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红[1]2000年在《上市公司成长与产业组织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组织是指同一产业内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产业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垄断与竞争的 关系问题，产业组织优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产业的有效竞争，这是产业组织理论最基础的内 容。199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财富》全球500强年会在中国的上海 召开；二是中美两国政府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两件大事的发生再次提醒人 们一个严重的课题，那就是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如何迎接国 际挑战。本论文选题《上市公司成长与产业组织优化》，显然，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 价值更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意义。 “大而全”、“小而全”、“缺少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集中度较低”等是当前中国众多产 业组织的典型特征。市场经济国家产业组织优化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产业组织优化的主要特 征是在市场机制引导下，通过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而在众多产业中形成垄断竞争或寡头竞争 的产业组织格局，大型上市公司或集团公司是各国国民经济的中坚，在各国产业组织中居于 主导地位。中国企业同国外大公司相比，规模的差距是明显的但只是外在的表现，最根本的 差距在于制度方面。以优势大型上市公司为主体重构我国产业组织，在众多产业中形成垄断 竞争或寡头竞争的产业格局，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在产业组织优化中积极作用，是未来优化我 国产业组织的重要选择，也是本文的基本观点。 上市公司的组织形式因有效地实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企业规模扩 张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上市公司规模扩张大大提高了产业集中度指数。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产业组织“大而全，小而全”的弊端。企业集团因可以实现规模经 济效益、协同中小企业实现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及实现企业分层竞争等优势而成为许多国家优 化产业组织的重要组织形式。中国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也面临着产权单一、“空心化”及授权 经营不科学等突出问题。对企业集团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建立以上市公司为核心的新型 企业集团将是未来企业集团改革的主要方向，新型企业集团应在协作基础上实现专业化与规 模经济。购并属于广义资产重组的范畴，上市公司购并是企业成长壮大的主要手段，也是优 化产业组织的主要手段。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呈现出“强弱购并、被动购并、规模较小”等典 型特征同时带有很多不规范性，上市公司购并促进产业组织优化的积极作用还不明显，“强强 购并、主动购并”当是今后上市公司购并的主要政策导向。 上市公司成长促进产业组织优化的积极作用在许多行业已有所体现，彩电行业的发展就 是一个成功例证。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彩电行业的优势企业呈现向上市公司集中的趋势， 上市公司在彩电产业组织中居于主导地位，彩电产业基本形成了以大型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垄 断竞争或寡头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轿车产业组织的不合理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因素在内的 多种因素影响形成的，一方面是由于市场机制还没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轿车产业的供需结构， 另一方面是由于轿车产业发展模式不合理造成的。面对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降价、重组 是中国轿车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把优势轿车生产企业同现有上市公司进行多种形式的重组 是优化我国轿车产业组织、振兴我国轿车工业的主要出路。 以大型上市公司为主体的垄断竞争或寡头竞争的产业格局是众多产业组织优化的目标模 式。但总体来看，中国的上市公司离其应承担的角色还很有一段距离，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成长，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政策制定的主要导向。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促进上市公司健康成长的配套改革：一是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在立法上体现董事会中心主义这一世界性潮流；一是制定集中导向的产业组织政策，鼓励优势卜市公司加快企业规模扩张步伐而不是一味地增加上币公司数量：三是规范现有的证券市场及建立多层砍的证券市场为优势上市公司的扩张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蒋伟[2]2015年在《上市公司成长与产业组织优化策略探讨》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明显加强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资本市场得到了更好的发展。上市公司作为股票市场的载体和基础与股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经过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股票市场初步形成了全面统一的证券期货法律体系。如今,上市公司的发展如日中天,然而,上市公司体制仍旧不够完善,在产业组织方面仍有待改进。文章就中国上市公司的成长与产业组织进行一定的研究。
宋夏[3]2004年在《证券市场与产业组织完化关系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存在明显的逐年衰退现象。上市公司业绩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产业组织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产业组织优化来实现。 产业组织理论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等的发展和丰富,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国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学习、实践和借鉴,取得了长足进步。近些年,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证券市场在产业组织中的作用。中国有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产业组织优化主要包括市场结构的合理化、企业行为的合理化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这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企业行为不仅要适应市场结构,而且会影响和改变市场结构,它是产业组织优化的基础和核心。产业组织优化不完全是一个自适应过程,它受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证券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有四个方面的机制促进产业组织优化。一是证券市场提供融资平台,为企业进入和形成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二是证券市场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桥梁和媒介,促进存量资源流向那些优质企业;三是二板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形式,给中小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机制和创业投资退出机制:四是证券市场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中国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结构变迁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其它方面存在严重的功能缺失问题。总体上说,中国证券市场的试验并不成功,突出地表现在过分看重筹资功能,而忽视资源配置功能。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缺失的制度根源在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得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完全有效的运行。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缺陷和制度风险来源于制度设置的本身,只能通过制度创新来逐步解决,这样才能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各项功能,真正地推动产业组织优化。
向吉英[4]2002年在《经济转型期产业成长与产业投资基金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结合产业成长对产业投资基金进行的研究。文章探讨了产业成长的一般规律及其动力机制、产业成长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垄断性产业、竞争性产业、高技术产业的成长与投融资特性作了简要归纳。进一步对我国产业成长和产业投资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融资方式是影响产业成长的一种重要因素。循着如何促进产业成长和创新投融资方式的思路，引出了产业投资基金这一新的金融工具。在对产业投资基金的理论分析方面，从产业组织理论、投资学、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角度为产业投资基金构建了一个初步的解释框架。产业投资基金的运作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是借鉴已经比较成熟的创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特点、并加以发展形成的，产业投资基金处于创业投资基金与证券投资基金之间的层次上。对产业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方法进行了评论，认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业绩评价方法应该综合运用，而且在运用几个典型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时应作相应调整。认为产业投资基金是我国经济转型期的产物，是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一种准市场替代，因而具有过渡性质。文章最后考察了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多重意义，对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定位及其组织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发展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提出了战略原则和战略措施。
李雅帆[5]2007年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产业成长》文中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但市场机制还未完全建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仍处于调整之中,急需大量资金。而证券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机制,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具有密切的同步关联性。我国经济的运行需要我们对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分析证券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得出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结论或对策建议。本文从单个产业成长的过程出发,详细阐述了整体产业成长的内涵。这包括产业规模扩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效率提高三个方面。紧接着将产业成长过程与证券市场相结合,论述了证券市场推动产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包括了核心企业成长、产业选择、产业组织优化以及二板市场效应四个部分。证券市场为企业成长,从而为产业成长创造了有效供给,这种供给引导不仅能刺激企业成长,而且最终起到了推动产业成长的作用。通过产业结构转换与政府的作用,建立产业选择基准;最终由证券市场与产业进入和退出机制、产业集中机制、优化产业组织作用机制实现产业组织的重组与优化;并且通过在主板市场以外提供专为中小企业提供股票发行和股票交易服务的场所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接着,论文再分别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形式和产业集中度三方面分析了我国产业成长的历史阶段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当前我国产业成熟度还不够,还处于产业成长的起步阶段。表现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仍然是以轻工业和少数重化工业体系为主;产业结构还不合理,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例仍然偏低,二、三产业发展不足,与第一产业相比,还没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产业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同时产业集中度也不够高,同发达国家相比呈现出较低产业集中度的特点,规模不经济,企业组织能力差,广告支出少,R&D投入不足,非价格竞争弱,按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凯伍斯的观点,我国大部分行业仍然不存在有效的产业规模;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全球份额仍然较低,产业增加值和产品附加值均较低,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而这些问题必然与在产业成长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之后,论文从我国上市公司的产业分布和结构特征、上市公司兼并与重组对我国产业组织优化的作用、我国上市公司的产业升级效应三方面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与产业成长的结合情况。首先,产业政策的制定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结构与国家产业政策是基本吻合的,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在我国证券市场的行业结构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其次,从我国上市公司兼并重组的优势及绩效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企业产业组织优化的启示性结论。如通过并购可实现企业资本增值,要慎重选择企业集团化的发展途径,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实现企业结构优化。第三,通过考察证券市场是否支持了资金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流动、是否促进了资本的集中、是否支持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来判断我过证券市场能否支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之后论文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在所选择的三个大类六个具体指标中,已有五个指标支持我国证券市场已经产生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效果的结论,因此,从总体上分析,我国证券市场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产业升级效应。最后,论文从利用证券市场优化产业组织、通过证券市场结构创新促进我国新兴产业成长以及建立新的产融结合机制三个方面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导向提出了一些对策与思考。认为首先应当对上市的核心企业进行选择,通过核心企业带动整个产业的成长;重新修订证券市场政策,形成法制环境,完善证券市场建设;建立二板市场,利用后发优势寻求新兴产业成长,促进本国科技产业化;解决好产业选择还是企业选择的关系,建设一个适应我国的产融结合新机制。通过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一)在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完全建立,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产业结构层次低,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组织结构还处在自然生长阶段,产业组织国际竞争力低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二)证券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机制,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具有密切的同步联动性,它不仅能拓宽融资渠道,而且能极大地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升级。证券市场能把产业中具有发展潜力,有成长业绩的企业挑选出来,通过证券融资使产业内核心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支持;通过把政府的作用与以证券市场为核心的资产证券化的产融结合机制融为一体,把资本配置给一些对于经济发展十分关键的产业,实现有效的产业选择机制;另外,由于证券价格能反映并影响产权交易的绩效,使大规模集聚资本成为可能,保证了企业兼并的资金需要;在证券市场中,还可以通过建立二板市场来加大对新兴高科技产业的投入。(三)利用证券市场的作用促进产业成长还需要有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与竞争高效的市场环境。需要将证券市场质的提高作为目标,重新修订证券市场政策,完善证券市场法制环境建设,提高证券市场运作的效率,根据一定的标准建设一个适应发展中大国的产业与融资体系紧密结合的新机制。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还需要各方面不懈的努力。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如下创新:(一)本文选题新颖,是国内学术界的近期研究的热门内容。在我国证券市场日臻发展完善的今天,如何更好地引导其发挥促进我国产业成长的作用,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大课题。但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国外产业成长的模式我们并不能照搬照用,而应该与我国实际相结合。但对这方面的研究国内理论界鲜少涉及,大都只是从单一方面来研究分析,而甚少对二者的结合情况进行分析阐述。本文正是找准这一突破点,集中研究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及其与产业成长的作用关系。(二)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搜集了大量新数据、新资料,力争与我国目前客观经济实际紧密联系,以期能够取得最具有政策指导意义的分析结论。(三)本文紧扣证券市场与产业成长结合的四个机制来分析,即核心企业的选择与成长、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组织优化及高新技术产业成长四个方面来分析,理论框架清晰,分析论证全面,突破了现有相关理论的研究范式。(四)关于核心企业的成长国内文献虽有提及,但将其与证券市场的选择机制相结合并且与证券市场对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相联系却比较少见,本文从证券市场支持核心企业成长并带动产业成长的明显效果及对上市核心企业的选择两个方面来对我国证券市场通过对核心企业的供给导向机制促进我国产业的成长壮大,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我国产业成长的相关问题。
王军[6]2009年在《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动因、模式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并购重组是一个广义的概括性的通俗提法,其主要内涵包括收购、资产重组、合并等。在中国证券市场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始终是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快速调整、产业组织优化,完善资源配置,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夯实证券市场发展的微观基础,促进公司价值增长的主要渠道。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试图运用西方成熟的产业组织理论、并购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四川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动因、模式、绩效以及对四川省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优化效应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研究,剖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从政府与监管部门角度以及从上市公司角度提出解决问题、促进规范发展的政策和建议。本文首先对并购重组概念和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进行了阐述和界定。并购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广义的并购概念是指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对存量资产进行调节和重新组合的包括公司重组、公司控制、企业所有权结构变更等活动。狭义的并购概念是指一家企业对另一家企业的一定比例或全部股权购买或者吸收合并的交易行为,以达到对被并购企业控制的目的。广义的并购概念实质上包括了狭义的资产重组,因此,并购和重组这两个概念在文献及实际应用中经常被统称为“并购重组”。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以四川上市公司为目标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了以控制权变更为目的的并购活动以及在控制权发生转移以后对上市公司所采取的一系列以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注入或内部重整的资产重组行为。针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的理论基础产业组织理论和并购重组理论以及大量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述评。要研究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就要对四川上市公司的总体特征和上市背景有一个全面的的了解。首先,从四川上市公司发行上市经历的几个阶段来看,不同阶段的上市公司的质量、存在的问题以及并购重组发生频度是不一样的,这清晰地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新股发行制度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活动缩产生的影响。其次,通过对四川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数据以及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中的经营内容分析发现,四川上市公司在发行上市以后出现了业绩下滑、治理结构不完善、壳化现象等普遍现象,这是导致四川板块的上市公司发生并购重组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本文按照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参与者的角度认为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动因包括:(1)政府推动并购重组的动因;(2)优势企业进行横向规模扩张、提升行业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动因;(3)优势企业实行多元化战略和混合并购的动因;(4)上市公司大股东出于战略收缩、产业转型和退出资本市场的动因;(5)发挥“壳”公司的价值、借壳上市获取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的动因和(6)收购资源要素、低价资产,享受并购重组后资产增值的动因。四川上市公司并购行为采取的主要模式包括:股权协议转让方式收购、司法裁决过户或股权拍卖过户、要约收购、吸收合并。在发生的四川省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71起并购活动中,有49起并购事件是通过股权协议转让方式完成的,占了全部并购的69%。而在取得四川上市公司控制权后,收购企业往往对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以求改善公司的基本面,提高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能够恢复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所采用的主要资产重组模式包括: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综合型以及优化重整类等五大类。本文采用财务数据分析法,以2000年至2005年期间发生了控制权变更的四川上市公司为样本公司,从盈利能力、经营能力两个个角度来评价样本公司并购重组前后经营业绩的变化。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四川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并不显著,且不具有持续性。无论采用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还是综合类或者优化重整类等重组模式,上市公司普遍在重组当年有较好的业绩表现。其中,资产置换、综合类和优化重整三种重组模式下的第一年重组绩效要显著好于单纯的资产注入类的重组模式。但在重组次年及第三年,几种重组模式下的上市公司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说明并购重组均未能持续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这样的事实也说明了重组的作用对上市公司长期的业绩增长作用是有限的,它只具有即时效应,在帮助公司摆脱财务困境和恢复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之后,更需要靠后续的战略规划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对四川省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经营业绩,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四川省重点优势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扩张、达到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产业组织优化,有利于推进四川省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产业结构调整。在政府和证券监管部门层面存在的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问题包括:缺乏对并购重组的产业引导和鼓励、扶持性政策;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政府行政干预现象突出;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后的绩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优胜劣汰机制未发挥;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和建设尚待加强。在上市公司层面存在的并购重组问题包括:相比具有实际意义的战略型重组或产业优化型重组,为保壳而进行的财务型重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并购重组质量差、缺乏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规划、尽职调查、策划和整合;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违规交易现象突出;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并购重组的审核和把关不严,导致并购重组存在重大隐患和风险。针对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上述的问题,提出了政府和证券监管部门视角的政策建议:(1)积极引导和推进收购企业和上市公司按照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优化方向进行并购重组;(2)减少政府干预式和包办式重组,加强对壳资源和优质资产的市场流动;(3)完善并购重组立法,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并购重组管理与审批模式市场化、透明化;(4)加强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努力提高并购重组质量。并购重组方和上市公司视角的政策建议是:(1)提高上市公司决策水平,以科学、务实、勤勉尽责的态度做好并购重组;(2)加强并购重组实施后管理和经营的协同效应和整合力度,不断提高并购重组的质量和绩效;(3)继续促进上市公司按照规范运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防范并购重组风险及其衍生风险。本文的创新点包括:1、国内理论界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问题的研究很多,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整体范围的并购重组动因和并购重组效应等方面,或者运用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做实证分析:如上市公司对并购重组公告的反应、上市公司股价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反应等等;本文试图以某一个区域(四川省)内的上市公司集群范围内的并购重组行为作为研究背景,综合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并购重组理论来研究四川省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动因、模式和对区域产业组织优化的效应,同时通过实证研究、定量分析对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带来的绩效进行分析,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分析,最终提出完善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和优化产业组织的政策建议。2、在研究内容上,构建了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动因、模式和并购重组绩效为核心,以四川上市公司所处经营现状为背景的分析框架。从产业组织和并购重组相关理论基础、并购重组概念及研究内容界定、并购重组动因、并购重组模式以及重组后的经营绩效,到政府与监管部门视角和上市公司视角的政策建议,都进行了严谨的理论推导或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因(基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角度)主要表现在:控股股东迫于压力战略收缩、产业转型和退出资本市场的意愿;地方政府保壳意愿、维护当地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护中小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的需求;改变公司基本面,重获上市资格和再融资能力的需要。而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外在动因(基于政府、监管部门及收购方角度)主要表现在:重组方进行行业规模扩张、提升行业竞争能力和市场占有率的需要;收购低价资产的利益驱动;企业多元化战略和快速发展增长需求的驱动;企业纵向一体化战略的驱动;资本市场融资需要。3、按照并购方的资产注入分为了资产剥离、资产置换、资产注入以及内部重整四种方式对并购重组模式进行了梳理和分类,并按照四种重组模式结合会计法对样本上市公司进行了分类的并购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以求证各种重组模式给上市公司带来的长期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资产置换、综合类和优化重整三种重组模式下的第一年重组绩效要显著好于单纯的资产注入类的重组模式。但在重组次年及第三年,几种重组模式下的上市公司业绩下滑比较明显,说明并购重组均未能持续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本文的不足是:1、由于四川上市公司数量相对沪深两市1604家上市公司数量来说,仅占不到5%,加上本文研究的具有并购重组行为的上市公司局限在控制权发生变更并在之后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四川省的上市公司,受重组并购交易金额须具有重大性影响的原则,以及考虑财务指标异常波动、已退市或暂停上市的公司等因素影响,又剔除了一定数量的样本,因此,本文在并购重组绩效方面实证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这是本文对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研究的局限性所在。本文对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进行了大类的划分,得出的是一般性的结论,可能不适用于个案。随着并购重组后时间的推移,四川上市公司可分析的样本数量将增加,将在重组的细分模式的框架下,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详细的研究。2、由于时间、精力以及理论修养仍较为有限,对理论学术界的文献精华汲取还不够丰富,因此对并购重组给四川省上市公司以及四川省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优化的效应的理论阐述以及实证研究方面还显得比较单薄,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张玉喜[7]2006年在《我国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支持我国产业发展，特别是支持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发展，促进各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在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证明，建设合理的产业政策金融支持体系，对于促进金融的深化与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运甩产业经济学、金融学、区域经济学、财政学等学科的理论，借鉴国外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的经验，结合我国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的现状，对我国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本论文分析了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及金融支持的机理；金融通过资金形成、资金导向、资金集中、风险管理和信息揭示等功能促进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结合国外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我国产业政策金融支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政府干预色彩较浓的、以货币政策为主的金融支持方式对我国金融发展和产业绩效的影响，并对国内外产业政策金融支持的实践及其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次，研究了我国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基本结构。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以科学的金融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以市场化机制为基础配置金融资源，必须实现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政策框架的转换，即建立以金融产业政策为主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政策、金融产业政策功能合理、密切配合的金融支持产业政策的架构；将金融产业政策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确立合理的促进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优化的金融结构政策、金融产业组织政策和金融产业布局政策，以市场化机制为基础支持产业和经济发展。继之，论文研究了产业结构优化的金融支持的机理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金融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包括建立合理的融资模式结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及风险投资机制等。第三，对产业组织优化的金融支持进行研究。基于产业组织发展的集团化、网络化及中小企业化的发展要求，分析了我国金融支持产业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旨在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资本市场及发展非正规金融等若干对策建议；进而对产业布局优化的金融支持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对区域产业布局优化的影响，提出为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和各地区协调发展，应坚持全国统一性
李倩[8]2015年在《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新媒体产业作为一种新生的产业形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里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一方面产业高速发展并快速向其他行业渗透；另一方面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模式下,新媒体产业被列入国家支柱产业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新媒体产业自身发展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和指导工具,其经济行为的发生多是本能、自发、尝试性的,风险极高且易出现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新媒体产业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和逻辑的分析,在理论层面上找出指导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理论工具,并在实践层面为新媒体产业发展提供战略,策略建议。本研究选择了产业组织理论经典理论范式——哈佛学派SCP范式和芝加哥学派PCS范式做研究工具。开创于上世纪30-50年代的SCP理论范式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美国九个主要传统产业进行深入实证研究,构建了(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半世纪以来,SCP以及相关和修正观点,一直引导着美国产业的发展并为政府反垄断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指导。该理论及相关理论从上市80年代其进入中国后,各产业领域都曾出现一批研究成果,新媒体产业也不例外。但大部分成果并未对新媒体产业实践产生实质影响,更没有提出创新理论或方法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权威的盲目迷信,假设西方理论先天的正确性,其研究目的看似是利用西方理论研究本国问题,实则只是变相找方法印证这些理论；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新媒体产业的本质、特点、创新、发展、趋势等预估不足,尤其考虑到新媒体产业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没有实践经验的学者确实有可能缺乏理论建构上的难度。鉴于此,本研究即便在确定对SCP理论使用的前提下,仍对该理论的研究适用性做了很大的保留。而研究结果证明了笔者的推断：运用哈佛SCP理论和芝加哥学派的PCS理论解释新媒体产业时,均出现了预热和结果不符合的情况。在此情况下,笔者调整了预设的研究思路和框架,一方面积极考察理论解释力不足的原因；另一方面,尝试对传统经典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本研究的逻辑如下：第一部分做资料整理收集,基本了解我国新媒体产业研究目前的现状和不足,确定本研究目标对象的范畴,研究立足点,研究成果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进而确定研究思路,框架,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方法等。研究的第二部分对我们新媒体产业的整体现状,其结构,行为和绩效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第三部分则指出传统产业理论在新研究对象情况下,解释力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第四部分则提出新的研究范式并通过实际案例对范式进行推导；第五部分,用新的理论范式来检验新媒体产业的六大子行业,验证范式的合理性。在二零一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战略将新媒体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将以互联网为底层平台的新媒体产业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产业生态,这种生态涉及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两个层面,是一种本质上的产业升级换代。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理论,模型了解新媒体产业,知道其在行为,绩效,产业结构甚至和其他相关行业和传统行业的关系,并基于此为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就当务之急。本研究的建构目的正是如此。
何婷英[9]2008年在《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产业组织具有“散”、“全”、“低”的特征,严重影响了企业竞争力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而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发展,对于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拓展不同规模企业融资渠道,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采用SCP范式回顾了我国产业组织演化过程及现状,提出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目标模式;重点考察了资本市场层次与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提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对于优化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产业组织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指出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才是解决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出路所在。为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本文选择了美国典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并重点分析了其在市场体系设置、层次分工定位及衔接机制等方面的主要特色。在此基础上,对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是场内市场多层次和场外市场多层次并存,全国统一市场和地方分散的市场并存:一是由主板、二板、三板等组成的全国性以纵向为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二是由各区域性证券交易所及地方产权交易机构组成的地方区域性的以横向为主的区域性资本市场。这意味着要对现有的部分交易场所及其交易规则进行再造,这个过程有破有立,需要做出多方面调整。
周寅[10]2011年在《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证券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分析》文中提出证券市场是重要的金融市场之一,对国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上市制度、退市制度、信息披露等监管制度,并且上市目前还属于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因此一般来说,上市公司是各产业中相对比较优秀的公司,证券市场通过扶持上市公司成长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证券市场完善的机制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国家选择上市公司和产业进行扶持,通过推动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加快股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的调整,改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推动产业组织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演进。东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进行了金融及其他部门的改革,采取紧缩金融政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机制,改变金融危机之前企业过度依赖于银行融资的局面,扩大证券融资的比重和规模。而且从国际化程度、市场规模、流动性、透明度等几方面对比东亚金融危机前后韩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韩国证券市场效率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已经成为一个成熟有效的证券市场,并积极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进。本文对韩国证券市场的产业分布结构和初次公开发行(IPO)融资的产业分布进行了研究,通过数据对比发现近十年在韩国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先进制造业和新兴的服务业中,对传统行业的支持较小,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明显。而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实证结果显示,韩国证券市场对工业的支持强于服务业,这可能是由于韩国对金融业的改革导致金融业的证券市场规模有了明显的下降,但韩国证券市场对其他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支持还是比较明显,促进了韩国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多元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上市公司成长与产业组织优化[D]. 刘志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上市公司成长与产业组织优化策略探讨[J]. 蒋伟. 中国集体经济. 2015
[3]. 证券市场与产业组织完化关系的研究[D]. 宋夏. 复旦大学. 2004
[4]. 经济转型期产业成长与产业投资基金研究[D]. 向吉英. 暨南大学. 2002
[5]. 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产业成长[D]. 李雅帆.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6]. 四川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动因、模式与绩效研究[D]. 王军.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7]. 我国产业政策的金融支持体系研究[D]. 张玉喜.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6
[8]. 结构，行为还是绩效：我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研究[D]. 李倩. 武汉大学. 2015
[9]. 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与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研究[D]. 何婷英. 厦门大学. 2008
[10]. 东亚金融危机后韩国证券市场发展对产业结构演进的作用分析[D]. 周寅. 辽宁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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