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性、准租金机制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金论文,所有权论文,机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资产专用性与人力资本积累
在主流企业理论中，威廉姆森等人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正统地位（迪屈奇，1999）。该理论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专用性等概念构造出一个规范性的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组织的生命力依赖于组织所能实现的效率水平；组织内的权利安排旨在保护专用性资产免受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从而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而让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行使控制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的制度安排（Williamson，1979，1996）。
威廉姆森主张的这种制度安排实际是通过一种“准租金机制”（Quasi-rents Mechanism）来实现的。“专用性”（Specificity）是指耐用性实物资本或人力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交易关系从而被锁定的程度。准租金就是一项投资在最优用途上的价值与次优用途上的价值之差，如果不考虑利润，它就代表着对沉没成本（Sunk Cost）的收回（威斯通等，1998）。在资产各有其主的合作团队中，团队成员对控制权的评价依其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不同而有别。一般来说，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比一般性资产（独立的、非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更重视团队的控制权。这是因为，一般性资产的价值不受（或几乎不受）团队行为的影响；而专用性资产的价值，一旦脱离特定的团队，则可能荡然无存。并且，资产一旦成为专用性的，从而从属于团队中的其他资产时，团队中的一些当事人就会受到诱惑去掠夺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Klein，1978）。（注：克莱因等（1978）将这种可能面临机会主义行为侵害的准租金称之为“可占有性准租”（Appropriable Specialized Quasi-rents）。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法是纵向一体化。）这时，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就会谋求某种形式的控制权，以保护准租金不被攫取，所以，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有较强的激励维系团队关系，他们更珍视控制权，因而会选择行使它。而一般性资产的所有者则会选择做“雇员”，把自己的服务出卖给对团队有依赖关系的资产所有者，从而形成遵循“波斯纳定理”的权力配置格局。（注：波斯纳定理是，“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该赋予那些对权利净值评价最高并且最珍视它们的人”。（参见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20页）。在本文中，企业所有权是指企业的（剩余）控制权。）
但是，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上述理论中的权力基础提出质疑。德姆塞茨（1997）指出，资产专用性理论在这里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一种资产可能是高度专用性的，但在合作团队中并不是价值极高的那部分资产。一种特殊设计的扳手只适用从事某种特殊合作安排中的任务，他的所有者就很难凭借这种所有权成为中心签约代理人（The Centralized Contractual Agent）。他可能更愿意把扳手卖给那些由于其他原因更适合成为中心签约代理者的人。所以，所有权将落入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手中，这种专业知识是确定合作团队的目标和监督各种要素所有者完成各自任务所必需的。
按照德姆塞茨的观点，中心签约代理人的权力基础似乎有两个。一个是高度专用性资产的所有权；一个是中心签约代理人拥有的某种专业知识。究竟哪一个会成为现实的权力基础，则依赖于中心签约代理人在改变专用性资产所有者身份的费用与获得特定专业知识的费用之间的关系。德姆塞茨没有进一步对这两个权力基础之间的关系给予具体地论证，这使得他的观点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将某种“专有性”的专业知识（Expertise）确定为控制权的直接基础，同时又赋予“专用性”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投资以某种特殊的意义，那么资产专用性理论就可以以一种崭新的意义解释经验事实。但这需要我们对企业过程作更深刻的透析。
现有的企业理论文献对企业的理解建立在下面的过程基础上：
图1
联系（1）与签订和执行要素合约以及组织活动相联系，因而是（要素）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发生的主要领域。联系（2）与生产—销售的技术活动有关，是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发生的领域。这里的投入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其投入之前的性质是给定的，投入之后它们为生产提供服务，但不会改变其给定的性质。这里的产出是要素服务的对象化，表现为一种产品或劳务。
然而，这种理解存在严重缺陷，它仅仅揭示出企业活动的“有形”部分，而与有形活动同步发生的要素所有者的知识积累和权力配置格局的演变这些“无形”的内容却给遗失了。它看到了要素“存量”形态的变化，却没有看到要素“增量”的新生过程；它看到了“物”的流动，但没有看到“人”的成长。实际上，企业不仅是一种生产产品或劳务的经济组织，而且是一种信息加工和生产知识的重要机构，是人力资本特别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领地。如果将企业视作一座冰山，上述图示则仅仅揭示出露出水面的部分。
企业的创建过程与实物资本专用性的形成过程是基本同步的。实物资本专用性的增强对其所有者至少会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其所有者对企业控制权的评价。因为投资中沉没成本的补偿依赖于这种控制权的有效运用。二是激励实物资本的所有者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为有效地行使控制权寻求支持。因为当资产成为专用的时候，所有权作为控制权的基础已经被削弱，而且法权意义上的权利最终必须通过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能力来保证。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形成专门的技能，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方式。三是为实物资本所有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规定方向。哈特和穆尔（1990）指出，对企业专用资产的所有权会激励其所有者进一步向企业作其他专用性的投资。汉斯曼（2002）则更明确地指出，实物资本的专用性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并最终决定人力资本的特质性。所以，准租金机制在激励实物资本的所有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又将专用性传递给了人力资本，从而使人力资本积累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和穆尔（1990）将企业的所有权等同于对企业专用性资本（Firm Specific Capital）特别是有形资本的控制权。（注：张维迎（1995）曾认为，哈特和穆尔在这里混淆了企业的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我们认为，张维迎可能忽略了哈特和穆尔关于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论证。）在这一过程中，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凭借其初始阶段特有的优势占据着积累这种专业知识的关键位置。（注：非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使其所有者的承诺较为可信。但不少文献将专用性与可抵押性相混同，实际上，专用性与资产在各类用途之间的可转移性相联系，而可抵押性与资产在市场主体之间的可转移性相联系。）随着实物资本专用性的增强，其所有者被“要挟”（Hold-up）的可能性随之增加，当事人积累这种专业知识的激励也增强了。这就意味着，以“专用性”为条件的准租金不仅是一种企业所有者的选择机制，同时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
二、企业内分工与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在组织内，个人任务的执行包含对各自环境信息的加工。信息加工可以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如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但是，人力资本因素，即“以往固化在机器设计中，但大部分储存于人类大脑中的程序”（Simon，1982，p.107）在任何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信息加工的潜力不是无限的。“正因为每个人的知识、洞察力、技能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组织就成了实现人类目的的有用手段”（Simon，1957，p.109）。企业组织通过内部分工与协作来扩张有限理性，而劳动分工是形成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客观条件。正如斯密所言，“不同的人所具有的天生才能上的差别，在现实中，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小得多；而那些非常不同的才能，在发展到成熟期的时候，看起来把不同专业的人们区分开，但是，才能在许多场合与其说是原因，倒不如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1972中译本，p.15）
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要求组织参与人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和技能，换言之，在人力资本和组织结构类型之间要求具有一种耦合关系。但由于经济中理想的人力资本的可获得性是不充分的，所以耦合性问题不大可能全部通过在组织之外寻找适合的人力资本来解决。那些“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Hayek，1945），只能在特定的信息环境产生出来，也只能为现场的人所获取和加工。个体成员在组织结构中的具体位置基本上决定了他所面临的机会集、激励结构和信息环境，与这一位置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会随着经验和信息的积累而增强。因此，异质性人力资本会从组织内不同位置的特定信息环境里内生出来。
在企业组织内，如果有关的环境完全被分解成互不相关的几个部分，任务单元可以独立进行专业化的信息加工，那么，信息处理的劳动分工就是完备的。这意味着参与人只处理与自己有关的环境部分的信息，以此作为唯一的信号输入当事人的认知模式。当事人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可能会修改和补充其认知和决策模式，但只要参与人面临相同（或类似）的任务，那么，运用这一模式而积累的能力在任何科层制中都是适用和有价值的。只要任务在信息处理所需的范围和目标意义上可以互换，那么，这种认知和决策模式（或称心智程序）在组织内的不同决策层级之间就是通用的。青木昌彦将这类心智程序称为个人型心智程序，而运用这类心智程序的个人能力和技能称之为“个人型”（Individuated）人力资本（青木昌彦，2002）。
但另一方面，真正使企业具有一个组织特征的是环境系统性信息的存在，（注：根据青木昌彦的解释，假定环境可以分解为E[，s]、E[，1]和E[，2]三个部分，E[，s]和E[，1]的状态将影响任务单元T[，1]的生产率条件。E[，s]和E[，2]的状态将影响T[，2]的生产率条件，则E[，s]为环境的系统性部分，E[，1]和E[，2]为环境的特质性部分。）其状态关系到每一个任务单元的决策。如果不存在环境的系统性信息部分，信息加工的劳动分工可以是完备的，因而不需要组织协调。正是系统性信息的加工方式决定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特征。在企业组织内，信息加工活动无法完全分解为非重叠的任务单元。对于各单元共同面对的系统性环境部分，参与人之间需要协同他们的观察和理解，然后建构一个共同的决策基础。在基本层次上，参与人各自收集环境的各类信号，但为了达成一种协同的认知，形成决策共识，这时参与人就不仅需要处理个体所收集的相关环境的信息，而且还要以意会或明确的方式处理其他任务单元对同一环境的不同认识。由于任务间技术互补性的存在，对参与人的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彼此各异，这就意味着对环境的系统性信息的加工所适用的心智程序需要具备一种认知判断上的协同机制，这种心智程序在企业内相互联结着，因此它们的价值不能在不同的组织之间自由转移。这种认知和判断上的协同机制所需的技能一旦获得，便只能通过和特定类型的成员持续合作才有价值，而持续的合作会促进“背景取向型”（Context-oriented）人力资本的形成。比较而言，背景取向型人力资本比个人型人力资本更具组织专用性（青木昌彦，2002）。
根据Brynjolfsson（1994）的定义，个人型和背景取向型的人力资本因为是一种固化在人身上的信息加工技能，不可能将它们和个人分开，因而可以统一概括为“不可分离的信息资产”。与此相对照，还有一些信息资产，如软件、数码内容、发明等，可以概括为“可分离的信息资产”，原因在于，它们的所有权可以和它们的生产者相分离，使交易变得可行。但是对于生产过程（研究与开发）进行到一半的信息资产，生产者（发明者）想确立对它们的产权非常困难，但如果允许他人使用这些信息资产又会带来许多经济价值。这类信息资产的不可分离性使其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交易会面临困难。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是，赋予那些从事生产不可分离信息资产的企业成员以控制权，激励他们供给这种信息资产。就其对企业决策质量的影响来看，这类信息资产比企业的实物资产发挥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才是企业控制权的真正来源。这类信息资产的所有者因此获得了企业的控制权。
三、准租金机制与企业所有权的安排
我们运用哈特-穆尔（1990）的产权理论探讨企业所有权的安排。为了形成比较，讨论从两个独立的签约人构成的联合体开始。
假定联合体（S）由两个对风险持中性态度的参与人组成，即S=（1，2），联合体的实物资本A=（a[，F1]，a[，F2]）来源于两个参与人的出资。联合体的存续期由两个阶段构成。在T[，0]期，参与人各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投资行为X=（x[，1]，x[，2]），投资行为的成本为c[，1]（x[，1]）和c[，2]（x[，2]），并假定c′[，i]（x[，i]）＞0和c″[，i]（x[，i]）＞0。在T[，1]期，每人使用自己的人力资本，连同组织资本一起，创造供两人分配的准租金。假定在T[，1]期，联合体的价值为V（S，A/X）。假定他
这些式子的含义是，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准租金和边际准租金都为正。也就是说。两人的人力资本在平均和边际意义上均为专用性的。
由于投资决策x[，i]过于复杂，无法在T[，0]的契约中详细规定，因此x[，i]只得由当事人在T[，0]期间自主决定。但在T[，1]期，由于x[，i]和由它形成的人力资本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在T[，1]之初要对T[，1]期末实现的收益分配进行谈判，我们以沙普利值（注：沙普利值是一种可以从联合体获得的不确定性收益的预期值，实际上，这是当事人对联合体的贡献预期值。其定义为：∑p（S）[V（S，A/X）-V（S\｛i｝，A（S\｛i｝）/X）]，S\｛i｝∈S.。p（S）为集合S出现的概率。p（S）=[（s-1）！（I-s）！]/I！。s为给定子集S中的人数；I为联合体的总人数。）（The Shapley Value）作为谈判的解。在联合体中，i投资的边际收益由下式给出：
如果各方预期到这种谈判结果，那么在T[，0]期的投资水平由其投资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私人边际收益的那一点来决定。我们可以得到纳什均衡条件：
由于这是两个独立签约人构成的联合体，每一方都要求占有对方人力资本创造的一半价值，否则就以撤走投入的实物资本相威胁。相应地，任何一方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只能是其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即他们的“沙普利值”），所以，在这种联合体中，双方的人力资本投资均没有达到社会最优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产权结构和寻求其他联合体形式，来实现激励效果的改善。其中一种选择是实行纵向一体化。
在哈特-穆尔产权理论中，企业专用性的人力资本被分解为经理和工人进行积累，并且，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了经理和工人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存在不对称性。这里，假定在企业这种纵向一体化形式中，两个参与人存在明确分工。经理（x[，1]）根据系统性环境信息和组织协调的需要进行市场导向型的决策，然后向工人下达行动命令。而工人（x[，2]）则从事操作性任务，只加工与他的工作相关的特质性信息，所以工人履行任务所需的人力资本（技能）是个人型的。假定实物资本（a[，F]）已经存在，我们首先从改善激励的角度考察谁“应该”拥有它。
经过T[，0]期，经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获得了对企业而言“不可或缺的”（Indispensable）的人力资本，记为a[，i]；而工人获得的人力资本是“可以或缺的”（Dispensable）。
假设仍以沙普利值作为T[，1]期收益分配的均衡解，但现在根据实物资本（a[，F]）所有权和人力资本（a[，I]）所有权的不同安排，纳什均衡条件在理论上存在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经理拥有实物资本（a[，F]）的所有权，（注：这里沿用哈特和穆尔（1990）的理解，即所有权就是所有者拥有排斥他人使用资产的权利。）并同时拥有a[，1]，纳什均衡条件为：
在第三、四种情况下，需要在T[，1]期初将a[，I]无成本地从经理转移给工人，但在前面的定义中，a[，I]是“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它凝结在经理个人身上，因而是不可分离的，可以认定这种转移难以发生。因此，可以排除这两种情况。
现在比较第一、二种情况。在T[，0]期，当实物资本逐渐变成专用性资产的时候，企业内分工实际上规定了经理人力资本的投资方向，因此，a[，F]和a[，I]必然是高度互补性的。这样，在（5）式中，v[1]（a[，I]/x[，1]）=0；在（6）式中，v[2]（a[，F]/x[，2]）=0。（6）式与（4）式等同，则意味着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对工人的激励是相同的。但比较（3）和（5）式，可以发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对经理的激励增强了。这就意味着，实物资本的所有权从工人转移给经理，没有减少对工人的激励，但增加了对经理的激励。所以，就改善激励的角度而言，实物资本“应该”归经理所有。这就证明了哈特-穆尔（1990）的命题：在纵向一体化中，如果经理的系统性信息加工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则让经理占有整个实物资本就是最优的所有权安排。
这一命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拥有对企业经营成败至关重要的信息的企业家为什么最有可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一项风险业务中，一个拥有关键技能的个人为什么应该给予一定的比例的项目股份。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强对这类信息供给者的激励，同时又不会损害其他成员的积极性。值得强调的是，信息的重要性还不是拥有剩余控制权的充分条件，如果一项信息资产对企业至关重要，但所有者对这项信息资产的供给缺乏弹性，即不管所有者是否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这项信息资产的供给量都是一个常数或呈稳态增长，那么，这类信息资产的所有者就不必授予企业控制权。所以，经理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不仅来源于其加工的系统性信息的不可分离性，而且还与这种信息资产的供给弹性有关。
企业的实物资本当然也可以成为工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条件，就工人而言，为了不被经理在T[，1]期辞退，就需在T[，0]期投资于专用性人力资本，使自己的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组织资本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为长期合作与经理交换抵押品。“因此，企业的非人力资本就是一种将企业捆在一起的粘合剂，至于这种粘合剂是什么则是不重要的”（哈特，1998，p.70）。
以上的分析，在逻辑上是“倒置的”，即首先将参与人置入企业科层结构让他们各自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等到形成异质性人力资本以后，再根据效率最大化的标准考虑谁“应该”拥有实物资本的所有权。这种规范分析的方法使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济伦理色彩”（杨瑞龙等，2001）。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分析逻辑再“倒”过来，企业的真实面貌就露出水面了。实际上，要素的所有权在企业成立之前就是明确的，因此不是一个“应然”的推断。在签约之前，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与企业初创阶段的雇员没有分别。假定签约之前各类资产均是通用性的，在签约时，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具有特有的优势，因为其实物资本具有担保能力，其承诺是可信的，同时，他作为企业的发起人，表明他愿意对企业经营承担风险，愿意进行有关的人力资本投资。凭借这种优势，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为企业设计一种科层结构，使有价值的信息在这一科层的顶端集中，并让自己占据这一关键性的位置（Dow，1989）。其他参与人则被安排到这一科层中不同的位置上，在经营活动中，积累与各自的位置相对应的人力资本。在实物资本由通用变为专用的同时，人力资本也在进行着相同性质的转化，（注：经验观察表明，人力资本专用性形成的进程要比实物资本的这一进程慢得多。）并最终形成异质性人力资本。尽管雇员在执行操作任务时可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特质性信息和专用技能并据此对雇主进行“要挟”，但相对而言，雇主对企业环境系统性信息的垄断而形成的人力资本优势更加明显。这样，雇主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就不仅仅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推断，同时还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格局。
本文讨论的是古典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在现代股份公司和公有制企业里，准租金机制会发生变异，所有权安排会呈现出新的特征，这是另一项研究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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