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选择——对当前文学批评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论圆桌
主持：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席：
A，应邀：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程文超（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张志忠（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教授）；
B，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祁述裕、孟繁华、陈顺馨（女）、尹昌龙、陈旭光、臧棣、旻乐、张慧敏（女）；
C，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杨鼎川、沈奇、徐文海。
时间：1994年11月
地点：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
谢冕 当代中国文学的辉煌成就，已为世界所共识，而这一辉煌在八十年代末，似乎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
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问题很令人关切和担忧。从创作来看，很难再听到震撼人心的声音，读到真正有份量的作品，文本泛滥而精神匮乏，成了当前文学的普遍现象。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世纪之交，面对如此激荡的文化转型和精神巨变的时代、一个艰难地走向现代化世界的中华大时代，可我们并未出现大作品、大作家，产生不了大的影响。更多的是粗糙、轻飘、浮躁乃至颓废的东西。
文学批评方面，一是批评家不知道在当前扮演什么角色，找不准自己的确切位置，形象很模糊，很尴尬，失去了早先那种锐气和现场感；二是批评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要批评什么，不知道该站在一个怎样的立场上说话，传达一种怎样的声音。要么平庸、空泛，缺乏参与，要么不知所云。真正切中当前文学时弊，坦诚而真实的批评不多。为此，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工作，能对此有一个大的促进。
失重或不能承受之轻
王光明 问题的关键恐怕还在于我们的文学及其理论与批评，在从国家话语争取到个人话语之后的失重与失范。
经由八十年代非常悲壮的突围后，当代中国文学终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话语权，随着这种话语权的获得，随着一个意识形态话语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的结束，作家和批评家们反而好像更困惑了，有些不知该如何使用这种个人话语权。过去的文学话语，要么顺从要么对抗，总在这两极摆荡。一旦回到自身的发展和建设，就表现出来失真和走形，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方式去同社会对话的。由此我首先想到在已经四分五裂、不具完整性的作家和批评家个人人格当中，真正的个人话语是否成立？这是否就是造成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个人话语不真实，缺乏质量的问题所在？还有一些外在的困扰。一是国家话语转变为一种社会的触角，一种无所不在的经济和商品话语的侵蚀。再就是面对现代传播媒体的全面覆盖，个人话语怎样生发就成了一种困惑。
而最终我们又不可能再抛弃这种个人话语，只能从个人与世界的新的关系中去找寻新的出路，考虑新的说话方式和通道。由此必须对作家和批评家个人提出要求：其一是人格和良知的要求，其二要讲对话规则，保证对话质量；其三则要求个人与社会的说话方式要发生变化，即找到真正个人化的文体。
张志忠 对当前文学态势的把握，我认为是由一个不能承受之重的时代转向了一个不能承受之轻的时代，作家们毫不珍惜所争得的话语权利，没有什么更高更主要的写作目标，只是一味地逃逸，向功利逃逸，向金钱逃逸，向平庸逃逸，潇洒而无所顾忌地逃逸。批评家则在失去抗争对象的状态下一片迷惘，没有内在的信念，且缺少学术规范。
由此提出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转型问题。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具有参与性、论争性、青春性等特点。理论与批评对创作实践持正面支持的态势，有的还参与共同筹划一些探索性的实践。批评界自身也很活跃，不乏论战，当然也存在一些“吃青春饭”的隐在弊端。转入九十年代后，是否应向科学性，实践性，逻辑性转换，即转入常规学科的研究，由原来与创作实践的共时性转为重在自身发展的历时性。包括对以往的作家的作品进行重读和重新研究。
就创作而言，八十年代一直是围绕写什么和怎么写进行探求。九十年代是否该提出一个为什么写的问题。由商业化、卡拉OK式的自娱化的陷阱超脱出来，坚持纯正的写作立场。
对批评的批评
杨鼎川 在80年代里，当代文学批评确实因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崭新的文学观念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批评方法而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进入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大潮席卷下，当代文学文学批评好像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在文学日益向市场妥协，大众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情势下，坚持前卫立场的批评家更是面临着失去批评对象的尴尬，于是常常发生吴亮所说的“批评的缺席”。而文学批评是不能没有对象的。先锋文学当然可作为批评对象，但如果批评家只盯住不多几位作家，而对其它文学现象不屑一顾，当代文学批评所能产生的影响就很有限了。我主张文学批评的视野要宽广一些，不仅关注先锋文学、严肃文学，也关注大众文学，并通过批评活动提高大众文学的品位。这与坚持批评的前卫立场并不冲突。
批评的动机和出发点体现着批评主体的人格。将理论与实践分离，将批评活动变成一种理论炫耀、自我满足，或过分热衷于借批评营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搬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跟在西方批评家后面亦步亦趋，专以讲一些不知所云的话去唬人；在文坛搞一些小圈子，在圈子内利用批评相互吹捧，不惜昧心地将平庸之作、无聊之作吹成佳作史诗……所有这类批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只是一种“伪批评”。文坛不能有力地遏止种种“伪批评”，使文学批评越来越多地失去读者，这不是读者的过失，而是批评家的失职，是批评的悲哀和不幸。
批评的振兴要从批评主体自身的努力开始，少一点哗众取宠之心，多一点实事求是之意。
徐文海 这几年的文学创作，书出了不少，质量却越来越差。谁也不愿再“十年磨一剑”了。一些严肃作家也受不了孔方兄的挑逗和引诱，写性、写暴力，以投合市俗的阅读需求。93年最火爆的两部长篇小说，一个开篇即以亢进的农民干倒了七个女人，一个通篇是准阳萎的文人与三个半女人的风流荡事。另外一些严肃作家则由着自己那点“主观能动性”，拧着劲，拐着弯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批评则裂成两半，一半捧臭脚，一半制造主义。捧臭脚者越来越媚俗，成了“风尘女子”；制造主义者越来越封闭，成了“大家闺秀”。前者根本就不是什么批评家，无需多说。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后者。他们大多有社会责任感，也有知识实力，不惜磨秃满头青发钻学问，说他们“玩”理论是不公平的（也确实有很多人这样认为）。但是，他们的“理论输出”与大多数受众的输入，确实存在很大的障碍。说白了，就是他们那一套“话语”，多数人听不太懂，听不懂就不想听。这样，他们的东西就只能给自己看，给自己圈子里的人看，影响太小，怎么样把一些新的理论实实在在消化好，如何实事求是地和中国文学实际相结合，这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不能一个“后”字把什么都弄进去，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一言以蔽之，硬套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抓来抓去只抓几位“先锋人士”作例证。说服力不够。给人的感觉是谈起理论来如滚动一座大山，看例证则像搬弄几块小石子儿。
转型后的批评文化语境
尹昌龙 当代文学批评在困境中的转型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文学批评之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暗示了在走向未来过程中的可能的选择。
其一，批评如何在专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与大众社会的调适，就是说通过话语方式的双重转换，使批评与大众社会之间形成对话的可能性。批评即使作为一种职业活动，也同样存在个人分工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这样，学院批评在提高批评质量的同时又使其在与大众社会的对话中具备开放的形式，进而实现面对文学和大众的双重使命感。
其二，作为一种播撒性的、边缘式的批评话语，它对旧有叙事的瓦解具有先锋性、革命性的作用。然而批评同时还承担着我们这个时代文化重建的责任，比如它对道德性的呼唤，对新秩序的探求等。批评具有解构精神使我们对文化重建持有审慎的态度，但它不应该是无关时代、无关大众的游戏。它与商业社会总是具有某种无法简约的对抗性，并且这种对抗性是具有未来意义的，它关系到人类未来精神的前景。然而正如大迎合是偏颇的一样，对商业社会的大拒绝也是偏颇的。朝向未来的重建注定了要以今天的语境为前提，充满使命感的当代文学批评应是既有对过去的审查，也有对当下的体验，更有对未来的构想的一种综合性的建设工程。目前需要的是提高对转换后新的语境的认知和坚持纯正的知识分子立场。
祁述裕 语境问题很重要。在进行任何价值判断时，都必须要注意把握一种态势──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起点。商品文化时代的文化语境是不同于以前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一特定语境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另外，作家创作是否就只能是非功利性的？批评家与创作的关系究竟应该是怎样的？等等。我想不要急于作价值判断，而应立足于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回到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来。
坚持介入与参与的批评立场
程文超 对当代文学处境的思考的背景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处境的思考。由此而展开的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反思成为最大的命题。中国的古典文化时代在19世纪末逐渐结束了，20世纪里我们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没落。下一步该怎样走？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应该看到，传统文化多少年来已在无形中变成了一种“成份”，纳入意识形态，阻碍我们对传统中真正纯正的东西、必须继承和发扬的东西予以重新认识和估价。
对文化的思考总是离不开对人的思考，尤其是对人的欲望这个原始命题的思考。在欲望之门被逐渐打开的当代中国现实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怎样能既促进人的欲望的良性发展，又能限制人的欲望的恶性发展，是文化思考的出发点。像“作家也是人，也有现实的欲求”这样的命题，就很微妙。理想主义和终极关切还要不要？作家的良心、道德以及责任感这些“老话”恐怕还得以新的角度提出来。
孟繁华 我们的精神处境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代，传统的人文堤坝已被人的欲望迅速推倒，于是幻灭的叙事便接踵而来，知识界的精神世界在风雨飘摇中已先期坍塌了半边。
可是我又常想，我们是否过份夸大了我们精神处境的残酷和冷落？我们是否在自己的话语镜像中又一次误读了这个世纪之交的巨变？或又一次屈服于自己叙事的现实？由此我想到，我们有过了太多的臣服的教训：第一次是臣服于政治的需要；第二次是臣服于西方的话语理论；现在则臣服于经济搞活后知识分子的精神压力。因此真正的困扰也许正来自于我们自身，来自于我们自己构建的文化废墟。事实是情况远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这一视点的基本前提是：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从来就没有“阔过”，我们因此也无从谈起什么“失去”。有些问题是宿命性的，我们只有守住我们自己，强大我们的人格，坚持介入和参与的文化批判立场，以挑战的而不是以臣服或屈服的姿态面对现实，调整我们的心态，做好我们的工作，肯定会有一条生路属于我们。
臧棣 批评的立场，批评的角色，批评的位置，在目前已引起一种特殊的困惑。在一种多元化的话语情境中，批评的力量变得异常薄弱。并不是没有批评，但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已经很难听到一种批评的声音了。
目前批评的两大弊端是：要么它所维护的价值系统太陈旧，维护的手段太僵硬，缺少一种知识话语的魅力，使得复杂、充沛的批评活动蜕化成一种对某些价值原则的简单的恪守；要么它过份依附于当代文化的时尚，在对新生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说中丧失了批评应有的那种思想的独立性。尽管这种解说充满机智、卓识，但它缺乏一种思想的激情。当前，最迫切的就是文学批评如何在当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建树起一种独立的精神系统，一种相对于其他话语它必须显示的秩序。文学批评也要对当代文化作出积极的反应，必须显示出它是参与当代文化创造的一支独立的历史力量，一种思想形态。这种参与，不是简单地争夺话语权力的问题，甚至不是对意识形态禁忌和商业文化的压力进行肤浅的对抗的问题。它应是对每个时代的思想活动和精神状态进行最敏感最智慧的归纳的一种知识形态──它的性格是永不妥协，它的本质是体现尽可能多的智慧和欢悦。
关于女性主义批评
陈顺馨 作为一个女性学者，我想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谈一下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问题。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开始两三年里，女性主义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这段时间里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西方文论的本土研究热潮的一杯羹，也独辟了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一条蹊径，并为整体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但这一两年的发展明显趋于滞缓。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就本人的观察和实践而言，由于涉足这个领域的多是个别女学者和批评家，在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组织的支持下，她们的实践兴趣和持续性就难以保证，但从理论的消化、与本土研究的整合到建立一套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体系，是要求有大量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不断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才行的。目前的情况是，除了女性批评实力不足外，在男性主导的批评界内，女性的声音容易受到忽略，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在西方的发展势头不减，成为当代文化批评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它还是会重新为中国带来启发和动力的。此外，中国当代文化走向通俗化也为批评者提供了新的对象，因为这类文学／文化必然要以剥削或“推销”女性的形象、身体、外貌、性等方面为基础的。可以说，女性主义批评无论在学院或社会中，都有待发展下去，这不仅是为了研究，也是女性的自救行为。
张慧敏 当前文学／文化的发展，在世纪末这样“仓促的时代”里，以一种绝望的姿态，将及时行乐纸醉金迷的消费原则，展览成末世的人生景观。似乎时间的洪流能淘洗出的只剩平庸、卑琐的情感游戏，且无从逃避地迷失在“性而上”的深渊里。
对此，区分女性经验的本能意识与作为“空洞能指”的亢奋状态是女性批评的一个关键。面对当前泛滥的身体书写现象，女性应如何定位自己，如何在那些已被同化或者说仍在异化的因素中重新寻找自己，重塑自己，从而形成真实性的自主品格，应该是当今女性批评必须思考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女性批评还处在抨击男性性别歧视和研究妇女作家及其著作阶段，还有待出现一些新的理论思考。还存在一种来自男性的阅读干扰，他们宿命般地处在一个先在的“引导者”状态，而女性自己的阅读又总是处于一种零散状。中国的女性批评者似乎总无法达到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执着，她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只是借了一把西方的剪刀，随意剪裁一下文艺现象。整个中国女性批评尚无以形成体系，总是闪了一下就悄无声息，乃至人们总无法追踪或定义她们为女性批评者。
走出批评困境
陈旭光 面对今日文学批评的困境，也许用得上“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也必须面对现实。今日文学无法逃避地受到来自视听艺术等大众传媒的强烈挤压，文学在今天已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再是主导的大众传媒方式。在设身处地的对比中，“文本”作为媒介的所有长处和弱点以及先天不足都已暴露无遗──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我以为，文学批评的“后批评转型”已然开始，但远未完成。虽然前途难测，但还是可以倡导并踏实地做些事。比如从相对偏狭的文本批评扩展为文化批评；从宣喻真理的空洞气势转为精细的分析和客观的显示：批评主体从激情型转向冷静睿智的学院型等。特别要从假想的中心退出；而自甘于“边缘”的立场，但须葆有理性批判的精神和力度，始终发出独立的“第三种声音”。另外，在批评实践充分“先锋”、“前沿”之余，还应注意“后备”建设，即注意理论自身建设及文学史的研究，这正是当前的“后批评态势”所缺乏的。当代文学要始终“前瞻”，但也需要一批“学院型”的研究者适当“顾后”。而瞻前与顾后这两者，在根本上并不矛盾，这是不言而喻的。
旻乐 所谓“身份危机”给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带来巨大恐慌，“不能承受之轻”急剧挥发着焦燥、迷惘和想入非非，激化了学人队伍的错动和裂变。失落之后的消沉与空虚之中的“造势”，暴露了这种心态失衡的真实信息，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宿命性地成了这种心理遭遇的典型范例。
摆脱危机的出路很多，但只要不打算从这块阵地上弃甲而逃，学科根基的培植，则无疑是当务之急。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近十余年来南征北战，长驱直入，其堂屋之大，令人吃惊，而架构之草率，同样令人吃惊。面对这一景观，研究的分流和深化，已成为加固学科根基和重铸职业信念的必然选择。
我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有两个区域可深入：一是当代文学纵向发展的历史审视，一是文学批评的实践。前者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后者是文化批评的实践性建构，前者需要扎实求真的科学态度，后者要求敏锐、创新的学术品格；前者是从某一宏观理论视点，统摄、贯穿文学史、文化思想史的散金碎玉，后者则涵汇文化理论、比较文学及文学理论等诸学科而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前者侧重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对象、性质、方法等的稳定性，后者则保持话语批评实践的鲜活性和独创性。
沈奇 文本的偏瘫来自精神的偏瘫，底气不足，从没有真正进入过自在状态，一旦要独自面对世界，进入个人对个人负责、纯碎的个人话语和职业写作时，就不能承受其轻，陷入悬空状态。
批评的危机来自不知道要做什么，失去对象或找不准对象。实际上好多该做的事并没去做。应该深入的有两个向度：一是向回走，从头做起，正本清源，重新梳理。包括对作家创作全过程的重读，从作品的到作人的，重新审视和定位，以总结过去的步程中什么是真正做对了的，什么是应该丢弃的；一是向前走，探寻可能的道路，但不能造势，而是潜心於自身的学科建设上来。也不再依附于创作，而成为自在者说。
实际上我们并不乐观。所谓个人话语权的获得，只是一支旧笔和几张旧稿纸，所能发出的声音，在加速转型而急剧增强的现代传播媒体之前，显得很微弱，多已变成自我反馈，自我消费，与大众完全疏离。必须看到，以文字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时代正在消散，新人类已基本服从于图像与音响的话语方式。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表现出空前的尴尬，不是不知所措，就是完全拒绝。这种意味着我们最终要失去新人类亦即失去对未来的占有，也就无疑等于自杀──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结束语
谢冕 我们的讨论很成功，涉及到当前文学以及文化批评的方方面面，有的还很深入，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命题。看来面对不无浮躁、迷惘之气的当代文学和文化场景，真正的理论和批评家反而沉静了下来，开始更深入的思考和更带有科学性的工作。最近我常想，社会养知识分子干什么呢？过去一直认为是可以直接作用于诸如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实际很尴尬。看来现在大家都已明确了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功能己发生变化，明确了我们必须回到自身的学科建设上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同时进行有机的、立场鲜明的参与活动，以我们纯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和科学严肃的理论话语去推出实践。纯正立场，科学态度、敬业精神是我们应该处变不乱，坚持恪守的基本原则。
（沈奇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