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的精神，睿智的思维——希腊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契合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希腊论文,睿智论文,文化与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滥觞之地，长期以来，西方人总将古希腊文化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文化所奠定的精神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西方文化起着巨大的支配和制导作用。希腊文化心态的最深刻、最内在、最具有继承性的机制之一就是赞美力量，歌颂勇武和冒险精神，“力量”是求知、创造的动力和源泉。然而大自然的无情又使希腊人意识到仅凭“勇敢”、“力量”难以与大自然较量，要驾驭自然、战胜自然、洞悉自然之谜，则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有了理性、智慧，才能寻求客观事物的真实，从而导出希腊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崇尚理性、智慧。这“尚武的精神、睿智的思维”托举起希腊文化的大厦，使希腊文化的精神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渗透进每一代人的思维模式里。同样，“尚武的精神”、“睿智的思维”，也奠定了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阿拉伯民族，他们世世代代依水而居，常常为争夺水源、牧场而进行血腥仇杀，他们将剽悍、武力视为生存的保证，在其深层文化心态上，呈现一种勇敢和冒险精神。伊斯兰教创立后，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们力求尽可能地摆脱蒙昧时期的鲁莽、冲动，以理性、智慧来认识万事万物。“《古兰经》的基本精神就是鼓励人们运用理性来认识万有存在。哲人奉行这种理性精神，运用理性考察各种证据，引入逻辑作为思维正确的保证，用以确立理性的信仰。”（注：楼宇烈：《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总之，伊斯兰文化始终充斥着一种尚武精神和科学精神，它与希腊文化中“力量”、“智慧”观恰好契合，本文试图揭示两种文化契合的原因，以及各自在其民族文学中的表现。
一、两种文化契合的社会、物质基础
第一，大迁徙形成的民族。相同的生产方式、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形态，带来的必然是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机制。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写道：“现在所称为希腊的国家，在古时没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当各部落经常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侵略者压迫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土地……他们相信在别处也和这里一样，可以获得他们每日的必需品，他们对于离开他们的家乡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页。 ）希腊民族是许多不同部落人在长期的、无数次的大小迁徙中融合形成的，大约在公元前1300年，一支印欧语人南下进入希腊本土，与土著人融合、定居，并在此建立了希腊第一个王朝——迈锡尼王朝。到了公元前1100年左右，希腊北部的多立斯部落又一次大迁徙，进入希腊，一举摧毁了迈锡尼王朝。最后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随着城邦的建立，希腊又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运动。
伊斯兰教自公元七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产生后，经历了一次最为著名的历史大迁徙，从麦加迁往麦地那，为伊斯兰教的确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到公元八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建立起一个西起大西洋东岸的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的横垮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这种多民族、多部落的帝国，带来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昌盛。因此，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兴起得益于在众多民族迁徙过程中的相互吸纳、相互补充，它是一种跨越语言、地域、民族的大文化体系。
频繁的大迁徙，不易形成固定的宗族纽带，使人与人之间更易相处，种族观念淡薄，人们摆脱了种族和宗族观念的束缚，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只能是来自于战争、生产、劳动等实践活动的经验。而对这些经验的体验，人们往往需要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在实践的过程中来获得认识，从而把握规律，接近真理。经常的迁徙也开阔了人们的思路，增加了见识，提高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从而形成了更为理性、智慧的思维方式。可见，力量、睿智、理性确实是连接希腊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纽带。
第二，商业经济的发达。
希腊人很早就开始了海上殖民、海上贸易和海盗活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希腊商业经济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城邦为中心的希腊社会的商业性特点，当希腊向文明社会过渡时，商品经济一直成为希腊经济的主体，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外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希腊半岛地处地中海北部的亚热带，境内多山，缺少平原和耕地，但却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手工业、酿酒业也很发达，于是商品交易成为最普遍的行为。生产者不断创新、生产更好的产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来积累财富。而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交换的阶层——商人便应运而生。商人在希腊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拉伯民族本质上也是一个商业民族，由于半岛土地沙漠化，绝大多数地区不宜农业生产，又因为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地带，给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便利的条件，所以，阿拉伯人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传统。据历史记载，巴格达曾是一个同世界各地进行联系的航运中心，一个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在几英里长的码头边，经常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世界各地的商品都运来这里交易。与之相适应的是社会上浓厚的重商风气，当时流行于社会的普遍心态是将能否经商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准。穆罕默德曾做过商队的保镖，他的教徒大多是商人。“历代哈里发对商人的特殊好感和兴趣在世界其它民族的统治者中是罕见的。”（注：王向远：《东方文学通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
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如果仅仅凭借地位、权势、血统是不能保证获取成功的，商人们必须要具备广博的学识、宽阔的胸襟、尤其要运用理性、智慧来求生存、发展。由于商人特殊的角色，使他们能频繁地接触、吸纳各种异质文化，从而增强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在一系列的商务活动中以更睿智、理性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二、两种文化契合的哲学基础
“智慧”在哲学词典里的定义是：“一种作出正确的判断、推理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体现为广泛的知识、理智和敏锐的思辩的深刻。”这实际上指人的一种思维能力。在希腊，“哲学”
两个词复合而成。它意味着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希腊人赋予这个词以特殊的含义，即为了真理本身而去追求真理。那么哲学家则被视为热爱智慧、追求真理的勇士，哲学则被视为智慧的结晶、一门宏奥玄深的学问。哲学家们推崇的最高生活理想是思，是永不停息的思，因而有人说：“希腊城邦公民的主要生活不是吃喝劳动，而是聚在市场上、法庭里——论辩。”（注：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赫拉克利特认为“好好思考是最大的美德和智慧”； 早期希腊哲学家经常致力于思考、探索万物的始基或本原。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究到了人类学时期（苏格拉底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宇宙论时期的结束，人类学时期的开始）已延伸到了对“人”自身的思考。苏格拉底开辟“‘认识你自己’、‘人’、‘人类社会’等新领域，成为后世哲学家们所追寻的最大智慧之一。”（注：宋洁人：《亚里斯多德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到了亚里斯多德，他提出：“求知是人的本性，‘热爱追求智慧’，运用思维的功能对智慧作理性的探究和寻求，这是人类一种最美好的生活方式、生存形式。”
在伊斯兰哲学里，“智慧”是一种理智的认识能力，安拉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后，就创造了智力，有了智力才能将人类从迷茫、混沌和蒙昧中解脱出来，这实际上是以“智慧”为基础来构建一种人生哲学。当然，伊斯兰唯理主义哲学的建立是离不开希腊哲学思想的培育，希腊文化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古兰经》要人们尊崇“智慧”，实为倡导一种理性，在这种理性的光照下，人们才能获得探求自然、洞悉万端和感应神灵的钥匙。这种对世界的理性思考已迈入了宗教哲学的领域，一方面受神学的支配，研究神的实质、神的属性以及神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有悖于宗教神学教条的理性思辩，这种突破宗教神学的樊篱、伸向理性智慧领域的势态，不正是西方哲学中理性的、逻辑的知识和经验的成份对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吗？伊斯兰第一个希腊派哲学家阿尔·肯迪就非常推崇希腊“智慧观”，他提出了“五个原始实体”来代替亚里斯多德的十个范畴；另一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阿尔·法那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体系同穆斯林强烈的宗教神秘主义融合在一起，他认为：“宇宙能动的理性照射着人的理性，使人的理性也具有能动性，为了人间幸福，人必须力求和能动的理性结合。”（注：马德邻：《宗教：一种文化现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伊本·西那和伊本·拉希德将阿拉伯理性主义哲学推向顶峰。由此可见，伊斯兰哲学与希腊哲学的撞击恰恰体现在理性、智慧观上，智慧问题确实是古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思想共同关注的问题。
三、文学——文化的载体
文学总是以审美的形式反映人的生存状况和审美追求。不同的生产方式、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社会心态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不同的观念。在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古希腊人要求生存、发展，必然向大自然索取，感到大自然和人类是尖锐对立的，人在自然面前不易把握自己的命运，因而勇猛、刚毅、善战是受崇拜的品格。宙斯之所以成为人神的主宰，是因为他握有象征自然力的雷电霹雳；普罗米修斯之所以演绎出如此悲壮的命运悲剧，是因为他将象征自然神力的火偷给人类；阿喀琉斯能成为英雄时代的“偶像”，在于他体魄矫健、勇猛善战、凶猛可畏，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而使希腊联军损失惨重。后来由于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惨死，他重新披甲参战，杀死了赫克托耳，并将其尸体拖在战车后狂奔泄愤，他甚至还杀死了十二个贵族来为好友陪葬。在阿喀琉斯的身上体现了古希腊英雄时代的“尚武”精神，他一降生，他母亲就预言他有两种迥异的命运：一是过平和的生活，尽管一生碌碌无为，却可获得长寿；一是投身战场建功立业而早死，无法享受天年。但阿喀琉斯毅然违背母亲的意旨而选择了后者，充分表现了古希腊人的价值追求。俄底修斯之所以得到神的眷顾，除了他在海上以坚强的意志、卓绝的智慧与各种象征自然力化身的妖魔鬼怪展开周旋与抗争外，还在于他勇于仇杀觊觎他家产、纠缠他妻子的“求婚者”。由此可见，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以战争和掠夺为荣，把勇武、好战当作一种值得炫耀的精神，并以此来伸张自己的勇力和智慧。
希腊文化不仅创造了一个“力量”的世界，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智慧的世界。爱理性、爱智慧、喜欢用脑、乐于动手，这是希腊方式所独具的特点。希腊人种植的最美丽的花朵就是智慧之花，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至今仍主宰着西方世界。在理性、智慧之光的照耀下，希腊人创作的雕塑，完美无比；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戏剧，美妙绝伦，享誉世界。所有这些物质及精神财富都得益于理性、智慧。希腊人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合乎理性观念的基础上。在希腊，思想家是不受约束的，希腊学者是第一批崇尚理性、智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热衷于用自己的头脑来进行思考、质疑和寻找事物的来龙去脉，希腊神话的英雄个个都是力量与智慧的化身，他们在与自然搏斗中，尽显辉煌。《荷马史诗》中“木马计”的策划者——俄底修斯是希腊文学中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这位伊大卡岛的国王以足智多谋、坚毅果敢著称，他用“木马计”攻陷了特洛亚城，取得了这场历时十年的战争的胜利。后来在回家的途中，独眼巨怪的残忍、女巫喀尔刻的狡猾、太阳神报复的可怕都没有击倒人间智者俄底修斯，他运用自己的智慧，不仅躲过了他们的袭击，而且还带着大批财产回到故乡。俄底修斯的睿智连智慧女神雅典娜也为之叹服。这寄寓了古希腊人对人类智慧的昂扬信念。一部文学作品在一个层面上是语言；在另一层面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面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文学寄寓了作者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思索，因而也隐含着深层的文化意蕴。尽管人类的文化千差万别，但在某些层面上总是相通的，歌颂力量、勇武、崇尚智慧、理性正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阿拉伯的文学是阿拉伯民族精神的载体，它向我们展示了阿拉伯民族文化的心理和行为现实，形象地演示了阿拉伯人是一个善于学习、求知欲旺盛和最能消化外来文明的民族，阿拉伯的诗歌、散文、小说，将阿拉伯人的勇武、尚义、忠诚、冒险和复仇的气概渲染得淋漓尽致，表现了一种粗犷、豪迈、原始的野性美。《安塔拉传奇》中的安塔拉，这个游牧民族的理想英雄，尽管带有黑奴的血统，但他却有超群的武功，因而被塑造成部落的象征和保护者。书中将安塔拉的传奇经历与一个接一个的战斗场面融合在一起，在浓郁的血腥气氛中来突出安塔拉的勇敢、冒险意识，从而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蒙昧时期阿拉伯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性格特征。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商品交换、商业活动的兴盛，对金钱的追逐进一步推动了阿拉伯人的冒险行为，社会民众为追求最大的财富而不惜生命。《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叙述了商人辛伯达七次冒险远航的经历。出生富豪之家的辛伯达由于挥霍无度，很快将父亲的遗产挥霍殆尽，于是他一次次地投身于航海冒险事业，每一次冒险都险些送命，但他凭着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运用智慧和力量去顽强搏斗，从而一次次战胜敌手，摆脱了困境。在伊斯兰的审美世界，以智慧为特征的人格美比比皆是，穆罕默德是一个唯安拉旨意是从的具有完美品德的圣人，他聪慧过人，智力非凡，感觉敏锐，虽然目不识丁，却能传授那么丰富的知识，聪明睿智是美德的源泉和核心，一切学识均来自智慧。阿拉伯的文学作品中，当神力与人智进行较量时，更多的是赞美人的智慧与才能，善良的渔夫依靠智慧制服了凶恶的魔鬼（《渔翁的故事》）；马尔基娜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处死了强盗，显示了惊人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霍加·纳斯列丁运用智慧捉弄了贪心的邻居（《锅死掉了》）。机智战胜狡诈，聪明战胜淫邪，智慧战胜愚蠢。这种以理性为高、以智慧为美的观念，成为伊斯兰世界所追求的审美理想。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层面的，其中能够提供历史的智慧和思维的启迪、展示精神的追求和人生的哲理的东西，是这个民族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希腊文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核心，其全部的精神可以说是一个力量与智慧的世界；而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则代表着东方文化，但特殊的地理位置，又使这一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长期交汇的明显痕迹，“尚武的精神”和“睿智的思维”就是两种文化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