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生态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逻辑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2-0074-10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当下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状况下的一个重要难题。因为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天然存在一个悖论，即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离不开生态与环境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逻辑中，又必然对于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改善和保护现有的生态环境又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给予完成，因此探究两者的内在逻辑，寻求解决这一悖论的有效途径就变得尤为重要。 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理论探索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类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市场经济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主要代表理论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包括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即“双重危机”的观点①；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关于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观点②；萨拉·萨卡强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无法克服生态危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构传统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收缩战略的观点③。 另一类观点主要来源于主流经济学派，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捍卫者，他们看重强调市场经济本身对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作用能力，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和市场激励等手段加以解决。如，沿袭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环境经济学家就论证了通过“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和“自然资本化”的解决方式，前者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可以进行分拆交换的商品；后者将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视为“自然资本”，将地球纳入了资产负债表。 也有大量文献是从市场经济的具体要素着手，侧重于研究劳动、资本等要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就劳动视角来看，许多学者探析了劳动的生态异化问题，诸如，本·阿格尔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出发，提出的“消费异化”，从一定意义上窥视到了劳动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异化关系④。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劳动与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也推进了这一研究，诸如，韩立新从哲学角度探讨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生态学问题，分析了“目的实现”和“物质代谢”两个方面的劳动过程与生态的关系⑤；徐海红从劳动与文明的关系切入，确认生态劳动在生态文明中的本体论价值，运用哲学方法，对生态劳动基础上的生态文明基本规定性和表现形态展开分析。⑥ 就技术视角来看，许多学者分析了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反生态性。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就注意到了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利用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⑦。此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威廉·莱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的思想，提出对自然的控制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对人的控制的转移或削弱，相反加强了对人的控制。而对自然的控制从而到对人的控制，这个过程是通过科学技术或技术进步实现的。⑧贝拉米·福斯特更加深入地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反生态性质。在他看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活动是围绕价值或剩余价值展开的，所谓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仅仅是为了实现其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因此“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⑨ 就资本视角来看，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资本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诸如，福斯特等人很早就指出，资本由于其“增殖原则”，决定了它对自然界的利用和破坏是无止境的，其本性是反生态的。国内的徐水华等学者也分析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实现和资本循环的正常进行，资本必然不断进行以侵占自然、污染自然为前提的生产。⑩陈学明等学者则提出，在充分认识资本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同时，还必须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前提下，要将资本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程度。(11) 通过以上文献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关于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具有了一定的进展，并且也得到经济学、哲学和生态学等不同学科的重视与聚焦。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一研究主题还有很大探讨空间。 首先，关于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关系上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类观点具有较强的“批判性”色彩，从而着重强调了市场经济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对于如何利用市场经济的有效机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一命题的关注度不高，从而也就无法较好地解决当下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生态危机问题；后一类更看重市场经济本身对于生态环境的自我作用机制，并仍然将发展市场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在生态环境分析方面则着重提出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方法，从而也就不能较好地分析和解决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问题。 其次，关于市场要素与生态环境的个体性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诸如，仅考虑市场要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而不考虑其进步作用的分析也过于偏失。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劳动、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存在，生态环境为人类所利用以及人类对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修复也就没有了必要条件。同时，就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把技术进步嵌入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生态危机，并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研究突出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技术进步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性以及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统一。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用“好技术”替代“坏技术”、用小规模技术、符合人性的技术替代所谓大科学、大技术、大工厂，也不可避免地缺乏其现实基础。 基于上述可见，从理论上理清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寻求一条在市场经济逻辑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较好途径就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将在深入分析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理论逻辑基础上，对于如何解决市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悖论问题上进行一些探索。 二、市场经济的五大逻辑支点 根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社会三形态的划分，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二种社会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而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较高级阶段，本质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或者决定性因素，整个过程包括对生产资源、交换资源、分配资源和消费资源的配置。然而，现时期的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市场经济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将政府纳入到了市场经济之中，超越了传统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功能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只不过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的不同，其作用的范围与力度有所不同，譬如，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或者在以私有制为基本企业制度的国家，政府的作用相对小一些，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政府的作用则更加强大，其市场经济成为了一种有控制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也就是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支点，就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言，至少需要五大支点：劳动、资本、技术、自然、制度。这五大支点主要靠它们的“力”的相互作用来发挥作用的。 第一，劳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第一要素，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首要支点。根据马克思的解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2)劳动力还具有个人劳动力与结合的劳动力的区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个人劳动力体现在劳动的强度、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复杂程度上。结合劳动的生产力主要体现在分工和协作上，这种劳动力又可以称为集体力。 劳动力之所以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首要支点则在于，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能力，而劳动者则是商品生产的主体，这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即没有人的劳动，根本不存在什么商品生产，因而也就谈不上交换、消费与分配了。另一方面体现在劳动力是市场机制运行的载体或者说是其作用的对象，因为所谓市场配置资源就是市场对劳动资源与物质资源进行配置，没有人的劳动和以其为主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也就没有了资源配置的根据。 第二，资本力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支点。就物质属性来分析资本力，它主要体现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方面。这是因为“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就不能发挥作用”(13)；就社会属性来分析资本力，它则是资本增值的能力。马克思曾将其定义为“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14)，并指出，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不断增殖是它自身永恒的逻辑。“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5) 资本力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支点主要在于，一方面资本力是商品生产的重要条件，仅有劳动力没有资本力，商品生产过程是无法完成的，市场经济也无法运行。马克思在这方面有很严密的论证，他认为，“资本能够合并劳动力、技术和土地等生产资料”(16)。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力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资本本身的逐利性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规则运行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感叹过：资本力“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多，还要大”。(17)资本自诞生之日起，就通过吸收自然力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转变成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支配社会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进而整体地支配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 劳动力与资本力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关系。如从生产的角度看，资本和劳动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只有通过有效结合才能不断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交换的角度看，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商品生产的前提，也是商品实现的基本条件。从分配的角度看，产品主要在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当然这种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从消费的角度来看，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消费不仅直接决定了生产产品价值的实现程度，而且，还会不断地再生产出新的生产关系。为此，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依以旋转的轴心。”(18)资本力与劳动力作为商品生产的两大重要要素也是西方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增长函数等对资本与劳动的优化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第三，科技力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支点，也是劳动力和资本力延伸发展和效能强化的基础。科学技术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它是生产的。”(19)为此，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20)科技力首先是科学知识，它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并作为脑力劳动的产物，直接参与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但科学知识只是潜在的力量，它只有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力才能转化现实的科技力。即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教育的途径可以转化为复杂的劳动力，如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1)另一方面科技力可以推动劳动工具的创新，使资本发挥更大的效能，从而提升资本力。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工具的发展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22) 第四，自然力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支点。自然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然界本身的力量。例如，风力、水力、电力、原子力等等。另一方面是自然要素本身，诸如，土地、河流、森林、矿藏等。自然力之所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支点则是因为：(1)劳动力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这个前提，是以财富的自然源泉(土地和水)的天然富饶程度为基础的。”(23)这里首先在于自然力是劳动的对象，也就是说劳动力总是和自然力结合在一起才会发生作用，“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24)其次，自然力的质和量对劳动生产力有很大影响，“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25)(2)自然力也是资本力的物质基础，即自然力也是生产资料，马克思说：“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26)意味着大部分劳动工具本身归根到底是由某种自然材料制成的，大部分生产原料是自然资源转化来的，自然资源的性质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劳动工具和生产原料的性质和质量，从而大大影响资本力。(3)市场配置资源不仅要配置劳动力和资本力，而且，也会对自然资源进行配置，即由于自然资源的原始分布是不均匀且固定的，而需求则是均衡和动态的，因此，需要重新配置这些自然资源。 第五，制度力是市场经济的整合支点。马克思在各种理论著作中解释过制度的起源和本质，他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进而又从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集团、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而市场经济则是一定经济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们在经济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具体形式，是经济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调控和管理方式，确切来说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属于一种制度安排，也具有制度力。 马克思曾经从经济制度层面提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7)这也是从市场经济层面肯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进步作用。可以说，制度力是劳动力、资本力、技术力和自然力等要素能够结合并起作用的载体。而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本身的制度力来整合资本力、劳动力和技术力以及自然力。 三、市场经济的四大生态悖论 从生态环境角度来分析，市场经济的五大支撑点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具有双重生态效应：一方面是人类利用劳动力、资本力、技术力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市场要素在运行中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程度的加大。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则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需要以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利用和开发作为基础，这样，对资源环境近乎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供给之间必然存在“先天性”矛盾。这一矛盾在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市场经济在初始阶段对自然和生态的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生态系统基本保持稳定，同时有限的物质供给也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缓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逐渐分化，技能水平不断提高，资本完成了原始积累，技术手段增强了资源环境的利用能力，最终必然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 (一)劳动力与自然力的悖论 首先，劳动力是劳动者能动地征服和改造自然力，将自然条件转换为人类的生存条件的力量。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8)这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人具有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变换的能力。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点在于动物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人却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自然条件或者说自然力始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劳动力转化为生产力的前提。自然环境给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定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劳动力的发展也依赖于一定的生态平衡。如果劳动力对于自然力的压力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平衡严重失调，产生了生态危机，就会严重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甚至缩短劳动者寿命，从而降低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利用自然力的过程中，也破坏了自然力，从而出现了劳动的生态异化。关于劳动异化的问题，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种社会形态划分中，就是以人的本质即劳动是否异化为原则，从而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未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异化被扬弃的阶段。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劳动异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渗透在一切领域，而“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9)即人依赖于物，受物的控制。这种物的能力也包含自然力，因为在马克思的逻辑里，“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30)，并以商品形式存在于市场中。劳动力的生态异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力在将自然力转换为自身的存在条件过程，也就是劳动力在向自然界不断索取物质资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力的有限性使其不可能成为劳动力生存的永恒的物质条件，反而成为劳动力不断提高生产能力过程中的制约；另一方面，劳动力在将自然条件转换为自身生存条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条件和自然力本身，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继续生存的条件，这种劳动力作茧自缚的行为，也正是人类现在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二)资本力与自然力的悖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力会提升自然力的使用效率，即通过资本规模扩大将更多的自然力纳入到社会生产过程之中。这是因为：(1)自然力不是一个能动性要素，不会主动向人类提供使用价值，而是要通过资本要素才可能被激活而为人类所使用。马克思将其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31)，同时，资本是将自然力“有效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在生产财富的同时实现价值增值”。(32)为此，资本投入量越多，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并进行物质互换的生产规模就越大。可见，自然力需要资本，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人类对于自然力的利用才会扩张。(2)资本的逐利本性也充分发挥了劳动力和技术力的能动性，从而有助于发挥市场对于自然资源配置的效率，扩大了自然力的利用边界。资本的竞争压力一方面迫使资本降低自然力的使用成本，提升资源力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迫使资本催生新技术并转化为新的自然生产力，为生产过程寻求储备更广阔从而使用成本更低的新自然力，同样，新技术也可能把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废料回收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总之，资本通过种种手段扩大了自然力约束的外界，减缓了自然力的消耗进程。 然而，资本逐利性带来的无限扩张力总会面临着有限自然力的约束，马克思很早就指出，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需要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即不能对自然力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突破了这一自然的边界。因为，资本的逐利性必将导致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并使生产和消费的规模超越自然力承载的边界。在传统的理念里，人们总会将自然力看作是大自然对资本的馈赠，可以“不费资本分文”(33)，尽力地开发与利用，这样，资本就没有动机为还原自然力追加劳动投入，从而加速了触及自然力外界的速度。资本的趋利性也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加深了全球矛盾。福斯特指出，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区域通常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这样资本趋利性对于自然力的损害就转移到了落后国家，同时由于落后国家并没有足够的资本、技术或者劳动投入来修复已被破坏的自然力，资本对于自然力的破坏就会转换为全球性的扩张。因此可见，全球生态和环境危机的第一推手就是资本的趋利与扩张性。 (三)科技力与自然力的悖论 科技力对于自然力的影响，首先是直接作用，即科技力作为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也作为脑力劳动的产物直接参与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来了解自然、掌握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而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知识的增加，就能不断丰富改造自然界的手段，从而不断增强利用自然力的能力。此外，科技力还通过资本力和劳动力间接作用于自然力，即科技力通过教育途径渗透于劳动者，使得劳动力复杂化；通过对劳动工具的不断改造与创新，能够充分利用自然条件。科技力对资本力的渗透则体现为：科技力的主要物质体现者是生产工具，工具是物化的智力和物化的科学技术。科技力通过劳动力和资本力这两个载体进入生产过程，从而充分延伸劳动力和资本力的作用范围，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使自然力发挥更大的效用。为此，不少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会遏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经济的“非物质化”趋势能使经济增长摆脱环境污染。他们还认为，正如石油危机可由技术进步得到克服，全球变暖也将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迎刃而解。例如，发达国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碳固化技术的研究，如果能把二氧化碳(CO[,2])从排放中分离出来，固化或液化后封入海底，二氧化碳的排放就不再受到限制。 但是，我们发现科技力也是一把双刃剑，这也是“杰文斯悖论”所阐述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结果，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自然资源的需求。因此，就科技力对于自然力的作用来看，科技力一方面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具有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了不可逆的、无法克服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曾经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由于人类凭借技术进步和强大的技术手段，将自然系统作为人类征服、掠夺、利用的对象，以满足人类自身的无限贪欲，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34)事实也是这样，在主要发达国家，随着技术进步，虽然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下降，但人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却一直在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总量也在持续增加，即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排放效率的提高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所抵消。回顾历史，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技术进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越来越差。 (四)制度力与自然力的悖论 制度力对于自然力的影响作用也具有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会破坏自然力，另一方面也会保护自然力。 首先，制度力是自然力破坏的根源。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广义制度力，只不过这种制度是市场的运行机制，并不受人类的主观安排限制，而是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这一制度力在追逐自我经济利益最大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对自然力的破坏。更何况在传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只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也只会张扬资本的趋利性，保护资本力对自然力的无限掠夺性。如前所述，市场经济中资本力、劳动力、技术力和自然力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负面效应。 这样，解决上述矛盾就不能从市场经济本身寻找途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不能内生出保护自然力的制度，只能依靠“非市场”的制度创新，即政府的强制性制度(正式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自觉性制度(非正式制度)来保护自然力。 其次，依靠政府力量创新正式制度来保护自然力就是通过推行相应的制度去强制性地利用市场机制促成交易以保护自然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一表述表明了正式制度对于自然力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依靠意识形态、理性等自觉力量形成非正式制度来保护自然力，也就是通过与生态经济相适应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生产观和消费观等非正式制度来改变人们的自然观念，从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四、市场经济生态悖论的理论根据与现实逻辑 市场经济的生态悖论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具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逻辑。首先，就理论背景来看，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基础上的“环境负价值”理论可以为这一“悖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关于“负价值”的概念是斯蒂德曼为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而提出的一个命题，斯蒂德曼曾经举例证明，“在联合生产的情形下，马克思的价值=c+v+m的计算方法会产生正值的、零值的或负值的商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资本家所攫取的商品组合的价值加总后实际上是负值”。(35)按照通常的理解，这种负劳动量以及与此相应的负价值量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中外理论界关于防止出现“负价值”的各种各样的补救办法有很多，但都未能真正地解决问题。(36)我们认为，斯蒂德曼的“负价值”理论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就这一点我们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是，如果将这一概念引入到资源环境领域里则具有较强的经济学价值。 如果在一个引入资源环境要素的联合生产条件模型里，我们可以假设联合生产的两个产品，一个产品为经济物品，这一产品具有正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具有正的价值，另一个产品则为有害物品，我们假定为污染物，这一非经济物品则具有负的使用价值和负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物品的价格总大于零，而有害物品(污染物)的价格总等于零和小于零，故根据价格是价值表现形式的理论，经济物品的单位价值量总大于零，而自由物品和有害物品的单位价值量总等于零和小于零。这不仅全面和彻底地解决了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问题，即清楚地回答了为什么联合产品的单位价值量既可以大于零，也可以等于零或小于零的问题，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表现为经济物品的生产)，也是环境被破坏与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表现为有害物品如污染也同时被生产出来)，即在生产出一个正的使用价值为人类所使用的同时，也会生产出一种有害的负的使用价值约束和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显然，这就是市场经济生态悖论的理论根据。 其次，现实经济中的统计数据也能够支持上述理论解释。传统的市场经济活动只关注正价值的产生和积累，即GDP的不断增长，往往忽视了生产过程带来的“负价值”物品，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然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我们仅以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固体废物)为例，可以发现，《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自1991年起，废水、废物的排放量伴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深化迅猛增长(37)(如图1所示)，这一负的使用价值给中国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压力。 此外，为了更好地比较市场经济活动同时产出的正负产品，我们还选取了2000年以来中国碳排放量和GDP增长进行同步比较，如图2所示。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生态破坏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过程能力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环境分析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逻辑能力论文; 经济学论文; 人类进步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