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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论是建立在他文体论上的重要文献理论。本文从作品反映生活、风骨、形象、声律四个方面讨论了刘勰创作论对他前人的创新。
关键词：《文心雕龙》 作品反映生活 风骨 形象 声律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这里讨论的是他的创作论。
刘勰的创作论，是贯彻他的“文之枢纽”、建立在他的文体论上的重要的文学理论。结合创作论，才看到他的《原道》、《征圣》、《宗经》为救当时文弊而作，既不是用儒学来写作，也不是学经书的语言。刘勰在创作论理上有四个问题是突出见解的:一个是作品反映生活问题，一个是风骨文题，一个是形象问题，一个是声律问题。
《文赋》里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个“万物”指景物。“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纷纭，承体言，指体式差别之多；挥霍，承物言，指物象变化之速。这个“物”指物象。刘勰在《神思》里称“神与物游”，这个“物”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景物。他又称“研阅以穷照”，这个“阅”指阅历，接触到生活，这就超过了《文赋》，但还不够明确。《明诗》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这就是《时序》里说的：“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这个“应物斯感”的“物”，就是当时的时世，跟政治相关，诗人接触到“幽厉昏”而怒，“平王微”而哀。又称“建安之末，区宇方辑”，同时感叹“世极乱离，风哀俗怨”，既有辑区宇的壮概，又有风衰俗怨的感触，所以“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这里既接触到时世，又感触到风俗。那么刘勰讲诗人感触的物，就不限于景物、物象，而接触到时代、政治、风俗，接触到广阔的生活面了。结合时代、政治、风俗来论诗，特别推崇建安文学，这时他已感到文学跟时代、政冶、风俗的关系，有如“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这是他的文学理论超越于以前的文学理论的地方。
刘勰讲风格，比起曹丕和陆机来，讲得丰富全面而深入。因为各种风格都有两面：“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总术》）。简约的风格，好的是精练，流弊是贫乏；繁丰的风格，好的是博赡，流弊的是芜杂；明晰的风格，好的是辨析，流弊是浅露；深隐的风格，好的是含蓄，流弊是怪诡。因此需要有一个总的要求，使各种风格发扬好的一面，而排除它的流弊。针对当时浮靡的文风，起到救弊作用的，他提出了“风骨”来。风是“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当时的作品，像《雕虫论》所批评的：“繁华蕴藻”，“其兴浮，其志弱”。像《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指出的：“启心闲绎，托辞华旷”，“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诗品序》称“故大明、秦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于是庸音杂休，人各为容”，“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看这三家所指出的缺点：一是内容贫乏，追求辞藻，缺乏思想性。二是堆砌典故，形同抄书。这两种缺点，造成作品的兴浮志弱，虽巧绮而不得体要，虽有含蓄而不深刻，庸俗平钝。这样的作品，不可能成为“化感之本源”，缺乏“意气骏爽”，淡不上风。堆砌典故，浮文弱植，谈不上骨。提出风骨来，正是纠正当时文弊。强调“志气”，要有思想内容，有生命生气；强调“化感”，要能感动人，有教化作用；强调骨，要使作品能够站立起来。有了风骨，才能像鹰隼那样飞腾。讲风骨，还要“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风骨》）。要深通世情的变化，明白各种不同的文学体式，然后产生新意，用奇辞来表达，这样才能激动读者，起到化感作用。
用实践来检验，唐朝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陈子昂指出的文章道弊，正是刘勰等人所指出的当时的文弊。“彩丽竞繁”是追求辞藻，“兴寄都绝”是缺乏思想性，没有化感作用。他要用汉魏风骨来挽救，这正是刘勰提出风骨的用意。只是刘勰所处的时代，豪门世族正过着奢侈淫靡的生活，浮靡的文风正是这种生活的反映。当时的文学，正在堕落到宫体诗的路上去。刘勰的地位低微，不可能挽救这种风气。直到陈子昂接着提出风骨来，才升一代诗风，起到了挽救文风的作用。这更显示刘勰提出风骨的正确，在文学理论上的杰出贡献。
当时的论文，像萧统提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萧绎提出“至如文者，惟须绮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钟嵘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指出文采、声律、情韵为文，没有提到形象。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刘勰在《比兴》里提到:“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臂于事。”这里指出用声貌来比，像用竽籁的声音来比“纤条悲鸣”，用慈父之畜子来比箫声的优柔温润，这叫“拟容取心”。拟容即“或方于貌”，用形貌来作比；取心即“或拟于心”，用事物来比心思。这就是用形像来作比。《物色》里指出“写气图貌”，即图写形貌。“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这就强调描绘形貌。在《夸饰》里指出:“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以喻其真。”又指出：“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这里提出写声貌、写形器也跟描绘形像有关。“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
刘勰提到了三种形象描写：一种是比喻，有拟容的或方于貌，用形象来描绘形貌，使形象更为突出；有取心的或拟于心，用具体的比喻来比喻抽象的心意，这就比较接近于文学上的形象描绘了。一种是描绘物色，通过描绘使物色如在目前，并把作者的情绪表达出来。一种是夸张，用形象来夸张。刘勰在当时就能提出这三种形象描绘来，是非常突出的成就。
对于《物色》里的描绘形象，刘永济在《校释》里指出:“盖神物交融，亦有分别，有物来动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来动情者，情随物迁，彼物象之惨舒，即吾心之忧虞也，故曰‘随物宛转’；情往感物者，物因情变，以内心之悲欢，为外境之欢戚也，故曰‘与心徘徊’。前者文家谓之无我之境，或曰写境；后者文家谓之有我之境，或曰造境。”这里用王国维《人间词》中的境界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即“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
刘勰讲《物色》，有没有这样分呢？他说:“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学草虫之韵，皎日彗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这里讲的“写气”指形容出日雨雪等，“图貌”指形容桃花杨柳等。那是根据日出、桃花等物来形容的，所以是随物宛转。“属采”指用辞采，如“灼灼”、“依依”等，“附声”指形容声音，即“喈喈”等。这里的“采属”，用灼灼、喈喈，既是“随物”，又是“与心”，“随物”指貌，“与心”指情，所以“情貌无遗”。因此，这里的“随物”、“与心”是互文。用“依依”来写杨柳，即是“随物”，状杨柳之态；又是“与心”，表依依惜别的心情。在这里情物交融。不是“随物”是写实，“与心”是理想；不是“随物”是无我，“与心”是有我。在“依依”里既有物又有我，不是物我分开，而是物我交融的。因此，把有我无我、理想写实来解释这段话，显然是不确的。
这里又讲到“以少总多”，即指用“依依”这样的形容词，既描写了杨柳之态，又抒写了惜别之意，即情貌无遗，所以是以少总多，没有其他深意。在《比兴》里，有“称明也小，取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称明小，即指雎鸠尸鸠；取类大，即指淑女比雎鸠有用情不二之德，夫人比尸鸠有贞一之德。这样讲即小见大、以少总多，指兴说。刘安《离骚传》（见《史记·屈原传》）讲：“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指《离骚》的创作说的。因此，刘安指出文小指大、类近义远，跟刘勰讲的即小见大、以少总多，表面相似，但一讲《离骚》志洁行廉的表达法，一讲兴，其实是不同的。
再看声律。当时的文学，虽有浮靡的文弊，但在声律的研究上却有了突破。刘勰既看到了“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情采》），却肯定当时作品在声律上的成就。钟嵘在《诗品》里提到当时作品有用事和芜蔓的缺点，没有提到当时文学淫滥的毛病，对声律抱着否定态度，说：“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在这方面，刘勰的见解高出钟嵘。
自从四声说产生以后，要把四声五音运用到作品的声律上。沈约提出使“宫羽相变，低昂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陆厥《与沈约书》）。当时，沈约已经认识到把五音四声运用到作品的声律上去，要加以简化，五音简化为宫羽两部分，四声简化为低昂或浮声重两部分。分成两部分有利于制定作品的声律。当时的声律还正在酝酿阶段，没有成熟。沈约制定了八病说，钟嵘所谓“使文多拘忌”。刘勰既不同于钟嵘的否定声律，也不同于沈约的制定八病，给声律的发展指出一条路来。他接受了把四声分成低昂、浮切或轻重的两分法，分成“声有飞沉”，飞指昂、浮、轻，沉指低、切、重。他指出：“沉则响发而（如）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午其际会，则往来连。”他指出：飞沉要调配得当，像辘轳交往，既飞沉互相交错，不能老用飞的或老用沉的，调配不得当，就违反了声律的要求。通过实践来检验，唐代律诗的形成，正是把四声简化为平仄，给以适当的调配形成的。这说明刘勰对声律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具有指导作用的。
刘勰在创作论上的成就，不论在构思的意匠经营上、文思的开拓上、作家和作品的风格上、文学的通变上、情采的内容和形式上、各种修辞手法上，都提出了新的见解，构成了《文心雕龙》的体大虑周。
参考文献
[1]刘勰 著 范文澜 注 文心雕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梁）钟嵘 著 周振甫 译注 诗品译注[M].中华书局，2004年版。
[3]陆机 著 张少康 集释 文赋集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常业安（1957-），男，云南昭通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作者:常业安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5年6月总第159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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