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哲学的输入及其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其对论文,哲学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生命哲学是由章士钊首先介绍到国内的，欧战结束后梁启超、张君劢借欧游之机登门求教于生命哲学大师。由于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有许多相契之处，所以被五四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吸取，从而促成了传统和近代儒学向现代新儒学的转变。
【关键词】 生命哲学 章士钊 梁启超 张君劢 现代新儒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辩证性质，使得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基础上的“机械的唯物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经受了严重的挑战。生命哲学就是在传统哲学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的背景下，在现代自然科学的招牌掩饰下，孕育而生的。它把哲学从科学的旋涡中解脱出来，把生命和人的精神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特定对象，因而颇受欧洲人的青睐。又由于它的思想理论与东方传统哲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一时又成了东方哲学界所推崇的对象，尤其成为处于“文化的断层地带”的中国知识阶层所争相研习的对象，并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赖以诞生的催化剂。
一、生命哲学的输入
欧洲生命哲学的创始人是德国的哲学家狄尔泰，经过德国的齐美尔、倭铿和法国的柏格森推波助澜，而在本世纪初一度成为欧洲哲学界的显学，随即向世界蔓延，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在东方，深受生命哲学影响的首推日本。据当时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章士钊（字行严）介绍，日本关于柏格森和倭铿学说的译本和解说批评诸著作，不下数十种，连中学生都知道有“创造进化”、“精神生活”诸词义。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情景。国内学者对生命哲学茫然无知，不仅介绍生命哲学学说的书籍无一本，杂志论文无一篇，甚至在聚会言谈之中，也绝少有人谈及。在上等有知识的一部分人之中，连柏格森和倭铿的名字曾否听过，尚属疑问。章氏于是在日本东京由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神州学会上作了一次关于“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的讲演（此讲演稿于1917年12月15日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4卷第12号），简要介绍了柏格森和倭铿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章士钊对柏格森哲学的介绍主要是“创造进化”论。据他介绍，柏氏的主要观点为：万物皆由流动而生，离去运动即无所谓万物，流动一旦停止，万物必然会同时消灭。“流动”乃是创造世界之母，流动之中赋有创造力。流动是由内部突向外面发生的程序，它完全自由独立，向创造的方面进行。“心”是能动的，不是被动的，心之本体的创造力变化不绝，所谓“意志自由”必到此一地步方有真味。由人本身所具有的创造力而引起的进化，叫“创造进化”。章氏认为，柏格森的“流动”观来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赫氏学说中有两大要点：一是“流动”，一是“物为甲亦为非甲”。发挥前者的是柏格森，发挥后者的则是黑格尔。两人虽然都承认“万物皆流”，但黑格尔只把流动变化看作万物之现象，其中的“真体”则是绝对不变的；而柏格森则认为，流动之中赋有创造力，根本没有什么“真体”来驱使。柏格森的“进化”观又不同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达氏的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在四周境遇中不能自主；而柏氏认为，吾人自有活动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
章士钊对倭铿哲学的介绍主要是“精神生活”观。倭氏认为，哲学必须以经验为起点，离经验而言真理，无论其理如何真法，总与吾人无关系。“真理”只有与人生有密切关系，方有意味。吾人只是要满足身心上的种种需要时才去寻求真理。真理是想不出来的，只有去做做得出来。倭氏的认识论，可谓之“行之主义”。此种主义既包括体力上的活动，又包括精神上的活动。所谓“精神生活”，纯是此种主义的表现。章氏指出，倭铿“离经验则无真理”的观点与柏格森的观点相同。倭氏讲吾人欲知缺乏何在，非实行不可，以学问言，必学然后知不足；以处世言，必到立身行己生出种种困难来，方知格言之价值。柏格森也曾说过，譬如游泳，必去游泳然后晓得游泳；一味去想，终身也不会晓得游泳是何物。倭铿的“行的主义”，又与詹姆士的观点有许多不期而合之处。在消极方面，两者都认为，唯有“实行”才是探求真理之关键；主观地抽象地研究来解决真理问题，则是行不通的。不过，倭氏的“实行”(Aktivismus)偏于“活动”，詹氏的“实行”(Pragmatism)偏于“实际”。在积极方面，关于“实行”的动因与准则，两者理解不尽一致，倭氏之意在：先有独立的精神活动而后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将吾人生活的全部一一试验而改造之；詹氏之意在：适应社会的情状及人类的需要而定一标准，以改造世界及吾人之生活。
章士钊还指出：“柏格森之创造进化，倭铿之精神生活，詹姆士之知行合一，皆以积极行动为其根本观念。”三家学说之所以风靡世界，在于它们从不同角度彰显了人类无论在物质界还是在精神界，其活动力都无限制的“意志自由”，从而突破了欧美以宣扬“定命论”和“结局论”为内容的宗教教义和以“物质”为神圣，一味讲求“自然法”的自然主义给人类活动和人格发展所带来的束缚。
章氏对生命哲学的介绍，又与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的意愿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世界最近之思潮在活动、在实行，而如柏格森之流动说，倭铿之精神生活，詹姆士之由行得知说，皆与吾国之哲学思想相合。”柏氏的流动说与中国古代《易经》中的变易思想相合。《易经》中的“易”，就是变易的意思；其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是说：天道在流动，君子取以为则，宜自强不息。倭氏的知行观与中国明代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相一致。王守仁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人若会得此意，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倭氏讲“必去游泳方知游泳”，王守仁也讲“必行孝悌才知孝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必是自寒了方知寒”，两人所讲的道理是一致的。在章氏看来，西方由于重行而成今日富强之态势。日本与中国同在东方，而日本“深体得王阳明的教训，无论物质上精神上皆以行为主”，中国唯一不可救药之现象就在于“惰力太重”。所以，中国要走向富强，就必须发扬中国哲学传统中“重流动、重实行”的精神。他说：“柏格森即能祖述赫拉丽达，为欧洲思想界开一纪元，吾辈何以不能从周易变动及自强不息之理，中经周秦诸子，下至宋明诸儒而归结于王阳明，寻出一有系统的议论，以与柏、倭、詹三家之言参合互证，将中国人的偷惰苟安的思想习惯，从顶门上了一天津。从前欧洲思想之变迁，乃食文艺复兴之赐，现在思想仍略含有复古的臭味，吾国将来革新事业，创造新知与修明古学二者关系极切，必当同时并举”①。
章氏介绍“欧洲最近思潮”，只是想当个“领班生”。他希望在海外留学人员自觉担负起介绍新知的责任，提高国民“智识”，以达到从根本上救济国家的目的。然而，他上述这番话却为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儒家创建理论体系，理出了一条基本的发展思路。事实上，现代新儒家对生命哲学的吸取，对《周易》“生生不息”论和王守仁心学的推崇，以及“返本开新”的意向，都与章氏的这番议论有契合之处。尽管现代人在探求现代新儒家的发生缘起时，从未把他提及，但他意图将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参合互证”，以寻求一套“有系统的议论”，确实为现代新儒家的发起充当了一个“领班生”的作用。
二、梁启超、张君劢向生命哲学大师的拜教
章士钊介绍生命哲学约在1914年，不过在当时国内所发生的影响很小，因为当时激进的中国学者正致力于发展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只有张东荪、梁漱溟等少数人对生命哲学感兴趣。张东荪首先译出柏格森的《创化论》，汤化龙为他作序。梁漱溟作《究元决疑论》，将佛学与生命哲学相附会，他是从友人张申府那里借读几小本西文哲学书而接触生命哲学的。直到1918年，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柏格森的哲学才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轰动。一时间，国内学者和国外留学生纷纷撰文介绍柏格森及其学说。国内除了《民铎》杂志在1922年出版一期“柏格森”专号外，还有《文艺》2卷9号载范寿康的《柏格森的时空论》、《哲学》第1、4期载吴康的《柏格森传》等；国外留学生中，还有李潢的《法兰西哲学思潮》（1920年11月2日写于巴黎，载入《少年中国》2卷10期）、冯友兰的《评柏格森的〈心力〉》（1921年3月12日写于纽约，载入《新潮》3卷2号）。可见，崇尚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成了一种时髦。
在当时的中国学者当中，梁启超、张君劢有幸能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名义去欧洲旅游，亲自登门拜访、求教于生命哲学大师柏格森和倭铿。
梁启超一直把柏氏看作“十年来梦寐愿见之人。”他在《欧行途中》一文中载道：“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又在1919年6月9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一为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一见皆成良友，最足快也。”他在拜访柏氏时，与蒋方震、徐新六三人先一日分头预备谈话资料一整夜，并将柏氏著作撷择要点，以备请益。在和柏氏问难时，徐新六当翻译，大得柏氏之褒叹，“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邃。”梁启超还把张东荪译《创化论》之事告诉了柏格森，柏氏大喜过望，索赠印本，且见作序文，乞告东荪努力成之。梁启超也拜见了倭铿，倭氏替他做了一篇题为《新唯心主义与旧唯心主义之异同》的文章。足见梁氏这次登门拜教，收益非浅。
梁氏曾在《欧行途中》中坦率地指出：“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看来，他这次欧游确实大开了眼界，使他对欧战后的西方世界大有一番感慨。他亲身体会到，欧洲人经过欧战以后，在物质上经受了空前的劫难，过着凄凉困苦的生活，往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一瞬间变得烟消云散；在思想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社会学上的互助说取代了生存竞争说，哲学上的“人格的唯心论”和“直觉的创化论”取代了“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一种新的文明正在欧洲崛起。然而他又认为，西方人仍未找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他相信，只有中国的“孔老墨三大圣”和“东方文明”才能超拔他们脱离苦海，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佛教（禅宗）的“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体现了“大的自我”与“小的自我”、“灵的自我”与“肉的自我”的统一，“理性与实用”的一致。顺着他们所指引的路线走，则可以辟出多少境界来，而现在柏格森、倭铿等，“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②。
梁氏在巴黎拜见柏格森的老师布特鲁时，布氏劝告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好象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③。梁氏对布特鲁的这番话深表赞同，于是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④。
梁氏在战后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以后所阐发的思想，对于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持同情和敬意态度的中国保守主义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和鼓舞。他本人也成了东方文化派的典型代表，并日益倾斜儒家哲学。他在复兴儒家哲学和传统文化方面所作的工作，足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先驱。可惜，当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正忙于组建他们各自的新儒学体系时，一生孜孜以求的他却过早地进入风烛残年，最后拖着疲惫的病躯，带着许多未竟的课题，遗憾地告别了人世。
张君劢在欧游途中也拜见了柏格森，并同他一起讨论哲学。他对柏氏哲学极端崇拜，说：“呜呼！康德以来之哲学家，其推倒众说，独辟蹊径者柏格森一人而已。昔之哲学家之根本义，曰常，曰不变；而柏氏之根本义，则曰变，曰动。昔之哲学家曰：‘先有物而后有变有动’；而柏氏则曰‘先有变有动而后有物。’……昔之学者曰：‘时间者，年月日时分秒而已。’柏氏曰：‘此年月日时分秒乃数学的时间也；亦空间化之时间也。吾之所真时间则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相继续，属之自觉性与实生活中，故非数所得而表现。’昔之哲学家，但知有物，而不知物之起源。柏氏曰：‘天下无所谓物，但有行为而已。……’昔之哲学者曰：‘求真理之具，曰官觉、曰概念、曰判断。’柏氏曰：‘世界之元始的实在曰变动，故官觉、概念、判断，三者不过此变动之片段的照相。是由知识之选择而来，其本体不若是焉’”⑤。郭湛波曾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把张君劢和张东荪称作“中国研究柏格森最有心得，崇拜最力的人”。
然而，张君劢更为尊敬的是德国的生命哲学家倭铿。他曾记述他初见倭氏的感受说：“以倭氏七十老翁，精神矍铄一如年少，待异国之人亲切真挚。吾乃生一感想，觉平日涵养于哲学工夫者，其人生观自超人一等”⑥。他在《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一文中说他在欧游以前，并不求把学问作为终身之业，而只是把“求学问”作为“改良政治”和“救国”的目的，所以读书虽勤，但“学问与自己并未打成一片。”虽在平时由于对国内外政治现实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满而有转向“学问国”的意向，但直到和倭氏见面以后他才痛下决心，从社会科学转向哲学。他说：“这位哲学家诚恳的态度，大大使我发生研究他的哲学兴趣”。他称与倭氏的见面，是他从“政治国”走向“学问国”，从社会科学转到哲学的“一个直接触动”，“一个大关键”。当和他同行的梁启超启程回国时，他却自愿留下来从倭氏攻哲学，并与倭氏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又在巴黎写了题为《倭铿精神生活哲学大概》的讲稿。他在德国三年学成回国后，担任生机主义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的翻译。他的新儒学理论是对生命哲学进行整理和加工的产物。
三、现代新儒家产生的催化剂
我们知道，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在于它成功地吸纳了佛道哲学，从而把儒学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家”，在于它成功地吸纳了西方哲学，使传统儒学又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从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代表人物来看，他们的理论是直接从生命哲学中演化而来的，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都对生命哲学有所吸取。
那么，在本世纪初输入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思潮中，为什么只有生命哲学才是促成现代新儒家诞生的催化剂呢？这是因为：
第一，生命哲学是西方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产物，它反映了西方哲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只一味追求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而忽视人的精神生活和意志自由，导致人为物役、视人如物的异化现象所表现的不满和忧虑心理。生命哲学刚刚输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只注意生命哲学中所包含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所宣扬的“创造进化”精神，可以激发人们积极行动，投身于改变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的革命热情。正如章士钊所说：“由柏氏之说，以观吾人于生涯的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⑦。而且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仍在为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浴血奋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正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学者正在发起一场为科学和民主而战的新文化运动。正如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廿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所说：“五四文化运动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得意时代。在哲学上，胡适所标榜的实验主义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其他的哲学思潮自然未尝没有介绍，但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提倡是当时的急务”⑧。生命哲学在中国的流行，则是欧战结束以后的事。当欧战告终，西方列强又张牙舞爪地向东方卷土重来之时，也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再受欺凌、被压倒之时。艾先生指出：“世纪末的欧洲哲学界，自叔本华、尼采、倭根（铿）以至柏格森、狄尔泰，无一人不是以人生的研究为哲学问题之中心者。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生哲学当时也输入了中国，与中国当时的需要相吻合，因为世纪末的哲学是欧美资本主义走向没落的道路上时的挣扎中的梦呓，而中国的民族资本当时也正是开始没落了，原因虽不同，而结果则类似，如柏格森、尼采等的研究便盛行起来”⑨。现代新儒家正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所作的反思，并通过生命哲学的启示来思考中国的出路和人生的归宿问题的，在以农立国与工商立国之间，自由与富强之间，精神与物质之间，道德与科学之间，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以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才能为人类找到一个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现代新儒家的先驱章士钊、梁启超是如此，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也是如此。
第二，生命哲学的注入促成了中国近代儒学向现代新儒学的转变。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可归属于东方文化派阵营，他们都注重东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在精神文明方面所具有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凡属于东方文化派，就一定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家”，更在于他们都建立了一套新的哲学体系，他们给予传统心性、理气、体用、知行、证悟等哲学范畴以现代的诠释和理解，形成了一套思辨性很强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梁启超、杜亚泉等人都大讲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性，都大力提倡儒学，但他们在“道德的形上学”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建树，而这正是现代新儒学理论的核心和支柱。正因如此，后人一般不把他们划入现代新儒家之列，尽管他们在提倡和复兴儒学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多受佛教影响，且都倾向于陆王心学，但这些都是清末民初学者的普遍趋向。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欧阳竞无的思想都是如此，不过这些人或倡“不忍”、“良知”之说，或呈王学末流狂放之气，很少受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洗礼。虽然梁启超接触了西方生命哲学，但并没有将它融化到儒学体系中。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理论还是归属于近代哲学。现代新儒家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家”，还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为他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儒学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而现代西方哲学的新鲜思想，又为他们创建新儒学体系提供理论基础。那么，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为什么要选择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立论的参照物呢？这是因为，生命哲学中的确有许多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相契合。这一点早就被章士钊所发现，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又有了更多的发现。梁漱溟说：“只有孔子的那种精神生活，似宗教非宗教，非艺术亦艺术，与西洋晚近生命派的哲学有些相似，或者是个作到好处的”⑩；张君劢也说：“柏格森云：‘人类中人类之至精粹者中，生机的冲动贯彻而无所阻；此生机的冲动所造成之人身中，则有道德的生活之创造流以驱使之。……’……此言也，与我先圣尽性以赞化育之相吻合”(11)。正因为两者有相契之处，所以现代新儒家意图通过生命哲学这一中介，来促使孔学和宋学的复活。然而，现代新儒家更是要通过消融这一在当时中国颇为流行的西方哲学思潮，来充实和改造传统儒学，促使传统儒学走向现代化。梁漱溟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12)；熊十力说：“生命论者，其所发见，足与《新论》相发明者自不少”(13)；张君劢说：“昔之儒家有学禅之实，而不欲居禅之名。吾则以为柏氏倭氏言有与理学足资发明者，此正东西人心之冥合，不必以地理之隔绝而摈弃之”(14)。可见，生命哲学对于他们创立各自的理论体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生命哲学所提供的“生命之流”、“创造进化”、“绵延”、“自我”、“自由意志”、“精神生活”、“直觉”等范畴，没有生命哲学所提供的“生命冲动”的宇宙观、直觉主义的认识论和“意志自由”的人生观、哲学与科学的分离观，也就不可能产生第一代新儒家。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通过生命哲学，就一定能产生现代新儒家，事实上，同时代的李石岑、朱谦之都受生命哲学的影响，但他们并没有走入现代新儒家的殿堂。我们也不是说，生命哲学是现代新儒家永远推崇的对象。事实上，后来的新儒家冯友兰、贺麟以及当代港台新儒家不再奉生命哲学为至论了。但是，生命哲学在传统和近代儒学向现代新儒学转变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是客观事实。
注释：
①⑦见章士钊《欧洲最近思潮与吾人之觉悟》。
②③④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⑤张君劢：《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记》，见《民铎》3卷1号。
⑥《学术方法之管见》，见张君劢的《中西印哲学文集》。
⑧⑨原载《中华月报》第2卷第1期，1934年1月版。
⑩《梁漱溟文集》第179页，黄克剑主编，群言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张君劢集》同此。
(11)(14)分别见《张君劢集》第165、166页。
(12)《朝话》，第124页，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
(13)熊十力：《与友论新唯识论》，1947年《学原》1卷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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