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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贵凡摘译
“我国总设计师”邓小平
1994年8月22日，邓小平90诞辰。邓为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而举世闻名。邓有着漫长的政治生涯，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也可谓绝无仅有。现在邓已不担任党和国家的任何正式职务。多年来，“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这个取自期刊文章中的比喻成了他的半正式职务。1994年8月31日，我有幸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里看看。我看到邓小平诞辰纪念章上刻有稍许不同的字样——“我国总设计师”。我想，这个头衔比任何正式职务都珍贵，它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在制定中国政治方针或至少在处理重大原则性问题上的真实地位。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然而，迎接邓小平诞辰日的准备工作却搞得热火朝天，出现一种特别突出邓小平在中国改革中的个人作用并赋予他中国“总设计师”而不是首席设计师的地位的趋势，从70年代末到现在，尤其是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之后，这种趋势明显加强了。而随着1993年10月邓选三卷的出版和之后对邓选三卷的学习，这种趋势在国内大众新闻媒介中彻底扎下了根。不过我想，这里所说的还不是邓小平的什么“个人崇拜”，而是他作为当代中国总改革者的形象的独特确立，是他的一系列基本思想（首先是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和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最好途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有重要价值的指导方针在群众意识中的扎根。
在我们看来，这种政治宣传举动，可能不是由邓小平直接发起的，其动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是旨在使国家提前为“邓以后”时期作准备，确保社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统一，保证国家领导机关政治方针的连续性，以及未来中国社会的足够稳定。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就是当今中国宣传工作的主旋律。现在难以找到比邓小平的观点更好的思想理论支柱。可以说，邓小平的观点在实践中已经证明自己符合现阶段中国客观发展的需要。
第二，邓选三卷在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问世，完全是有意的安排，是旨在表明，就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言，邓小平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质上邓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
最后，迎接纪念日的措施，不能不考虑纯个人因素。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人的不朽荣誉和好的名声，究竟能保持多久。用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话说：突然又来一位不可替代的人物，不可磨灭的痕迹就会很快被消灭。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实际上在中国，人们很尊敬邓小平，显然不存在崇拜，不存在神化。
一句话，不排除，围绕邓小平90诞辰日和邓选三卷出版开展的纪念活动，不仅反映了大的政治利益，也反映了小的人的弱点。但谁也不怀疑，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没有引号、没有一点儿讽刺、没有丝毫夸张的伟人。他是大国首领，是80年代世界主要政治活动家之一。他在70岁以后，在生命的第八和第九个十年，已经充分实现了自我，因而成了中国许多神话和古老故事的活化身。这些神话和故事说，真正的天才没有暮年，即便是80岁也要承认这一点……。可能最反常的是，说“我不是经济问题专家的人”，世界报刊却常常把他与凯恩斯、哈耶克、盖尔布赖特相提并论……。
关于邓选三卷
邓选三卷要比以前发表的邓小平讲话和谈话更得到了作者的认可。在许多情况下，原起草的固定讲话稿换上了原始发言稿。不过有时校订工作对原稿主要意思改动很大。例如，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指出，下一个世纪前半世纪，中国要走的路比本世纪80至90年代的发展“更艰难”。以前的讲话稿是以这句话结束的，在邓选三卷上却加上了“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同时省略了以前提到的“我们同你们考虑的问题和我们的路线几乎都是相同的”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邓早在1989年9月提出的以下看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②。这正是所谓明断者比模棱两可者要好，我们在当时听到这个说法就好了。
一句话，任何一位当代中国问题专家，都可以从邓小平1982至1992年文选中找到补充说明近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的内容。
这个说法也完全适用于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总的来看，邓小平1982至1992年文选含有经济题目的论述要比1975至1982年文选多得多。其中清楚地反映了邓小平坚持高速发展经济、积极大胆地迈出改革步伐和使改革市场化的一贯愿望。
例如，可以看到，邓小平提出大大加快中国发展速度的必要性问题，不只是在1992年初，而在1990年3月，即实行治理整顿方针最起劲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对于邓小平来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的号召更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说，每次出现放慢改革速度的迹象和威胁时，如在1985年、1986年、1988年，邓小平就对改革进程和其组织者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便放慢速度是由客观情况决定的。
现在的文选还使人能够弄清楚中国经济科学积极探讨的许多思想和课题的来源。
首先是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问题。我们记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过不少转折和细微变化。现在已经很清楚，许多转折和变化与邓小平的某些论述有着直接关系。1985年10月，他谈到为了更彻底地解放生产力必须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③。1987年2月，他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并说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对的④。1990年12月，邓小平直接了当地承认，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⑤。而在1992年初南巡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述，彻底地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
同时文选不仅解答了老的谜，而且又提出了新的谜。例如，其中未收录邓小平1992年5月22日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所作的讲话。这次讲话1993年3月以穿插在记者报道中的形式发表在首钢出版的《生产力之声》杂志上，谈到中国最迫切的国有大企业改革问题。可以想到的唯一合理解释是，首钢采用的责任制管理方法不是对所有企业都适用，一些国有企业更喜欢另一些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关于中国邓小平理论研究
在中国，有许多文章、书籍和学术会议专门探讨了邓小平的思想和论述，对这些思想和论述作出了阐述、领会和解释。近几年还有一些按着中国传统装桢精美的巨著问世，如《邓小平大辞典》、《邓小平思想库》、《邓小平生活、著作和思想研究》等。我不想详细介绍这些出版物，还是斗胆地提出一个看法：中国现时的邓小平研究，尽管很缜密、很认真，但还是有些趋向于公式化、千篇一律和图式化，试图把邓小平尊为圣人，把他一个人描绘成近15年来国家生活中所有政治决策的思想鼓舞者（目前不常提“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导致了自觉或不自觉地牵强附会，人为地将邓小平的论述“理论化”。这样做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邓小平确实为中国的崛起，为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实行，做了很多工作。也可以说，他确实很伟大，根本不需要把别人的功绩或不存在的长处加到他头上。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列数邓小平的主要功绩时，往往紧接着他提出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后，说他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在读邓小平文选时发现，事情不完全是这样，或者说完全不是这样。从文选中可以看出，1987年3月21日报经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依据。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⑥。在文选中只有两处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解释性地告诉对方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说明这就是社会主义不发达的阶段，并要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⑦。1987年11月1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政治活动家时说，十三大的特点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以前和以后邓未提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当然，谁也不否认邓小平对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想的参与。从精神上看，这个构想同邓小平的一些论述是接近的，因此而间接地得到了加强。但是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理由把邓小平对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贡献说成是“最突出的”，更不要说邓1987年8月29日的谈话为这个构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⑧。
另一个例子涉及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论述。这种论述很多，涉及改革的诸多方面，但他们的主要特征和价值在于，它们所反映的不是学者的观点，而是政治活动家的观点。因此，应该用适当的尺度来衡量这些论述。如邓小平提出的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准，即改革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中国某些邓小平改革观注释者的信念。似乎“创造性、革命性、科学性、开放性和系统性”是邓小平改革观的突出特点，而邓小平的论述和思想合在一起构成了涵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改革的实质和意义、方向、对象、任务、目标和领域、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我认为，这种评价抹杀了邓小平关于改革问题的谈话的主要优点：朴实，自然，通俗易懂。因此邓小平的谈话不止一次地成了帮助排除障碍、放开手脚、动员各方面积极性，最终大大推进整个改革进程的有效政治手段。
邓小平 毛泽东 陈云 理论观点比较
把邓小平与毛泽东和陈云作比较，好像是西方研究邓小平或中国领导人经济政策的文章的必用方法。我认为这种比较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进程本身提示要这样做。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恐怕不能一下子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方面：
每个仔细的读者都会发现，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许多观点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期限的预言上。请比较一下：毛泽东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⑨。邓小平说：“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另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⑩毛泽东说：“我国人口众多，底子薄，经济落后。”(11)邓小平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12)毛泽东说：“大约在50年到70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3)邓小平说：“本世纪末实现了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后，我们还要前进……再花三五十年时间的奋斗，达到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14)最后，两位领袖都试图尽快克服国家的贫穷落后状态。可能所有这一切使一些研究者有理由认为邓小平是“当今中国主要领导人中最毛化的一个。”(15)
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还要复杂些。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的具体政治形势下，邓小平是被动的，他还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利用毛泽东的威信贯彻非毛泽东的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1975年至1976年间起草的《全党全国工作大纲》，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的话，当时毛泽东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政策正确与否的基本标准。然而用“生产力标准”作为区分真假社会主义建设的试金石，遭到四人邦的强烈批判，也未受到毛泽东本人的喜欢。不久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指示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有迹象表明，80年代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的申诉越来越少。如果分析邓小平最近实际上15年的经济政策，那么它几乎在所有方面（即在手段、方法和结果上）都是与毛泽东50至70年代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在这方面，比较一下邓小平和陈云的经济观点更富有成效。在70、80年代交替时期，这两位亲密战友一起把中国国民经济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拖了出来。当时他们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处理也有一致的地方。这类问题有中央与地方分权、经济增长速度和进行改革速度、部门和结构发展优先权、国家经济开放程度、计划与市场关系等。公认的看法是，陈云比邓小平具有更全面系统的经济观。可能确是如此。因为在80年代初，全国正是开展了对陈云经济思想的学习活动，邓小平本人当时也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陈云的观点。陈为稳定国民经济做了很多工作，他是推行市场调控机制的先锋之一，在经济领域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另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表现出是一位更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形象地说，他能够踏出一条改革发展之路，不光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下去游泳，因此他成了公认的领袖。
*本文原载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文中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⑩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第320页；第148-149页；第203页；第364页；第407页注95，第252页；第2页。
⑧见《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载1993年6月4日《人民日报》。
⑨(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7页；第216页。
(11)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12)《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83年版第148-149页。
(14)见1984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15)见《中国季刊》1993年第135期第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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