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421001
【内容提要】楚官玺的研究从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大致三十年的时间。主要内容为楚官玺的辨别、分类、官职官职地理方面的考证以及楚玺文字的考释等。楚官玺的研究整体上从属于古玺、古文字、战国文字、楚文字的研究等领域研究的某一个方面，属于上述各学科的一个分支领域，整体上零散不够系统的。
关键词：楚玺 楚官玺 综合研究
古玺一般指秦之前的玺印，是当时社会生活和交流的凭证，一般认为，源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成为滥觞。李学勤[ 為行文方便，文章所涉及的各位學者姓名後面，皆不稱“先生”。]说：“学科的分支化，是其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 李學勤：《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再序》，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楚官玺的研究也是古玺、古文字以及楚玺、楚文字研究不断发展、不断分支化的结果。古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往往还跟官职、官制、历史、地理、篆刻艺术、姓氏等方面的研究交织在一起。楚官玺的研究大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界的第一个十年，前后大约三十年（即1981-2010）。这个阶段之前，虽然有个别研究古玺的文章，但也是七十年代末或者对楚玺的研究基本没有专门涉及，大致属于楚官玺研究的兴起和孕育时期，三十年之后，由于受新出土材料的限制，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不断出土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对楚官玺研究的论文和专著明显减少，基本上属于沉滞阶段。
楚官玺研究的缘起
战国官玺的研究有两条线索：古玺——战国古玺——楚玺，古文字——战国文字——楚文字——楚玺文字。
战国玺印的识别源于对古玺文字的识别。罗福颐在《古玺汇编·序》[ 羅福頤：《古璽彙編·序》，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中总结说，战国古玺的流传，最早见于明人印谱，但明人并不明其时代。清道光八年张廷济的《清仪阁古印偶存》，称战国印为“古文印”，吴式芬《双虞壶斎印存》则称“古玺官印”、“古朱文印”。陈簠斎称朱文铜印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而近西周。可见，清同治年间的金石学家王懿荣作《齐鲁古印攈序》，谓“玺之具官名者是出自周秦之际”，始识别战国官玺。
此后，清末民初，编辑古印谱成了滥觞，战国古玺也越来越多地被识别出来。
楚玺、楚官玺的识别要晚于战国古玺。1959年，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他把战国题铭分为齐、燕、三晋、两周、楚国、秦国等，最早认定“新邦官玺”等为最早识别的楚官玺，实开古玺和古玺文字分域研究的先河。自此，战国文字研究兴起，古玺和古玺文字的分域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行为，楚玺和楚玺文字的研究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方面。罗福颐、王人聪合著的《印章概述》，朱德熙、裘锡圭合作的《战国文字研究（六种）》，石志廉的《馆藏战国七玺考》，叶其峰的《试释几方工官玺印》等，这些较早研究战国古玺的论文和专著，对楚官玺的研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古玺一般分为官玺、私玺、吉语玺等几类，其中官玺是最为典型的，比较全面地反应了那个时代的官职、官制、地理、历史等，代表了古玺的本质特征，因而也最受关注。
另一方面，“随着楚文字材料不断有惊人发现，楚文字不仅一直占据着战国文字的主体地位，而且也成为古文字研究的热点”[ 李守奎：《出土楚文獻文字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1期。]。楚系简帛、铜器等文献资料的陆续出土，楚文字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战国文字研究的热点。这也是楚官玺和楚玺文字研究得以发展的内在动因。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被盗掘出土了一幅完整的楚帛书。这是较早发现的战国楚系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楚系竹简资料陆续被发现和公布。据单育辰博士统计，截止2010年，出土和公布的楚系竹简资料已达三十余批。[ 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6月，頁3-8。]每一批楚简材料的公布，尤其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大宗楚简材料的公布，都会掀起较大的楚文字研究的热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楚官玺研究的发展。
楚官玺研究三十年概况
与战国其他地域古玺的研究同步，楚官玺的研究也是以罗福颐的《古玺汇编》[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2月。]和《古玺文编》[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两书的出版为契机。此前的古印谱编撰，虽然已成风气，但一般国内外印谱的编辑造价高，数量少，再加上对古玺的收集和整理大多处于不自觉状态，往往与秦以后的印谱相杂厕，一般的研究者很难看到，更难了解古印谱之概貌。《古玺汇编》专门辑录了以往印谱中的战国古玺以及当时新出土的古印谱，堪称古印谱集大成之作。释文精审，与《古玺文编》一起，吸收了学术界最新成果，代表了当时古玺文字考释的最高水平。两书的出版，使得学术界比较容易地了解古印谱和古玺文字的概貌，为战国古玺和古玺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受该时期战国文字研究全面兴起的楚系简帛、金文等其他门类文字研究的影响，楚官玺的研究呈现比较强劲的势头。
楚官玺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楚官玺的识别和分类、楚官玺相关内容的考证以及相关工具书的编撰。
楚官玺的识别和分类，主要体现在系统研究楚官玺的论文和论著中。叶其峰的《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是首篇涉及楚官玺系统辨别的论文。文中叶把战国古玺分为“楚国官玺”、“燕国官玺”、“齐国官玺”、“魏国官玺”、“赵国官玺”、“韩国官玺”六个国别。并且大致确定了战国古玺辨别的几条标准：官名、地名、书法及文字的特殊用例等。依据这几条标准，第一次系统辨识出五十多方楚官玺。这对于今后楚官玺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汤余惠的博士学位论文《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战国各系文字进行了一定系统的研究，考证楚官玺七十一方，并归纳岀 “心”、“金”。“冶”、“新”、“兄”、“次”、“告”、“无”、“之”、“客”、“畐”、“隹”、“竹”、“集”、“坪”等一批楚文字的特点。进一步完善楚官玺识别的文字标准。郑超的《楚国官玺考述》则把楚国官玺性质分成六类：宫大夫、事物官、府和客等官、封君和地方行政官吏、军官和交通机构、行士和行大夫等。对楚国官玺中所涉及到的官名、地名、人名以及文字也多有考证。黄锡全的《古文字中所见楚官府官名辑证》把《古玺汇编》把楚官府官名分为“诸府名”、“诸宫、室等机构名”“诸官名”三类，对楚官玺的分类，多有启迪。该文讨论楚官玺达七十三方，对许多楚官玺的考证有一定新意。牛济普的《楚系官玺例举》利用楚文字特点对楚官玺进行了一定的系统整理。曹锦炎的《古玺通论》辟专章系统探讨楚官玺所涉及的官职、官制、地理等。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是研究战国文字的经典之作，其中对楚玺和楚官玺的辨别，也达到新的高度。据文炳淳博士统计，该书辨识出的楚官玺达八十八方[文炳淳：《先秦楚璽文字研究》，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12月，頁295-297.]。肖毅的《古玺所见楚系官府官名考略》分楚官玺为“官府几个”、“职官”、“存疑待考”三类，综合考察。文炳淳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楚玺文字研究》进一步完善了楚官玺的判定标准：“以出土地判别”、“以官名判别”、“以地名判别”、“以字形判别”、“以花纹判别”。依据这个标准，文炳淳识别出楚玺多达一一一方。何琳仪则整体上概括楚官玺风格“多为白文，印面大小不等。刀法酣肆，结体散逸，最有地方特色。”[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頁155。]
施谢捷的博士学位论文《古玺汇考》辟有“楚系官玺”一章，论文不但对《古玺汇编》所辑录的每方楚官玺的著录、收藏、出土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而且辑录了新出土新发现的一些楚官玺，合计三百一十六方，大大丰富了楚官玺研究的范围。笔者的《楚官玺集释》[ 邱傳亮：《楚官璽集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年10月。]，辑录楚官玺达三百九十四方，是目前辑录楚官玺最多的专著，后面会详细评述。各家辑录楚官玺详见下表。
各家识别楚官玺对比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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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官玺文字的考释往往与楚官玺的官职、官制、地理等的考证密切相关。这部分内容是楚官玺研究最为核心的部分。罗福颐、朱德熙、李学勤、于豪亮、王人聪、石志廉、裘锡圭、叶其峰等老一代学者楚官玺的考证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罗福颐的《近百年来对古玺文字之认识和发展》、石志廉的《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于豪亮的《古玺考释》、李学勤的《楚国夫人玺和战国时的江陵》、王人聪的《古玺考释》、许学仁的《楚文字考释》都是较早考证楚官玺的文章。比较典型的是裘锡圭的《“诸侯之旅”等印考释》一文，考证了楚官玺的“诸侯之旅”、“旅（玺）”、“职旅”三玺。作者首先从三方玺印的字形对比中确定皆为楚玺，然后结合文献记载的“职岁”、“职内”、“职币”等官职和出土的文献资料，考证岀“职旅”就是主管跟从他国来的旅客和羁留者有关的事务的官，“诸侯之旅”印就是职旅用来封缄发给这些人的文书、证件或他们所携带的物品的。最后，联系当时的历史事实，论证这类官职设立的可能性。这篇文字把对古文字的考释，放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从字形到辞例，再到史料，逻辑严密，结论令人信服。堪称古玺文字考释的典范之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涌现出的研究楚官玺的中青年学者主要有吴振武、李家浩、何琳仪、汤余惠、曹锦炎、黄锡全、黄盛璋等。
吴振武的博士学位论文《<古玺文编>校订》和另一代表作《<古玺汇编>释文订补及分类修订》吸收当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楚玺的文字特点，辨识出一定数量的楚玺，在楚官玺的辨别、楚地理文化的考证、官职官制的研究尤其在楚玺文字的研究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是古玺和古玺文字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释三方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代官印》一文，对日本著名篆刻家菅原石庐鸭雄绿斋藏的“□之□”玺进行了悉心的研究。认为玺印第二字为“”字。末字为“述”，读为“遂”。并附带考释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战国古玺印中的“□门述”也应该读“遂”，是古代的行政区域组织。这两方玺印文字的考释，对研究楚国乡遂制度是很有意义的。其他如《战国玺印中“虞”和“衡鹿”》以及对《珍秦斋藏印·战国篇》所作的释文，都是楚官玺研究的重要成果。
汤余惠除上述博士学位论文外，还写了几篇专门研究楚官玺的文章。如《楚玺两考》，根据楚文字的特点，断定《古玺汇编》0132号是楚玺，根据“府”字特点分为治事之府和财货之府，考证其为楚国京城之内贮藏粮谷、兵械等物资的重要府库之一。《古玺汇编》0168号第三字改“之”为“岀”，第二字“门”为“国门”，与关、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职掌商税征收事宜。并连带指岀“勿征关玺”也属于楚玺。《楚器铭文八考》、《“于王既正”烙印文考—兼论望山二号楚墓年代》两文，虽然非专门研究楚官玺，但对相应楚官玺的研究，也提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他编撰的《战国铭文选》以及《战国文字编》两书，前者对部分楚官玺进行官职、官制、地理方面的考证，后者对于楚玺文字的辨别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李家浩对楚官玺的研究也卓有成效。《楚国官印考释（四篇）》是其的代表作之一。文中考释了楚官玺中的“上赣君之谞玺”、“五渚正玺”、“菱邞□玺”、“连嚣之三”等四方玺印。释出了“赣”、“渚”、“菱”、“连”等字，并对四方玺印作了精辟的分析解释。文章精于分析，善用通假，典籍的运用也熟练精到，并据此指出了《史记》、《汉书》的一些错误。《战国官印考释（两篇）》对楚玺中常见的“行士”和另一方楚玺“羊府諹客”进行了考释，认为“行士”应即《周礼》中的“大行人”、“小行人”、“行夫”一类的外交官，“諹客”当读为“象客”，就是《周礼》中之“象胥”，即翻译官。文中考释了从付从土的府字，指出“‘府’字多为官府之‘府’，而‘坿’多用为府库之‘府’。很好地区别了这二个用法有别的府字。《战国官印考释两篇》对楚国阴文官玺“大”进行了考释。认为玺文把“厩”字写成“”，属于形近讹误。“大厩”就是宫廷御厩。《战国官印考释三篇》，积十余年之功，对楚玺的几个疑难字重新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玺汇》0127号官府玺，原释作“大府”，文章从楚文字“府”的特殊写法中发现此字的不同，隶定为“”。又从古代各类职官之长，往往在职官前冠以“大“，比如楚国的大工尹、大司马、大莫敖等，推出“大”大概是楚国最高主管“”的职官。“大”的职责即是楚国主管散发匹帛与三军。此印就是用来打印装有三军布帛等物资封缄上的泥丸用的。《玺汇》0335号官印，李家浩认为印文当为“郢职过傅”，“职过”是“司过”的异名，督察国君和群臣的过失。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曹锦炎是古玺研究用力较工的学者之一。《古玺印通论》和《古代玺印》是其代表作。前者是较早对楚官玺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对典型的楚官玺的性质以及相关的地理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书通俗易懂，普及性较强，许多方面的论述饶有新意。《释楚国的几方烙印》一文，对“沅昜（阳）衡”、“（昭）竽”、“于王既正”等几方烙印的国别、文字、性质、作用等进行了考察。
何琳仪先早期是研究战国文字著名学者之一，《战国文字通论》、《战国古文字典》是其代表作。两书都是对战国文字综合研究的巨著，其中不乏对楚官玺、楚玺文字、楚玺考证的精彩论述。《古玺杂识》、《古玺杂识续》、《古玺杂识再续》、《楚官玺杂识》等系列论文，对考释《古玺汇编》0281、0337、0003、0219、5605号官玺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许多观点对学术界颇有启示。《释贩》一文，通过与楚系文字中“府”字比较，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考释出东周楚系封泥中的“贩”字。
其他研究楚官玺的作家作品有王庆卫的《试析战国楚系文字中的“吁”》，则全面分析了楚系文字中的“吁”字与银雀山汉墓中的 “号”字，认为《玺汇》0269号即是“吁”字。
刘钊的《楚玺考释》对《汇编》0102、0203、0281、3759、5701、3580号玺印中的有关疑难字进行了考释。释0102号首字与次字为“新蔡”；释0203号前两字为“传（迟、徙）”，认为当与楚国驿传制度有关；释0281为“陈之新都”，释3759为“后职岁玺”，释5701号为“腏（叕）”，释3580为“女倌（官）”，亦为卓识。
罗运环的《论楚玺及其它》是一篇综合论述楚玺的文章。作者粗线条的论述了与楚玺有关的“楚玺的起源”、“楚玺铭刻的类别”、“楚玺的形制及文字风格”、“楚玺的用途与封泥、朱色印记和烙印文字”等，对于楚玺的辨别和从整体上把握楚玺，具有一定意义。李零的《古玺杂识（二则）》，则利用大量资料，考释岀《玺汇》3200、3201号首字为“流”字，颇为卓识。《字考辨》，则系统地分析了楚文字中“”与“宫”字和“序”字在形体上的区别，考察了“”字的音读及造字意义，认为“”字是有别于宫、序二字的被后世废用的文字，是指一种有别于小邑的大邑。
徐在国的《楚国玺印中的两个地名》，考释出《周秦古玺菁华》145号楚官玺的“桑”字，并考证“山桑”故址在今安徽省蒙城县北。认为《玺汇》0164号原释为两个字“□相”的当为一字，即“”字，“桑”是叠加的声符。
萧毅的《楚玺考释二则》，其一即是对《鉴印山房藏古玺印菁华》所收一方铜质古玺疑难字的考证，萧释“兵甲之玺”，可备一说。《楚官玺札记二则》其一对前所述“上相邦玺”的考证，其二是讨论“邞陵玺”的复原问题。程燕的《楚“集蜜”之玺考》、《“苑玺”考》，对楚官玺中的两个疑难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重视。
鲁鑫的《新发现的几则有关楚县的战国文字资料》，作者认为清华简《系年》篇中的“县”字写作“”。以此为线索，战国楚玺中的“愧大夫鉨”、“舒之鉨”、“鄗审笙”、“虚鉨”分别是楚国县、舒县、鄗县、虚县的官吏使用的官玺。
徐畅的《楚“畋雁之鉨”考释》，结合大量的考古资料、文史资料、文字资料详细探讨了这方古玺性质以及“雁”在传统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李守奎师的《楚文字编》把楚玺文字纳入到楚系文字的系统中，这便于楚玺文字与楚系其他门类文字的对比，从楚系文字的整体特征判定为楚玺。《战国文字编》、《战国古文字典》有利于楚玺文字与他系文字的的对比，二者与《楚文字编》一起，为楚官玺的文字上的判定和楚玺文字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
台湾地区对楚官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林清源、文炳淳、林文彦等。
林清源的《楚国官玺考释（五篇）》，利用其它门类的楚文字资料考释楚文字，文字考证是其主要特点。例如，通过对楚文字“者”字字形的对比分析，认为《玺汇》0181号首字当是“楮”字，《玺汇》0252号的首字为“”字。通过楚文字资料中“录”字与“襄”字的对比，考释《玺汇》0141号首字为“”字。又通过分析楚简文字中“良”字的写法，考释岀《玺汇》0206号玺首字为“良”字等，都是很有见地的。
文炳淳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楚玺文字研究》，是第一篇专门以楚玺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完善了楚官玺判定的标准（详前述），对楚官玺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辟有“楚官署玺汇释”（又分为中央官署玺、地方官署玺、玺节）、“楚官名玺汇释”（又细分为中央官名玺、地名官名玺、封君官名玺）两章，在对楚官玺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每一方楚官玺的著录、大小、质地、出处等项内容，重点分析了玺印所体现出来的“楚”文字特点。“楚玺文字的构形特征”一章，着眼于楚玺文字的整体，总结楚玺文字中的各类现象。
林文彦楚官玺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古玺中的“数字印”》和《古玺攗遗》。《古玺中的“数字印”》结合相关史料和文字资料，对《玺汇》0316、0318、5560等印中的数字进行系统分析，有意开辟古玺数字研究的新方向。《古玺攗遗》从文字角度考察了《玺汇》0252号玺印的文字释读问题，
学术争鸣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对真山出土楚官玺的学术争鸣。《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19日，发表了署名张照根的题为《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的文章，里面的一方楚玺，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先是曹锦炎写了《上相邦玺考》一文，对该玺的文字以及所反应的墓主身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王人聪发表《真山墓出土“上相邦玺”辨析》，对曹锦炎的观点提出异议。曹锦炎针对质疑，进一步撰文商榷[ 曹錦炎 《關於真山出土的“上相邦璽”》，《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2期。]。李学勤的《“梪”字与真山楚官玺》、骆科强的《“上相邦鉨”新考》、肖毅的《楚官玺札记二则》等相继加入论争的行列。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公布，学术界对于新出土的楚官玺也多有探讨。韩自强《安徽阜阳博物馆藏印选介》，介绍了几方楚官玺：“专室之玺”、“荑里貣玺”、“安州之玺”、“单父左司马”、“新东阳大夫玺”等楚玺进行了考证。黄盛璋《关于安徽阜阳博物馆藏印的若干问题》一文，对“中州之玺”、“中州之玺”、“荑里貣玺”、“专室之玺” 、“左博玺”等五方楚玺进行了考证。文章还充分利用楚玺文字特殊的字形特点，考证“单父左司马”并非楚玺。韩自强、韩朝的《安徽阜阳出土的楚国官玺》对“厚行大夫玺”、“新东阳大夫玺”、“中州之玺”、“荑里貣玺”、“传室之玺”、“市人之玺”等六方楚玺进行了考释，其中对“”的考释颇具新意。认为“”是作为县用，邑是作为如《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载“四井为邑”，二者是有区别的。“行”是楚人对乔置的有名无实的流亡政权的称呼。陈松长《湖南新出土楚玺考略（四则）》，对湖南常新出土的几方官玺进行考释。认为2001年德汉寿县出土的楚玺当释为“郢室隈户之玺”，是楚国郢都太庙或宫室中掌管门户的官署之玺。另一枚为“侯□长信”，为人名私玺。1999年常德市出土的楚玺为“咢大夫玺”，“咢”即“鄂邑”，即楚国大夫的家邑。益阳赫山庙滨湖柴油机厂出土的楚玺为“隈信”。肖毅《楚玺札记二则》考释《安昌里馆玺存》的“呈之玺”，“呈”即为“于郢”，为楚陪都之一。黄锡全的《介绍两枚楚官玺》，介绍了两方新发现的楚官玺，一为“邽丘市客”，是主管邽丘市的官吏之玺；邽丘之地可能在山东宁阳附近，夲属鲁，后属楚。一为“匀州大夫”玺，是匀州之地某种大夫之玺；“匀州”可读“均州”，可能与楚地“均陵”有关。均陵在湖北均县北。高至喜的《楚文物图典》其中“玺印部分”辑录了一部分楚官玺。周晓陆的《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是新出土玺印辑录的集大成之作，杨广泰的《新出封泥汇编》则是新出土封泥的资料汇编，其中也有部分楚官玺封泥。施谢捷的《新出古代玉印选》也辑录几方楚官玺。
楚官玺的著录。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福颐的《古玺汇编》之前，并没有楚官玺的著录。虽然有些古印谱，客观上辑录了一些楚官玺，当未被识别，只是作为古印存在。随着战国古玺分域研究的发展，楚官玺才以独立的身份存在于印谱中。明标明楚玺的作品有上所列曹锦炎的《古玺通论》、文炳淳的《先秦楚玺文字研究》、陈松长的《湖南古代玺印》、施谢捷的《古玺汇考》、陈光田的《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徐畅的《先秦印风》和《中国书法全集·92卷·先秦玺印》，虽有楚玺的著录，但不够系统全面。康殷的巨著《印典》、傅嘉仪的《印汇》、日本学者小林斗盦的《中国玺印类编》，三书皆是字典性质，未标明国别。标明国别的著录楚官玺的是庄新兴的《战国玺印分域编》，虽标明国别，但官玺、私玺、吉语箴言玺混杂一起。
其他还有一些考释古文字或楚系文字的论文、论著中也或多或少谈及楚官玺和楚玺文字的特点，这里就不一一缀述了。
楚官玺兼及楚玺和楚玺文字研究的展望
如前所述，楚官玺和玺印文字的研究一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方面还较为零散、不系统，基本上从属于一般玺印文字的研究和楚系文字的整体研究上，整体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1）研究材料的滞后和不系统。我们目前进行楚玺文字研究所使用的材料，主要还是《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两书成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并非纯粹楚玺文字资料丛书。对二十多年以来的新出土和新发现的楚玺，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2）研究内容的不均衡、不系统、不全面。目前的楚玺文字研究官玺方面的内容多，姓名私玺方面的内容少；单字考释的内容多，系统的规律性研究方面的内容少；研究旧材料的内容多，整理收集新材料的内容少；注重现有成果研究的内容多，开拓新的研究方面的内容少。鉴于以上不足，我们以为，今后楚玺文字的研究应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楚玺资料的系统整理，在《古玺汇编》和《古玺文编》的基础上，吸收吸收二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新出土新发现的楚玺，编辑系统的楚玺文字的研究资料，即编辑《楚玺汇编》和《楚玺文编》。第二，对楚玺文字研究资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把以往研究楚玺文字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编辑大型的楚玺文字资料研究丛书——《楚玺文字诂林》，为楚玺文字的深入研究创造条件。第三，与楚系简帛文字的研究相结合，加大楚玺文字演变规律的探讨，为楚玺的辨识在文字上提供更为可靠的标准。拙着《楚官玺集释》囊括了以前研究、著录楚官玺的所有文献资料，并附有业师李守奎的按语。该书资料全面、系统，研究客观，观点中肯，体例科学合理，该书的出版，将会弥补以往楚官玺研究之不足，为楚官玺的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创造条件。
作者简介：
邱传亮，男，1972年6月生，衡阳师范学院讲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
朱艳芬，女，1976年10月生，衡阳师范学院档案馆，硕士，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论文作者:邱传亮,朱艳芬
论文发表刊物:《语言文字学》2018年第9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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