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化与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于2年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一文,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的意义,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那么现在,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为题目,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我们拟就三个方面,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考。
一、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是人们所常听到的。就心理学而言,实际上,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但是,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R.Corsini)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的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6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G.Murphy)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70年代后期以及80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Calvin S.Hall)与林哲(Gardner Lindzey)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注:Calvin S.Hall and Gardner Lindzey.Personality Psychology.New York:John Wiley & Sone 1978.)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研究者高尔曼(D.Goelman),撰写了其中的第10章:“东方心理学”。
1996年,我们作为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Gordon Becker)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20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60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亚洲整合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Leland van den Daele)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同时为帕露·阿图(Palo Alto)的“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Institute ofTranspersonal Psychology)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
我们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同样的故事有许多。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meditation)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为发展。
早在50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注:马斯洛《洞察未来: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霍夫曼编著,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4页。)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1942年前后,马斯洛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注:霍夫曼《马斯洛传:做人的权利》,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版,第107页。)
“超越性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便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1980年,沃尔斯(Rogers N.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注:Rogers N.Walsh.Beyond Ego: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 J.P.Tarcher,Inc.Los Angeles 1980,P.ii,Introduction.)10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o: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这新版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是20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贡献,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荣格后来知道,那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们一样,荣格对被称为“蝴蝶道者”的庄子从来都是心向往之。
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已经80余岁高龄的荣格,心有感触地说“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注:Jung C.G.Memories,Dreams,Reflection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P.359.)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荣格与“道”的内在沟通。
荣格通过汉学家卫礼贤,充分感受了中国文化的精蕴,他被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所深深地震撼了。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注: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注: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注:Jung C.G.Wilhelm R.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New York:Causeway Books,1975.P.141-147.)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学生。
(三)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
除了荣格、马斯洛之外,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我们仅在此选择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心理学家,作一综合性的描述。
与荣格和马斯洛同样具有影响的弗洛姆,曾经出版《禅与精神分析》,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其中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会在他的著作中,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他本人也曾经在写给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其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注:转引自《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燕国材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尊敬的教授先生:
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为我们的《意象》杂志撰文,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辞条。
顺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洛伊德
1929,5,27
最近十几年来,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智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加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论,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随后不久他在美国《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一文,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一书(Gardner H.1989),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
高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在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书,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当我们与高尔曼博士通讯和交往之后,始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东方心理学家”。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
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们曾与他交往多年,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当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与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下任主席等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在199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所演讲的题目便是“中国的道与分析心理学”。1995年8月,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世,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与会者超过500人,来自世界各地,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大部分分析心理学家,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曾经在1998年12月组织与主持“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注:高岚、李群《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与会中外学者80余人,会议所收到的几十篇论文,正是对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总结,正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反映,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体现。
利策玛(R.Retsema)博士曾任爱诺思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的主席40年之久,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爱诺思《周易》本版的主要翻译与撰写者。而“爱诺思”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家,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纪念碑。“爱诺思”(注:爱诺思:Eranos,国际著名基金会,欧洲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位于瑞士阿斯科纳。)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她便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缘。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Rudolf Otto)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影响世界的见证。
三、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我们在“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注:申荷永《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载《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一文中曾经说过,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念佛生西方”,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我们看来,惟有“心”与“脑”的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维。
实际上,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并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颗“心”。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心”的意义。
若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是增进人对其自身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自我或自性的发展。自我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信念。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Ego,而且要发展我们的Seif;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头脑,而且要发展我们的“心”。
于是,一种为了人的整合性发展的心理学,也应该是一种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因而,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初次读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的时候,便曾经为我们对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其著作的“结论”中说:“当这本书的第一版约20年前出版的时候,我们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但最后他们谨慎地说:“心理学的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就近期而论,似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重点经常转移,定义性的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因此,我们只能总结说,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征时将反映出人的本性。”(注:查普林等《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林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4页。)若是心理学能够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那么这种心理学就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
在准备“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为大会设计了一个会标,取自汉字“思”的象形,上面为“头”,可比喻为西方心理学,下面为“心”,可象征中国文化心理学。
我们在大会上也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说明: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尽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但是我们以“思”为象征,所强调的并非是东—西方的差异,而是其中的统一性或整合性;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以及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追求,也在于其中的统一性与整合性。
《易经·系辞》中注解“咸卦”之感应时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是一种理论的整合性,也是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我们希望,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发展,将真正体现东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将真正成为一种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学。于是,我们在国外以"Psychology of Heart"(“关于心的中国心理学”)来讲学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想以此题目,来引发西方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己本心及心灵的重视。这心,是人类之心,是人类所禀赋的天地自然之心。因而,这心是同一的,这心具有统一性。当我们的心理学真正拥有了这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一种统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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