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经济带及其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变动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8)04-0069-09
如所周知，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可以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域，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其中，东部季风气候区以农耕为主，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人口最为集中、农业经济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这一大区又大致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其北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农耕经济以旱作为主，可以称为“旱作农业经济带”；其南属亚热带或热带湿润气候，农耕经济以稻作为主，可以称为“稻作农业经济带”。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高寒区以及属于东部季风气候区的部分北方草原和东北地区，在历史上虽然也有农耕经济发展，但总的说来，均以游牧、畜牧经济为主，可以合称为“游畜牧经济带”。这三大经济地带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格局，其相互间的关系及其推移、变动，往往引发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甚巨。
一、三大经济带格局的形成
在人类社会早期，采集、狩猎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部落的经济生活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采集经济向原始农耕经济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的部落和地区以及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的部落和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虽然与部落的文明传统、技术进步与传播有着很大关联，但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因此，三大经济地带的分野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倾向，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南方诸考古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经济生活方式即以稻作、渔猎经济为主，而中原仰韶、大汶口、龙山等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经济生活方式则以旱作农业、畜养为主。至若北方草原地区，至迟到春秋战国时期，亦由狩猎经济转向游畜牧经济。[1]
到了春秋战国以至汉代，三大经济带的差别已经非常清晰。汉文帝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2]“长城”显然已成为“引弓”、“射猎”之野与“冠带”、“耕织”之国的界标。汉武帝时，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了各地区的经济物产与商品交流情况，称：“夫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3]其中山西、山东可合为一区，得与江南及龙门、碣石之北相并立。而《汉书·地理志》则综合《史记·货殖列传》与朱赣《风俗》等相关记载，对汉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区域差异作了具体阐述。根据这些记载，可以大致认识到上述三个经济带的基本情形：
(1)长城内外及匈奴、西域地区，以游畜牧经济为主，农耕经济为辅。自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经北地六郡(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代北六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燕北五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诸郡，是汉代的北疆。胡汉杂居，农牧兼营，风俗尚武，民风质朴。如河西五郡，《汉书·地理志》云：“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悖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4]又如北地六郡，《汉书·地理志》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5]《货殖列传》则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6]显然，虽然农耕也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但畜牧业仍是长城内外诸郡的主导产业。
至于大漠之外的匈奴，更是逐水草而居，以畜牧为业。《汉书·匈奴传》谓：“匈奴……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佗、驴、
、
、
、
奚。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为侵伐，其天性也。”[7]这就是汉文帝所说的引弓射猎之国。西域诸国，则农牧兼营。《汉书·西域传》云：“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8]这些绿洲小国，虽以农耕为主，但畜牧显然也占一定比重，所谓“城郭田畜”乃是其根本特点。
(2)黄河中下游地区，以旱作农业经济为主。这是秦汉帝国的中心地区，也是秦汉时代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其南界基本上及于淮河、秦岭线，北界则与上述长城内外地带相接。主要包括关中的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弘农，三河(河内、河南、河东)，河东的太原、上党二郡，兖、豫、青、冀四州全部、徐州大部及幽州之广阳、涿郡、勃海三郡。这一地带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自商周以来即是社会经济发达之区，故人口密集，有的地方已出现人多地少的状况。《货殖列传》记三河地区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9]又如赵、中山之地，“地薄人众”；鲁、东海、泗水诸郡，“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沛楚之地，亦“地薄民贫”。[10]地少人众以及对地利产出的强调正反映出农耕经济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地位。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经济以五谷桑麻旱作农业为主。如关中地区，“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11]在山东半岛，“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洙泗，亦“颇有桑麻之业”。司马迁曾总概性地指出：“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12]秦、夏、梁、鲁、三河、宛、陈，再加上齐、赵之地，即全部涵盖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这些记载未能指明黄河中下游地区种植农业的种类，但已有研究已充分揭示出，麦、禾(粱与粟等)、豆、黍、麻、桑等旱作物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主要的种植作物。[13]
上引《史记·货殖列传》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则黄河中下游旱作农业带与游畜牧经济带的分界，即在今陕西韩城、山西河津间的禹门口至河北昌黎碣石山一线；向西，则大致沿着黄土高原南缘，经泾、渭上游的今彬县、陇县，与陇山相接；向东，则大致沿燕长城一线，至于辽阳。[14]当然，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农业”；[15]而秦汉时代，在北地六郡、河西诸郡广泛推行屯垦，似将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向北推移，但事实上，这些屯垦区主要集中在水草适宜的河套平原及其他河谷地带，成点块状分布，而且很不稳定。所以，总的说来，农耕经济在此线以北，迄未占据主要地位。
(3)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稻作农业经济与渔猎经济并重。这一经济带包括益州北部的汉中郡、荆州北部的南阳郡、徐州南部的临淮、广陵二郡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基本相当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楚越之地”：“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6]《汉书·地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菰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媮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17]这两条简短的记载，实际上已道出了南方地区的基本特点：第一，地广人稀。第二，饭稻羹鱼，以稻作农业与渔猎为主，迥异于北方的旱作农业。第三，在文化方面，“信巫鬼，重淫祀”，亦与北方迥别。我们看《汉书·地理志》有关南方诸郡的记载，在基本方面都与此三点相同。如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18]南迄海南岛上的儋耳、珠崖二郡，亦“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19]
稻作农业经济带与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分界基本上在秦岭—淮河一线，这条线以南的汉中、南阳、江夏、六安、九江、广陵诸郡国及跨淮南北的临淮郡，都主要是稻作农业区。在汉中，1964、1965年先后出土了两种汉代陂池稻田模型，证明水稻当是汉中盆地的主要农作物。[20]在南阳郡，东汉时张衡《南都赋》谓：“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相
……冬稌夏穱，随时代熟。其原野则有桑漆麻纻，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与与……若其厨膳，则有华芗重秬，滍皋香粳……黄稻鲜鱼，以为芍药。”[21]稌为糯稻，粳即粳稻，加上黄稻，水稻品种已有三种；原野中又有“桑漆麻纻，菽麦稷黍”，显然是水旱作并存。在庐江郡，“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22]则早在先秦时即已从事稻作。而在秦岭—淮河线以北地区，虽或间有稻作，但多赖修建陂池、蓄水灌溉方可营种。如东汉初，邓晨为汝南太守(37-49年间任)，“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23]然邓晨故后仅十余年，明帝永平五年(62年)，鲍昱为汝南太守，其时“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24]说明淮北地区的灌溉稻作农业并不稳定。
二、三大经济带的变动
上述三大经济地带的基本格局，可以说至迟到汉代，已大致奠定下来。但在以后的二千年间，三大经济地带的具体内涵与其地理位置又历有变动，其总的趋势表现为：自汉末三国至宋元时期，北方游畜牧经济带与黄河旱作农业经济带不断向南推进(虽然历有反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也有不同表现)，北方与中原因素持续地扩大对淮汉以南南方地区的影响；而自明清以迄于近代，南方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因素则持续向北方、西北方向推进，以稻作农业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南方经济因素不断加大对中原乃至北方草原地区的影响，亦即南方因素持续北渐。
1.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南移
自《汉书·地理志》成书，迄《隋书·地理志》成书，其间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变动，社会经济乃至人口分布、文化格局与政治地域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隋书·地理志》所反映的乃是梁、陈、西魏、北周与隋五个朝代的历史地理，反映了唐初的地理观念。因此，比较《隋书·地理志》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即可大致见出此数百年间上述三个经济带的变动情形。
《隋书·地理志》所记诸郡以九州为序排列，其中，雍、冀二州涉及上述长城内外游畜牧经济带，豫、兖、青、徐四州及雍、冀二州一部属于黄河中下游经济带，荆、扬二州大部属于南方经济带。首先，是长城内外北部地带。《隋书·地理志》雍州后叙云：“……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25]分析这一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京兆为中心的三辅地带的“华戎杂错”，说明胡族已羼入关中腹心地带。这是自东汉中后期匈奴南移以来胡族不断徙入关中(以及河东)的结果，也是西魏北周以迄于隋、唐初在政治上所谓“关陇本位”的基础。第二，西北六郡、北边诸郡、河西诸郡均地接边荒，汉胡杂居，其经济生活方式为“勤于稼穑，多畜牧”，农牧兼营，风俗则并有“金方之气”，与汉代并无二致。所可注意者是“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也显示出胡族势力及其经济生活方式的南进。[26]至于河东与河北地区，《隋书·地理志》冀州后叙称：“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伤于俭啬。其俗刚强，亦风气然乎？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俗与上党颇同，人性劲悍，习于戎马。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涿郡、上谷、渔阳、北平、安乐、辽西，皆连接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27]河东、绛郡、文城、临汾、龙泉、西河六郡，均处于河东腹地，“其俗刚强”，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迥异，“亦风气然乎？”何风气邪？征诸史事，则不外近胡(胡汉杂居)、多战事以及“土地沃少塉多”三要因而已。最可注意者是太原郡之“人性劲悍，习于戎马”，说明太原之胡化已相当广泛。俗与上党颇同，则又说明上党亦如太原之例。盖太原上党，本晋国故地，至此则大变也。离石、雁门、马邑、定襄、楼烦、上谷、渔阳、安东、辽西诸郡本为边地，而涿郡、北平，亦得纳入边郡之列，却正是东汉以来长期变化的结果。
要之，自东汉以迄于六朝至于唐初，以游畜牧经济为主、农耕经济为辅的经济带向南推进了一大步——估计推进的幅度大约在二三百公里左右，已基本推进到关中北部的黄土高原南缘以南，关中、太原、涿郡等在汉代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典型的农耕区域，此时也出现了耕牧、胡汉杂揉的现象，特别是胡族的进入与汉人的胡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生活方式与文化面貌。
与此相适应，黄河中下游的旱作经济带也相应地向南方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推进。《隋书·地理志》扬州后叙谓：“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蓄积之资，然而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28]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江都、弋阳、淮南、钟离、蕲春、同安、庐江、历阳”等江淮之间诸郡，“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足可见出南北对峙格局下交界地带武力之盛，亦为北人南来之一表现。其地虽仍颇营稻作，然旱作农业所占的比重一直在不断加大。至于汉水中游的南阳地区，在汉代本属荆州的核心地区，向以出产良稻著称；到了六朝以后，却再也少见稻作之迹了。[29]
2.宋代旱作农业经济带与畜牧经济因素的南渐
然而，黄河中下游地区旱作农业经济带的南渐，最突出的却是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南宋时期，在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虽然稻作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北方旱地作物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至若山区的金州与房州，“男子烧畲为田，妇人织麻为布，以给衣食。”[30]显然以旱地作物种植为主。且不论唐、邓、襄三州及光化军早已以旱作为主，即便是汉水中游的郢州也“土饶粟麦，有西北之风声气习焉”。[31]至于江淮之间的淮南东西路，更是北方移民集中之区，农耕经济的旱作化倾向特别明显。《宋史·地理志》云：“淮南东、西路……东至于海，西抵濉、涣，南滨大江，北界清淮。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扬、寿皆为巨镇，而真州当运路之要，符离、谯、毫、临淮、朐山皆便水运，而隶淮服。其俗与京东、西略同。”[32]淮南东西路风俗“与京东、西略同”，说明黄河中下游的影响在这一地区已相当深入，其中自然也包括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每岁如之。”[33]至嘉定八年(1215年)，又“诏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34]凡此，均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作农业因素不断南进，给江、淮、湖、汉地区的农业经济格局带来很大影响。[35]至元代，秦岭—淮河线以南的汉水流域、川北、淮南地区，均成为稻麦复种区域，旱作农业经济因素甚至占据了主导地位。[36]
在旱作农业经济带全面越过秦岭—淮河线、南移至汉水—长江一线的同时，畜牧经济因素也持续向南推移。《宋史·地理志》“河北路”总叙谓：河北路“土平而近边，习尚战斗……大名、澶渊、安阳、临洺、汲郡之地，颇杂斥卤，宜于畜牧”。[37]凡此诸郡，皆南滨大河，自古即为传统的农耕区域，而《宋史》竟称其地“宜于畜牧”，则畜牧业的发展已有相当基础。至元代，在腹里南部地区亦广置监牧，河间、大名等地均有大面积的诸王牧马草场，[38]说明畜牧经济因素已渐进至黄河一线。当然，农耕经济带与游畜牧经济带的分界线要更在黄河以北，大致即在辽宋分界的拒马河—句注山—六蕃岭一线；向西则大致相当于宋夏分界线稍南处。而宋辽、宋夏边界以南，又存在着一个相当宽广的地带，也明显受到草原因素的影响。
3.明清时期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因素的北渐
如果说自东汉特别是汉末至宋元时期，三大经济带变动的主要趋势是游畜牧经济带、旱作农业经济带及其相关因素不断南渐的话，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以迄于近代，则主要是南方经济因素不断向北推进，形成长江流域的稻作经济因素不断影响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因素则不断影响北方草原地带的态势，三大经济带变动的方向正与此前千余年间的变动方向恰恰相反。到了近代，岭南、东南沿海的经济因素更持续地向北方、西北方向推进，渐次给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至北方草原地带、西北内陆地区带来影响。这种变动长期演进的结果，遂使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由古代大部分时间里的北方草原游畜牧经济带、黄河中下游旱作农业经济带与南方稻作农业经济带三大经济带基本呈东西向延伸，主要表现为南、北差异的面貌，逐渐演变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三个基本为东南—西北向延伸，主要表现为东、西差异的面貌。
这个长期演变的过程首先是由移民运动引起的。明代向华北、西北地区的移民，清代中后期主要表现为“走西口”和“下关东”的北方移民运动，以及对内蒙古地区的拓殖，都是中原农耕经济向北方草原地带、西北半干旱地区推进的直接诱因。明初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15世纪以后有所内缩；到清康熙年间，开始逐渐北移，西段稍北移至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在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这样，农耕区域在北方已推进到东北大部、兴安岭背后的昭乌达与科尔沁、阴山、河西一线，已深入到传统上畜牧业经济带的腹心地区。[39]成书于明末清初的《肇域志》述及河西走廊的情形时，先引旧《图册》称：“土人穴居野处，采猎为生。”复引《新志》云：“大抵河西之俗，在昔混于夷虏，土屋居处，卤饮肉食，牧畜为业，弓马是尚，好善缘，轻施舍。自入皇明，更化维新，卫所行伍，率多华夏之民，赖雪消之水为灌溉，虽雨泽少降，而旱涝可免，勤力
畝，好学尚礼。故地虽边境，俗同内郡。”[40]自唐宋以来夷夏杂居的河西一带，入明之后，已成为“俗同内郡”、“勤力畝”的华夏之区了。清代宁夏、河套、察哈尔、昭乌达、哲里木等地区的情形，均与此相类。
南方稻作农业经济带及其相关因素向黄河流域的推进也是与移民运动相伴随的。明代自江南向淮河中游两岸地区的移民强化了淮河流域稻作经济的影响；而以“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为代表的长江流域自东南向西北方向的移民，对东南地区先进经济技术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在淮河上游与南阳盆地，稻作农业经济越过大别山一线向北推进，使河南南部的信阳、南阳地区重新成为稻作区。王士性《广志绎》卷3称：“确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41]稻作区与旱作区的分界已北进至今河南南部地区。至于汉水上游地区的山谷盆地，更是大兴陂堰，广植稻谷。地处大巴山中的定远厅(今镇巴县)，“山大林深，然过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东为楮河，厅西为九军三坝，南为渔肚坝、平落盐场，西南为仁村、黎坝，均为水田，宜稻。九军坝产稻最美，其粒重于他处。渔肚坝、楮河、平落盐场周围各数十里，俗称‘万石平落，五千盐场’。”[42]在渭水上游的巩昌府伏羌县(今甘肃省甘谷县)，渭水两岸可引水灌溉，“故沿岸有稻”，“川原平衍，有溉稻种棉之利”。[43]在淮河下游地区，不仅淮南又重新成为稻产区，在淮北宿州的灵璧等地，水稻也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作物。[44]因此，明清时期，稻作农业经济带在总体上呈现出向西北方向推进的态势，部分地区越过秦岭—淮河线，到达渭水上游及淮北汝、泗、沂水下游一带。
三、影响地带性差异之形成及其变动的诸因素
综上所论，可以认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社会经济历尽曲折，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形态也有诸多变化，但总的说来，三大经济带的总体格局却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我们注意到，除元朝、清朝这两个北方民族建立起的统一帝国以及其他几个北方民族建立的北方政权之外，中原王朝的疆域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包括北方草原游畜牧经济带，长城一线往往成为北方草原政权与中原王朝互相争夺、进退拉锯的分界线；中原王朝实际控制并能实行有效统治的地区往往局限于农耕区域与农牧兼营区域。而在南北对立格局下，秦岭—淮河一线又往往成为南北分立政权的天然分界线。不同政权形态及其控制区域与上述三大经济带的对应关系，显示出自然、经济因素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统治的某种决定性作用。当然，如上所述，在历史时期，这三大经济带也有不小幅度的变动，这种南渐或北移虽然在几个大变动时代表现得特别突出，但根本上说，这种变动是缓慢推进的。
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差异及其变动？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是自然条件，特别是气候与地貌因素。《辽史·营卫志》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45]《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引僧一行之言亦称：“天下河山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
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为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经》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46]虽然“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天限华夏、戎狄、蛮越”即自然环境界定了华夏与蛮、越之区的说法并不全然符合历史事实，但自然的伟力仍然是不能忽视的。上述三大经济带与我国自然区域划分的一致性恰恰说明两者之间的关联。自然环境在区域差异之形成与区域特征之塑造方面起到了一种初始范式的作用。
自然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气候变化对三大经济带变动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宋元时期，游畜牧经济带与旱作农业经济带渐次南移，虽然是诸多自然、政治、社会乃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可否认，与这两个时期内气候在总体上向干、冷方向演化不无关系；[47]15世纪北部农牧过渡带北界的内缩，则主要是对气候向寒冷方面转化的直接反应。[48]在南方地区，中唐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圩(垸)田农业的发展，虽然有许多社会经济原因，与气温降低、降雨减少、平原地带河湖水位降低不会全无关系。同样，南宋时期旱作农业区域逐步在汉水、淮河流域扩大，也显然与降水量减少之间有某种关联。[49]
第二个因素是人口分布及其流动。如果说地形与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在总体上决定了三大经济带之分野的话，那么，人口迁移就是促使此种地带性差异发生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武帝时农耕区域向河套地区的扩展，明清时期农耕区域的向北推移，直接动因就是政府主导下或民间自发的人口迁移。农耕区域向北部草原地带的扩展往往具体表现为汉族人口的北移。北方黄河流域旱作区域向南推移，也是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来而展开的。于是，人口迁移就成为引发此种地带性推移的直接动因——随着人口迁移，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土地利用方式、文化形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人群对同一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从而导致了经济形态的巨大差异，也影响到经济带的变动。在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之后，虽然其后来都程度不同地走上了农耕化的道路，但其最初都有一段长短不等的时期，仍然过着游畜牧、狩猎的生活。蒙古初人中原时，曾有人主张“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50]这一主张虽然并未全面付诸实施，但由此反映出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对于华北平原这块肥沃土地的利用方式会有很大差异。同样是“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兽生息”的河套平原，蒙古人居于其地，即多成牧地；汉民移入后，则向蒙人租地垦种，以务农为业。六朝、南宋时期北方移民进入汉水流域、淮南地区之后，促进了这些地区旱地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衰退，使稻作面积进一步缩小。在明清时期的移民过程中，来自南方皖、赣、湘、鄂、川各省的移民进入秦巴山地后，尽可能地开发水田，种植水稻；而来自北方陕、晋、豫、鲁各省的移民则不善于或者不愿经营水田，即便是在条件比较适宜水田的地方也仍然种植旱地作物。不同族群对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形态的差异，使经济带与经济区域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但是，对人口迁移的作用不宜估计太高。六朝、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大量北人南来，虽然给南方带来了相当多的北方因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南方稻作农业作为主导性经济生活方式这一特征，也并未彻底改变南方的基本经济形态。显然，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环境适应移民，而是迁移人口适应环境、屈从于环境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经济生活方式。
第三个因素是政治因素。当明清时期气候向干冷方向演化时，一般说来，农牧兼营地带与旱作农业区都应当向南推移，以适应气候的变化。但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气候进入相对寒冷期的15—19世纪，农耕区域却大幅度向北、西北方向推进。何以会如此？显然，王朝国家倡导、鼓励的人口迁移，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边疆地区的农业开发受到历代王朝移民屯田、稳定边疆政策的影响。汉文帝时，晁错在所上“守边备塞策”中说：守边之策，“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故建议“募民相徙以实塞下”，“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晁错指出：“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中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礼，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51]移民长居边疆，边疆方得稳定完固。历代王朝守边政策之要旨，盖不外乎此。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农耕经济区域向关外、口外的大幅度扩展，与明清王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变化，也同样有着密切关联。
当然，政治因素的作用不能逾越自然的限制。清雍正年间，在怡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曾设立营田四局，试图在今河北境内大规模开发水田，共开辟官私水稻田5600余顷。但华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水稻生产，所以大部分水田不久即荒废或不得不改作旱田。[52]在北方草原地带垦辟出来的农耕区域，亦有相当部分不久即废弃而变为荒漠，也主要是由于逾越了自然条件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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