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是否降低了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基于自约束治理视角的解释与实证检验_偿债能力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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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债务契约功能,[1]它是债务契约签约之前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监督债务契约履行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会计技术的固有局限,会计信息是一种包含主观成分的历史信息,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难以为债务契约提供充分的信息,如果存在替代机制,则会计信息在债务契约签约过程中的地位理应下降,其中企业的政治关联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替代机制。有文献发现,具有良好的政治关系的企业更容易或者以更低的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2-6]而且,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如果陷入经营困境,更容易得到财政或者银行信贷支持。[7,8]尽管人们比较重视政治关系对于贷款契约的影响,但上述文献尚没有回答两个重要问题: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机制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功能的替代效应到底有多大?替代效应的机制是什么?孙铮等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发现民营和国有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影响了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上述替代效应来自于国有产权为债务契约提供隐性担保。[9]余明桂等发现,民营企业不同的政治关联程度也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贷款契约。[10]沿此思路发展,本文认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应该会对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功能产生替代效应,因为无论是民营企业利用政治关联直接干预银行贷款决策,还是政治关联为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和企业信誉,进而为债务契约提供安全保证,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都会下降。

文章以2002-2006年中国民营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具备县区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委员及党代表头衔)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替代变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降低了债权人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政治身份级别越高,债权人对会计信息依赖越少;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造成上述替代效应的原因不是实际控制人利用政治身份直接向贷款银行施压,而是由于出于维护政治声誉和竞争优势目的的自我约束型治理,降低了债务契约风险。

一、假设推演

1.会计信息局限性及其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功能的影响

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借助会计信息债权人能够评价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降低债务契约的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债务契约中有许多限制性条款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这些条款用来防止股东或经理通过发放清算性股利或投资高风险项目侵占债权人的利益。[1]此外,会计信息对公司破产概率的预测能力也证明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11,12]但是会计信息也存在局限,从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第一,会计信息是以历史成本计价属性为主的历史信息,历史信息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企业未来,但并不是对未来的真实描述;第二,会计信息是以货币为计量工具的货币化信息,对预测企业未来更有价值的一些非货币化信息无法进入会计信息系统;第三,营利组织会计核算以应计制为基础,会计信息建立在大量职业判断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某些主体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利用应计制基础进行盈余管理,甚至操纵利润、粉饰财务报表。所以,财务报表不能为债务契约提供充分信息,债权人应该存在利用其他信息代替会计信息、进而降低对会计信息依赖程度的需求。

2.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与企业竞争优势

2005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消除对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由此可见,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严峻,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就有必要采取非市场策略以改善生存空间,而政治策略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过程的策略被称为企业政治策略。[13]

转型经济时期制度环境存在诸多缺陷,民营企业的政治策略尤其重要: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依然存在,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如土地、能源等)的控制、行政审批,对企业进行广泛的规制、产业政策倾斜等;第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规则模糊而又粗放,在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监管者具有很大的自由裁决权;第三,政府行为不规范,依法办事的环境远未形成。因此,民营企业非常需要政治策略寻求自我保护。中国民营企业政治策略的手段是多元化的,[14-16]而且很注重企业家个人的政治策略,[17]民营企业政治策略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企业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如取得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委员等政治身份。

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政治资源,政治资源提升了企业的竞争能力,形成了竞争优势。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具备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进入限制性行业或者更趋于经营多元化,[18-20]也更容易获得税收优惠[21]和债务融资便利,[10,22]使得企业绩效更好[22,23]等。

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于声誉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如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可以提升企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实际控制人通过参政议政渠道,可以较早获悉国家政策趋向,提前采取应对策略,降低企业经营风险。第二,竞争优势可能来自于政治干预,如民营企业家可以利用个人政治身份参政议政,干预政府政策制定,从而使得政策有利于民营企业甚至有利于本企业,通过利用参政议政机会与政府部门及官员建立长期关系,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帮助,如获得进入限制性行业的许可证,[18-20]优先获得政府采购订单,优先获得土地等稀缺资源;在重点扶持、重点保障某些行业或企业的背景或借口下,政府会直接或间接对相关部门施加影响和压力,如为保障地方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政府、官员甚至具备政治身份的实际控制人可能向税务、工商、环保、质监等部门施加压力,减轻监管力度。

现代经济建立在广泛的契约基础上,由制度环境所引致的契约成本对组织结构乃至一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24,25]契约结构的设计原则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环境)下,实现契约成本的最小化。转型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是影响契约结构的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机制。这一非正式机制会给企业带来信息和声誉优势,也可能造成政治干预。无论是信息和声誉优势,还是政治干预,都会降低债权人签约前的信息收集成本,降低签约时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尤其是在利用政治影响向银行施压获得贷款的情况下,债权人会被动降低对企业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的要求。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的政治身份会降低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

3.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竞争优势与自我约束型治理

民营企业家获得政治身份、民营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过程是艰难漫长的,比如需要企业做出相当成就和社会贡献,需要企业家个人投入很多精力甚至物质资源来建立社会关系资源网络,需要企业家个人声望等作为基础,政治身份以及竞争优势的取得是有成本和代价的;民营企业家之所以要取得政治身份,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和声誉,而声誉和竞争优势又能够为民营企业带来现时及未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民营企业政治资源和竞争优势的取得固然艰难,但是失去它却容易得多,而且这些资源的再生比较艰难,丧失这些资源的潜在损失是高昂的。所以,民营企业一旦获得政治关联及竞争优势,会有很强的内在经济利益驱动来保持政治声誉和竞争优势,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以及各方利益的维护上,实际控制人会有意识地自我约束,以保障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进而降低债务契约风险。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对于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替代效应,根源在于政治关联公司内部治理上的自我约束。

二、研究设计

1.样本及数据

以2002-200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股东权益为负的公司、数据缺失的公司,共获得样本1010个,年度分布如表1。民营上市公司样本、实际控制人数据来自于CCER,财务数据、年报审计意见及年报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来自于CSMAR;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的政治身份、政府任职背景以及金融机构任职背景,实际控制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会及经理层成员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均通过手工收集。

2.主要变量设定

(1)政治身份、政府任职背景及金融机构任职背景

实际控制人指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链条最末端的自然人或者控制家族的代表人物。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指的是其是否担任区县级及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等职务,不包括其政府机构任职背景。本文将政治身份分为五个等级。笔者还查找了除了实际控制人之外的董事会其他成员是否具有政治身份数据,并且查找了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或经理层成员是否具有政府官员任职背景、金融机构任职背景等资料。

(2)会计信息

债权人关注企业盈利能力,但更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包括长期偿债能力(如资产负债率和清算比率等)和短期偿债能力(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等)。本文以商业银行在贷款过程中关注的会计信息为基础,选择了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股东权益比率、利息保障倍数、清算比率、营业毛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和资产周转率共十个会计指标。为了避免指标过多而导致结论不清以及共线性问题,本文运用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方法,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规则,本文选择了Factor1和Factor2两个公因子,其载荷矩阵和最终公因子方差估计列示在表2。Factor1的特征值为2.54,Factor2的特征值为1.03,这两个因子解释了标准差的96%。Factor1主要对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权益比率、现金比率和利息保障倍数等具有较大的正的载荷,称之为偿债能力因子;Factor2主要对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具有正的较大载荷,称之为盈利能力因子。

(3)债务契约指标

本文采用现金流量表中“借款收到的现金”这个指标来代替债务契约。由于企业规模不同,不同样本公司贷款规模自然存在差异,笔者采用“借款收到的现金/年初资产总额”然后取对数的方式进行了数据变形,主要目的是消除量纲影响,该变量命名为Loan。债务契约特征还包括资金成本(利息率)、担保抵押情况、债务期限等。由于上市公司年报对贷款利息、抵押担保等信息披露很少,而且债务期限结构也只能从资产负债表获得静态的长短期债务比例,该比例数据既有可能是真实的长期、短期借款契约造成的静态结果,也有可能是事后被动短期转长期的结果,不是一个很好的债务契约替代指标,因此本文仅仅采用了反映年度动态银行借款规模的指标。

3.研究模型设定

模型(1)为OLS回归模型,考察变量为Pc(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Factor1(偿债能力因子)、Factor2(盈利能力因子)以及Pc与后两项的交叉项。此外,还引入了如下控制变量:第一,控制样本公司其他关系资源优势。除了实际控制人外的董事会成员如果具有政治身份、高管层或者实际控制人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背景或者政府机构任职背景,都会给企业带来关系资源,进而影响契约的签订,因此引入Dp、Bank、Gov三个变量;第二,根据孙铮等的研究,[9]企业资产规模、成长性、自有资金情况和股权融资能力等,都会影响企业债务融资需求或者能力,因此引入Size、Grow、Cfio、Offer等变量;第三,为了控制行业年度影响,引入行业、年度变量。

模型(2)为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预测的Logistic回归模型。企业政治关系的建立可能内生于一些外部经济因素和企业自身的特征。[10,26,27]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可能受到企业外部环境(法制环境、国有股权比例和民营化途径)、企业特征及贡献(企业规模、雇员人数、工薪支出、财政贡献和盈利能力)、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同时,银行贷款决策也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因此笔者先采用模型(2)预测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然后将政治身份预测值引入回归模型(1)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2)中主要变量定义如下:如果上市公司在上市时或上市之前已经民营化则Ipo=1,否则Ipo=0;Law为上市公司所在省份法制化进程指数(来自于樊钢等的统计数据);[28]State表示国有股持股比例;Mroa=主营业务利润÷资产总额;Lnemp=Log(员工人数);Lnsa=Log(为员工支付工薪等流出现金);Lntax=Log(支付税费流出现金);Age=考察年度实际控制人年龄;Male为实际控制人性别二分变量;Edu为实际控制人教育程度有序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等等级。其他变量定义见表3。

三、实证分析

1.单变量分析

表3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由表3可见,只有38%的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具备县区级以上政治身份,政治身份级别达到或高于省区级的比例为48%。高管层具备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背景的达到样本公司的21%,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具有政府任职背景的上市公司达到38%,除了实际控制人之外的董事会成员具有政治身份的样本公司达到22%,民营上市公司比较注重政治关联以及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此外,在2002-2006年期间,有28%的样本公司发生了债务违约,9%的样本公司发生了严重违规现象。

将样本公司按照实际控制人有无政治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级别高低分组,比较了主要变量上的差异,列示于表4。如果按照实际控制人有无政治身份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组,发现有政治身份组的Factor1和Factor2显著高于没有政治身份组;如果将样本按照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级别是否在省级及以上分组,发现较高政治身份组的Factor1和Factor2也显著高于政治身份较低组。此外,审计意见严格程度(Opyx和Op)、债务违约概率(Weiyue)和上市公司违规(Weigui)概率、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两组间也存在明显差异,有政治身份组及政治身份级别较高组审计意见更为宽松,违约、违规比率更低,操控性应计水平更低。

2.对假设1的检验

(1)基本回归结果

第一,不引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无交叉项回归的结果)。回归中发现: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对借款契约没有造成明显影响,但会计信息对于借款契约有明显影响,表现在Factor1显著为负。Factor1中包含资产流动性、权益资产比率等,Factor1越大,一个方面表明偿债能力强,另一个方面也可能说明企业倾向于内部权益融资,债务融资需求较低,因此Factor1显著为负。值得注意的是,高管层或者实际控制人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背景没有明显促进债务契约签订,政府任职背景对于债务契约也没有明显影响,和预期完全相反的是,除了实际控制人之外的董事会其他成员的政治身份对于债务契约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规模。

第二,引入交叉项的回归结果。在表5之回归(1)、(2)、(3)中,Pc*F1和Pc*F2一直显著为正,说明债权人对于实际控制人没有政治身份或者具有较低政治身份的公司要求有更好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此外,Gov与F1和F2的交互项及Bank与F1的交互项不显著,Bank与F2的交互项反而为正。企业高管层及实际控制人具有的金融机构背景以及政府任职背景,理应为企业建立强大的关系资源,这些资源应该比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带来更直接的关系优势,更可以降低企业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但是我们的发现却不是如此。因此,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造成的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降低,原因可能不在于利用政治身份直接向贷款银行施压。

(2)两阶段回归分析

采用Hausman检验,进一步检查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是否具有内生性,发现如果以政治身份二分变量Pc1作为政治身份替代时,Hausman检验的T值为5.01,说明政治身份具有内生性。利用模型(2)进行政治身份预测的回归分析中发现:Ipo民营化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更需要政治身份,而且政治身份级别相对也较高;上市公司所在地法制环境越好,实际控制人对于政治身份需求越弱;国有股比例越高,实际控制人对于政治身份需求越弱;实际控制人或高管层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背景则实际控制人对于政治身份需求降低;企业雇员越多、支付工薪越多、规模越大、主营业务越强,实际控制人越容易获得较高层次的政治身份。此外,实际控制人为男性且年龄越大就越容易获得较高级别的政治身份,教育程度与政治身份没有明显关系。限于篇幅,没有报告政治身份预测的具体结果。

表5之回归(4)、(5)为两阶段回归的结果。在两次有交叉项的2SLS回归中,P*F1和P*F2都为正,而且P*F1一次显著,P*F2两次都显著,说明在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较低或者没有政治身份的情况下,贷款银行更加关注此类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为了区分上述影响是政治施压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回归(4)、(5)中加入了Gov、Bank与F1及F2的交互项,发现Bank*F1、Bank*F2及Gov*F2都不显著,而且Gov*F1显著为正。

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时,笔者一直留意SAS软件运行后提示的VIF值和DW值。VIF值较低(4以下),某些交互项的VIF值较高,但最高没有超过10,所以,共线性问题不严重;DW值一直趋近2,比较稳定。

3.对假设2的检验

(1)政治身份与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违规情况分析

模型(3)为Logistic回归模型,Weigui为二分变量,如果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或总经理因为与上市公司有关的经济业务而被处以刑事处罚、被立案调查或被采取强制措施、被证券监管机构谴责或处罚、出走潜逃,或者上市公司被证券监管机构立案调查或者被谴责,则Weigui=1,否则Weigui=0;其他变量定义见表3。

表6显示,无论是将政治身份变量直接引入回归还是将政治身份预测值引入回归分析,Pc都高度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或者政治身份越高,则出现违规的概率越低,但是Dp、Bank、Gov这三个关系资源变量不显著。上述发现说明,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或者具有较高级别政治身份,则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我约束越强。笔者在查找上市公司违规数据资料时发现,上市公司被违规处罚的主要原因在于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上市公司资源、以上市公司名义骗贷然后恶意违约、上市公司出具存在恶意的重大错报等。此外,Factor1和Factor2显著为负,说明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越好,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高管层违规概率越小。Top1c一直显著为负,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则大股东与上市公司利益趋同效应越强,利益侵占等违规概率降低。Indr一直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有限,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的“自我约束”才是重要的。

当然,政治身份与违规处罚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政治庇护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区分是政治庇护的影响还是自我约束的结果,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如分析政治关系与上市公司债务违约、政治关系与财务报告质量的关系。

(2)政治身份与样本公司债务违约

模型(4)中Weiyue为二分变量,当样本公司本年资产负债表中“短期借款及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之和”大于下年现金流量表中“偿还债务支付现金”时,表示样本公司可能存在没有偿还到期债务情况,Weiyue取值1,否则Weiyue=0。其他变量定义见表3。

表7显示,无论采用政治身份预测值引入回归还是将政治身份直接引入回归,政治身份变量的回归系数一直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没有或者具有较低政治身份的企业,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可能性更大;Dp、Gov、Bank三个变量不显著,即雄厚的金融机构关系资源、政府背景以及其他董事的政治身份,并没有降低债务违约,但是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却降低了债务违约概率,说明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或具备较高级别的政治身份会使上市公司越注重与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实质上也说明大股东恶意侵占上市公司资金现象越少,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自我约束越强。此外,Factor1和Factor2显著为负,说明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越好,债务违约概率越小。

(3)政治身份与财务报告质量

模型(5)为Logistic回归模型,Opyx表示审计意见类型的有序变量,审计意见越严格则Opyx赋值越大,具体赋值方式见表3,Opyxl为上年审计意见有序变量,其他变量定义见表3。

表8显示,无论是将Pc直接引入回归还是将预测值引入回归分析,Pc一直显著为正,说明实际控制人没有或者具有较低层次政治身份的上市公司,其年报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严格审计意见的概率更大。采用Op(审计意见类型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进行类似表8的回归分析,结果类似。上述发现说明,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或者具有较高层次政治身份的民营上市公司,出具的财务报告中重大错报尤其是恶意重大错报越少,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自我约束越强。此外,前述表4显示,实际控制人有政治身份组及政治身份级别较高组,操控性应计水平显著低于对应组。综合上述政治关系与审计意见以及政治身份与操控性应计的分析,可以推断,债权银行之所以更加关注政治关联较差公司的会计信息,原因并不在于其会计信息质量更好、更加值得信赖,而是由于不存在其他有效替代机制。

综上,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或政治身份级别越高,上市公司出现违规、债务违约、被出具严格审计意见的概率都显著降低,说明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上市公司高管层自我约束越强。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降低,不在于利用政治身份直接干预银行贷款决策,而是在于实际控制人出于维护政治声誉带来的竞争优势目的的自我约束,自我约束为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利益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结论

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企业偿债及盈利能力,但由于会计技术的限制,财务报告并不能为债权人提供充分信息。因此,如果存在替代机制,则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功能会相对弱化。本文以2002-2006年中国民营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实际控制人有无政治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级别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功能的替代效应,发现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则上市公司年度银行贷款流入现金指标与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盈利能力会计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下降,而且这种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级别的提高而加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或者政治身份级别越高,则实际控制人及高管层违规概率越低,企业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概率也越低,而且审计意见更为友好,说明实际控制人具备政治身份或者较高级别政治身份,则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的信誉、社会声誉、财务报告质量更好。政治身份可以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和社会声誉,竞争优势和社会声誉的取得是有成本的,而且一旦取得会为企业带来长久经济利益,因此,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存在维护政治声誉和竞争优势的内在动力,公司内部治理方面自我约束意识强烈,这增强了债务契约的安全性,从而降低了债权人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

本研究有以下价值:第一,拓展了政治关系影响贷款契约的相关文献。众多国内外文献表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治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孙铮等发现企业产权性质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债务契约有用性,[9]本文则更进一步发现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功能有部分替代效应;第二,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这一非正式制度设计是如何降低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政治身份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功能的替代不是因为政治施压直接影响银行贷款决策,而是政治身份对于债务契约具有潜在的担保作用。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只是为民营企业家提供了参政议政和接近政府及其官员的机会,民营企业家并不具备行政权力和直接政治影响能力;但是,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却为企业赢得了竞争优势以及政治声誉,而维护竞争优势和政治声誉的内在动力则促进了上市公司自我约束型治理,这增强了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安全程度,成为债务契约的有力保障机制。

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第一,研究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不仅要区分政府任职背景带来的政治关联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带来的政治关联,而且要区分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与企业高管层的政治背景;第二,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民营企业还应该采取各种方式,增强信息传导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契约成本,促进契约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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