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事论文,蒋介石论文,笔下论文,情爱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幸福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当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①尽管如此，本文仍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再现蒋、宋婚后第一个十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②此时，蒋已年近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沉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③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原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妾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原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④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已！”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妾姚冶诚，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⑤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⑥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⑦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⑧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⑨。
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英雄爱美之自然情愫外，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瞧不起，“为爱所轻”⑩。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宋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11)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12)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份“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13)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厚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14)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15)
“有妻而不能同居”
蒋介石虽对宋美龄敬爱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幼养成之顽梗、暴戾性情很难尽克。蜜月未过，蒋、宋二人便因个性不和，发生激烈争执。1927年12月29日，蒋一大早到事务所办公后，因宋美龄“外出寂寞，心甚不乐”。谁知美龄得知蒋的不快后，非但没有歉意，却表露出大小姐的“骄矜”，令蒋不计“强梗之失礼”，与其发生激烈争执。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宋美龄因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都非常西化，很难适应蒋介石军人出身所养成的刻板规律的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婚后的宋美龄经常住在上海。蒋一人独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时生龃龉。1928年1月11日，蒋接到美龄不来之电后，“若有所失”，继续复电，希望美龄能回心转意。13日，得知美龄依然不肯来之后，蒋“抑郁不知所事”。美龄之复电“劝戒并来”，令蒋深感惭惶，“几不成眠”。(16)15日，宋美龄终于屈就前来，蒋赶往下关迎接，“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顽梗也”。
结婚周年之际，因宋美龄体弱多病，蒋依然为独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蒋上午陪同宋美龄到吴淞游玩后，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郁沉闷，不禁在日记中慨叹：“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当晚，蒋独自一人登车返回南京，意兴萧然，“梦魂不安”。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备受孤独的煎熬，情绪低落。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公事疑虑，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呜呼！”30日，又记曰：“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
2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蒋依然独自一人，内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无时得终息，思家兼思妻，我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爱子之心也。呜呼！中正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岂可言乎。自吾母死后，几将十年，无如此悲惨痛苦矣。呜呼！”次日，大年初一，蒋一人在家“读诗看书，寂寞已极”，不禁感慨系之，叹曰：“以我之地位而为孤寡之不若，谁其知之。”1931年2月16日，婚后的第三个除夕之夜，蒋又因“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感：“世人可怜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蒋对独居之苦虽叹惜不置，但亦无可奈何，只得在日记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于家人之道亦应如此乎？”(17)
1928年蒋复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北伐统一大业，此后因编遣问题，引发内部反叛不断。连年征战不断，也是造成蒋、宋二人婚后时常分离之客观原因。蒋虽行伍出身，性格坚毅，但其内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蒋曾自述年少时与母亲惜别时情形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8)蒋每当开赴前线，与美龄分别时，都不免因心情沉闷，任性发怒。(19)1928年3月31日，蒋出发督师北伐当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别后想念之切，更应在团聚时和悦也”，更慨叹：“征人无家庭之乐，苦哉！”
蒋、宋婚后头三年中，蒋因戎马倥偬之故，类似之“不愿与妻乐别”之一幕时常发生。1930年12月4日，蒋于日记中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澹[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蒋又在日记中反省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家事难言”
一般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霭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子文“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20)蒋之日记中不能直接证明此说之是，当然亦不能据此反驳此说之非。透过日记中前后左右相关之记述，不难看出，蒋与宋、孔两大姻亲矛盾纠葛之内情可能远较一般说法要复杂得多。
蒋早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便对宋子文心怀不满。1926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筹措军费。7月26日，蒋在日记中为战费事，批评“子文吝刻，使人难堪”。12月26日，蒋又在日记中责备“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蒋提请辞职。蒋认为宋之辞职是一种要挟、压迫，慨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21)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蒋下野赴日游历期间，与宋子文关系一度由疏转近。10月3日，蒋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允许与美龄的婚事。4日下午，蒋返回有马，陪岳母谈天，晚与宋子文谈国事。7日下午，蒋与子文谈时局。10日午后，子文来访，劝蒋出山。加之此时张静江、李石曾等亦来电催回，蒋虽“犹未定，而心欲回国”，“以家国如此衰落，而我独在外逍遥，甚不自安，待机不如奋斗也”。此后，蒋、宋一直往来频繁。(22)10月17日下午，子文来箱根，同蒋谈论时局，并同游芦之湖。18日上午，蒋与子文夫妻同游富士山麓河口湖。晚六时回寓后，子文来谈，当晚九时宋起程回国，蒋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电蒋，告知国内政情，谓汪已将蒋之函电在报端发表，借以自重，令蒋对汪之狡伪置恨不已。(23)
透过蒋日记相关记述来看，蒋在与宋美龄交往期间，与宋家大姐宋霭龄的关系尚不十分密切。(24)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霭龄对蒋之两则劝诫外，其对蒋、宋之恋情及家庭生活的影响有限。可能由于此时蒋与宋霭龄及孔家关系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却为蒋之重新出山谋划得力，因此，蒋复职后，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0年1月又提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一个花钱，一个管钱，很快又冲突不断。1928年3月间，蒋因宋子文筹款不力，暴烈躁急，两度迁怒于宋美龄，令其忧闷不已。(25)5月28日，蒋又为“子文阴谋擅权”，暴怒难遏，伤及美龄。美龄生气而别后，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称，宋家六个孩子分成两派：美龄、霭龄和子良为一方；子文、庆龄和子安为另一方。(26)证诸蒋之日记，此说当可信。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关系紧张时，宋庆龄发表宣言，痛诋政府与苏绝交。宋子文则在此外交困顿之时，不辞而别，令蒋不胜痛苦。在日记中慨叹：“政府中人有权相争，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龄虽屡屡因兄之过，为蒋所迁怒，但始终站在丈夫一边。1930年7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内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发，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故宁先变卖私产以充军饷，以冀胜利云。子文闻之心动，乃即发款也。”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矛盾终因无法调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蒋、宋交恶，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7)亦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吴国桢回忆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8)此说当非凭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后，(29)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大姐宋霭龄的刻意经营下，孔之家人逐渐将蒋包围，成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长子经国滞俄未归一直是蒋的一块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氏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思子之忧，宋家大姐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令蒋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30)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蔼姐以奉化山高土厚、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31)
孔家诸甥的陪伴与谈笑欢乐，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悦，谓：“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32)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孔家大姐携诸甥陪同蒋氏夫妇游乐嬉戏的一幕，在1930年代蒋之日记中时常可见。当蒋处于政治斗争漩涡的中心，心情抑郁难解时，孔家大姐及诸甥时常陪伴其旁。(33)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34)由于宋霭龄之刻意经营，或者说因为宋子文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终由孔祥熙取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过，后来蒋亦因与孔氏家人关系太过密切，为其家人贪污腐化之负面影响所累，甚而影响到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此乃后话，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讨之范围，另待他文详论。
宋美龄会同其大姐与诸甥所精心营造的家庭氛围，“妻甥唱和”，令蒋“聊以自解”，(35)“颇有家庭之乐”。(36)蒋虽亦曾不禁感慨：“仅夫妻二人，虽无子女，亦甚乐也。”(37)但在其内心深处，对亲子之思念时刻萦绕于怀。1931年11、12月间，蒋因遭受内外攻击，准备以退为进，辞职下野。人生失意之时，思儿之切尤难释怀。11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甚为经儿忧虑，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亲诞辰前夜，蒋内心悲痛难掩，“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蒋又记称：“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未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间，蒋因对日、苏冲突及剿共问题思虑过切，辛勤忧劳，以致“体力甚乏，渐觉不支”，“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38)患病之际，蒋对两儿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之业也”。(39)同年9月19日，蒋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时，触景生情，想起苏东坡游石钟山记中“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蒋对子嗣问题忧虑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后还有难言之隐，即忧虑经国、纬国二子与继母宋美龄之关系。蒋经国因1925年便赴苏留学，自然未曾与宋美龄谋面。蒋纬国则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蒋的日记来看，亦从未见过宋美龄。出于对家事之担忧，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离乡回任途中，向宋美龄提及自己死后之家事，以代“遗嘱”：“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蒋经国与蒋纬国二子“认母”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1936年10月，蒋纬国赴德留学前夕，蒋本欲让纬国与宋美龄见面相认，但因“家中意见不洽”，令蒋“最为苦闷”。(40)最终，纬国“如期出国，不稍留恋”。蒋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是月反省录中称：“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41)11月1日，又在日记中感慨道：“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不过，让蒋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从俄国大使处得知，“经国可以回国，并言前时经国托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西安事变后，劫后余生的蒋介石终于迎来期待十年之久的父子重逢。1937年4月18日，适值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十周年纪念日，蒋经国由苏联回到杭州。蒋对父子重逢，感慨万千：“十年苦斗奋勉不知费尽多少心血，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宗为子孙节操之苦，前有吾母，今有小子，上帝不负苦心人乃如此也，可不勉乎。”但重逢之喜悦很快又为“家事烦恼”所冲淡。4月19日，蒋在杭州见过经国后，次日，“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从蒋当年所记杂录来看，“烦恼”之根源在于宋美龄的“虚荣心”与“妒嫉心”。蒋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42)1940年10月蒋纬国与宋美龄之相认也同样历经波折，引发蒋、宋之间的情感危机。(43)
“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空前危局，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五年生聚，五年教训，无声无臭，埋头干去”。(44)“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的他，随着岁月与经验之俱进，“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45)曾几何时，在忧患的历练下，蒋已成长为国人心目中真正意义上之国家领袖。曾以“诤友”之姿态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胡适，此时公开承认：“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先生说的‘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46)
在领袖成长的背后，“得力于内助者实非浅鲜”。(47)在接踵而至的外侮与内叛面前，蒋因精神长期高度紧张，时现拮据不安之象，“语无伦次，心如悬磬，粗急异甚，是诚忙迫无片暇之故，反致坏事也”。(48)忧患之际，“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贤，家庭之乐聊以自慰也”。(49)为排解蒋内心之焦虑，宋美龄时常陪蒋游历于林泉山水之间，蒋因“林泉睡眠妻旁，为之心安”。(50)每次蒋因军事空暇返沪休息时，美龄都精心准备，令蒋赞叹不已：“妻盛装整室相候，敬礼如宾，欣慰快乐”；(51)“家中布置与结构之雅洁，惟有妻能之。”(52)蒋因辛劳忧勤，身体不适时，“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53)蒋对宋美龄的感情因忧患之加深而历久弥笃，时常在日记中感叹：“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54)；“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55)“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56)
论者有谓：1927年底，蒋、宋联姻，婚后的宋美龄广泛参与政治，涵盖了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诸多领域，为蒋介石提供了全方位的决策动力，十年内完成了从贤内助到政治人的转变。(57)这一论断有先入为主之嫌，对宋美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明显估计过高。时人吴国桢曾在回忆中批驳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宋美龄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很大，对蒋介石的影响也很大。指出：“也许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蒋夫人对蒋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决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1931年我给蒋介石当了3天私人秘书，我看那时的蒋已年过40岁，而蒋夫人风华正茂，她也许在一些小事上对蒋有所影响，正如一个美妻常常会对老头儿有所影响一样。蒋夫人受到指责，是因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这给外界人士以这样一种表象，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才得到了蒋的宠信。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响比蒋夫人大得多。至于宋子文，虽然中国人在感情上总认为亲戚要比非亲好，但蒋夫人从来不喜欢宋子文。”吴国桢认为，宋美龄“在对外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方面对蒋是有用的。首先蒋需要一个口译员，在非常机密的谈话中，他还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译员？其次，他认为蒋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美国人。除此之外，我并不认为她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在蒋决心将台湾的权力交给他儿子之后。这也很可能因为夫人已年过60了，她的影响真可谓是太小了。”(58)
证诸蒋之日记，吴国桢的观察大体无误。婚后第一个十年时期，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多出现在私领域中，陪同其消遣娱乐，为其护病保身，消愁解忧，无微不至。此一时期，宋美龄虽有立法委员、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等公职，但蒋在日记中对其在公领域的关注非常有限。1928年10月31日，蒋获知宋美龄当选为立法委员后，“于心喜而不安”。蒋认为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表现可圈可点，于1936年2月8日在日记中称赞其“勤奋可感，会务为之一振，空军必有长足进步也。”10月13日，又记称：“晚因妻病甚忧，而彼对空军之整理不愿因病稍缓，爱国心切，实此罕见，惟鉴上帝护佑，祝其痊愈也。”
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蒋、宋之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因个性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姻亲之间的矛盾，与子嗣问题的困扰，蒋、宋婚后第一个十年，既有爱情与矛盾的交织缠绕，同时亦因忧患之历练而不断成长。
注释：
①《蒋介石日记》(1926年11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②蒋中正：《我们的今日》，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2月1日。
③《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0日)，蒋介石回忆之一。
④《蒋介石日记》(1921年4月3日)。
⑤《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31日)。
⑥《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5日)。
⑦《蒋介石日记》(1927年9月23日)。
⑧《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1日)。
⑨《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日)。
⑩《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日)。
(11)《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
(12)《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8日)。
(13)《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0日)。
(14)《蒋介石日记》(1928年4月12日)。
(15)《蒋介石日记》(1950年2月23日)。笔者在蒋于1931年2月20、21日所撰两份回忆录中找到有关李子青之蛛丝马迹。回忆录之一提及，蒋于1914年在上海策划反袁起义时，因王金发告发，险些被捕。蒋一般每晚都要去张静江家赌博，恰巧当晚，“当时忽想往访子青，故未别而出”，因此躲过一劫。回忆录之二提到：1916年蒋处理完陈英士的丧事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之参谋长，但不久后即辞职。蒋“辞后即到北京，思欲一见之子青，而终不可得。”
(16)《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4日)。
(17)《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0日)。
(18)《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4日)。
(19)《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9日)。
(20)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3-4页。谭光，曾任孔祥熙秘书，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另参见：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下文简称为《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5页。
(21)《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4日、5日)。
(22)据蒋之日记记载：10月11日正午，蒋到神户与子文谈天；13日上午，蒋致电子文；15日，蒋又致电子文。
(23)《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28日)。
(24)据日记所述，蒋于1926年6、7间，对美龄产生爱慕之情。6月30日，蒋介石前去拜访宋家大姐霭龄及三妹美龄。7月2日，蒋得知美龄即将回沪后，“心甚依依”。此后，因家室问题尚未妥决，及致力于北伐战事，蒋、宋关系没有继续发展。直至1927年3月21日，蒋又旧情重燃，开始“思念美妹不已”。5月28日，又记：“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30日，又称：“终日想念梅林。”6月11日凌晨三时，蒋到沪看望美龄，然后乘车赴杭。第二天，蒋于晚上九点返抵上海后，与美龄谈至午夜，方依依惜别。此后，蒋、宋恋情渐入佳境。
(25)《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3日、27日、28日)。
(26)《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1页。
(27)蒋曾在日记中批评宋子文之“跋扈，比任何人为甚，惟有忍乃能有济也”(1933年1月11日)；又谓：“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政策，尚不知觉悟，而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余负其责。蒙亡国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经行，以余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把持财政，以辞职相要胁，本晚忍无可忍，为之痛责，而彼犹不自悟也，可叹。”(1933年9月5日)蒋反对宋子文所坚持之欧美路线，认为：“国家积弱至极，如再用猛补，则反速其亡，子文与欧美派之行动，径行直前，不顾国家之存亡，与革命成败之理，危莫甚也。”(1933年7月28日)
(28)《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1页。
(29)1929年8月25日，蒋在日记中称：“在家陪妻养病。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1935年8月21日，陈诚在致其妻家书中提及美龄再次小产，云：“委座赴京，夫人同行否？以其望小孩之切，此次又小产，实可惜。然无小孩亦有好处，不然决不能如此自由行动。”(《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336页)
(30)《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1日)。
(31)《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7日)。
(32)《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5日)。
(33)1931年3月8日，蒋因扣留胡汉民引发政坛轩然大波，内心焦虑紧张之际，在日记中记称：“下午与大姊三妹诸甥、哲生等在陵园管理会屋后野餐，自行烹调乐也”，“近日郁积之气，为之一伸”。
(34)1931年3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陪妻游览郊外，以祝其今日为旧历三十三岁之诞辰也。惟我夫妻与仪甥知之，不使外人闻知，以此自测我夫妻德业之进退，事业不足奇，德业乃为可贵也。”
(35)《蒋介石日记》(1932年10月14日)。
(36)《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3日)。
(37)《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6日)。
(38)《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1日、12日)。
(39)《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5日)。
(40)《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17日“本周反省录”)。
(41)《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本月反省录”)。
(42)《蒋介石日记》(1937年杂录，4月26日)。
(43)详见杨天石：《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9-508页。
(44)《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19日)。
(45)《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10日)。
(46)胡适：《政治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47)《蒋介石日记》(1933年12月1日)。
(48)《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11日)。
(49)《蒋介石日记》(1933年12月31日)。
(50)《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1日)。
(51)《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4日)。
(52)《蒋介石日记》(1934年1月31日)。
(53)《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5日)。
(54)《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6日)。
(55)《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5日)。
(56)《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29日)。
(57)刘大禹：《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对蒋介石个人集权之影响(1928-1937)》，《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58)《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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