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第一次文艺调整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文艺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当政治气氛过于紧张，“左”的错误导致文艺事业的显著萧条时，就要调整政策，放松控制；当环境比较宽松，文艺事业呈现百花齐放的势头时，又往往认为出现了“资产阶级倾向”，就要否定前一次调整，再开展更加激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2年5月开始、1954年10月终结的以克服创作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调整和它的被否定，就是这种周期性现象的开端。
一 第一次文艺调整的背景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起点。这次大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指针，这是正确的。但是，这次大会忽视了全国革命胜利后，社会环境、党的地位与任务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继续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文艺理论、领导方式、领导经验，使党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指导一开始即发生了“左”的倾向。
建国初期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有着广泛的表现，如否定“五四”至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左翼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对30年代的进步文艺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曲解为“思想改造”，把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离开创作实践，片面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和马列主义学习。偏狭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限制文艺创作的题材。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为政治服务曲解为为政策服务。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评判文艺作品，文艺作品若与公式、教条稍有不合，就被看作歪曲和诬蔑。文艺批评是党指导文艺的主要手段，“左”的倾向也就首先在文艺批评特别是《文艺报》的文艺批评中表现出来。
《文艺报》是隶属于全国文联、实际上由中宣部指导的“以指导文艺思想为任务”的权威刊物，创刊后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它又是建国初期粗暴、专横的文艺批评的始作俑者。该刊副主编陈企霞对五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在全国开了所谓“战斗性与尖锐批评”风气之先。对碧野的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评，对评论家王淑明的批评，对话剧《红旗歌》的批评，对萧也牧作品的批评，对路翎作品的批评，等等，都非常简单和粗暴。它经常用很少的文字就否定一部作品，甚至用一篇评论否定上十几个作品。粗暴批评的本质是教条主义横行。它曾成为踊种全国性的风气和潮流，说明“左”的倾向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文艺工作指导上存在重大偏差。
文艺工作中“左”的倾向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文艺工作者的惶惑不安和灰心、消沉。大多数老作家搁笔不写，年轻作家怕犯“政治错误”，只好写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这样，文艺的萧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1951年，全国没有拍出一部故事片。1949年至1953年，全国仅出版单行本文学作品1000余种。“电影厂经常缺少可以拍摄的剧本，许多话剧团经常没有戏常演，新的戏曲作品很少，可供演唱的新歌曲也不多，音乐会和美术展览会很少举行。创作活动的不够兴旺，不但使群众感到文化生活的饥渴，并且使不少的艺术工作者荒疏了自己的艺术业务。”（注：《人民日报》社论：《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1953年10月8日。）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对这种状况极为不满。
党注意到了文艺界的严重情况。1952年春，中共中央指示文艺团体鼓励创作。进入夏季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接近尾声。党认为，经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已经迅速地丧失市场，工人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领导地位已经巩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也要求以新的文艺创作为其服务，因而正式提出了文艺政策调整的问题。
二 第一次文艺调整的主要内容
1952年5月26日，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和周扬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十周年》，这是调整文艺政策的信号和起点。1953年9月、10月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中共中央对文代会的问题专门作了讨论，发了指示。周恩来、胡乔木到会讲话，周扬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以鼓励创作为中心议题，批评了“左”的倾向，提出了促进文艺发展的一些重大措施，使这次文艺调整达到了高潮。这次文艺调整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把文艺思想斗争的重点，从批判资产阶级，转为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建国以后，党一直把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视为文艺界的主要危险。从1950年3月批判阿垅，到批判《武训传》、文艺整风，再到对许多作品的严厉批评，都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的。1952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革命文艺的侵蚀”和反对“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的“文艺工作中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重点是批评后者。同日发表的周扬的文章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创作上严重地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我们批判了在表现群众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上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来的或者甚至从封建思想而来的各种明显的歪曲，这是完全必要的，今后还必须继续这种批判的工作。但是我们却容忍了一种最普遍大量存在的，而且似乎是‘合法’的歪曲——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加以反对和纠正的话，就会大大地妨碍文艺事业的前进和发展。”
第二，对创作概念化公式化的特征、根源、危害作了分析，探索了提高文艺创作质量的途径。1952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概念化公式化作品的特征，“只是把肤浅的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故事粗糙地揉合在一起”，而“不是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反映，因此，也就不会对群众产生真正的教育作用”；同日发表的周扬的文章也批评这类作品“把人民生活中本来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描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物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把本来是复杂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写成简单的儿戏。”并且指出“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所以能够‘合法’存在，没有受到批评，有时甚至受到鼓励，主要原因就是文艺工作者以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错误地了解了文艺服从政治的正确关系和真正意义”。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概念出发，……这就形成了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最普遍最主要的原因”；“要克服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关键就在于提高作家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注：《文艺报》1953年19号，第9页。）
第三，批评了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强调繁荣创作必须正确运用文艺批评的武器。1952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在批评工作中要防止简单化的、骂倒一切的粗暴现象”。同日发表的周扬文章没有提到粗暴批评。但是，他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中承认，“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则应当加以纠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批评的态度。有些批评家往往没有把整个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整个倾向是进步的作品加以区别，没有把作家对生活的有意识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认识能力不足或是表现技术不足而造成的对生活的不真实的描写加以区别，而在批评的时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击的态度。”“其次是批评的方法。有些批评家在批评一个作品的时候，常常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教条公式出发。”“报刊上所发表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以及在这种批评影响下煽动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情绪，再加上文艺界的领导方面对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缺少关心、帮助和支持，这就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我们的批评必须有助于鼓励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发挥艺术创造的潜力，而不是相反。”（注：《文艺报》1953年19号，第10、11页。）
第四，指出了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改善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任务。1952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对艺术工作采取粗暴武断的态度”的“十分恶劣的倾向”。周扬也把“一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不能正确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看作产生概念化公式化的原因之一。他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承认文艺领导工作的“十分不能令人满意”，“正是造成目前文学艺术工作的落后现象的严重原因”。文艺工作领导中存在着“往往不顾文学艺术活动的规律，对在文学艺术活动的指导下表现了粗暴的态度”的缺点。“我们比较地习惯于采取简单的行政方式，而不善于运用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的活动。”“对于创作的行政式的领导方法正是无思想、无政治的领导的表现，同时也就助长了创作上概念化公式化的错误倾向。”“对文学艺术活动是更适宜于用社会方式来推动的。我们应当更多地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来组织他们的创作，更多地发动作家、艺术家相互间在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发动他们中间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动正确的社会舆论来推动和指导创作；这样才能创造适宜于创作发展的气氛，创造作家的艺术劳动的最有利的条件。这些就是我们过去所忽视了的方面。”（注：《文艺报》1953年19号，第10、11页。）
应当说，这次文艺调整触及了文艺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目的是通过克服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错误倾向，理顺作家、艺术家与现实生活之间，与文艺批评之间，与党的文艺领导之间的关系，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使之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三 第一次文艺调整的成绩与局限
1952年开始的文艺调整，顺应了文艺发展的要求，打击了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文艺界的气氛和环境。但是，这次调整是很不彻底的。它未能纠正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缺点。对一些重大问题，党的领导与文艺界的认识有相当距离，党内意见也很不统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因此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冯雪峰起草的文联工作报告，因对“左”的批评过于尖锐而未被接受。我们把代表党的观点的周扬和代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意见的冯雪峰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加以对照，即可以看出这次文艺调整的局限性。
对文艺现状的估计，是判定“左”的倾向的严重程度并据以确定调整幅度的基础。雪峰的看法是问题大于成绩，质量“今不如昔”。他为《文艺报》1953年第1号写的社论肯定新文艺“有一定的优秀的成绩”，但更强调文艺的极端落后，认为“这种落后的情况最引人注意的表现，就是在三年多中间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竟是非常的不多，而其中可称优秀的作品更是不多。”（注：《文艺报》1953年第1号，第3页。）同年6月17日，他在全国文协召开的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座谈会上说，这几年出版的作品有两千种以上，“举得出来的好作品很少，如果有二十种较好，也只不过是二十分之一。”“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注：《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页。）他在为第二次文代会起草的工作报告稿中说，这几年的作品，“大部分水平都还很低。少数较好的作品，在水平上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能力上可能达到的高度，例如这几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可作为最高成就的，也还不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全国解放之间的最高成就的作品。”（注：《雪峰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而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却用三千多字的篇幅大讲建国后文艺工作的成绩。他承认“整个来说，新的文学艺术创作还是贫弱的”，但问题仅仅是“群众感觉新的文学艺术作品太少，特别是电影、戏剧作品太少”，文艺作品与生活相比，“常常是显得单调而乏味”（注：《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8、9页。）。周扬坚持“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然就基本肯定党和他本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然地把“左”作为次要的倾向来对待。雪峰倾向于基本否定或问题严重，自然主张对文艺政策作重大调整。
承认不承认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错误，广泛存在的“左”的倾向是否与党的文艺思想有关，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雪峰认为，概念化公式化和粗暴批评的严重存在，证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或“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占据了统治的地位，文艺工作的领导背离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他1952年5月14日写的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章指出：“目前文学创作界存在着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不少空洞说教的理论和不少简单化的批评，也在赞助和‘开辟’反现实主义的、主要是概念化的创作路线。”（注：《文艺报》1952年第10号，第29页。）在全国文协1953年6月17日的座谈会上，他激烈地批评了文艺工作的领导。他批驳了周扬1952年5月26日文章把文艺创作落后的根源归于“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相当长时间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观点，认为“这样回答不能把问题明白化，大笼统了。为什么会脱离实际？究其责任，凭心来讲，这几年的情况作家的责任较少。”这几年，“我们所提倡的坚持的现实主义路线时常是被丢在一边的，它的地位非常可怜。”文艺落后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这几年毛主席的路线是被歪曲了的”（注：《雪峰文集》第2卷，第495、496页。）。把作家的思想改造与创作活动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思想改造；否定间接经验和研究，片面强调个人体验生活；实际剥夺作家的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自由；对作家不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实行“思想上的管制”等等，都是严重的错误。在文代会报告稿中，他不但再次肯定“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力地存在于文艺界”（注：《雪峰文集》第2卷，第508页。），而且指出这种文艺思想是文艺工作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或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的思想基础，又赖行政方式与种种变相的行政方式的领导推行自己的影响。这样，雪峰就基本上否定了建国初期党的文艺领导工作，主张从指导思想上检讨和调整文艺工作。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则针锋相对地说：“我们的文学艺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个基本的现实主义倾向是不容忽视或抹杀的”（注：《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9页。），许多作品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不过是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薄弱”。他把公式化概念化的主要责任归于作家，根本不承认文艺指导思想有什么偏差或错误。
“写政策”是当时体现文艺与政治服务的重要口号。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一类口号是不满的、反对的。周扬口头上也反对庸俗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继续为这些口号辩护。他在1953年3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政策”。“不表现政策就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为“政策和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应该是一个统一的东西，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注：《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229、230页。）雪峰则把“写政策”一类口号作为主观主义文艺思想的典型表现而予以抨击。他在同年6月17日的发言中说：“在领导思想上，为政策写作，写政策，这不是马列主义的概念，而是政策的概念。”“党性是生活自然的流露，党性、政策离开了生活，是最严重的脱离实际因此使得我们产生今天这种破产了的可怜的创作路线。”他在文代会报告稿中进一步指出：“‘写政策’之所以错误，不仅在于政策不能代替生活，正如地图不能代替地球，指南针不能代替人的走路一样。而且这样的提法，结果一定会把政策从实际生活和实际斗争中脱离出来，使它成为抽象的概念”。文艺同政策负有相同的政治任务，但它是“从描写生活真实和创造典型的途径去实现这个任务”（注：《雪峰文集》第2卷，第497、507页。）。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反驳说：“文艺作品是应当表现党的政策的。文艺创作离开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就是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作家在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时候，必须以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为指南。他对社会生活的任何现象都必须从政策的观点加以估量。作家必须表现政策在群众生活中所产生的伟大力量”（注：《文艺报》1953年第19号、第10页。）。
冯雪峰的观点当时未被党的领导机关接受，并在后来屡受批判，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是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加深刻的。周扬不能接受对于建国后文艺领导的尖锐批评，其实质是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他的观点代表了党的领导机关和文艺工作主要领导人的看法。正因为如此，第一次文艺调整时期，对“左”的错误的批判和纠正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力度。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动了对于俞平伯的批判。11月，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激烈地抨击了建国后党的文艺路线。他对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认识，在不少方面与冯雪峰的观点是相通的。胡风的言论被视为“猖狂进攻”。12月8日，周扬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声称“过去文艺战线上没有斗争的风平浪静的状态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而只是一种严重的病态。我们应当把这种状态愈早地结束愈好。”（注：《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第19页。）至此，建国后第一次文艺调整宣告流产，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经过批判胡风的运动，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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