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外部性行为与货币政策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行为论文,货币政策论文,效率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众所周知，货币运行的基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行为，货币行为是微观主体在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约束下行为选择的表现，它必然成为货币政策作用的最终接受者。因而，货币运行的谐调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对微观经济行为以及支撑其货币行为的货币资本市场调控的有效性。我国以往宏观货币调控都以实现既定的宏观目标为初衷，但每次都转化为以保全微观运行，最后突破宏观目标为终局。是什么决定了企业货币需求行为最终冲破宏观目标，导致货币政策失灵或即使实现了宏观目标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企业行为或货币政策的单项分析，缺乏对连接货币政策和企业行为、并起调节作用的货币资本市场的研究，取得的许多政策性结论也往往是从本位角度提出的，缺乏兼容性，因而付诸实施时，难免失灵。本文的目的，正是试图构造一个从企业行为到货币资本市场与货币供求的分析框架，以探讨企业经营机制、货币资本市场、货币调控体系兼容的同步配套改革的可行性。
本文以企业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为假说，建立了非完全厂商化的企业外部性行为机制分析模型。与本文所对应的“外部性”行为的含义是指在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 或交易者间缺乏充分的谈判和竞争（张军，1993），责权利关系没有明确定位的状态下，有意识地侵权获利的现象，即侵权式外部性行为或称外部性侵权行为，而不是泛指超越自然时空影响他人的行为（如环境污染、灯塔效应等）。侵权式外部性行为是基于机会主义和自我利益追求的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目标形成的。改革过程中产权定位的模糊导致了企业治理结构的松弛，使得侵权式外部性行为边界消失，表现为追逐货币的扩张行为。这种货币需求的行为冲破了企业的产权关系约束后本应受到货币资本市场融资成本和货币供给的制约，但是对货币资本市场的管制，利率的压抑，一方面使得货币资本市场对金融资源的调动能力弱化，另一方面导致货币需求扩张直接传递到货币供给上，拉大了货币供给缺口。同时，在特有的体制环境下形成了企业高负债融资结构，产生资产“人质”和资金寻租的货币漏损现象。本文以企业外部性行为机制的分析框架解释了诸如高负债融资结构、利率杠杆失灵、资产“人质”与寻租和货币政策效率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其实质源于非完全厂商化行为和货币资本市场压制两大关节所致，从而提出了必要的相容性协调配套的治理对策。
二、软约束、内部人控制与企业外部性行为的形成
改革以前，传统的国有企业行为模式是科尔奈分析的“父爱主义”条件下预算约束软化后数量扩张冲动型的（科尔奈，1986）。预算约束软化可以导致企业行为超越财务上的限定边界产生外部性。转型过程中，中国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条件的五个方面（科尔奈，1986）已有了明显转化：①价格已成为一个外生变量，除少数垄断行业外，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具有不可控性。②税收制度开始成为一种强约束，从利改税到分税制下的统一税率政策。③国家对企业拨款的投资方式改为贷款方式。④信贷约束程度开始硬化。改革过程中银行对利润目标的重视和进一步的商业化，使信贷已受银行利益的约束，同企业的还款能力挂钩，但这还仅仅是起步。⑤外部资金的财务援助〔1〕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 改革以前企业经营风险完全由国家承担，资金援助是理所当然的风险补助。而改革后，企业与国家共同承担了经营风险，企业亏损不一定完全能由国家承担（尽管经验数据显示国家对企业亏损补贴数不断增大，这只是亏损面扩大的原因）。可以说，从预算约束的角度看，市场化的改革已使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具备条件，也可以说企业市场运行的财务环境基本具备。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企业已趋于完全的古典厂商行为，即厂商行为的正常化呢？科尔奈在用预算约束软化说明传统国有企业行为时，并没有强调财务上预算约束是企业行为正常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事实上，财务上的预算约束只是企业行为的预算边界，而企业行为的本源是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实现形式，具体地体现在企业与所有者的权、责、利的界定。恰恰是这一方面由于改革滞后导致了原有体制下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消退后产权实现形式的松弛和非完全厂商行为的形成。具体发生在以下几方面：
1.企业治理结构〔2〕的松弛：计划经济体制下， 预算约束虽然是软化的，但企业面临严格的外部治理结构的监督，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承担一切计划义务，所有者对企业的督导全部委托于政府部门，并通过预先设定的来自领导部门的计划权利和企业的计划义务来约束的。市场化的改革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的治理约束，企业基本上获得了经济行为的自主权，并且使原有的依靠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运转的层级制的多级代理层主体模糊，多级代理效率降低和代理成本上升。过渡过程中，产权关系应该是明确的，但是委托代理的层次传递过程中权、责、利的监督是模糊的，即产权的实现形式是不确定的，在模糊的委托—代理关系背后的利益分享的不确定性反而使原有的治理结构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下降，从而使得终极代理人（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职工）控制权强化（钱颖一，1994）。
2.内部人控制权的强化。市场化改革开始是呈现“帕累托改变”路径，采取“放权让利”，使企业有了利益目标。由于政府的期望是使企业扭亏增盈或总利润额增长，但“放权让利”下的利润目标并不很确定，并且企业开始还没有确立利润最大化行为，在走向竞争的市场时，对计划经济的襁褓还有一定的依赖倾向，利益驱动行为不太突出。然而随着不断地下放权利，以及承包制和利改税推行，预算约束逐步硬化，企业必然谋求更强的控制权，而这种控制在来自外部治理结构约束趋于松弛的情况下，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必然愈加强化。
3.经济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形成。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人依据价格信号和其他经济信息围绕经济目标作出理性反应的能力，而机会主义倾向则是经济行为人会竭尽可能地追求自我利益、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各种方式获利的倾向。市场化改革必然培养企业的经济理性，但由于来自法律、制度方面的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软化和企业治理结构的松弛，内部控制权强化必然会导致机会主义倾向的强化。
由此可见，市场化虽然提供了硬化预算约束的环境，但是企业组织制度和行为倾向的变化使企业开始追求内部控制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可以通过谋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得到，也可以通过侵蚀利润或他人利益得到，其结果表现出“侵权式外部性”。因此，预算约束软化虽然可以导致企业外部性，但企业外部性的本源更来自产权制度结构的约束软化，即产权实现形式下的责、权、利的现实定位对企业行为边界约束的软化。预算约束软化会产生外部性，产权约束软化更产生外部性。
侵权式外部性行为的形成，必然产生与之对应的被侵权的对象，导致经济运行的低效率。投企业的边际收益为M[,pu]，企业的边际成本M[,pc]，企业产出的社会边际成本为M[,sc]，当存在侵权式外部性行为时：a.对于侵权者A，市场机制将使得企业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上：
将会缩减产量，从而使得均衡产量下滑至 E[,1]点，总有效供给下降。这是相对静态的分析方法。分析证明，存在侵权式外部性行为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效率显然是下降的。
图1 A、B两类企业的资源配置
三、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下的企业外部性行为模型
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形成了两种典型的行为方式，一是内部成本外溢；二是外部收益内化。两种行为模式都是以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存在着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不一致，两者的代价也是不一致的，其经济含义可用不等式表述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边际成本M[,c] ≤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的边际成本M[,ci]≤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的社会边际成本M[,sc]，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借助于新古典厂商行为模型来分析，并建立企业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模型：
其中：
π，内部人利益 T，纳税额 P[,y]，产出的价格
α，内部人对利润的分享系数 y，产出的数量
β，隐含成本的侵蚀系数 C[,1]，隐含成本 C[,2]明显成本
γ，明显成本的侵蚀系数 P[,x]·X＝C[,1]+C[,2]，为总成本
P[,x]，投入物的价格 P[,y]·y－P[,x]·X－T为净利润
（1）式中：当α＝1，β，γ＝0时， 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一致，为完全厂商行为，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业主制或合伙制模式；当α＝0时， 内部人控制利益与企业利润最大化背离，为完全非厂商行为，虽然它并不意味企业不产生利润，但利润与内部人控制利益无关，这种极端状态实际上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企业行为模式。事实上，α＝1和α=0是两种极端例子，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将α=0转化逼近α＝1，过渡期间的企业行为区间处于α∈｛0，1｝和β，v≠0的状态，这种中间模式在治理结构松驰下导致了企业外部性行为机 制的产生。
1.外部收益内化的行为机制
当模型（1）中， α对于内部人控制决策者来说很不确定或很小，并且远远小于β+γ时，就会在软约束（至少是来自产权约束软化）下产生外部收益内化行为，其经济含义是：主管部门决定的内部人获得的利润分成比例随意性很大、具有不确定性或分成很小、由上级决定。自我利益冲动与机会主义倾向严重，内部人就会改变经营宗旨——利润最大化目标，其行为选择就是扩大正常利润（隐含成本），缩小超额利润，通过扩大隐含成本，使正常利润成为可支配福利，并扩大明显成本，提高侵蚀系数β和γ，将本来不应属于内部人的利益内部化为内部人收益。典型的方式为：①工资、福利侵蚀利润：采用多发奖金、津贴以及提高劳保福利方式使职工的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最大化；②集团消费膨胀：尽可能地享用公共财物，进行公款吃喝、寻乐，提高集团消费；③抬高进货价格，计提回扣，化公为私，侵蚀利润，使资产流失；④索取高利率款项，以高息融资，再计提回扣；⑤尽可能地避税，甚至转移收入或隐瞒业务不入帐。
运用以上手段尽可能侵蚀利润，这都是内部的侵蚀。内部侵蚀利润造成亏损后，就会寻求政府补贴，寻求补贴实质上是一种更为严重的外部侵蚀，即在企业的外部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侵蚀，是国有资产的政策性流失方式。如果以G表示政府财政补贴， 内部人在亏损或侵蚀了全部利润后又会获得额外收入流量G，一般情况下G都是一种收入补贴，不同于其它政策补贴，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模型在成本侵蚀利润、政府补贴条件下转化为：
模型（2 ）说明企业通过外部收益内化行为可以不断侵蚀利润以至企业外部收入流失。如果说成本P[,x]X不断扩张而补贴不能遏止，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侵蚀行为下的扩张机制。图2 描述企业外部收益内化的外部性侵蚀行为的动态过程。F[,i]（i＝1，……n）为平均收益线P与 MC的交点。在F[,0]点，AC＝MC＝MR＝P[,0]，达到厂商均衡，利润消失。由于存在着企业外部性侵权行为机制，企业以成本侵蚀利润必然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来扩大总成本规模。这就存在着一个E[,i] 点，由于外部性侵权行为机制，必然使实质产出扩张到与MR[,i]＝Pi＜MC[,ei] 的非均衡点E[,i]对应的Q＇i上（MC[,ei]为与 E[,i]对应的边际成本）。由于价格短期内不可能上涨（或下期预期不变），收入内化的外部性行为就会在完全厂商行为的均衡点F[,i]之外扩张生产至E[,x]形成新的均衡点。E[,x]点的含义为总收益P[,i]·Q[,x]等于总成本Q[,x]·AC，也即E[,x]为AC的移动极点。若以πi（i＝a，b，c……）代表内部人收益的无差异曲线〔3〕，则很显然，在价格为Pi（或收益为MR）时， 通过Ex点的无差异曲线具有最大收益值，说明产出扩张到Qx对内部人最为有利。由此可见，在内部人对剩余索取不明确或很小，又缺乏必要的治理结构约束时，外部性侵权行为是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相对成本或绝对成本额的膨胀是内部人获利的根本方式，结果是正如史泰丽指出的，在具有盈利能力时也可能选择亏损或不赢利（TerrySicular 1994）。而补贴、软贷款则为企业消除了内部人利益最大化的极限。
图2 外部收益内化过程中内部人收益扩张
2、成本外溢转移行为。
当α比较确定，且α>>β+γ（即α值远远大于β+γ值），β→0，γ→0时，就会在软约束条件下，形成成本外溢转移型行为模式。其经济含义为：内部人从利润分成中享受的收益较大，并具有确定性。内部人利益最大化主要取决于利润。由于自我利益与机会主义倾向的约束是软的，扩大内部人利益的行为选择就会尽可能采用一切手段实现利润最大化，即缩小总成本占总收益的比重。
在现行体制下，可采取与收益内化方式相反的侵权方式（向投资者侵权）侵蚀成本，并且内部人控制利益也会使内部范围缩小到内部人核心层利益上，如经营决策层。方式诸如：①控制并压低工资，想方设法控制工资成本，把集团消费、福利集中到核心层。②不按期、按价摊提成本，将库存原材料少计价，或不分摊打入成本。③不提或少提折旧。④寻求免税或逃税，尽可能钻政策空子或贿赂税务人员，转移收入，规避征税。⑤逃避债务，拖延应付款项，或转移债务责任，如用分设子公司、合资等方式回避债务。⑥在严重短缺情况下，利用原有体制进行原材料、资金寻租活动，而不投入生产过程。
在现实经济中，即使α比较确定，β、γ虽小，但只要C[,1]+[,2] 基数较大，且处在扩张状态，对C[,1]+C[,2]的侵蚀必然发生。因而在α较大并为定值时，成本外溢转移的过程中仍会产生外部收益内化现象。由于企业逃避成本开支时，成本的少计是有限度的，这样；追求利润的膨胀，必然要寻求产量的扩张。企业要扩大规模，增加投资，必然导致由短期均衡向长期均衡发展。从长期来看，总成本虽然是增长的，但由于获得投资规模后产量的扩张会导致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下降，更由于企业内部成本外溢的外部性侵权行为的存在，成本列支的可控性变大，因而，追求数量扩张与利润目标以及内部人控制利益会成为一致。这种扩张模式趋近于厂商行为，但成本列支的外部性随之加大。
上述分析显示，不完全厂商经营机制下的企业存在着内部人收益最大化驱动下的外部性侵权行为，会从规模总量上产生微观扩张倾向。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收益内化”和“成本外溢”两种外部性侵权行为是混杂在一起的，若即若离，有时偏重“收益内化”，有时偏重成本外溢。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市场化过程中，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形式，主要是乡镇企业和其它集体经济，其委托—代理关系也缺乏监督，治理结构松散，内部人控制强化，甚至比国有企业更明显，但其外部市场竞争约束较强，没有亏损补贴和政府“父爱”，较难产生外部性行为下的扩张。上述来自微观的外部性侵权行为扩张放大必然反映到货币需求上来，并需要特定的货币资本供给环境来支撑。
四、二元的有限货币资本市场与企业货币行为、融资结构
企业行为总体上是一种货币收支行为，外部性侵权行为扩张最终归结为货币需求的扩张，决定这种货币需求行为轨迹的是货币供给的方式和货币资本市场对货币资本的调动能力。
1.受管制的有限货币资本市场与货币供给缺口。改革前货币资本的供给主要依靠计划配给，对金融资源的调动方式是单一的，仅有储蓄存款。物价水平是冻结的，利率可以说是正利率。极大部分货币资本都进入统一计划的货币资本调动体系，即以储蓄存款方式进入银行系统。市场化改革中逐步放开的货币借贷市场的一个明显转变是利率杠杆开始起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不完全的有限市场，即供给与需求进入市场都是不充分的。并且，由于对利率和融资行为的管制，导致了一个金融压制下的有限货币资本（包括借贷市场和证券市场）市场，利率不能直接地充分反应货币资本供求。
这个市场的两个与企业融资结构及行为最相关的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是压制的利率与高通胀伴生形成的实质负利率，使借贷市场不能实现均衡利率，并充分调动金融资源。二是金融工具的有限性，使借贷市场的融资量相对庞大，而证券市场融资量相对弱小，企业融资过度依赖借贷资本。这就必然导致企业货币需求扩张的货币资本供给缺口。如图3所示：i[,e]为均衡利率，i[,f] 为压制的利率，调动的借贷资本量为Q[,1]，在i[,f]状态下，显然会诱使货币需求量扩张到Q[,2] ，来自借贷市场的对企业扩张的外部约束由于利率的压制而被软化。供求缺口△Qd＝Q[,2]－Q[,1]正是金融压制下企业的货币需求缺口。如果利率是放开的，那么均衡利率的形成过程就会导致需求的收缩，即来自货币借贷市场的外部约束硬化，而市场可调动货币资本总量就会从Q[,1] 增加到Q[,0]。货币资本调动增量为△Q[,2]＝Q[,0]－Q[,1]。但是在金融压制状态下，企业抓着了银行，这个增量缺口最终被转移到了中央银行身上，这正是与传统的计划体制的不同之处。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货币供给正好是与计划扩张产量对应的计划货币供给增量，若计划产量由 T[,1]→T[,0]则△T＝T[,0]－T[,1]就作为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依据。而市场化过程中，由于货币资本市场的压制形成的货币供给缺口，在企业扩张行为拉动下，货币供给变成了一种被动的行为，并且有放大的可能，即若产出从T[,0]→T[,2]时，就突破了这个缺口，货币的供给就被外生的企业行为左右。企业借助于受管制的有限货币借贷市场与货币供给体系的货币供给方式形成了特有的货币需求行为和融资结构。
图3 货币借贷市场压抑状态与产出扩张
2.企业融资结构。无论是从受管制的借贷市场上获得货币资本，还是由于货币供给缺口拉动的货币供给，都形成了企业对银行的债务。这种债务扩张是刚性的，是内部人控制利益最大化导致的外部性侵权行为的必然结果。国家信贷体系低利率造成货币需求膨胀，资金供给制的货币供给方式又使高负债成为可能。无论是企业内部人利益最大化采用何种行为方式，负债成本都不能约束企业行为，银行信贷是所有融资方式中成本最低、且货币资本调动总量最大的一种。在外部收益内化的情况下，利率显然不太起作用，因为赢利并不是内部人利益目标，利息负担对收益的冲抵会被规模扩大后对成本的“侵蚀”而收回；在内部成本外溢的情况下，利率会起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融资成本本身可以外溢，其负担可以削弱。并且至少以下几方面因素，可以使利率负担的制约微不足道；①市场短缺没有消除，市场需求扩大；②企业处于长期投资的扩张中，利润率虽有下降，利润总量却有增长；③更为甚者，高负债融资的货币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极大的寻租利润，即当由银行渠道获得货币资本成为一种特权、民间市场利率 i[,k]上升时，货币资本的寻租本身就是一种最佳获利方式，寻租利润可由体制外企业产出扩张所支撑（如图4），最终至少会产生二方面的负作用：①好的企业、 差的企业都挤在信贷市场中争贷款，微观上就会使货币行为非完全厂商化。②借贷市场上利率杠杆的失效。利率上浮时，真正以利润为目标的趋近完全厂商行为的企业就会收缩货币需求，而非完全厂商行为的企业就会利用外部性侵权行为转移负担，如逃债、借新债还旧债、资金寻租等。
3.二元的货币资本市场结构与“资金寻租”——“内向吸纳”与“外向挤出”效应的恶性循环。经过改革开放十多年的发展，体制外非国有经济，已占半分天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极大，而与之相适应的货币资本市场仍以国家信贷为主，从供给数量及方式上无法满足其需要，并且存在着严重的价格歧视，企业，尤其是体制外企业难以获得平价货币资本。因而，在官方控制的借贷市场之外，民间的货币借贷市场正式或非正式地兴起。正式的是指在放松管制下成长起来的，如非银行性金融；非正式的指未取得合法地位的地下的民间自由借贷市场形式。由于资金紧缺，民间市场的利率必然高于官方的借贷市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率压制和一个利率自由浮动的二元货币借贷市场（如图3）。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亏损面扩大，这时就会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比较利益，即完全厂商化行为的机会成本增大问题，这就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会成本大于追求内部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成本。如果完全厂商化行为的机会成本递增，企业（包括非生产性公司）的外部性行为就会走向极端，成为一种投机活动。而金融管制状态下形成的二元货币借贷市场使得从国家信贷体系获得货币资本的特权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能在两个借贷市场上寻租，由企业“向外挤出”的资金寻租也就必然成为内部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如金融机构与企业合谋将其资金绕过信贷规模控制进行的信托放款就是最好例证。货币资本在经过不断寻租后，最终注入到了具有高回报、高风险投机领域或形成大量游资，这正是资金寻租的必然要求，使得一些投资领域，如股票、期货被哄炒成投机领域。当然这并不是企业的普遍行为，但至少反映了资金游离出生产领域的现象与二元结构的货币资本市场相关。
货币资本向外游离的结果并不是单向的，由于大量的国有企业或社区性企业（如乡镇集体企业）被侵蚀的是公有资产，实质上关系着银行债权和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安全保证问题。政府和银行为了解救这些国有资产和银行资产，不得不再给予继续放款，而继续放款又会转化为企业不良资产，形成更高的负债率，企业可再谋求新的放款，已有的资产存量就会成为一种“人质”，官方控制的借贷市场上供求缺口越拉越大，从Q[,2]移至Q[,2]＇。由此，货币供给系统对货币供给量的补缺要求也拉大，这是满足资产存量的“内向吸纳”行为的结果。总的来说，“资金大寻租”产生在于压抑的官方借贷市场与民间借贷市场的并存，并为满足以资产存量为“人质”的体制内企业数量扩张需要的货币资本的供给，提供了促使租源膨胀的源泉，从而使得现有的官方借贷市场与民间借贷市场相依生存，形成货币资本“内向吸纳”和“外向挤出”的循环，使货币供求付出沉重代价。
五、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下货币政策运行的代价及效率损失
官方借贷市场由于利率压制，调动储蓄有限，这就使得企业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短缺，而企业在侵权式外部性机制作用下不断放大货币需求，迫使货币供求体系拉大了货币供给缺口，这个缺口正是货币政策的“陷阱”，货币政策的代价和效率损失就由此产生。如果要保宏观目标（紧缩银根与控制物价），就会牺牲微观的货币需求；如果要保微观平衡（经济产出与财务平衡）就会损失货币供给效率。
1.货币政策运行的代价。主要体现在货币供给收缩和扩张的机会成本和交易费用上。出于维护经济运行的需要（这种需要往往是来自在微观强烈的货币需求冲击下形成的判断），对国有企业而言，实质上是由国家出于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企业对资产的“人质”耦合而成，被迫拉动货币供给，而这种被动性货币供给增量，国家是难以预计的，直到微观问题有所缓解才会终止，而这时已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拖出”的货币量。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并且，这三方面的货币拖出量也正是货币供给“失控”的三步曲（图4）。（1）货币资本可供量的压制造成的缺口填补。为了维持企业运行并满足低利率要求的现状，就会增加一个货币增量△Ma，从而消除由于官方货币资本市场（主要是借贷市场）压制造成的货币资本未能调动的缺口量。由于压制的利率低于均衡利率，并且民间借贷市场非正常化、合法化，在社会巨大的货币存量中，一部分进入官方借贷市场，另一部分未进入官方市场也没能进入民间市场，民间市场只能依靠来自官方市场漏出的寻租资金运行，在货币资本短缺情况下，原本可由均衡利率发生作用调动的量只能依赖于货币供给。（2 ）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产生的无效货币需求膨胀拉动的货币供给增量△Mb。所谓无效货币需求并不是因有效供给的产出增加而需要真正投入的货币，它是在货币供给短缺量△Ma满足了的状况下，由于企业侵权式外部性行为导致的货币扩张而拉动的。这种货币扩张实质上是向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系统进行侵权转移。如果企业面临强的行为边界约束，企业承担无效产出下的融资成本，则这部分货币需求就会收缩。这种由侵权式外部性行为形成的货币需求在压抑的货币市场利率i[,f]的状况下，通过△Mb 的供给增量来结清。（3 ）在资产“人质”与“寻租”转移等货币损失情况下货币供给的填补量△Mc。为保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往往会注入新的货币量来启动运行，而在这种弥补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各样形式的货币资本流出已成为极大的寻租租源。反过来，货币资本受谋求寻租收入乃至进入投机领域的诱致，使漏出货币资本长期游离于生产过程，造成了企业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的漏损，这个漏损又以保护大量的国有资产为籍口，象“吸盘”一样吸在货币供给上，即从△Mb膨胀到△Mc，货币增量从H移到K点。实质上，使货币供给系统成为企业扩张的无限责任承担者。以压制状态下的货币借贷市场为前提的货币供给体系对于货币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已丧失了主动性，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在需求膨胀情况下，宏观调控必然为这些货币供给增量的“拖出”付出沉重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为了保宏观目标，不使这些货币增量扩大（至少消除△Mb+△Mc），则中央当局还必须与地方政府、企业讨价还价，而其结果只有“一刀切”才能到位，这又进一步会损失一些效益好的区域与企业的利益，降低货币运行的效率。
图4 货币供给增量拖出过程
2.货币政策倾向的效率损失。在整个货币供给的增量中， 如果△Ma是纯粹经济增长所需的增量，而△Mb+△Mc是侵权式外部性行为拉动的货币供给增量，则整个△M（＝△Ma+△Mb+△Mc），由于二元货币资本市场作用，在多元的利率格局下（从官方市场转向民间市场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利率）会重新配置，这个配置过程要增加融资成本，最后达到一种相对均衡。假如，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由于政府的政策偏向和特定的产权结构，企业行为抽象为二类：一类是与政府有“父子关系”的具有侵权外部性的企业A，而另一类是与政府没有“父子关系”的企业B，不受政府保护，不具侵权式外部性的企业行为。假定初始状态下政府的货币政策是公正的，并且货币资本在两者间配置趋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如图5 E[,0]点，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货币配置调整过程的效率损失。①当宏观紧缩到位，货币供应量收缩时，即货币供应量从初始状态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F[,0]收缩到F[,1]，由于侵权外部性行为拉动的货币扩张，在得到政府的宽容后，货币收缩时往往会照顾到 A类企业，收缩后货币资本配置偏离最佳点E[,1]至E[,1]＇，使A 类企业侵权后的货币分配比例增大，即侵占了B 类企业的货币资本量。②当宏观紧缩未能到位，但微观企业货币需求拉动了货币供给，使得货币扩张得逞（即如前描述的△Ma+△Mb+△Mc形成），如名义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到F[,2]。同样，由于A类企业的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使货币增量的配置偏向于A类企业，B类企业从货币供给增量中获得的分配比例小于最优状态的比例（从E[,0]至E[,2]＇）。分析表明，不论宏观紧缩到位与否，货币增量（正值或负值）的分配比例总是偏离帕累托最优比例通道E[,1] E[,O] E[,2]，而使B 类企业绝对地（E[,0]→E[,1]＇）或相对地（E[,0]→E[,1]＇）减少货币资本和资源实际占用量。即使B 类转向民间市场融资，由于货币供给增量的有限性和高利率的限制，它也只能购回部分货币资本（从E[,2]＇→E[,2]＇＇或E[,1]＇→E＇＇[,1]）而不能回到帕累托状态。当然，如果 A类企业的侵权或货币扩张具有高的有效供给产出效率的话，则这种调整是帕累托改进。问题恰恰相反，能实现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下货币扩张的企业，往往是能进行资产“人质”、谋取寻租租金，而实质生产效绩不良、大面积亏损的部分拥有特权的国有企业，其货币扩张导致很大一部分产出是无效的供给。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不能实现或只能部分实现货币扩张的效益较高的企业的有效供给的下降（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体制外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因而，对应于货币增量△ M，有效供给相对下降，这就是来自微观而最终表现在宏观的通货膨胀缺口的形成，也就是货币政策运行的效率损失的结果。
图5 紧缩到位与不到位的货币配置调整
六、结论
本文是在企业行为、货币资本市场（主要是借贷市场）、货币供给体系的框架中，以企业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为假说，分析了货币扩张的传递过程，更注意到了传递阶段的内在原因和效率损失。分析的结果可以清楚地表明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货币调控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二个源头，两个端点的传递必须考虑到货币资本市场的状态。由此可见，单项独进的企业改革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必须同步进行货币资本市场和硬化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有可能消除侵权式外部性行为，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效率。这需要一个渐进式的使各项改革措施兼容的时间表的安排。目前，紧迫的是要从这两方面同时做一些基础性清理工作。
1.硬化外部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首先，要做好企业巨额债务的清理。第二，建立真正的终极所有者授权机制，清理模糊的委托—代理关系。国家控股的或全资国有的企业应从税务、财务、审计管理和银行监督上形成强约束的治理结构。第三，代理人内部控制规范化。建立剩余索取权明确的、层级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和逐级激励机制。第四，硬化企业的外部约束。主要是形成对所有企业平等的市场筛选机制，所有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同等的进入退出机制。
2.货币资本市场及货币供给体系方面的改革：第一，逐步放开货币资本市场，重点是借贷市场，证券市场次之。首先消除多元的利率体系，让更多的货币资本进入同一的市场，使均衡利率发挥调节货币供求的作用；第二，理顺货币资本市场上与货币资本价格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利率杠杆的关系（谢平，1995），并使其功能相互连接，整合发挥作用；第三，放弃对企业实行资金供给制的保障，使货币供给系统成为纯粹的宏观调控体系。
完成了上述两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后，就可能平稳地过渡到有效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上，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
注释：
〔1〕科尔奈把这一条件定义为用于解决财务危机的“外部的货币投资资金”，本文为了与现有其它的“外部资金投入”相区分，特采用这一表述。
〔2〕企业（公司）的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也译为公司督导结构。是来自企业（公司）外部的企业所有者群体作为确保产权实现和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而设置的制度结构的总和。
〔3〕内部人收益的无差异曲线理论上是存在的， 因为对于内部人侵蚀行为而言，利润与成本的效用是可替代的，而价格与利润正相关，总成本与产出规模正相关。
标签：外部性论文; 货币需求论文; 货币供给论文; 内部人控制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货币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目标成本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控制计划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利益最大化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成本预算论文; 完全成本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