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韩国学校德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韩国论文,伦理论文,学校德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国是一个具有传奇般的民族奋斗史和社会人文特色的国家，历尽侵淫而不灭，战后从日本铁蹄下解脱又经内战浩劫，60年代初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而今一跃成为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之一，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9000美元，被誉为7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时代奇迹”，亚洲“四小龙”之一。本文研究儒家伦理与韩国德育，就是要揭示那种使韩国产生“奇迹”、成“龙”乃至今日也能动员全民抗击“金融风波”的内在力量，揭示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生命机制的学校德育是如何发挥作用场和发生体的功能，塑造着如此博大精深、顽强不屈而又优美隽永的大韩民族的伟大精神力量的。
儒学自一千多年前传入韩国，它一方面强烈地影响着韩国的政治、法律及社会制度，注入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塑造了独特的大韩民族性格，建构起家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韩国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注入儒家学说之中，使之产生三次重大的时代转型，从而使儒教成为维系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崭新民族精神气质的力量。韩国人把这种体现韩民族精神的儒教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学校德育的主体框架，通过德育，使儒学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韩国人。因此，韩国非常重视德育，把德育作为立国兴国之本，作为复国强国之根。正由于此，韩国历来重视德育，自古以来就强调学校德育的重要性，二战后就立即整饬德育，清除30年来日本殖民奴化教育，恢复德育课，把德育作为立国兴国的首要任务。战后初期开设了公民课，50年后，又专设道义教育课，藉以重振传统民族道德纲常。每次课程改革均对德育课进行重大改进，使之服从时代发展要求和为昌兴民族大计服务。因此，韩国学校德育的六次重大改革，都集中反映了民族复兴的强烈意识和兴国立国之宏伟志向，贯穿着大韩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奋斗向前的民族精神。
一、儒家文化摇篮中的韩国德育
任何一位真正的韩国人都毫不忌讳他们对孔子的顶礼膜拜之心，和对儒家文化的由衷的仰慕之情。韩国开国很早，但自公元前11世纪中国周朝时起，中国文化便影响了朝鲜，尔后汉字不断传入。7世纪时新罗时代就仿效汉政制建国，儒学在14世纪李朝时期达到鼎盛时期，那时孔孟也像中国一样被封予极高的名誉，而汉字被作为官方文字，为贵族所垄断，这一切都使儒家伦理深深植入韩国文化之中。尽管后来儒家文化受到各种冲撞和变异，但是仍以独有的魅力和功能，成为韩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儒家思想对韩国的辐射和浸染，其程度之深、历史之久是东亚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中国古代太极图蕴含着东方文化中最深奥的哲理和神之所在。韩国民族把对太极神的膜拜与儒家关于“天”的思想结合起来，为建立“神创”国家提供了文化基础；韩国人使“忠”得以在家长制的专制统治上得到展开，并用“礼”作为维系民族这个大家族秩序的伦理道德。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规范之中，直到1910年日本入侵前朝鲜人还尊儒教为“国教”。在几千年中，儒教在作用韩国的同时，也经朝鲜人吸收、消化和实践性加工制作，对其再分析再阐释、扬弃和同化，获了许多新的特定意义。例如关于社稷的观念已成为韩国民族自身的逻辑思维；关于节义的观念成为民族正义之声；关于仁的思想也成为形成大韩民族精神的支柱。儒学的一切都已深深地注入韩民族性格之中。
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和渗透，孕育出当今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学校德育。首先决定着德育的方向：在韩国德育中，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课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也是藉以走向世界，塑造大韩民族气质的最重要内容。在韩国教育宪章中列举应使韩国人获得的精神中，第一、弘益人间；第二、民族自尊。卢泰愚总统给公务员的“国政指示”是：“一、民族自尊；二、民主和合；三、均衡发展；四、统一繁荣。”其重要在顺序排列中不言而喻。而这个自尊，就是由儒家伦理铺垫出来并成为维系家族共同体政制的基本内核，这就强烈地凸现出儒家伦理作用学校德育的基本点所在。其次，决定了德育的基本内容：韩国德育的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从初中“国民伦理”科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为纲、父为子之纲、夫为妻之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第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再次，决定了德育的实践形成——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促使韩国人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学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变成民族集体性格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义理精神应用于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观念作为修身养性之德铭，引导学生重视道德修身与重视国家民族兴衰联系起来，力图把忠孝观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认识儒家就不可能认识今天的韩国德育是在儒家的摇篮中成长起来的。
二、儒家伦理在韩国学校德育中的演变
儒家伦理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作了韩国式的运用。因此，儒学在韩国不像在中国那样变成食古不化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这确是引进文化的一个大好事，可以不像自己的那样保守。但韩国对儒学之重视则是其他国家引进文化所没有的。韩国更新儒学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运动：一是实学运动，二是开化派运动。
实学运动。16世纪后期起，韩国儒学走向思维极端，忽视经济和过于空疏的空洞理论这两大弱点严重阻碍着朝鲜的发展。在日本丰臣秀吉入侵、壬辰倭乱、丙子胡乱等外国入侵的打击下，朝鲜经济陷入崩溃境地，民不聊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从而激发了对空洞思辨的朱子儒学的反思和批判，“实学思想”应运而生并形成运动。实学运动的实质是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藉以批判被偶像了的朱熹体系和过于追求严格纯粹的僵化思想。他们认为，儒学说教很重要，但对一个国家来说，生民、为民、利用与厚生比“正德”更重要。实学运动有三大发展派别：一是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经世致用学派，强调实用主义生活方式，提出改革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方案；二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利用厚生学派，他们大力批判抑制工商的思想，提出开放科技、振兴工商的主张；三是18世纪中叶兴起的实事求是派，主张用博学、实证、实用的精神探讨现实中的问题。实学运动突破儒学封闭的思维学域和空洞无用的道义之争，注重民生和从实际出发，主张振兴科技和发展经济，超越了中国当时关于“华”与“夷”对立的局限，产生了韩国式的“华夷一体”的世界观。这是韩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也是韩国儒学的一次历史更新。
开化派运动。这是18世纪后期在列强开始用大炮瓜分朝鲜，继而西方哲学和技术大量涌入，国内寻求变革所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开化”一词来自儒学经典，但却是一个力图用民族独立精神改革封建王朝政体的新思想，是实用思想的高度发展。开化运动最根本的目的是倡导“东道西器”和“自强洋务”，力图把引进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和儒家伦理结合起来。他们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和腐朽思想，为所有朝鲜人确立自由和自主精神；他们积极引进西方思想和技术，认为先进知识的发展决定国家强弱兴衰，把先进的科学知识与完美的民族伦理结构（即道德体系）看成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强调以“韩”这一朝鲜独有的、代表“高”、“大”、“首要的”和“统一的全一”的概念，来建立一种代表民族利益、体现民族道德价值的“伟大的”意识形态。这是韩国儒学发展的第二次时代更新。
如果说实学运动克服了儒学不重工商和坐而论道的弊端，使韩国儒家更积极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发展，是一次对儒学的发扬光大的话，那么开化运动使韩国实现了文化上的东西方结合，给儒家伦理注入了社会平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重商兴经的现代文明因子，是对儒学的另一次意义重大的时代发展。经过战后的重大历史演变，儒家文化又获得了新的重大改造，被看成是韩国儒学的第三次诞生。这是儒家文化的时代变革的集中点，主要表现为在儒家伦理的基础上建构富有时代特征的强有力的韩民族精神。对韩国崛起有关键作用的朴正熙总统在他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中对这一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深刻地概括并阐明了儒家伦理的这第三次历史转型的时代意义。可以说，韩国儒家伦理一方面在较大程度上保留着它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结合本民族文化特色，从国家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用内容，具有宽广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以及顽强的生命力，形成了富有民族特点的儒家伦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韩国学校德育有着重大的联系，儒家伦理的每次变迁，得益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但最直接的动力仍来自学校德育上的发动；而儒家伦理的每次变革成果又积淀于学校教育之中，依靠学校德育转变为民族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反过来又影响和指导着学校德育的发展。
三、儒家伦理对学校德育的作用
韩国重视学校德育，把德育作为塑造民族魂的重要渠道。儒家伦理是韩国学校德育的灵魂，通过传播儒家伦理来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使之实现将特有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儒家伦理在德育中的作用，可归纳为下列方面：
1.儒家伦理是学校德育的主体内容
自1600年前，即自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的朝鲜第一所太学始，儒学就成为韩国学校中的经典，设五经、三史课程，尤其自公元1392年-1910年共519年27位国王统治的李韩王朝的“排佛尊儒”国策下，儒学达到鼎盛时期，论辩活跃，派别纷呈，“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在日本人占领前，韩国学校课程主要设儒学科目，讲授儒学原理，如“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十三经等经典。甚至在日本统治期间，日本人也开设儒学科目，只不过是为日本天皇效忠服务的。
战后，韩国很快恢复学校德育课程，其主要内容就是儒家伦理，并提出把重整儒学作为重建韩国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主要交学校完成，而开设以儒学为主体内容的德育课就是这项任务的核心。50年代更是提出道义教育方案，全面恢复儒家伦理课程，以图回复李朝时代的儒教思想体系。后经过多次改革，目前韩国学校德育已成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突出培养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体系。儒家伦理再一次得到相应的改造，为造就有韩国民族精神的人服务。许多学者指出，当今儒家伦理在韩国已成为维持个人与集体、与社会，乃至与国家关系的粘合剂，并在这一作用的基础上吸收多样化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思想方法等。韩国著名儒学家琴章泰先生指出：“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在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儒教从开始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一个轴心在起作用。”这一分析，深刻地指明了儒教在学校德育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韩国至今仍杂用汉字，196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300个，1972年又规定中学生要学习汉字，1992年1月22日，韩《中央日报》发文指出韩国人要继承遗产必须进行汉字教育，这是领会祖先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最重要途径。韩国中学普设汉字课，何况德育课更是如此，由此可见儒教影响德育之一斑。
2.政体中儒家伦理的德育功能
韩国学者认为，韩国最早的国家正统思想是儒家，在民族思想中一直以来就起着轴心作用，而且它不单是表现为朝鲜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历史和社会的复合作用中。这种表现对人的道德发展，对学校德育起着极大的作用。
首先，是国家象征物——国旗、国徽中都使用了中国古代的太极图，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德育功能。它强调太极八卦中的阴阳正负、万物相对而生而灭的宇宙运行原理，揭示一切都在无限的范围内均衡与谐调地恒久活动。国旗、国徽作为韩国的象征，以最庄严的方式在最庄重的场合出现，直接对全民族发挥文化辐射，起到良好的伦理熏陶作用。
其次，是儒教在政体中形成的家族主义政制，这种家族共同体的政体是儒学深化于民族与国家之后的特有发展，是由“三纲五常”伦理关系为基础，以忠孝一体化为中轴点的。这种家族共同体有很强的等级及上下尊卑的家族式秩序，能产生彼此相互依托充分信任的感情，并以特定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上下行为，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特别是在异族入侵的背景下，这种家族共同体的道德传统会愈加浓厚，共同体也愈加强固，达到家国同事，彼此不分。当政府不能抵御外侵，民众会自发建立义军，其首领就是崇尚忠诚与节义的家族首领，他们所持有的为家为国的信心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很能使困难当头，万众一心，把国家大事当做自己的事。正是这种精神铸就了韩民族特有的性格。在企业里，礼义和人性能把人紧紧地团结起来，努力工作，共同奋斗，从而构成长期稳定的社会机制。这种家族共同体在学校德育中有充分表现，直接影响了学生的道德形成和人格发展。
再次，忠孝一体化与修身立命的儒教伦理体系，反过来维系了韩国特有的政体运作，并成为每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在韩国社会中，“忠孝”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各个层面都彻底地贯彻着忠孝一体的伦理原则：忠是对君主对国家的服从与奉献，孝是维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秩序的道德伦理。韩国属单一民族，因而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大家族，不仅把忠孝一致作为儒教的行为模式，而且强调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国立命的伦理纲常。人们自觉修善，自觉地为国家工作。这种独特的社会伦理体系，使青少年以及所有的公民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浓厚的道德熏陶和民族精神感染，有力地支持了学校德育中的儒教阐释讲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学校德育中宣扬的“花郎”精神、“李将军”精神以及“三·一○”精神都是忠孝一体和修身立命伦理的化身。
3.文化习俗中儒家伦理的德育功能
韩国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之深，可从相似的民间节日以及习俗风情中深刻地感觉到。韩国多用阴历，其传统节日如正月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观灯节、五月端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九节等都同中国节日相同，其婚嫁生丧等习俗也很相似，如丧葬仪式中的祭祀亡灵，按亲疏关系守孝，其间不得成婚等。这些习俗中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儒家伦理，体现出上下尊卑和家族共同体的文化及民族精神，几乎可以说，这些习俗都充分体现了忠孝为核心内容的儒教秩序，既激发人们对祖国对民族的忠孝热爱，有助于建立对家族对团体对周围人特有的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凸现了朝鲜民族乐天自信的品质和民族整体感的高尚情怀。青少年从小就在这种文化中成长，因此也必然感受到这些习俗中儒教伦理所散发的道德作用。
4.民族复兴中儒家伦理的德育功能
数千年来无数外族的入侵和民族斗争，缔造了韩民族的特有性格，也使儒教在韩国民族中得到了独特的历史定位，成为维系这一民族最重要的道德力量。儒学把国家群体与个人完美地联结起来，使每一个行为都被赋予复兴国家、光大民族的重任。朴正熙之所以能促进经济起飞，就是利用儒教从而焕发起全民族的复兴意识和激情，他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所深藏的丰富内涵及无穷魅力之精髓乃在于社会复兴思想和民族自立精神。他提出培育国民经济自立意识，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和培养企业精神这三大战略，都贯穿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伦理意识。正是依靠这一伦理，使韩国“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得以形成，从而使全体韩国人不计报酬，在低工资情况下勒紧裤带与外国竞争、忘我拼命工作，在赶超日本、力争第一的民族理想下实现经济起飞，举办了举世瞩目、辉煌无比的汉城奥运会。这一切都来自全身心浸透了儒家伦理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自尊”。这种民族自尊体现在上到国家总统决策，下到一般职员、家庭主妇的行为举止乃至妆饰上，一句话，体现在全民族的一切思维之中，从而对年轻一代，对青少年产生积极的教育作用。韩国处于东西方文化冲撞的汇点上，但是却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以外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最汉化和最密切地把儒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国家。韩国儒学家李允熙在《易的原理与最高善》一文中，把易原理的阐述与五行及人的本性联系起来，阐发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意义和最高善的基本原理，提出重要的德育原则，可视为韩国儒学深厚之一例。韩国并不推出像新加坡那样的《儒家伦理》德育课，那是因为韩国的一切都已完全浸透了儒教精神，韩国的复国意识使企业家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政治企业家，韩国的学生则每时每地都无不接受儒教的熏染和辐射，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其他民族所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