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文学奖论文,中国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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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这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一九六七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史土地上的中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十二亿同胞兄弟的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火炬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一九○一年设立以来，直至一九九八年，在九十八年中共颁发九十一次，成为这一家族成员的共九十五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一九三五、一九四○、一九四三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评奖；一九○四、一九○七、一九六六、一九七四年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行与文学狂欢节，这是为什么？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的评价。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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踌躇之后还决定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和瑞典的缘分和情谊，并由此也对瑞典文学院和“火炬家族”有所了解。这些了解是美好的，透明的，它有益于中国文学的自我认识。
许多朋友都知道，我在一九九二年夏天，接受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多弼教授和他的老师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前去担任客席教授一年。
我和马悦然夫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他们，我算是一半主人一半客人。我们一见如故，顾不得寒暄就谈论中国文学。我暗暗吃惊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竟熟悉得如数家珍，从古到今都熟悉。更使我惊讶的是，他对我提出的那些枯燥的文学理论也那么熟悉。
这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八八年秋天，我接到马悦然和瑞典文学院的正式邀请函，邀请我参加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五项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马悦然告诉我，这是瑞典文学院邀请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最好是穿中国服装，不要穿西装。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缺少的正是西装，古古板板的汉装则有好几套。此次我所以没有谦让，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非作家，而瑞典文学院请我也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中国文学的评论者和研究者，一个有资格参加推荐的学人。邀请其他作家容易有过敏的反应，而我去反而自然一点。
诺贝尔（一八三三年—一八九六）在逝世前一年的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立下了遗嘱，将他的全部财产，即当时的三千一百万克朗（相等于现在的两亿三千万美元）设立基金，用每年的利息授予一年来在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平等五个方面对人类社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根据他的遗嘱，瑞典政府立即建立基金会，并决定在每年十二月十日诺贝尔逝世纪念的这一天举行颁奖仪式。被邀请的客人一般都提前几天到达，我也提前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中，我参观了斯德哥尔摩城，还特别踏雪去拜谒了诺贝尔墓地。几位瑞典朋友都说，诺贝尔的墓地不好找，他的墓碑和普通人的墓碑一样。幸而《人民日报》记者顾耀铭先生记得墓地所在，就带我去寻找。诺贝尔虽然名布四海，墓地却很小，他终生未婚，只和他的另外四位家人合葬在一片普通的公墓里，墓碑上没有一个字记载他的功勋。站在雪地里，面对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碑石，我心中升起了敬意。这位被称为炸药大王（发明八十五种火药）的科学家不简单，他生前做着和平梦，死后还继续着和平梦。他不仅具有科学天才，而且喜欢文学，常常诵读着雪莱的诗，特别赞赏“人类皆兄弟”的句子，他大约不知道我国古圣人孔夫子也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名言，也达到一种大情怀与大境界，可见，全世界的人性是相通的，诺贝尔设立国际奖金，并非乌托邦。
发奖前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是听取获奖者的演说。到了斯德哥尔摩，才知道诺贝尔物理奖与化学奖由皇家科学院评定，医学和生物学奖由瑞典皇家卡洛琳学院评定。负责评定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并没有“皇家”二字挂在名称上，但和王宫一起坐落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岛上。文学院成立于一七八六年，是当时崇尚法国文化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摹仿法兰西学院的模式建立的。只设十八名终身制的院士，在院内的会议厅内，每个院士都有一把固定的交椅。一八九六年，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三家研究院分别举行获奖演说。我自然是去听取埃及获奖作家马哈福兹的演讲，可惜这位“阿拉伯当代小说的旗手”因年迈未能亲自到会，讲稿由他人代读，而几天后的领奖则由他的两个女儿代表。
十二月十日下午，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奏起莫扎特的《D大调进行曲》，颁奖仪式隆重开幕。主客人全部穿上礼服， 台下的前几排是内阁首相和全部大臣及获奖者的亲属，而台上的格局则特别有意思。主席台的中间是三个学院的全部评选委员，他们前面的左侧是获奖者，右侧是国王、王后和王室主要成员，看到台上的结构，我就感觉到结构的象征意蕴：在精神价值创造的领域里，国王并不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上。被放在文化金字塔塔尖位置上的是评选委员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国王的风度很好，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他把奖品（一份写着获奖评语的证书，一枚带有诺贝尔头像和铭文的金质奖章和奖金）一一授予获奖者。马哈福兹的两个女儿领奖时激动而谦卑地站着，国王把奖品提到她们面前时谁都不敢先伸出手，姐妹大约事先没有商量好，让国王捧着奖品左右摆动了好几回。颁奖完毕之后，便是国王的盛大宴会和会后的狂欢节。在宾客开始欢舞时，我走到大厅的阳台上，看到斯德哥尔摩满城灯火辉煌，如同白昼，我意识到：人类精英的天才创造在这里赢得了天地间最高的敬意。有这份隆重的敬意在，真的，善的，美的，应当不会沉沦。
参加了这次颁奖仪式之后，一种使命感开始在我心中觉醒：我应当履行一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好好推荐祖国的几位诗人与作家。不管是谁，不管他们是身处内地还是身处台湾或香港，只要他们确实高擎着人类光明的火炬，而且具有不同凡响的创造业绩，我都应当作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
后来，我又有机会再度来到瑞典，而且是整整一年。
因为时间从容，我参观了几次瑞典文学院，观赏了室内的大书库。书籍层层叠叠，共有二十多万种。我特别留心翻译成英文或瑞典文的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找来找去，只有寥寥几本。院楼内静得出奇，每次到那里只见到两个人，一个是评选机构的秘书，一个是图书管理员（据说还有一个只上半天班的工作人员）。经秘书的热情介绍，我对瑞典文学院的结构和评选规则、程序有了个准确的了解。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从院士中又选出五名组成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是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有的则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下列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1）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2）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3 ）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的正教授；（4）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不包括理事、会员）； 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由个人签署，不接受团体的推荐，推荐书必须在每年的二月一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的推荐。候选人名单每年少则几十名，多则一百多名。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减到十五名，然后再继续讨论继续筛选，到了五月底，便减缩到只剩下五名。从六月开始，院士们便进入暑期阅读，审看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到了九月，假期结束，院士们便以书面形式报告自己选择的人选及其理由。这之后，每星期四晚上进行讨论、辩论、投票，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九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九票以上，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我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星期四晚上马悦然的夫人陈宁祖大姐最有闲空，她总是邀我的妻子陈菲亚去逛商场，因为这个时候，马悦然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辩论得热火朝天。
到了十月初，院士们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执行主席挥动木槌在会议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即决定谁是该年的获奖者，一年一轮的工作才告结束，院士们也才松了一口气。整个过程严格保密，不仅谁得诺贝尔奖不知道，即使进入前五名的名单和其他提名名单也保密得严严实实的。我在瑞典这一年，后来赢得了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斯大东亚学院访问讲演，而马悦然夫妇却从未泄漏过他可能获奖的任何信息。嘴严，这是瑞典评审院士们的共同特点。尽管新闻媒介千方百计地想套出消息，但总是难以攻破。一九七六年之前负责评审的研究院与瑞典报刊有个默契，评审结果可在公布前四十八小时通知他们，以让他们作准备，但不得泄漏。但是，一九七六年却有一家电台透露了文学奖得主乃是索尔·贝娄的消息，瑞典各家报刊自然像着了魔似地加以传播。此事激怒了文学院，现在新闻界再也别想得到四十八小时的优先权了。不过新闻记者的本领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例如，有的记者竟然从瑞典文学院的书架上发现那位作家的书籍全被借空而猜出获奖对象，但也只是猜测而已。瑞典文学院和皇家科学院保密的严肃性，毕竟经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考验。
因为瑞典文学院的十八名院士担负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作业时又极为保密，我便产生一种好奇心，想看看他们。恰好我到达瑞典的那一年（一九九二），文学院吸收了女诗人卡特琳娜·弗罗斯特森为院士。此时卡特琳娜年仅四十二岁，属于“新鲜血液”。瑞典的朋友告诉我，她是个现代派诗人。接纳这么年轻的女性作家为院士，这在瑞典是件大事。因此，文学院公开举行投票选举仪式，并邀请国王、王后光临。此外，他们还邀请大约两百名的各界人士列席观赏。我很荣幸，也被邀请出席了仪式。
会议厅灯火通明。厅堂正中间摆着长方形的古雅的会议桌，桌子两旁摆着椅子，座位空着。国王、王后和客人们分别坐在桌子的两侧，中间空着一条小道，等着院士们从另一间房子走过来就座。时间到了，我发现正好轮到担任执行主席的马悦然走在前边，接着就是卡特琳娜，后面便是每一年都在决定谁是诺贝尔奖的院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我们眼前走过，然后进入会议桌。院士多数是些老年人，如果不算这位女新秀，平均年龄恐怕在七十岁左右。有两三位特别老的，但没有一个显得疲惫。坐在我身边的罗多弼教授小声告诉我，这些院士有一半是教授学者，一半是作家诗人，但都懂得三、四个国家的文字。因为会场格外安静肃穆，我不敢出声，否则，我要告诉罗教授：今晚我终于从从容容地欣赏了这些世界上最勤劳的文学欣赏家，也从从容容地读了这些读书家的眼睛与脸额，毫无疑问，他们是无私而可信任的。道义倾向可能有，然而，即使有，也是向善的。例如授予俄国作家的五名有布宁（一九三三）、帕斯捷尔纳克（一九五八）、萧洛霍夫（一九六五）、索仁尼辛（一九七○）、布罗斯基（一九八七），不必多加分析，就可明了，这五人中有一个被苏联政府所认可的萧洛霍夫，其他四个人则是苏联政府的“异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绝流亡但也自我放逐于革命王国之外。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这种倾向后来被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没有错。不管怎么说，文学批评家，尤其是像瑞典文学院这一大文学批评群体，其心灵之中蕴含起码的人类良知是完全必要的。
院士们如何把握这种道义倾向，并非易事。我到瑞典时，才知道院士们为如何把握分寸这一倾向而发生争论以至三名院士辞职。辞职的原因是一九八九年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撒旦诗篇》激怒了伊朗的宗教领袖柯梅尼。柯梅尼以鲁西迪亵渎《可兰经》之罪对他下了追杀令，从而震动了全世界。为此，一向维护作家尊严与创作自由的瑞典作家纷纷表示抗议，有些人还建议瑞典文学院也发表抗议声明。可以肯定，瑞典文学院的道义倾向是和鲁西迪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倾向要不要表现为直接对抗即以文学院的名义发表抗议声明却值得考虑，这就是个分寸问题。应当说，掌握这一分寸是颇费苦心的。为了这个问题，文学院内进行辩论，我们当然不知道讨论辩论情况，但最后的结局是文学院以不干预政治为理由而拒绝发表抗议声明，而另一个结局是三名院士在此时宣布退出文学院。这三名院士是坐第十二把交椅的维尔纳·阿斯彭斯特罗姆、坐第十四把交椅的拉什·干伦斯腾和坐第十五把交椅的谢斯汀·艾克曼。这三位院士虽然已经退出，但按终身制的规定只能等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补上新人，因此，从一九八九年之后，文学院便空下三个席位。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学评奖机构，它的工作是何等复杂艰难，文学毕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处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世界发生了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件时，要求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应当“心如古井”，只埋头地阅读小说诗歌本文，似乎不大可能。因此，当瑞典文学院的评奖结果表现出某种正直的、必要的道义倾向时，便笼统地把它说成是“政治用意”，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像原苏联政府和作家协会那样，在帕斯捷尔纳克得奖后，便群起而攻之，说瑞典文学院乃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更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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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即理想原则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杂，人的视野、眼光、能力极为有限，并非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趁此谈论机会，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一九○一年 莱涅·苏利——普鲁东（法国）
一九○二年 狄奥多·蒙森（德国）
一九○三年 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一九○四年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法国）
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西班牙）
一九○五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一九○六年 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一九○七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英国）
一九○八年 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肯（德国）
一九○九年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一九一○年 保尔·海才（德国）
一九一一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一九一二年 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一九一三年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度）
一九一四年 （未颁奖）
一九一五年 罗曼·罗兰（法国）
一九一六年 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韩德斯坦（瑞典）
一九一七年 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丹麦）
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一九一八年 （未颁奖）
一九一九年 卡尔·斯比特勒（瑞士）
一九二○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一九二一年 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一九二二年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内斯（西班牙）
一九二三年 威廉·勃特勒·叶慈（爱尔兰）
一九二四年 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拉斯·莱蒙特（波兰）
一九二五年 乔治·萧伯纳（英国）
一九二六年 格拉齐娅·黛丽达（意大利）
一九二七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
一九二八年 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一九二九年 保尔·托马斯·曼（德国）
一九三○年 亨利·辛克莱·路易士（美国）
一九三一年 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尔特（瑞典）
一九三二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一九三三年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俄国）
一九三四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 （未颁奖）
一九三六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
一九三七年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一九三八年 赛珍珠（美国）
一九三九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巴（芬兰）
一九四○年——一九四三年（未颁奖）
一九四四年 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丹麦）
一九四五年 加波列拉·米斯特拉尔（智利）
一九四六年 赫曼·赫塞（瑞士）
一九四七年 安德烈·纪德（法国）
一九四八年 托马斯·史蒂恩斯·艾略特（英国）
一九四九年 威廉·福克纳（美国）
一九五○年 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英国）
一九五一年 帕尔·法比安·拉格尔克维斯特（瑞典）
一九五二年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法国）
一九五三年 温斯顿·罗纳德·史本斯·邱吉尔（英国）
一九五四年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美国）
一九五五年 哈尔多尔·基里扬·拉克斯内斯（冰岛）
一九五六年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西班牙）
一九五七年 阿尔伯特·卡缪（法国）
一九五八年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特纳克（苏联）
一九五九年 萨尔瓦多·卡萨姆多（意大利）
一九六○年 圣——琼·佩斯（法国）
一九六一年 伊弗·安得里奇（南斯拉夫）
一九六二年 约翰·史坦贝克（美国）
一九六三年 乔治·塞菲里斯（希腊）
一九六四年 让·保罗·沙特（法国）
一九六五年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萧洛霍夫（苏联）
一九六六年 撒缪尔·约瑟夫·阿格农（以色列）
奈丽·莱欧涅·萨克斯（瑞典）
一九六七年 米格尔·安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瓜地马拉）
一九六八年 川端康成（日本）
一九六九年 萨缪尔·贝克特（爱尔兰）
一九七○年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忍尼辛（苏联）
一九七一年 巴勃罗·聂鲁达（智利）
一九七二年 海因利希·鲍尔（德国）
一九七三年 帕特里克·维克多·马丁达尔·怀特（澳大利亚）
一九七四年 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瑞典）
哈瑞·埃德蒙·马丁松（瑞典）
一九七五年 尤金尼奥·蒙塔莱（意大利）
一九七六年 索尔·贝娄（美国）
一九七七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格（西班牙）
一九七八年 以撒·巴什维斯·辛格（美国）
一九七九年 奥迪塞乌斯·埃利蒂斯（希腊）
一九八○年 切斯拉夫·米沃什（波兰）
一九八一年 埃利亚斯·卡内提（英国）
一九八二年 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奎斯（哥伦比亚）
一九八三年 格拉尔德·威廉·高登（英国）
一九八四年 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捷克斯洛伐克）
一九八五年 克劳德·西蒙（法国）
一九八六年 沃尔·索因卡（尼日利亚）
一九八七年 约瑟夫·亚历山德洛维奇·布罗斯基（俄国——美国）
一九八八年 纳吉布·马富兹（埃及）
一九八九年 卡米洛·何塞·塞拉（西班牙）
一九九○年 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
一九九一年 纳丁·歌蒂玛（南非）
一九九二年 德列克·瓦尔科特（特里尼达）
一九九三年 佟妮·莫里森（美国）
一九九四年 大江健三郎（日本）
一九九五年 席默斯·希尼（爱尔兰）
一九九六年 维斯拉瓦·辛波丝卡（波兰）
一九九七年 达利欧·弗（意大利）
一九九八年 霍塞·萨拉马戈（葡萄牙）
按照这份名单，我们看看各国得奖状况：
国籍人数
法国12
美国9（不包括拥有美国国籍的布罗斯基）
英国8
德国7
瑞典7
意大利 6
西班牙 5
俄国5（包括布罗斯基）
丹麦3
挪威3
波兰3
爱尔兰 3
瑞士2
智利2
希腊2
日本2
澳大利亚 1
比利时1
印度 1
哥伦比亚 1
芬兰 1
瓜地马拉 1
冰岛 1
以色列1
南斯拉夫 1
捷克 1
尼日利亚 1
埃及 1
墨西哥1
南非 1
特里尼达 1
葡萄牙1
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知道，直至一九九八年为止，共有九十五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八个国家有五十九人，如果再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七十一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在欧洲和美国，倾斜是明显的。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具有国际性，它的眼光在努力跨洋过海，伸向世界各地，甚至伸向尼日利亚、特里尼达等小国家。尤其是从一九八二年授予马奎斯和一九八六年授予W ·索因卡（尼日利亚）之后，二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家族竟增添了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等八国国籍，这又表明，瑞典文学院正在朝着更加国际化的路向走，努力减少倾斜度。一九九二年我在瑞典时，得奖者是特里尼达的德列克·瓦尔科特，这是一大冷门。得知消息后我找了一下地图，找了好久才找到加勒比海的圣露西亚岛。那几天，瑞典报纸告知人们，这位诗人兼剧作家在消息公布时，正在美国波士顿，他已经起床，准备吃了早饭后坐飞机到弗吉尼亚去给弗大戏剧系的学生讲课。他一人独处，妻子在西印度群岛老家，身边清冷，当电话铃响，瑞典文学院秘书通知他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意外。我被瑞典文学院邀请去听他的获奖演说，一进门，就拿到一份英文讲稿，题目是：《安德列斯·关于史诗记忆的碎说》，讲话表明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一只完整无缺的花瓶纵使再美，也缺乏足够的魅力，但如果将若干从历史掩埋中挖掘的花瓶碎片加以细心拼合，则那弥合的花瓶便具有欣赏不尽的艺术魅力。一尊精心雕制的塑像固然美，但清晨凝聚于那雕像上的清纯的露珠，当更具有摇人心旌的瑰彩。瓦尔科特的演讲既有论文的思想魅力，又有散文的内在情韵与风采，确实很有才华。他的审美理想，也反映了瑞典文学院的部分审美理想与审美标准：不求完整无缺，但求能汇集人类历史的各种文化精华，凝合出一种清新而富有活力的个性。瓦尔科特这一讲演的主旨和他的与此主旨相一致的作品内涵正好和瑞典文学院八十年代之后寻找的方向十分合拍，完全符合他们的文化理想。所以他们在颁奖辞中这样解释授奖给瓦尔科特的理由：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光能和历史的视野，这种历史视野来自他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末尾这句话：对多种文化的介入，正是瑞典文学院世纪末最后二十年的努力。所谓“国际化”，也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瓦尔科特得奖后，我的朋友陈迈平在一篇评论中对瑞典文学院这一路向说得十分中肯。他说：“近年来，瑞典文学院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或者所谓边缘文学的注重是有目共睹的，欧美作家已经越来越难问津诺贝尔文学奖了。文学院自然也非常关注‘文化认同’问题，而且作品本身代表一种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各种文化的介入与融合。一般瑞典人的性格都是宽容谦和的，他们不主张斗争的哲学，而是喜欢和平中立和互相忍让。院士们也都如此，他们不想站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来评价其他文化的作品，也并不主张各种文化之间互相对立、排斥和较量，而且主张互相联系、融合甚至介入。给瓦尔科特颁奖又一次证明，瑞典文学院是顺应当今世界这一种‘国际化’潮流的。因此，文学院一方面靠拢边缘文学，另一方面也要求这些第三世界或边缘文学不局限于民族的藩篱，要被翻译成西方语言，以此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通。”
从一百年来的这份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的名单来看，我还觉得，二战之后的评选比二战之前评得更好。所以好，是他们确实选择了一群世界公认的杰出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的大思路，确实体现了人类之爱这一基本理想。一九四九年，福克纳在获奖的演说中说，一个作家，“充塞他的创作室空间的，应当仅只是人类心灵深处从远古以来就存有的真实情感，这古老而至今遍在的心灵的真理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如若没有了这些永恒的真实与真理，任何故事都将无非朝露，瞬息即逝。”他还说：“人是不朽的，这并不是说在生物界惟有他才能留下不绝如缕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那使人类能够怜悯、能够牺牲、能够耐劳的灵魂。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在于写出这些，这些人类独有的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诗人和作家所能恩赐于人类的，就是藉着提升人的心灵来鼓舞和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人类昔日曾经拥有的荣耀，以帮助人类永垂不朽。”瑞典文学院选择了福克纳，而福克纳的这席话又充分地体现瑞典文学院所把握的诺贝尔的“理想主义”和评价准则。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确实共同展示了一种“心灵的真理”，宇宙的理性，这就是爱、荣誉、同情、尊严、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反此真理的另一极，即仇恨、暴力、堕落、冷漠、自私等等，瑞典文学院则给予断然拒绝，不管他们拥有多大的才能。正因为这样，瑞典文学院和他们所选择的火炬家族，的确是高擎着光明的，他们的工作给二十世纪人类的影响的确是积极的，而且是巨大的。至于奖金所带来的争端，那只是副产品，它可能会对某些心灵产生毒害，但这应当由那些没有“真理性、真感情、真精神”的神经脆弱的作家自己负责。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二十五年里，只有一九二五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一九七四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三十年后的一九八三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作家威廉·高登（其代表作《苍蝇王》是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讳自己对高登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克·布克（一八九二—一九七三），赛珍珠是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直到三十五岁时才离开中国（十七岁时曾回美国读心理学，毕业后又回中国），她不仅从小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作她的第二祖国。一九三八年她在获奖演说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珠获奖时仅四十六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作家，其实获奖时已四十七岁）。赛珍珠写作非常勤奋，一生共著八十五部作品，主要是小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儿童文学等。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因此，瑞典文学院把今年的诺贝尔奖颁给她，并认为这是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未来的期望的。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的代表作《大地》（一九三二）和《母亲》就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是过去的黑暗——过去那种不把妇女当作人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没有超过赛珍珠的。因此，以赛珍珠为例来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当然赛珍珠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媲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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