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的全球化和人类与之的斗争——中世晚期与近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梅毒论文,与之论文,晚期论文,近代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4)02-0071-07
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物质和文化大交流，人口的大流动，触发了疾病的大传播，使一些原限于一大洲一大陆一半球的传染病传遍了全世界。疾病的大流行最后又促进了医学的大发展，药物大交流及社会变化。梅毒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最为常见并危害严重的一大传染病，它从西半球传遍全世界。本文考察论述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梅毒的起源、传播、防治和影响的历史。选择这个论题，旨在研究历史，求知求真求实，拾遗补阙，开拓进取，而无意指责病源地和无心的传病者。这如同我们研究今天的艾滋病、疯牛病、埃博拉病的起源、传播、防治及影响一样。至于18-19世纪一些西方殖民强盗利用某些传染病对印第安人发动细菌战则当别论。（注：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可参见John Duffy:Smallpox and the Indian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J]，载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Baltimore,M D,Vol.25,1951,No.4,P.340；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美洲印第安人》[M]，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24页、328页。）
1.梅毒的起源与传播
梅毒在当代发现艾滋病以前是一种最常见且危害重大的性病，它由苍白螺旋体引起。患者轻者病痛，中者残疾，重者丧生。地理大发现开始以前，它只在西半球的美洲流行。这方面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15世纪末以前，美洲印第安人的遗骸受密螺旋体损害的标本材料比较多，不仅加勒比、中美洲东海岸有，其他邻近各地也有，例如，加拿大西海岸的鲁珀特王子港木板路遗址和乔治亚湾公爵点遗址近几年出土的几具印第安人骸骨，经放射性碳测年，分别为距今2325±90年和3490±125年，其骸骨上有受密螺旋体损害的明显痕迹。([1],p.722)而对有文明以来六千年间至哥伦布首航前各个时期的三万具埃及人和努比亚人的遗骸的检验，并没有发现梅毒病毒损害骨头和牙齿的痕迹。([2],p.126)再加之大量的古代文献佐证，可推测梅毒起源于美洲。但有的前苏联学者持保留态度，他们不否认梅毒可能源自美洲，但又提出梅毒也可能本来就存在于欧洲。他们的看法主要是基于古代医生所描述的一些皮肤病和口腔表皮分泌沾液的情况，古代作家写的神话和讽刺作品，古代墓葬中发掘出的人骨有受梅毒螺旋体损害的痕迹等。([3],c.184)但有西方学者指出，美洲的人骨证据非常丰富、明显、确凿，而旧大陆的人骨证据非常匮乏、极不明显、很不确凿，这形成鲜明的对比，且有大量的文献记载([1],p.722)，法国当代性病医学家、医史学家格拉西安斯基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在此（按，指哥伦布首航美洲）之前，该病在旧大陆就已存在；古代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均是混乱的或含糊不清的”（[4]，第4页）。最新的研究又表明，梅毒也可能原存在于地中海地区，是一种非性病的地方病。地理大发现开始后变异为性传播疾病。旧大陆原有的雅司病(yaws)也可能于此时变异为性病梅毒。还可能梅毒从美洲传到欧洲后从非性病变异为性病。([5],pp.225-226)笔者以为，既然梅毒是一种性病，地理大发现开始时绝大多数印第安人又生活在原始社会阶段，其婚姻两性关系还处在半群婚状态，这便极有利于梅毒的滋生与传播。所以，至少那种传染性强危害大的性病梅毒（如果可以那样称呼的话）是源于美洲的，地理大发现开始后才在各大陆传播开。这一看法除了有古病理学、考古学的证据之外，在东西方各主要文明古国的文献中也是有案可稽有史可证的。
哥伦布首航美洲(1492-1493)返回后的1494年，欧洲始有确定可靠的关于梅毒的记载。梅毒首先在法国远征那不勒斯的士兵中传染流行。([6],p.95)印第安人的保护者拉斯·卡萨斯主教在1530年写的《为历史辩护》一书中明确指出，梅毒是从哥伦布首航带回巴塞罗那的那几个印第安人身上传播开的。因为他本人多次询问过伊斯帕尼奥拉岛（即海地岛）上的土著，得知这种病存在于新世界由来已久，并且传布得非常普遍。([6],p.96)由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暖和湿润，再加上梅毒病原体的退化或流行区居民耐力的增强（因为后来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以至于印第安人不觉得它特别痛苦。
笔者认为一生致力于保护印第安人免受殖民者荼毒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大史学家拉斯·卡萨斯是不会诋毁印第安人的，再者人们当时还没有完全形成梅毒是“脏病”的观念。许多学者也认为拉斯·卡萨斯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尼尼雅号的海员首航美洲归来时并没有染上梅毒，直到他们登上欧洲海岸那一刻大家都很健康，都能工作。倘若他们在海地（以及加勒比诸岛）已染上梅毒，一般不能忍受两个月之久的困难探险航行而不带任何病象。([6],p.96)笔者也推论梅毒很可能是从首次来到欧洲的那几个印第安人身上传染开的。因为哥伦布的首次美洲探险很谨慎收敛，没有干打砸抢奸杀烧等海盗勾当，这有哥伦布的首航美洲日记可证。（注：该日记是记录哥伦布一行首次美洲活动的唯一原始文献，现已有四个中译本。一是孙家坤译的《哥伦布航海日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二是张至善译的《航海日记》，载由他编译的《哥伦布首航美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三是刘福文译的《第一次探险与美洲大发现》，载由他编译的《哥伦布美洲发现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四是齐思和、林幼琪节译的《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日记》，载《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西班牙医师鲁伊·迪亚士(Ruy Diaz)于1539年在塞维利亚出版的医书《论螺旋病》中写道，该病源于伊斯帕尼奥拉（海地），被哥伦布的船员带回欧洲。([1],p.722)除了在巴塞罗那发现的梅毒病以外，他还记得有个叫平松的人患过梅毒，他本人在1493年为这个人治过此病。([6],p.96)但哥伦布船队的平塔号上叫平松的有三个，而船长马丁·阿隆索·平松远航归来一个月便去世了。当然其中某一个平松染上梅毒并非绝对不可能，因为梅毒在海地岛上感染得很普遍。([7],p.99)不过鲁伊·迪亚士也承认，梅毒是从巴塞罗那传开的。哥伦布带回的几个印第安男人很快受到当地一些妇女出于猎奇而给予的亲密接待，因而她们染上了梅毒。这些妇女又把此病传给了法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军中的西班牙志愿兵，或者因她们随军出征而使梅毒传布得更远。([7],p.99)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西班牙大史学家，著有《西印度自然史》和《西印度通史》的奥维多(G.F.Oviedo,1478-1557)也支持鲁伊·迪亚士关于梅毒从海地传入西班牙的说法。([1]p.709)
梅毒首先传入西班牙，随后迅速在欧洲传播开。1494年秋冬，法兰西军和西班牙军激烈争夺意大利那不勒斯。西军中有若干曾随哥伦布远航过的士兵，据说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得了一种怪病，即梅毒。([8],p.178)本文认为染上此病的西军士兵中既可能有随哥伦布首航过的人，更可能有随哥伦布二航美洲并先遣回国的人。因为有12艘船、上千人已于1494年3月7日先期返抵加迪斯港，并带回了26名印第安人([6],p.96)。而哥伦布二航美洲时已露出殖民强盗的嘴脸，共17艘船1500人的庞大冒险、探航、淘金、殖民队伍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好色之徒不少。所以也可能是这批人中有人奸污了印第安妇女。他们与被掳回的印第安人一道，加速和扩大了梅毒在欧洲的传播。不管怎样，染病西军把梅毒传给了那不勒斯妇女。1495年2月法军夺占那不勒斯后，当地妇女又把这种病传给了法军。半年多后，法军因患此病者日益增多而撤守回国。于是，两三年内梅毒便在法兰西、德意志、荷兰、匈亚利和俄罗斯等国爆发。([8],p.178)有苏联学者考出梅毒于1499年在俄国首次出现([3],p.184)，这实际上又否定了前面曾提到的有的苏联学者关于梅毒也可能原来就存在于欧洲的观点。欧洲的航海家、探险家、殖民者、远征军、十字军、商人等又把这种病一路带往印度、中国、日本、北非、西亚……。晚近的梅毒来源似乎比较明显，意大利人、土耳其人、英格兰人怪罪法兰西人，法兰西人怪罪意大利人，俄罗斯人怪罪波兰人，西班牙人怪罪印第安人——这些怪罪好像都有一些道理。到1520年，欧洲人已普遍认为，最终的罪魁祸首来源于美洲。([9]V0l.1,p.346)
2.初步的研究医治和梅毒的影响
梅毒这种新出现的疾病传入比较发达的地区，严重危害着人们的健康，（注：西班牙殖民者在西印度也有感染此病的，文献中记载的最早年份是1498年。cf.A.W.Jr.Crosby: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M],Greenwood Press,1973,p.138.）于是促使人们进行研究医治预防。意大利费拉拉的医师朗尼哥(Lonigo)于1497年在威尼斯出版了他的小册子《论所谓法国病的流行》。书中讲述了梅毒的临床症状，梅毒患者的尸体解剖。([10],p.374)一年后，维拉罗博斯(Villalobos)又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出版了他的论步巴斯病（Bubas，梅毒）的小册子。以后关于梅毒的医书逐渐多起来。([11],p.257)欧洲人最初束手无策，便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治疗，包括用烙铁烙患者身上的脓疮，口服水煮的蚂蚁和蚂蚁窝。([2],p.153)在病理学方面，体液派医生一度认为，此病是人体内四种体液（血、粘液、黑胆汁、黄胆汁）失衡所致，可以通过放血、排大便、出汗、吐痰，调节四种体液达到平衡而治愈。([2],p.153)不过在临床上欧洲人还是较快地认识到，愈创树（木、Guaiacum）对梅毒有点疗效，于是它很快风靡全欧洲。愈创树产自加勒比和中美洲，当地印第安人用它的树皮煎熬浸泡药汤内服外擦治疗梅毒。([11],p.259)愈创树的产地与梅毒的发源地相同，这似乎正应验了一句西方神学教喻：神在任何疾病的发源地必定会提供治这种病的药物和方法。意大利医师弗拉卡斯托1530年的医学诗还说，愈创木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朱诺和地神泰卢斯为回应人们的祈祷而馈赠的一种神树([9]V0l.2,p.194)，愈创树成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治疗梅毒的灵丹妙药。西班牙从1508年起便从美洲输入愈创木树脂作药，德国著名骑士、改革家封·胡登(1488-1523)在1517年就推荐用愈创木树脂治疗梅毒([12],p.509)，德国银行世家福格尔家族又成了兼营进口愈创木的商家([2],p.156)。此外，16世纪中叶起，欧洲也用镰形胶树（Lignum Vitae，愈创木属）煎汤内服外擦治疗梅毒。这种偏方和药物也是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学得的。([6],p.96)所以辩证地看，在考辨梅毒原产地的同时也厘清了美洲印第安人对医治梅毒的贡献。愈创木以后作为治疗梅毒的辅助药物长期使用，英国药典直到1932年才将其删除。([2],p.155)
15、16世纪之交的亚历山大·本尼狄克开始注意到梅毒的生殖性起因并提出警告，“这种妓女的毒素(Virus)将很快感染全世界”。他还描述了梅毒引起的颤抖、瘫痪、落齿等症状或后遗症。([11],p.258)弗拉卡斯托则提出性接触传染和瘴气－空气传染的原理，以此解释梅毒15世纪末以来在欧洲爆发蔓延的原因。([13],p.148)到1540年，法国帕雷的研究已涉及到梅毒的遗传性。（[12],p.509页）（注：现代研究表明，应是先天性而不是遗传性。）16世纪20年代欧洲发展起了水银疗法，即用滚烫的水银膏涂抹脓疮，并把病人送进一个特制的密封煤火炉中熏蒸。病人在其中不断出汗不断敷以干净毛巾，同时不让患部接触新鲜空气。([8],p.182)一些体质差或已经恶病质的病人因此而死于窒息或心脏衰竭。到40年代又开始内服汞治疗梅毒。([12],p.504)到1565年，欧洲已出版了58本关于梅毒的医著。([1],p.707)17世纪中后叶，西欧治疗梅毒的主要药方之一为口服用蜂密、红玫瑰末、氧化汞制成的药丸。([14],p.90)在临床分科方面，1504年在尼德兰乌得勒支开办了首家梅毒专科医院，接着欧洲各国纷纷开办梅毒专科医院。([1],p.708)15、16世纪之交的名医加斯帕·托勒拉在研究医治梅毒病的同时也着眼于预防。他曾要求教皇、德国皇帝、各国国王、诸侯任命一些女总管来定期检查妓女，一旦发现她们染上此病就把她们送往专门的医院。([11],p.258)就这样，对新出现的疾病梅毒的研究治疗预防促成发展起了一门新的医学分科——性病学（Venereology，Венерология）。
梅毒流行后，人们很快注意到它的性接触传染性，于是把它称为“爱疫”(Disease of love)。([12],p.504)欧洲人又曾把梅毒按其中晚期的病症称为“大痘’(Grand Pox)。最常见的命名法为国家（民族）、地区加病（疮），以表明哪里是梅毒的祸根，因欧洲人互相埋怨，于是有那不勒斯病、法国病－高卢病、西班牙疮、波兰疮、土耳其疮等叫法。意大利医师弗拉卡斯托1530年在维罗那出版的医学诗题为《啊！西菲勒斯或高卢病》。诗中咏叹道，希腊神话中的牧羊英雄、底比斯王后尼俄伯的儿子西菲勒斯因触怒了太阳神阿波罗而受到惩罚，成为世界上最早患梅毒的人。([8],p.183)这册诗消弭了欧洲国家间的争吵，梅毒一名渐渐统一于西菲勒斯（Syphilis，Сифилис）。
梅毒在欧洲流行后很快影响到社会生活。中世纪欧洲的浴室业比较发达，1489年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就有168家澡堂营业。梅毒传开后，澡堂业严重衰落，当局也出面强令一些带有青楼色彩的浴室关闭([15],p.45,54)。在其他许多地方，如苏黎世、瑞士的其他自治城市和德国大部分地区，都先后禁止梅毒患者到公共浴室洗澡。([1],p.708)健康人因怕染病也少光顾公共浴室了。公共饮用杯子大多消失，恋人间和朋友间的接吻也因担心传染而谨慎起来。([2],p.138)在最初对梅毒束手无策和很难治愈的情况下，如同中世纪对麻风病人那样，西欧社会普遍出现歧视迫害梅毒病人的现象。1496年有10名那不勒斯的梅毒患者被法国贝桑松市当局驱逐，1497年里昂市的法令要求梅毒病人十日内登记自首，否则予以逮捕。1497年9月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在爱丁堡下诏，命令患“大疮”者立即去凯斯小岛，“在那里呆到上帝赐予病人健康之日”。([1],p.708)16世纪上半叶的宗教改革领袖路德扬言：应残酷处死患梅毒病的妓女，因为无法估量她们对青年男子造成的危害。([32],p.293)后来，官府设置一些医院收治梅毒病人。1656年成立的巴黎总医院便收治被别的医院拒之门外的性病患者。但他们得忏悔、接受鞭笞后才能入院。给他们开的处方还包括禁欲、涤罪悔过、放血等惩罚性措施。([4],pp.10-11)
梅毒的传播还促进了避孕和节育术的发展。17-18世纪西欧人在房事中已开始尝试用粗糙的套子(Sheath)。那时伦敦的不务正业之流(the fast set)便常用套子，其目的在于预防性病而非避孕，([16],p.640)但那也不可避免地促进了避孕节育术。初期的套子用动物肠膜或鱼膜做成，价格昂贵，容易破损，并不很安全。（注：不管是防病还是避孕都着眼于安全，故condom应称安全套而不必称避孕套。）
梅毒从15世纪末至19世纪在欧洲非常流行，是严重威胁人们健康的头号性病，并传入社会最上层，封·胡登便病死于梅毒。([5],p.308)法国瓦罗亚王朝(1328-1589)和英国都铎王朝(1485-1463)的绝嗣都与梅毒有关。法兰西斯一世(1494-1515-1547)也死于梅毒。苏格兰玛丽女王(1542-1567-1587)因其丈夫大概也被染上。新教徒相信，教皇朱理亚二世(1503-1513)因染此病才不让人吻他的脚（可能因已有毁损）。([2],p.158)当时欧洲权势最大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就曾患过先天性梅毒。([14],p.92)法王路易十五世（1715-1774年在位）朝廷的一些国务活动家和宫内官员也受过梅毒的侵害。([13],p.116)医疗卫生保健生活条件（如洗澡、入厕、居住等）很好的社会上层尚不能完全幸免，那个时代梅毒普遍流行的程度可见一斑。到了19世纪，梅毒仍是导致法国每年病死2.5-3万人的杀手。([5],p.225)同时还是造成死胎、流产和婴儿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注：未满一周岁便死的一般计入婴儿死亡率而不计入死亡率。）
欧洲流行的梅毒在17世纪变得低毒温和慢性。但因人们的羞耻感，伦敦的“验尸人”便常常不把梅毒记录为死者的病因。([5],p.218)梅毒的进一步低毒温和慢性使得欧洲人18世纪时经常把它与淋病混在一起而不加分辨。([17],p.17)
3.毒力东渐与中医之贡献
梅毒传入并在欧洲爆发后，又由各色欧洲人带到世界各地。到哥伦布去世时，已传遍除澳洲以外的全世界。在东方，达·伽马船队于1498年将此病传入南亚([9],V0l.2,p.194)，不久又传到东南亚、东亚。早在1512年日本就发现有梅毒病的发生，把它叫作Nambanniassa，意即葡萄牙病([9]V0l.2,p.194)，现代日语仍通常称梅毒为西菲勒斯（シフィリス）。日本学者也考出梅毒于1512年在本州畿内（京都一带）首次出现，日本文献当时记为唐疮、琉球疮（暗指是从那些国家和地区传来的），翌年又在本州关东流行，之后日本文献中关于梅毒的记载增多。([18],p.284)铃木秀茨还提出梅毒是从中国东海岸传入日本的([1],p.727)，笔者认为这在时间地理上是可能的（下面还将论及）。在东南亚，当1522年1月麦哲伦船队在埃尔·卡诺的率领下（麦哲伦已死于菲律宾）来到印尼帝汶岛时，船员们因怕染上圣·约伯病而不敢与当地妇女接近([6],p.458)，说明当地当时可能已有梅毒。中国是激起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国家之一，也是对防治梅毒贡献重大的国家之一。16世纪以前，中国没有梅毒，还是净土。大约在16世纪伊始，梅毒首先传入我国广东。其历史和社会背景是，1498年葡萄牙人首次航达印度，1509年葡船首次航达马六甲，1514年葡人阿尔瓦雷斯率葡船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屯门岛，并与当地中国居民通商。([19],pp.38-39)因此梅毒可能是由印度、东南亚作中介传入我国的。具体的情况既可能是中国人在南洋、印度染上后带回的，也可能是来华的南亚人、东南亚人传入的，还可能是由各国各地区的人逐段“接力”辗转传入的。最早明确记载梅毒的是明正德年间俞弁的《续医说》（刊于1522年）：“弘治末年（最后一年为1505年），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呼之杨梅疮”。[20]俞弁还尝试着用萆薢佐以风科药物治疗，并自诩“服者多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萆部·萆薢》中有对萆薢药性的详细总结介绍。
梅毒传入并蔓延开后即引起中国医界的重视，促使医家们研究此病，探索防治办法。汪机及其《外科理例》（撰成于1531年）便对梅毒论治周详独到。他主张“湿胜者宜先导湿，表湿者宜先解表；……表虚者补气，里虚者补血”。[21]他的书论述了病情症状和治疗的方剂方法。所应用的方剂分内服、外用及善后三类。书中并附十三个病例。但汪机《外科理例》通篇并没有报道此病可因男女同床传染和健康人病人同厕传染，故有学者认为汪机做了此报道是不准确的。([22],pp.14-19)李时珍对梅毒也有研究。他说：“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近有好淫之人，多病杨梅毒疮。药用轻粉（含水银）愈而复发。……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南，传于四方。……男女淫猥，……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23]这说明李时珍也认为梅毒是新传入的，并已认识到梅毒的性接触传染性质。李时珍还搜集、整理、设计了不少治疗梅毒的方剂，并载入《本草纲目》。其中有当时治疗此病的主药汞剂、砷（砒霜）剂等；有内服法和外熏法（[23]，《石部·水银》）。从这里可看出，中西当时认识梅毒的思路是相通的，治疗水平是相当的，医治方法亦相近。
陈司成是明代梅毒花柳科医药学的集大成者。他16-17世纪之交在闽粤行医，正值梅毒流行，民间叫广疮、广东疮、杨梅疮。他目睹梅毒患者的种种痛苦和梅毒对健康的严重威胁（包括残废和死亡），经潜心研究，写成《霉疮秘录》，于1632年刊行间世。该书分总说、或问、治验、方法、宜忌五章论述梅霉，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梅毒的医学专著，也堪称当时世界上一部有分量的花柳科医学专著。陈司成也认为梅毒是新传入的。他说：“霉疮一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末，起自岭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24]，《总说一》）。他主张采用汞剂和砷剂来治疗。书中还有生生乳、金顶砒（砷）、汞剂、轻粉（含水银）等药剂的制作和应用方法，是世界上较早主张使用砷剂治疗梅毒的医著。《秘录》总结了各期梅毒的病例和症状，并指出此病有遗传性（应为先天性），还警告说，此病也可经厕所传染（应是指经中国传统的马桶、夜壶之类的便器传染）。如《霉疮秘录·总说七》讲，“是证也，不独交媾相传。禀薄之人，或入室登圊（即入厕），……或即病或不即病，……或内室无恙而移患于子女、甥孙者”。又如，“或问，老幼之人不近妓女，突染此疮，……何也？余曰，不独交媾斗精，或中患者毒气熏蒸而成，或祖父遗毒相传，此又非形接之比也”（[24]，《或问五》）。另外，陈司成提到：“一士好采补，误染霉毒”（[24]，《治验十一》）。笔者推测，今日所称的梅毒，很可能是由杨梅疮的“梅”和这里所说的霉毒的“毒”拼合而成。另外，有学者说陈司成又把梅毒斥之为“奸疮”，因他指责说此病是由男女间不正常的性关系而接触感染的。([25],p.276)但《霉疮秘录》通篇并无“奸疮”一词，可见此说有误。
《霉疮秘录》很快传入日本，很受和医重视，非常流行。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的医官不保元澄在陈书的日刻汉语本序中说：“明季薢于岭广之地，绵延中原。而我邦近世染此疮者亦居多，方书无明论。只恐此书一出，世之病霉疮者赖之愈多，君子其念之”。[26]这里，和医在感念中医之功德的同时，也隐含梅毒由华传日的微词。明治初年，日本医师和气惟亨又对陈书加评注，村上图基加旁训。今日中国书店里出售的《霉疮秘录》便是根据光绪年引进的那个日本评注旁训本整理出版的。
总之，梅毒是在16世纪伊始才传入我国的。有学者认为梅毒在13世纪南宋末年便已经传入([27],p.207)，民国时代更有人认为此病可能中国古已有之（[28]，第5章第21节），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缺乏依据。西方学者一般也认为梅毒是在16世纪头十年内传入中国的([14],pp.91-100)，因为中国此前没有关于梅毒的记载，而对麻风病的记载很多且明确。([1],p.706)
4.余论
在医学上，尽管愈创木、汞剂、砷剂等对梅毒有一定疗效，但都不如人意，难以根治，难保病人健全地康复。对梅毒病的早期诊断和长期监测也比较困难。进入20世纪，人类对梅毒的斗争才取得重大进展和决定性胜利。20世纪10年代，发明了著名的抗梅毒药六○六（胂凡纳明），发明了能早期确诊和长期检测此病的梅毒血清学反应试验，发明了能发现密螺旋体的暗视场显微镜，40年代发现青霉素对梅毒有特效。19世纪中叶发明用硫化橡胶工业化生产安全套，20世纪30年代改进为用乳胶制成。安全套既用于避孕又用于防病，一举两得。在疫情监测方面，日本从1860年起在长崎开始对妓女实行定期性病检查，1871年推广到全国。([29],p.147)日本1948年通过并实行性病预防法规定，婚检和妊娠期的体检项目均包括梅毒。([30],p.112)法国则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了对妓女的定期性病检查，但60年代又恢复了检查。([4],p.71,19)所以梅毒等性病既是个医学生理学问题，更是个社会学问题。
从明代至民国，梅毒一直严重危害着中国。据说明武宗正德帝（1506-1521年在位）就染上过此病，（注：明武宗极其淫乱好色。他广搜天下民女、歌女、妓女、孕妇、寡妇乃至外国女子，设置淫宫“豹房”。在数次北巡南游途中，经常派人掳掠当地妇女。本人也擅闯民宅搜寻女子，闹得民怨鼎沸。他31岁便短命而亡，还断嗣绝后。这些都旁证他可能患过甚至死于梅毒。参见倪军民：《明武宗正德皇帝秘史》，《明代皇帝秘史》第三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2页、1500页。）清同治帝载淳确系罹此病而死。1949年后，中国政府一方面坚决取缔了卖淫嫖娼、纳妾，另一方面大力开展防病治病查病工作，于是梅毒等性病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完全消灭。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梅毒等性病又死灰复燃，自1979年重庆市发现了首例梅毒，[31]以后中国罹患此病者逐年增多。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预防治疗监测并举，推进医学和社会学研究。这样才可能控制和再次消灭梅毒，送走这舶来的瘟神。
〔收稿日期〕2003年1月16日；修回日期：2003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