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自主创新的国家激励扭曲之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创新论文,上市公司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16)05-0744-13 创新活跃程度较高的欧盟倡导应在国家层面对创新提供补贴，利用政府补贴降低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风险，达到引导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费用的目的[1]。在中国，政府绩效跟地方经济有重大关联，地方政府常常会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这种行政干预见效快，但这并不是好的选择，转而采用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等隐性的经济手段来诱导企业实现地方政府的预期目标[2]。 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社会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而存在正外部性的社会效应，创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公共物品的特性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得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状态，这将严重打击企业从事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应通过政府补贴承担一部分创新成果的供应责任，促进企业开展更多的创新活动。财政支出的有限性决定了创新补贴的发放应有的放矢[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越强则利用补贴进行创新的效率越高，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应向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倾斜[4]。从2014年上半年的会计信息披露来看，全国共有2235家上市公司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补贴规模达到322亿之多。但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一定需要创新补贴吗？2014年会计信息披露结果表明大部分政府补贴资金流向了产能过剩的行业，甚至是为弥补一些企业亏损。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会有近20%的企业将“扭赢为亏”。由此可见，企业的创新绩效并非越补越强，政府补贴占企业创新投入的比例存在一个最佳区间[5]。造成“越补越亏”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一方面，企业得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可能会引发过度购买行为[6]，政府补贴会大幅增加企业的非生产性成本，降低创新的投入产出比[7]；另一方面，企业抱着“有总比没有强”的消极理念去获取创新补贴，随之而来的时创新规模的过度扩张，扩张过快导致创新失败概率增大，增大企业运营负担。国有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却依然可以获得创新补贴，而民营企业却因“政治立场”而很难得到补贴[8]，另外企业因政府补贴而带来的行政干预将面临更多政治层面的“后顾之忧”，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于是“政府补贴是企业创新的灵丹妙药”成为了社会广泛讨论的议题，学者们开始探讨是否可以用税收优惠等隐性补贴来代替政府的直接补贴[9][10]。 1 政府补贴驱动和税收递延驱动的企业自主创新模型构建 1.1 政府补贴驱动企业自主创新的模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开始尝试探讨如何利用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和促进中国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发展，税收优惠措施以所得税和增值税等税种的直接优惠为主，对投资抵免、加速折旧、R&D费用加计扣除或税收抵免、科技开发准备金提取等间接性优惠措施的采用较少[11][12]。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的行政干预加强，形成了诸多知识密集型创新企业集群，创新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周期不断缩短。创新及其产业化过程伴随着巨大的资金链支持，企业自有资金很难完全满足创新需求，企业弥补创新资金缺口方式一般有两种：政府补贴和融资。规模稳定、申请周期固定、手续繁杂的政府补贴并不能弥补企业短期的资金缺口，加之创新的收益率较高，使大量社会资本有意愿加入创新及其产业化领域。基于此，本文建立社会资本与政府补贴对创新进行投资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此模型应满足如下假设： (1)一般而言，国家补贴是以固定周期发放，政府税收也以固定周期收取，这两个周期基本重叠。而社会资本在某个固定周期的投入量也能准确核算，故两者均以国家补贴和税收的发放周期为核算周期，假设社会资本和政府都是在相同的周期t内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投资，即P(t)代表社会资本在第t期对创新活动的投资额度，S(t)代表政府在第t期为创新提供的财政补贴，T(t)代表政府在第t期的税收目标，它的变动表示国家提供的税收优惠程度。社会资本和国家补贴对创新的动态投资过程可被视为离散动力学模型。 (2)企业创新在某一周期内所需的资金是有限的，本文假设企业在某一时间周期筹集的创新资金限额由社会投资和政府补贴两部分构成[13]。社会资本的使用效率因受到回报率、运营效率等方面的制约，政府补贴更多地受拨付率、监管力度、问责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社会资本和政府补贴资金对创新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故设
分别代表了政府补贴和社会资本的利用率，第t期实际有效创新投入表示为
。由于政府并不直接从创新获得收益，故实际创新投入等于社会资本回报。社会资本为了持续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会将获得的利润拿出一定比例再次进行投资，因此社会资本的动态投资方程可表示为：
(3)通常情况下，政府会在企业创新最困难的时候予以补贴，随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生命周期来调整政府补贴的强度。企业创新的投资额P(t)越大，政府税收T(t)越多表明企业创新变得越来越成熟，则政府应该削减直接财政补贴；反之，则增加直接财政补贴。假定投资额对政府削减补贴决策的影响程度为
，税收对政府削减补贴决策的影响程度为
表示政府补贴的调整强度，那么政府补贴的动态方程可写为：
(4)政府并不直接从企业创新活动中获得回报，但它通过相应的税收目标转化为政府收入。政府通常会对具有中长期发展潜力的创新进行补贴，这样会为政府带来大量的税收，因此下一期的税收增长目标至少是稳定在一定水平上的，即增量存在截距b。但税收却不宜过重，过重的税赋将大大降低企业进行创新的动力，因此，税收目标的调整应考虑上期税收和财政补贴的交叉影响[15]。由于政府会对补贴行业的创新潜力进行评估后择优补贴，因此部分创新规模小的行业很难得到政府补贴，因而政府补贴对税收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合理的门槛效应[16]，因此，政府税收目标的动力学方程表示为：
通过以上假设，得到固定税率条件下动态投资-补贴动力学模型为：
其中，
分别代表了政府补贴和社会资本的创新效率，
表示投资额削减政府补贴的影响系数，
表示税收对削减政府补贴的影响系数，
表示利润再投资比例，
表示政府补贴调整强度，
表示上期税收和上期补贴额的交叉影响对下期税收的影响系数，b表示税收变化的固定截距，代表政府对税收增加的最低预期，c表示引起税收交叉效应的政府补贴门槛值。 1.2 延迟税收驱动的企业自主创新模型 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更加灵活的普惠性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合理调整R&D费用加计扣除项的使用期限或每期抵扣的税收金额[14]。上述模型基本能够反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情况，但如果企业和政府均拥有完全对称信息，即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会获得更大的技术优势，政府增加补贴会获得更多的税收，那么系统的Nash均衡点也将会从稳定变得不稳定，甚至会经历倍分叉形成周期性的混沌现象。由于技术创新的复杂程度使得现有研发项目很难一个会计周期内完成，很多研发费用不能在当期结转，当期税收无法真实反映当期研发投入与产出关系，更多反映的是上期研发成果与当期产出的关系[17]，系统输入的延迟可能是导致混沌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政府或行业希望创新活动按照既定目标发展而非出现大量不可控状态(例如混沌现象)，政府可以考虑利用延迟决策来控制混沌[18][19]。 由于创新必须按照计划完成，必须优先保证创新的投入经费，社会资本投入和政府补贴无法采取延迟决策，那么只能对税收进行延迟征收，例如采用上一年研发税前加计抵扣项作为税收抵扣税基。假定对研发投资的税收抵扣率为
，若实施延迟税收优惠则下一年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抵扣为
·M(t)，另外，由于政府会对未完成税收目标产生一定的“政治报复”，下一年度政府预算中会考虑少给一定比例的税收优惠额度(本文假设报复率为p)。那么下一年的投资额P(t+1)可表示为：
延迟税收的引入让政府驱动创新的行为演变成四维系统，四维系统的混沌状态将更加复杂，系统的最优状态由三个甚至更多的决策参数决定[20]。 2 模型分析与比较 2.1 固定税率的创新驱动演化模型分析 首先找到固定税率的创新驱动演化模型不动点，令式(4)中状态变量均为零，求解该方程组。由于本文假设本期投资额、直接财政补贴和税收目标都会受到上期的影响，因此，
，
，
均不为零的正数，求解讨论如下：
判断模型不动点的稳定性需要借助其特征根方程，即：
2.2 税收延迟的创新驱动演化模型分析 同样，我们应先求出系统的不动点，即令式(6)等于零，讨论不动点的不同情况。
2.3 政府补贴和延迟税收优惠的比较 (1)不动点比较 一般而言，混沌系统的低位平衡点相对较稳定[21]。对于国家和企业组成的创新驱动系统来说，少量的创新投入(包括政府补贴和社会资本投入)能够维持较小规模的企业创新活动，企业和政府都能获得稳定的收益，但创新规模不会很大，仅适用于创新成果无法进行大规模商业应用的基础科研创新活动。需要产业化的创新项目采取低位点的创新投入最终因规模不经济而失败，因此采取高位平衡点演化决策提高社会资本对创新的投资热情和政府对创新的高昂补贴才是驱动企业持续创新的关键。但高位平衡点的稳定性并不确定，当一个经济系统趋向于高位平衡点时，各类资源均接近系统的极限状态，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任何一种资源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打破平衡重新进入不平衡状态[22]。当政府采取延迟税收决策，则企业会采取追加创新投入和合理分配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抵扣项增加创新利润，使有限的创新投入获得额外的流动性，这种额外的流动性会让系统进入更高的平衡状态。 (2)稳定性比较 本文将对系统的具体参数进行赋值，分析一至两个变量的变化对系统的影响情况。当企业未引入延迟变量时，取参数值为
，假定某一由政府或国有企业主导的行业，即初始值为(0.5，0.4，0.3)，当利润再投资比例
和财政补贴门槛值c分别发生变化时，得到区域创新系统的混沌状态图，即企业创新投资、政府直接财政补贴进入无序竞争的混沌状态，如图1和图2所示。 假设系统参数不变，引入税收递延后，取
=0.05，p=0.5可以得到政府补贴和创新投入在NASH均衡点附近保持稳定，如图3和图4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引入税收递延后NASH均衡点与利润再投资比例的变动无关，而与研发投资的税收优惠率呈正比关系，这符合“税收优惠越多，创新投入越多”的实际情况。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政府和投资者会提高注入资金的回报率
(i=1，2)，这就会间接导致
提高，系统则会随着
提高而经历倍周期分叉，并在均衡点附近产生混沌。如图5所示，在与未引入延迟变量取相同的系数情况下，系统参数的稳定区域还取决于延迟变量系数
有关，当
取某一适当值时，系统稳定性将大大增加，从而使得系统重新稳定在NASH均衡点附近。
在发展初期，政府补贴显然比创新投入要多，行业创新属于由政府主导的被动创新；而当政府引入税收延迟变量时，创新投入显然要多于政府补贴，行业进入到由企业主导的主动创新。当系统引入税收递延后，在第20期时，政府补贴和创新投入的总额分别为
=156.9958，
=645.7226，引入延迟变量使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得到明显的改善(见图5)。显然，准确地判断高新技术企业是否进入到创新的混沌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过早或过晚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税收递延会对其创新过程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准确地界定税收递延的实施周期显得异常重要，这就需要企业提供真实数据，政府执行税收递延的决断力以及成熟的创新培育市场。政府补贴相比，在混沌状态下极大地提高创新投入的稳定性和竞争优势，在创新投入迅速增长的同时，一定时期内会有更多平稳的缓冲期，使系统温和地向均衡点演化。同时，税收递延的引入让系统稳定域扩大，增加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容错性，便于政府和企业双方及时调整对策，提高创新的成功概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采取税收递延对企业创新进行激励的效果要好于政府补贴的效果。
图3 引入税收递延后，利润再投资比例
的混沌分叉图
图4 引入税收递延后，研发投资的税收优惠率
的混沌分叉图
图5 引入税收递延前后政府补贴和创新投入累计总额的比较 3 基于经验证据的讨论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采集 上述推导过程证明了税收递延驱动企业自主创新有更好的效果，为了验证理论观点，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对政府补贴(GS)或税收递延(TD)影响企业自主创新驱动效果(RDE)进行比较。文中选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年报数据作为统计数据。本文样本选取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了亏损和不良审计意见的公司数据；(2)剔除年报中任意一项指标无数据的企业。经过上述筛选之后得到1216个样本，所属行业主要为石油化工、矿业及加工等五类行业，其中国有及控股企业455个、民营企业761个，高新技术企业308个，非高新技术企业908个，详见表1。 由表1可知，研究对象在2013年共获得175.15亿元政府补贴。按企业年龄划分，近六成的政府补贴由10年以上的企业获得，年轻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比例不高，说明政府更倾向于保守的创新扶持计划。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年轻企业的创新行为更具有冒险性和前沿性，而成熟企业更愿意从事渐进性创新，这种政府补贴的年龄扭曲也许是我国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力度不够的原因之一。按企业性质划分，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是民营企业的两倍，说明政府补贴的发放存在明显的政治偏好。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复杂的联系(如隶属、控股、拆分或人事任命)，导致其与民营企业竞争时即使创新效率更低也能得到政府补贴，政治关联性让政府补贴产生资本属性扭曲，大大降低了补贴对创新的驱动作用。中小型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仅占三成，更多的创新补贴进入了并不缺钱的大型企业，说明政府补贴对创新的风险偏好是负的。中小型企业寄希望于创新改变其市场占有率，其创新规模占企业资本总量的比重很大，资金是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瓶颈，创新风险也大，一旦失败可能企业就破产了，政府的审批人员很可能会受到连带责罚。对大型企业而言，创新一般不涉及其主营业务，其创新投入占其总资本比例很少，即使创新失败，大型企业也可运用资本腾挪来掩盖政府的决策失误。综上所述，我国对上市公司创新的政府激励存在较为严重的扭曲现象。
3.2 指标选取与度量 (1)因变量 自主创新驱动效果(RDE)，一般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当年研发费用支出的比值衡量创新驱动效果，表明每单位研发费用对新产品收入的促进程度，能够较好地体现企业追求创新的能力和愿望。 (2)自变量 ①政府补贴(GS)：用“政府补贴/销售收入”来表示。政府补贴数据来源于上市企业年报附注“营业外收入”科目里的“政府补助”，但考虑到不同规模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存在较大差异，但补贴程度与企业的销售规模大致呈比例，因此，本文建议采用政府补贴与销售收入比值来衡量，如此一来可消除不同样本间的数量级差别。 ②税收递延(TD)：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利润总额”来表示。递延所得税资产来源于年报中“报告期末互抵后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这一指标能反映企业因研发获得下一会计周期税收优惠对利润的影响程度。 (3)调节变量 高管持股(SH)为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实际控制人持股(AH)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数占总股本的比例。 (4)控制变量 本文对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高新技术资质四个变量进行控制，具体变量的定义如表2所示。 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1)由模型一可知，单纯使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并无显著影响(-0.012，p=0.396)，政府补贴虽然代表着企业创新被社会和政府所认可，为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声誉，但是企业创新活动的推动并没有太显著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在于：第一，政府补贴相对于创新所需要的投入而言比例太少，为了避免创新失败带来政治风险，企业管理者通常会选择将这笔资金投入到次优的创新方案中，或者干脆将这笔补贴用于稳定收益的成熟项目获得稳定的收益，以此来取悦政府；第二，政府补贴的发放并不公平，很多企业依靠政治关联得到政府庇护，申报的创新项目并不能很好地执行，只为套取国家创新补贴，这就造成政府补贴并没有真正用于创新，失去了创新驱动的作用。(2)模型二的结果表明，仅在实际控制人持股与政府补贴的共同作用下，政府补贴才能较为有效地驱动企业创新投入(0.02，p＜0.1)。一方面，实际控制人虽然无法直接制定创新决策，但对企业管理者的创新决策有否决权，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控制者会要求管理层将政府补贴尽可能地用于创新。另一方面，在中国，实际控制人通常拥有广泛的政治资源，他们能够通过游说政府相关人士为其创新项目提供补贴。(3)税收递延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投入。企业能够利用税收递延合理摊销后续会计周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或资本化规模，以此来减少应税税基，通过减税获得的资金来弥补创新资金缺口，降低创新风险。税收递延是针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优惠，是对创新活动的普惠性激励，而且是事后激励，因此它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企业年龄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作为先入的既得利益者，年长企业并不希望打破现有的市场格局，它们对创新持有排斥的态度。纵观商界历史，拥有百年基业的企业宣布破产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其背后的原因大多是不为社会提供需要的新技术或产品而被市场所抛弃。企业存活时间越长，其技术和市场越稳定，企业的资本积累越雄厚。但企业不可能保持持续的高增长，资本的收益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降低。最敏锐的风投资金青睐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企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够保持很高的创新投入和产出。虽然中心企业的创新能力强，创新收益大，但它们毕竟不是社会经济的主流。作为主流经济代表的大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是创新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政府补贴对于大企业来说仅仅是杯水车薪，对其创新的驱动效果并不显著。为此，本文将结合企业规模讨论政府补贴或税收递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对于大企业而言，单纯的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都不能激起其创新的积极性，只有同时实施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两种激励手段才能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大企业的创新决策非常保守，既要考虑创新项目风险，又要考虑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政府补贴能够帮助其降低创新风险，税收优惠能够帮助其降低创新产品价格，迅速打开市场获得利润。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在实际控制人持股和政府补贴的交叉影响下会负向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中小企业股权相对集中，实际控制人甚至会凌驾于企业管理者之上，其结局只有两种：架空管理者和更换管理者。创新员工怀揣企业管理者编织的创新梦想，却走在勤劳务实的资本增值道路上。管理者走马观花般的管理让创新项目很难得到持续支持，创新的效果令人担忧。税收递延对中小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税收递延与政府补贴共同实施时，实际控制人明白企业会因创新得到税收优惠而提高收益，让其与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创新上实现“利益趋同”，有效避免实际控制人架空企业管理者的尴尬局面。对初创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和税收递延均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作为行业的破坏者，初创企业只能依靠创新奋力一搏，无论是政府补贴还是税收递延都能为其提供一笔客观的创新资金，初创企业的创新似快马加鞭，创新过程加快，风险大大降低。
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公有制经济，所有企业都是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才逐渐出现了大量民营企业，因而国有企业的年龄相对较大。出于政治需要，国家保留了一部分涉及国家安全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资本规模都较大。从企业规模的总量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产规模大致相当，对国家创新战略的影响不相伯仲。与民营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比，国有企业瞄准了更宽泛的目标，例如带动地方经济、增加就业等，这种目标差异导致他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并不相同，解决国有企业创新难题是国家创新驱动的关键问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划分实际上代表了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两个因素的交叉影响，为了深入探讨企业创新激励问题，本文进一步结合企业性质来探讨政府补贴或税收延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受到宏观干预的影响。 受累于国有股份的归属特性，国有企业很难通过稀释股权获得创新投入，但它却能依靠与政府的密切联系轻易获得政府补贴，于是政府补贴成为促进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而民营企业不容易得到政府的认同，创新投入的资金更多来自于自筹，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并没有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反倒是锦上添花的“政治礼物”。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产生了并不稳定的效果，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驱动并不明显。 由表5可知，政府补贴能有效激励国有企业创新，但并不能有效激励民营企业创新，这是因为民营企业数量较多，政府补贴在民营企业中发放的比例过低，无法起到整体激励的作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税收递延对创新的促进作用都是十分显著的，促进民营企业创新的显著程度要高于国有企业。值得注意的是，高管持股比例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起到了有效地调节作用。高管持股能够调节税收递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而实际控制人持股能够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由于税收递延是企业获得收益的程度与企业运营有关，企业成功运营的关键在于卓识远见的高管团队，高管能够通过企业运营扩大税收递延对创新的影响。高管持股比例越大，其利益与企业收益越趋同，因此，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持股比例过低导致国企高管对创新产生短视行为，降低税收递延对创新的驱动效果。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与政府之间产生政治关联是普遍现象。政治关联企业的高管或控制人凭借其政治身份，利用在政府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更有可能获得政府补贴政策和宽松的税收环境，使企业的创新成本降低。 上面的讨论说明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公司治理结构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创新活动[23]。根据两权分离理论，公司的治理权和所有权分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企业年龄密切相关，但前文论证了企业年龄会影响企业创新。为此，本文将选取年龄较短的企业来消除企业年龄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高新技术企业成立时间短，是理想的研究样本。首席执行官(CEO)有可能也是企业创始人，因此管理者和股权人为同一人，高管持股比例高，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治理结构成熟，两权分离且高管持股比例较低，根据这一特征本文结合高新技术资质来探讨政府补贴或税收延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受到企业微观特征的区别。 由表6可知，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政府补贴和税收递延都会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持股比例不仅直接正向影响着企业创新活动，高管持股对政府补贴或税收递延的调节作用也是显著的。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政府补贴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容易得到国家研究资助，而且其创始人大多数具有学术背景，颇受政府人士推崇和青睐，却不善与商业人士交际，政府补贴比融资更容易取得。在高管持股调节下税收递延才会对创新活动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负面的(-0.004，p＜0.05)，这可能是由于“学者创业更多是实践理想，不注重短期利益”造成的[24]。 4 研究启示 (1)警惕政府补贴的“国进民退”资源配置扭曲 政府补贴规模要远大于税收优惠，现有创新激励机制更加注重扶持大企业或明星企业引导主流创新，忽视了零散的小量的个性化创新需求，造成国家激励自主创新的资源配置扭曲现象。政府补贴是激励资源配置扭曲的“重灾区”，政府补贴的审批在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的政治偏好，这大大降低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就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杠杆效应要大于挤出效应。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现有产品的沉没成本较大，为创新付出的成本过于昂贵，再加上国有企业不能通过放弃所有权来融资，国家补贴是国有企业创新的有效经济来源。国有企业凭借与政府的政治关联能轻易获得政府补贴，并且补贴能从会计报表上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为国企高管的政治升迁提供强力支持，国企高管对于政府补贴可谓是“趋之若鹜”，“跑部进京”靠拉关系获得补贴的现象屡见不鲜[25]。 (2)税收递延对自主创新的影响要优于政府补贴，深化以“递延减税”为主的多元化引导方式
国有企业利用政治背景掩饰创新效率低下的弱点来获取政府补贴，进而影响了政府补贴激励创新的有效性。相对于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优势，民营企业必须依靠创新改变行业格局以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和利润。尽管创新投入巨大，但民营企业却在是否接受政府补贴时表现得犹豫不决。一方面，政府补贴的申请程序繁琐，加之行政机构低下的办事效率，政府补贴到位时创新的机遇已经逝去；另一方面，政府补贴为民营企业带上“行政枷锁”，例如政府要求企业按照进度完成创新活动，出现“非专业”管“专业”错位管理、干扰创新的现象。为了避免行政干扰，民营企业宁愿选择更加便捷的融资方式。 政府补贴的使用应该更加谨慎，知识的集成性让企业创新的投入巨大，技术的复杂性增大了创新的不确定性，创新失败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政府对创新的事前补贴无法平衡企业对创新的不确定性的担忧。相反，研发费用税收减免的实施一般以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作为认证前提，并以所得税减免作为创新驱动手段，大大提高了激励政策的公平性和普适性[26]。与此同时，税收成本减免以及减免程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自主决策[27]，也就是说，创新补贴程度跟自身努力程度呈正比，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但税收减免仅对盈利企业有效，当期创新投入会降低企业盈利甚至出现亏损，这样研发费用加计抵扣无法在当期实施，政府应进一步深化针对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政策，尤其是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抵扣项使用的灵活性，例如适当扩大研发支出资本化的条件，对当期研发费用加计抵扣可以拆分至未来若干个计税期内使用等。 (3)高管持股是造成税收递延促进企业创新出现“南橘北枳”的重要原因 高管的运营决策决定了企业创新投入，而其偏好则取决于企业高管与股东之间的利益相似程度。国有企业高管的任期相对较短且持股比例较低，国企高管的薪酬更多依靠在任期间的企业绩效[28]。创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导致企业业绩下降，创新收益会在较长时间才会出现[29]。与创新的长期性相比，国企高管的任期是短期的，因此国企高管常常会做出短视决策而拒绝创新。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方式成熟、灵活，较高的高管持股比例使其产生“利益趋同效应”。因此，民营企业高管在实现长期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过程中也实现了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而这种长期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基础就是企业创新带来的持续利润[30]。由此可见，高管持股导致的目标差异会影响到自主创新，未来创新激励措施应该促使企业创新目标和管理者创新目标保持一致。因此，在审批创新激励企业时应加入对高管持股方面的考察，这会增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获得政府创新激励的公平砝码。 (4)实际控制人持股是导致政府补贴出现“盲目追新”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实质上是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的绝对权威，过度的权威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消极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实际控制人既是企业管理者，又是企业的首席技术官。他借助企业成功获得的社会声誉与政府官员形成政治关联，还通过技术入股对企业实施控制，这让他在政界和商界“左右逢源”[31]。实际控制人能够利用政治影响获得政府补贴，但“隧道视野”容易让作为技术人员的他忽视高价值创新的高风险，更别提作为“门外汉”的政府官员，他们追捧的创新项目存在巨大的失败风险，形成了企业和政府“盲目追新”的不利局面，成千上万的政府税收打了水漂[32]。另外，高新技术企业中首席技术官和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人，不仅在董事会“一股独大”，还以企业高管的身份参与公司决策，形成企业在制定创新战略时存在着明显的“一言堂”现象[33]在整个创新活动中，其他从事创新的企业员工都是“跟屁虫”和“执行者”，增大了创新失败的概率。其次，科学价值不一定等同于市场价值，这也是很多创新成果因无法适应市场而被束之高阁，由于科学家创新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科学理想，不注重市场反应和短期利益，创新成果转化和企业运营会遇到很大问题，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的“理想股权”陷阱。因此，在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财政扶持和创新激励时，应该加大对身为首席技术官的创业家的监管，要求实现两权分离或者进行股权改革等先期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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