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这是继我国率先在世界上公布《中国政府21世纪议程》，明确承诺自己保护人类环境的国际义务之后，最高领导人的又一次庄严表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以及在它指导下实现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标志着我国在实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上，不仅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而且具有具体的行动步骤。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经济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
可持续发展的提法始于60年代末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则在进入70年代以后，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人类破坏自然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构成了对人类生存和继续发展的严重威胁。80年代初，联合国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针对当代三大热点提出三份研究报告[①]，不约而同地得出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结论，并提出“可持续发展”是21世纪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战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途径。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题为《我国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被采用，并给出了定义。[②]但是，该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的表述至少有六种之多，而且各定义之间相去较远。这种现象既说明了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认识初期的不成熟性，也更说明了其内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直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而得到确认，它才有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在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的前提下的发展。”1994年开罗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更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要充分认识到和妥善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平衡”。“各国应当减少和消除无法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并推行适当的政策，……以便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显然，这个定义只是一个为各方都可接受的原则说法。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这个定义会有自己的理解；“说法”上的共识，并不等于做法上的一致。即使在学术界，也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其结果必然是对定义各有各的诠释。生态学家或者生态主义者从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理解为是尽量减少生态退化，换言之，如果存在生态退化，相应的发展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可持续的。在经济学上，曾经经历过发展与增长关系的争论，最后得到了增长不等于发展的共识。经济学家对可持续性的理解，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最终达到统一的过程。但是，迄今为止，下述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从本质上说，可持续发展意味着维持乃至改善人类福利的自然基础，即各类自然资源的存量至少应当被维持在某种水平，以使未来世代能保持与当代人同样的产出和生活水平。它不要求停止消耗可耗竭的资源，但要求这类资源储量的更新或替代；它不反对使用可更新资源，而要求资源使用以其再生能力为限；它不主张制止废物的排放，而主张在排放与环境的自净能力之间达到平衡。总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济上长期运行的战略模式，即基于自然资源基础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支持能力而制定的发展战略。它不仅要求具备50～6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战略”的一般内涵即经济规模的扩大（表现为GNP和人均GNP增加），还应当具备后来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的要求（表现为以效率促增长，经济和社会结构改善，管理制度优化，贫富差距缩小乃至消除，教育、医疗和卫生保健事业普及等等），而且更加注重和强调发展的质量是指人口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
需要指出，提出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是为了“与国际接轨”玩的文字游戏，而是客观现实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贯穿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是一条先只讲增长不讲发展，后虽讲发展但不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衡量的指标是产值、速度而忽视效益，为了产值上规模，速度上档次，不计效益地多投入、高消耗。因此，尽管四十几年一直追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但又从未实现过。相反，倒是短期的经济繁荣，掩盖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从而损害了长远的经济发展能力；高增长—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间的恶性循环，整个经济生活表现出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职工收入低、劳动行为不规范、社会成本加大等典型的粗放型经济特征；经济发展沿着“过热、调整、衰退、增长”的路子大起大落，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发生。
伴随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到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轨道上来，经济学研究应该、也能够实现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变。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造就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逐渐完善，这已经是一条定律。最初，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论述经济的管理；到古典学派时期，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再生产，论述范围包括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19世纪末期，经济学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③]。经济学在本世纪作为一个名词，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又被用于应用经济学以后，特别是从20年代以来，更被认为是研究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去应付人们无限止的“欲望”[④]的科学。近年来，国际上经济学研究除了主流派的纯经济分析之外，更带有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色彩，例如哈佛大学美籍印度经济学家阿玛塔·辛（Amartya K·Sen）对于社会不平等及天灾人祸的经济分析就颇负盛名。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件大事，一是提出了经济发展目标三步走的战略设想，二是作出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国以及其它具有类似改革措施的国家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个方面的变化及其成功经验，促进了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并导致前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对制度问题及其影响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科斯和诺斯等人。由于制度是在对策研究中逐渐形成的，1994年诺贝尔奖又授予了对策论经济学的突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豪尔绍尼和波恩大学的泽尔滕。[⑤]在我国，对经济体制和对策的研究也正在深入，近年来强调的企业经济机制的转换和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实际就是经济学理论在微观研究中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由于发展战略特别是其中的制度转换充满未知数，因此，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需要从减少社会发展震荡的大处着眼，重点预测战略和策略转换的后果特别是负面影响；在有多种政策措施需要出台的时候，经济理论界还有义务提出出台轻重缓急的建议，并尽可能指明政策的运作程度和方式。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然有利于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⑥]。当前，研究资源配置及其优化的运作机制，是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从客观背景上说，可持续发展却是因全球环境问题的恶化而提的。而在“环境”及相关问题的传统解释里，环境大都指“周围的境况”，也有指“环绕所辖的区域”的，难以发现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影子。今天，怎样把环境问题与资源配置问题联系起来？
首先，需要从环境着手来讨论这个问题。环境，包括狭义的与广义的两种含义。传统上所指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当属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环境，除此含义之外，还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源，比如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就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的资源，物的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等等。由此，这些资源的短缺就与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一样，成了环境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形式不同的资源短缺问题。例如，生态退化是生态系统更新和平衡能力的短缺，污染则是环境自净能力的短缺[⑦]。环境问题成了经济学应当研究而且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本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环境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已经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密切的注意，提出了要使“生态经济系统整体效益优化，从宏观上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战略重要性[⑧]。广义的资源短缺的本质是资源供求不平衡。今天，经济学工作者回答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广义的资源的短缺，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的导引，才能实现资源的消耗（需求）与存量（供给）的平衡，并进而达到全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利用。
假定资源的存量是固定的。资源的极度消耗和滥用与浪费，直接影响资源的供应短缺。但造成资源短缺不一定都是外部的或人为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例如，自然的因素如火山喷发，狂风吹入带来有害气体和悬浮物质造成的大气污染；大气层，水域和矿床中的射线造成的天然放射性污染；由于干旱造成的土壤与环境污染和暴雨，地面迳流冲来有害水质造成的水体污染等等，一般说来，这些都不是人为的。它们不仅会使自身资源无法利用，而且会破坏自然环境，使环境丧失自净能力，从而导致有关资源的短缺。但是，外部的原因即人为方面的原因的确是主要的，而且更为复杂一点。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规模增大，加剧了对资源的消耗；另一类是资源的滥用与浪费，而又没有给予及时的补偿，造成资源存量的减少。对于前一类原因，为制止资源过度消耗，实行人口控制不外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前景并不乐观。首先，世界人口还是一个增长的趋势；即使进入人口零增长后，依据人口运动惯性的原理，人口总量还会增长一段时间才能停下来。要保证每一个新增的人口同原有人口一样，能够获得并维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对于资源的需求就是刚性的。其次，人们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而且总会把提高生活质量的希望变成行动，那么资源消耗的增加就更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应当实行开源与节流相结合的办法，在努力发展新的资源（如新能源，新材料等）的同时，就需要从遏制资源的滥用与浪费，补偿资源消耗着手。这应当成为保持资源供求平衡的主渠道。
外部的原因只有通过外部的方法来治理。资源供求的短缺，在理论上可能是生产配置或资源配置上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所致；但也可能是市场价格体系的缺陷甚至混乱，使某些商品的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供求关系的结果：一方面产品供求的失衡加剧有关资源的供求失衡（这一点又与产业结构的问题相关）；另一方面是资源定价本身就不合理，低价或无偿使用资源给人们造成一种资源丰富的错觉，从而鼓励了人们对那种资源的过分使用，久而久之导致整个资源供需平衡系统的功能紊乱。但是，不论属于那一类原因，最有效的对策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改进甚至重塑价格机制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对于资源供求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抑制对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这样，提出资源定价理论，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重构合理的资源价格体系，就成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经济学家们当仁不让的责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立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枝学科——资源经济学，最终促成第四产业——资源产业的建立。
笼统地说，资源（包括人口资源）定价的客观基础取决于一个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的维持与发展费用。人口资源的维持与发展费用暂且不论，这里先讨论物的资源的维持与发展费用问题。
物质资源的维持与发展，意味着任何时候为保持人口（可能是一个理想中的不再增长的人口，也可能是一个还要持续增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具有一定的生活水平以及对生活质量提高的不断追求，所应当拥有的物质资源数量与质量。这时，资源的费用，既有相当于足以补偿资源损耗的相应投入的部分，又有发展新的资源所需要投入的部分。例如，对于退化的草场，需要通过改革、灭害、施肥和建立灌溉系统等等使之恢复和发展的投入；对于环境污染，需要通过治理以保持环境质量并尽可能使之优化的投入；对于消耗中的石油储量和其它资源，需要研究和开发替代能源及相关资源，以使其损失得到充分补偿，并尽可能使其储量得以增加的投入。资源维持与发展费用的来源，除了政府的投入之外，主要部分应当是传统的经济核算中被称为企业“利润”的那部分产出中有一部分应被视为“资源转移”或“资源折旧”，应当由资源使用者来承担。只不过这笔费用不仅仅是被提取和进入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是应当上交政府管理。政府将这笔费用集中起来以后，为着子孙后代的幸福，不应当把它用于其它地方，而只应用于资源的永续开发和利用。其结果，资源的维护就不纯粹是为了保持一定的存量，而是为了发展，并尽可能使之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产业。
明确了资源消耗量与其补偿性投入的对应关系，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某种资源的“价格”。维持或计算资源的起码价格的客观基础，就是保持人类一定生活质量对资源最低需求所需要的补偿性投入，包括为此投入的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其它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于所有这些投入都可以换算为一定的劳动量来计算，资源的定价也就完全满足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客观要求。资源的价格是资源价值的货币表现，应当围绕资源的价值上下波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社会不妨仿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确定一个“社会必要资源消耗价值”。这个概念，因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所以在内含上已经与传统的“成本”概念根本不同，它既是一个衡量企业或单位盈亏的最根本尺度（原有“成本”的职能），又是国家依法对企事业单位征收“资源使用税”的客观标准（新的职能）。“社会必要资源消耗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资源消耗补偿性投入时间”——一种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为了获取生产某种商品平均消耗掉的各种资源的全部补偿性投入所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当前，可以参照现行的某种产品生产耗费的劳动力、资金和各种原材料等投入的国家标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向国际接轨的原则，制定出足以约束和规范各行各业的资源使用行为的“社会必要资源消耗价值”。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以向国家上交税收的形式实现对所使用的一切资源实行全额按价使用，代替过去长期实行的仅对部分资源的有偿使用，迫使企事业单位改变只是象征性地偿付一部分或者甚至根本就无偿地占有国家资源的状况，并克服即使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破坏也无所谓的败家子心理，从而在整体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为，依据亚当·斯密的理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进整体利益。一般均衡理论也认为，只有通过竞争达到的全面均衡，才可以使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好。只有当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才能形成均衡价格；而只有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才会按照价格信号去配置资源。一个企事业单位要如数完成上交国家的资源使用税，就必须在激烈竞争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遏制本身依赖消耗资源获取最大利润的倾向。企事业单位必须切实治理污染，否则它就交纳不起排污税；必须千方百计降低能耗和物耗，否则就会因资源使用税偿付过高而所剩无几甚至亏本。利用资源使用税这一经济杠杆，迫使企业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效益型转化。而这也正是实现国家倡导的关于改变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战略，让企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的根本途径。这种做法一旦在企业获得成功，就可以推广到其它产业和部门，例如，农业种植业就不会一味地为追求粮食产量去毁林开荒，广种薄收，掠夺式经营，造成水土流失，农业资源枯竭；畜牧业就不会过度放牧，粗放式经营，造成草场退化；林业也就不会只伐不育，毁灭式砍树，造成森林面积加速度下降，等等。总之，“社会必要资源消耗价值”的推出，就为国民经济走效益型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最有力的契机。
不仅如此，其更深刻的影响在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必要资源消耗价值”一旦通过资源使用税的形式合理到位，新的市场与价格体系将以此为中心形成，价值规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变成真正的现实。这时，供求关系调节的已经不再只是表面上对某种产品的需求，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实质变化，“某些物品贵得将使人感到再也消费不起，生活质量的提高不再是物质享受增加的同义词，而转向依靠不那么耗费资源的服务和资源的高效利用”[⑨]，转向依靠技术进步促进发展和持续发展。
三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诱因之一，是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资源的破坏性利用和开发，生态环境失去平衡。因此，坚持控制人口增长，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选对策。控制人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口规模对未来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但是，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定量研究表明，从1970～199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时某一年度各年龄妇女生育水平，一个妇女一生可能生育的子女数）从5.81下降到2.25，已接近于世代更替水平，其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所起的作用约占63%，人口控制所起的作用约占37%[⑩]。而且人口控制作用力度大小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经济水平。因此，我们要在毫不放松人口控制政策的规范作用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经济现代化迅速发展。
在经济学领域中，针对我国既有人口中的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可行性对策，就是为国家最终解决人口压迫经济的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第一，劳动力配置利用中的低效甚至负效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是指导思想失误造成的劳动力资源存量浪费。70年代以前，指导思想错误引起两次生育高峰，是后来劳动力资源堆积之源；以后，为消除人口压力，在人口问题上实行了一种与经济上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类似的发展战略，即只讲人口总量控制目标的战略。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源再生产“两种生产”相适应的理论指导下，往往片面强调人“口”消费性的一面，忽视人“手”创造性的一面。很少人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人口资源区别于其它资源的两个特点，一是在自身的被利用（即劳动消耗）过程中，可以开发其它资源，再为人类创造出比自身消耗大得多的财富；二是如不及时利用也会无形损耗浪费，不可能“储备”起来供以后急用。结果，人口数量膨胀与就业高峰同时并存的局面将持续到下世纪中叶。其二是配置政策不当造成的劳动力积压浪费。长期遵循的工业化道路和“以粮为纲”的农业政策、控制人口迁移流动的政策，造成劳动力转移困难。农业过剩劳动力过度滞存使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土地经营无规模可言；极为分散地乡镇企业导致资源浪费、规模效益损失和环境污染严重。工业部门长期受传统的劳动计划、就业保障、社会稳定和单位用工制度四位一体制度的束缚，回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相对降低劳动力需求比例的客观规律，造成冗员积压有增无减。其三是管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浪费。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僵化，以“铁饭碗”为中心的“三铁”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排斥劳动者间的竞争和压力机制，使经济生活中人员出勤不尽力，劳动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几乎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劳动行为越不规范，单位的冗员就越多，生产工作效率就越低，人力资源的浪费就越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体现自己的“政绩”，就拼命加大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源的投入，去弥补或替代劳动行为不规范造成的损失与浪费。所以，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中，重温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资本不足、资源稀缺的国情，加快经济体制特别是其中劳动就业体制和相关制度的转轨，走出一条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替代资本和其他资源，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及其低效问题。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只解决“人尽其力”即人力资源不被浪费。然而，现代世界的进步不是依赖于人的数量，而是依赖于技术和知识的力量，即依赖人的知识水平，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才。所以，人口资源的主体是人力资源，其核心又是人才资源。人才资源有时又被称为人力资本存量，包括个人的技能、学识和健康[(11)]。其存量的多少主要是掌握知识的多少，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一是劳动力素质低，资本存量少；二是人力资本存量转化率低。后者又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尽管存在大量的低素质人口，但是要让他们向那怕是较高一点的素质的人力转化，也相当困难；其次，既有人力资本向生产率转化也较低。这是一种更可宝贵资源的浪费。它直接威胁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途。影响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而投入的一种资本”[(12)]，并不直接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产能力，在以产量指标为主的时代，人们注重短期的、眼前的物质产出效果，在资金分配中必然忽视甚至压低只能在长期见到效益（还是通过人利用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等间接方式体现出来！）的“非生产性”人力投资。至于人力资本转化困难，本质上是一个人力资本再配置的障碍问题。现在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一方面将持续“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态势，劳动力整体性供给大于需求是一个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深层次的矛盾又是劳动力素质参差不齐，低素质劳动力严重过剩，高素质劳动力奇缺，造成各行业对人才需求的“结构性饥渴”，而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则更加深远。为此，从管理制度上消除人力资本形成积累与再配置的障碍，显得尤为迫切。目前，需要做的事，一是在经济管理体制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中，真正确立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的思想，破除“非生产性的”人力投资不创造物质财富的传统观念；二是承认占有劳动力也是一种“产权”，为劳务市场的正常运作创造条件；三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人力资源的合理定价问题，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向高生产率转化。
第三，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迫在眉睫，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注意。1980年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R·克莱因教授提出中国需要谨慎对待的四个问题之一，就是人口的迅速老化。①③提出重视这个问题，主要不是担忧未来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劳动力不足，因为1990年我国大陆总人口11.82亿，其中劳动力资源量（实际是15～59岁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量接近此数）达到7.21亿左右。如果按照目前人口控制措施继续执行下去，2050年总人口将达到14.63亿左右。从1990～2050年间，劳动力数量始终占总人口60%左右，其中2000年后基本上都在8亿以上，特别是在2010～2030年的20年间，劳动力人口都在9亿以上。担忧的问题是，我国将在2000年前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7%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成为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口结构，就象今天日本的情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家庭计划崇尚低出生率和小型家庭。家庭计划的成功曾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天赐良机，就象现在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经济发展一样。可是今天，日本的人口既老又长寿，劳动力不足与效率降低同时并存，财政为支付养老金的压力增大。这种情况已经促使日本在“反省”几十年前的做法。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并不亚于日本。当然，如前所述，我们现在不用为今后较长时间内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忧心。但是，从我国国情和奋斗目标出发，以下问题是需要未雨绸缪的：（1）人口老化与生产的关系。重点是人口老化与储蓄、积累和投资的关系，劳动力老化与产出数量和结构的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2）人口老化与分配的关系。特别是结合“反哺模式”在中国具有特殊作用，更要研究人口老化与代际分配之间的关系；（3）人口老化与交换的关系。应重点考察人口老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影响，代际交换关系中的利益冲突等等；（4）人口老化与消费的关系。研究人口老化的消费需求、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以及特种消费（如医疗保健等）的发展问题；（5）人口老化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人口老化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要求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引起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的要求具有不同的特征，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问题；（6）人口老化的宏观与微观经济学对策。
总之，为着我国和全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应当立即用前瞻性眼光严肃对待上述问题。而这正是经济学研究的任务。
注释：
①即由西德总理勃兰特为首的“南北问题”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共同的危机》，由瑞典首相帕尔梅为首的“裁军与安全”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共同的安全》和由挪威首相布隆德兰特为首的“环境与发展”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共同的未来》。见王炎庠：《持续发展——新的发展战略》，载《百科知识》1990年第2期。
②J.Bojo,K.Goran and L.Unemo: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An Economic Approach.Kluwer Acadmic Publishers Dordrecht,1992.转自戴星翼：《中国的持续发展》，“第四次‘地球村’的人口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论文，1995年5月。
③ ⑧许涤新：《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④汪丁丁：《经济学的关键词》，《读书》1995年第7期。
⑤茅于轼：《诺奖·制度转变·对策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⑥江泽民：《＜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序》，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⑦⑨戴星翼：《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第四次‘地球村’的人口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论文，1995年5月。
⑩肖立见：《中国人口控制数量、经济效果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1)加里·贝克尔：《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纵横谈（之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12)蒋斌、张蘅：《＜人力资本投资＞中译本前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3)劳伦斯·R·克莱因：《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论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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