宗教教条，达到以前自由化精英们所没有达到目的的方式。这当然是无望的期待。但它从反面教育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与消解主流文化、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所谓世俗化区分开来，防止把文化市场变为文化垃圾。
其实，人文精神问题的提出，并不是针对世俗化或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而是针对市场经济泛化所带来的道德滑坡和价值观念的混乱，针对那种鼓吹逃避崇高、嘲笑理想和玩世不恭的市井情绪。问题并不在于泛泛地谈论人文精神，而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如果鼓吹抽象人本主义、抽象的唯道德主义，把它与物质利益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当然不对。我们需要的人文精神是用高尚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与情操，用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理想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和青年；这种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一样都是我们所必须的。
（三）正确总结苏联教训、反腐倡廉与坚持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苏联的解体和垮台，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我的看法相反，苏联的垮台无可辨驳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违背的，谁违背马克思主义，谁就会受惩罚。
苏联解体的原因何在，当然有经济没有搞好的问题，但不能简单说经济没有搞好是导致其失败的唯一原因。应该看到，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沙皇俄国是经济极为落后的国家，1913年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而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美国的80%，综合经济实力由革命前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这既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论断的正确性。苏联的问题是在70年代以后新科技革命条件下，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调整克服旧体制的缺点以适应新的科技革命的要求。可是，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根本背弃马克思主义，宣扬抽象人道主义和私有化方针。他们不是对原有的体制进行改革，而是采取私有化的休克疗法把它整死。苏联解体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在改革旧体制过程中，采取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线，使本来可以改正的错误变成无可挽回的崩溃。
只要看看我们中国的情况就知道。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也不理想，“文化大革命”后的1978年经济处于崩溃的前夕。人民的生活也很困难，三年灾害时期更是苦不可言，可人心并未动摇。因为人民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应该说，我们改革前的体制与苏联相似，而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苏联低的多，面对的困难并不比苏联小。我们的改革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是邓小平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采取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法进行改革。指导思想不同，结果完全不同。可见问题的实质不是原来的矛盾怎么样，而是看你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这就是与苏联体制差不多，而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远不如苏联的中国在改革中取得成就的秘密所在。
我们难以否认在我们国家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对政治越来越冷淡，任何一个生活在我们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否定这一点。原因当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政治腐败。腐败现象的泛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不能共存的。这是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新问题，是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的问题。在夺取政权时，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用来对付统治阶级的，它的批判锋芒是针对别人的。不按马克思主义道德办就不能取得政权，马克思主义教导不要脱离群众，这容易做到，因为脱离群众，没有钱没有粮，甚至没有命；不要搞特权容易做到，因为无多少特权可享受，况且要特权就没有可能取得政权；要实事求是也比较容易做到，因为敌人天天用飞机轰炸来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可掌权以后，这些教员全没有了，有的就是自己手中的权力，因此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变成无产阶级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以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态度对待权只能导致腐败，因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当然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才会使群众相信马克思主义。对于少数腐败分子，马克思主义是紧箍咒、绊脚石，碍手碍脚。如果说在革命时期官越大危险越大，担子越重，而胜利后对一些人来说官越大可能福越大。这些腐败分子以这种态度对待手中的权力，他们会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问可知。所以哪里腐败，哪里就不会搞马克思主义，最多是假马克思主义。贾谊过秦论讲攻守异势，毛泽东讲进京赶考，这都是深刻的道理。所以要进行思想建设，我以为必须坚定地反对腐败。邓小平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他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同上书，第314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着力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只有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同时加强反腐败的力度，重新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威信，树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中的崇高威望，社会主义才有可靠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我相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越过历史进程中的重重关碍，以苏联为镜，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迈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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