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形态和现象的形成研究与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形态论文,现象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3-0116-06
研究相关文学理论形态与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有论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大致都可以区分出历史解说与思想重构两个方向：前者着眼于分析传统的形成，或者说致力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则致力于揭示传统的普遍意义。当然，价值或思想重构是相对于历史解说而言的。不过，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也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时倡导进行“内在理路”的解释，它意在从传统文本中显示的问题入手，探讨思想史中观念与方法的承继与变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方面着眼于社会历史背景，注重对思想的意义做外部解释；此外，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入手，把社会科学训练引入这一领域，从而给历史解说带来了新的活力。①笔者以为，如果把第二种方式（它包含着对马克思理论方法的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或者说对之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往深处开掘成社会历史研究法，那么，就某一文学理论形态及理论现象的形成问题的探讨同样可以采取以上三种方法。当然，这三种方法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本文即以文学主体性理论为例，讨论这一文论形态与现象的形成研究与如上方法的选择问题。
一
事实上，国内文艺学界以往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问题——研究者们一般没有注意到这一理论在提出之后它在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构成深刻的互动关系中而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或者说，这一事实并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的习惯性历史解说大致即是采取笔者在上面所提及的三种研究方法中的前两种路向。至于有的论者在进行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问题的历史解说时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两种路向以及他们的解说是否深入或者说是否存在问题，笔者不予评价。但为了对它们展开适度而合理的解释，在此，我们的讨论可以结合对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以及马克思主张的文学研究方法及其相关问题分别作简要的阐述来进行。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是在其祈望自己对清代思想史作出与以往主要从外缘因素来讨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做法存在迥然差异的“新”解释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考虑到清代思想史研究的现状，需要对清代思想史重新加以解释。在余英时看来，在他之前的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类理论：一是反满说，这是政治观点的解释；二是市民阶级说，这是从经济观点来解释的。“无论是政治的解释或是经济的解释，或是从政治解释派生下来的反理学的说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②。他赞成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即认为思想史本身存在其生命和传统。而这个生命和传统的成长并不是完全仰赖于外在刺激的，因此单纯地从外缘方面来解释思想史不够完备，也不能令余英时信服。由此，他主张，研究思想史时，在关注外缘因素之外，还要特别探讨思想史的内在发展。余英时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出新问题，如此流传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③余英时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的基本立场就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余英时强调，他的研究采取“内在理路”说并不是要把它与“外缘影响”对立起来，更不是要用前者来取代后者；“内在理路”说意在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当然，这种自主性又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坚持认为，思想史研究如果仅仅从外缘入手，而不深入其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④
笔者注意到，有不少研究者在对文学主体论形成问题的探讨上就大体采用了揭示其内在理路的做法。杜书瀛、张婷婷著文认为，文学主体论的提出存在其哲学来源和文艺学自身的历史脉络：“80年代中期刘再复及其同道所宣扬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就其基本内容、主要精神、理论指向、思维模式等而言，可以说是李泽厚哲学主体性和美学主体性思想在文学领域里的具体运用，只是多了一些文学家常常喜欢流露出来的文采和掩饰不住的情感色彩，个别地方甚至有些‘艺术夸张’”；“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出现不但有其哲学的来源，而且就文艺学自身历史来看，也有它自己的发展理路——它是近代以来‘人的文学’和‘文学是人学’话语发展和深化的结果，是与‘人的解放’、‘人的觉醒’相联系、相伴随的‘文的解放’和‘文的觉醒’的结果。主体的呼唤、回归和展现，是一个由潜在到显在的历史过程”⑤。尹昌龙把刘再复的主体性思想看成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人”的话语为核心的一整套叙事的一部分。他挖掘出百年文学历程中以“人”的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知识谱系。在他看来，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与“五四”文学有意识的对接，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话语在复归之中的对接。尹昌龙认为，人道主义文学话语在新时期得以恢复并逐步成为主流话语是依靠两条有效的途径而达到的：其一是从内在性角度对这一话语加以丰富和完善；其二就是从主体性角度把这一话语推向极致。当然，这两条途径同时也相互印证和促进。主体性话语的代表性发言人无疑是刘再复。“刘再复从‘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出发来阐明文学的主体性，实际上就表明了他的理论努力，即把文学和人联系起来考察，把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主体性加以贯通，这也可以看作是前此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继续”；“从现代文学的‘人的文学’潮流到当代文学的‘文学是人学’命题，再到‘文学的主体性’论纲，形成了横贯20世纪的‘人’的话语的知识谱系。”⑥
从思想承接上的“内在理路”来揭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产生利于最便捷地把握其思想渊源以及文艺学自身知识的发展脉络；显然，这样的研究路向的确立和运用是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但是，这似乎仅仅探讨了文学主体性理论赖以产生的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基础，而对与文化基础有着密切关联的社会基础却关注不够；而且，我们更为需要注意到的是，如上所简要指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在提出之后，其成长为一种理论现象事实的问题并没有有效而明确地进入这一研究路向的视野之内。
二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其唯物史观进行了经典性表述。其中，他这样说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任何文学现象的产生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存在的，因而，对文学现象的形成的研究必须结合它得以出现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进行。但是，马克思这种由以上原理所开创的文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研究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仅局限于对相关文学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作简单揭示，而是更意味着通过对文学“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引申出变革现实的革命性结论。⑧变革现实是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诉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⑨；在随后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⑩基于此，即依据于对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法丰富、深刻蕴涵的挖掘和体味，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对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及其作品的有关评价。
由于社会情势的变化，也由于受到自身理论视界的制约，一些研究者在运用马克思的以上文学研究方法进行问题的探讨时，往往更主要的是直接诉之于对问题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习惯于对思想的意义做外部解释。尽管这种方式自有它的存在价值，但不能不说其中表现出了一种对于马克思思想进行简单化理解的理论动向。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在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形成进行研究时，我们可以首先考察这一理论提出的社会历史背景，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带有集体意味的主体论氛围乃至广阔的主体论的社会心理的滋生和凝结，但更应该把这种考察和关注与分析文学主体论的思想类型、它对于改变社会现实存在一种潜在的理念诉求等方面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是对单纯地揭示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的内在理路的方式的有力补充。事实上，有很多研究者就从分析这种理论得以产生的一般历史状况出发来展开自己的阐述，也有论者在主要探讨文学主体性理论及其知识谱系之间的内在理路的同时略微表现出对它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关注。此不举例。应该说，这一研究路向是延续了马克思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思想的，尽管论者们各自的研究进行得是否深入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注意到，余英时特别指明，他倡导“内在理路”研究法，并不是排斥外缘说，而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学术思想的动向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因此，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研究着重点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审慎地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且，面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揭示其内在理路或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这两种方法有时还是可以一并加以运用的。
其实，如前面所隐约提到的，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来看待诸如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形成这样的问题是当代文艺学中的惯用方式。众所周知，社会历史研究法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界一度出现过十分兴盛的景象。这一景象的出现，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形成性影响之外，也与我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密切相关。从社会历史视角看待文学问题的做法，在先秦时代即已存在。《尚书·尧典》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1)尧在对夔的训示中流露出来的思想表明，他要求文学艺术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以使被教化的人们凝聚成一体。孔子确认《诗》可以兴、观、群、怨，也是因为他认识到文学可以产生深远的社会效果。先秦诗学中这些观点的出现是以中国古代重实行、功利和伦理的思想传统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后人采用孟子的“知人论世”研究法，在“论世”时，注重考察作家、作品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而且其中更为重视的是具体的“世”的政治、伦理、实行等功利内涵。这使我们注意到，历代文学研究中强调社会历史研究法的运用事实上蕴含着一个实用的、功利的意图，即期待和强化文学能够在伦理道德等方面更有力地影响人，进而以之影响乃至改造社会。尽管具体的价值观和对未来社会图景的理解等方面都存在根本性差异，但就其对文学的功能要求而论，它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马克思的文学研究方法是存在相通(12)之处的，甚至在运思方式上还具有一致性。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极度变故，这种古代方法论传统更得以强调和运用，因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尤为要求文学研究注重挖掘文学特有的影响人和社会的力量。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起始部分如是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3)
在此，梁启超从文学与人生、社会之间的关系视角入手，把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看成是“支配人道”、新民和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具有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以上所说的它与马克思文学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相通性，甚至是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性，更为支撑了建国之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历史研究法作为主导性文学研究方法的确立。由此，我们也就看到，社会历史研究法的主导性地位之所以在中国当代文艺学界得以确立，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省察，实际上也是存在着其发展的内在理路的。
三
如果把一种理论看成是一种知识，那么，揭示这一知识得以形成的内在理路或者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主要探讨其“出场”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对于改变现实的理论诉求，并不能把一种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完整地纳入研究的视野之内；而这，正是知识社会学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当某一理论，如文学主体性理论，由于其影响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随之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时，更有必要采用知识社会学方法来对它进行研究。
尽管有论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14)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然，曼海姆认为自己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会思想学说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中，曼海姆发展出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曼海姆持论，知识社会学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它力求获得对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理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在于人们努力发展那些在现代思想的危机中已变得明显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联系，尤其是发展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社会联系，将它们作为自己适当的研究领域。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认识论，而是努力修正它，因为这种认识论没有充分考虑思想的社会性质。(15)对于曼海姆而言，从根本上说，知识社会学作为理论，就是一种关于实际思维受社会或存在决定的理论。他强调，实际思想的出现，在许多关键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超理论而非纯理论因素的影响。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认为思想的改变只能在思想的层次（内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这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曼海姆认为，这种旧方法妨碍着我们认识社会进程对思维领域的渗透。(16)此外，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马克斯·舍勒一样，他也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既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在其知识的发生学研究中，曼海姆是重视对思想主体的考察的，他说得明白：“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17)；当然，曼海姆也认识到：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一个人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其深刻洞见的基础。(18)
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19)曼海姆研究专家A.P.西蒙斯曾在其题名为《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著作中花了较长的篇幅对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过专门研究。(20)因而，当我们在上面简要阐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时，也讨论到了他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特征。R.K.默顿指出：“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21)曼海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有关思想，始终都从讨论其存在基础出发。显然，当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方法时，他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其实，德国历史主义也是曼海姆创立其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向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学主体论自被刘再复提出之后，学界即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由于这一知识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之间深刻的互动关联的推动，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为了一种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来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由此，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显然，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通过上文主要是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及其方法论特征的简要揭示，笔者认为，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总体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出场”的存在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两个维度，(22)揭示它们对时代观念的制约及其对文学主体论得以现实化的推动。第二，从第一中分化出来，关注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个体主体）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重视刘再复的这一定位和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这样，我们会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刘再复在前人理论构造（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的当代确立和哲学领域里的主体论问题讨论等）的基础上个人理论“突围”、扩张的结果；同时，作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国社会普遍兴起的对现代性价值诉求的运动过程中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因而也就是历史的产物。由此，特别是从刘再复的在集体目的规约下的思想选择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在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较为自觉的现代性价值认同。第三，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入手，考察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为一种理论现象的有关问题。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着眼，我们能够认识到，20世纪40至70年代知识语码的构造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而随着这之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知识语码的构造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知识语码的重新编织而构成的主体论知识转型无疑成为了80年代生活世界的内在需求以及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学主体性思想正是在这一知识语境以及由此而萌生和日趋壮大的社会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当然，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其中至少同时还涉及对受存在制约的知识的功能的研究，这些功能既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也是对知识“力”——它推动某种思想潮流的兴起甚至是导致社会现实的被改造——的极好证明；由此，即从对知识功能的关注和强调中，我们进而可以从知识社会学方法入手完成对现代知识对于社会的“塑性”乃至控制的一个向度的阐释与理解。(23)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具体文学对象的研究中，不同方法的运用，是完全可以对之得出一些差异性的理解的。显然，这对于有效地拓展、丰富和深化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陈少明：《从庞朴的“智慧说”看中国传统的价值重构》，《学术月刊》1997年第10期。
②③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25页。
④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自序”第2-3页。
⑤杜书瀛、张婷婷：《文学主体论的超越和局限》，《文艺研究》2001年第1期。
⑥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11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⑧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75页。
(11)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第83-84页。
(1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论及的中国历代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历史研究与马克思文学研究方法之间的“相通”性是仅就它们对于文学功能的要求来说的。笔者认为，它们都包含着一种改变或变革现实的潜在指向；当然，在这个方面二者的程度是存在差异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它们所内含着的对于未来社会的理解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13)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9页。
(14)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15)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45.
(16)(17)(18)Karl Mannheim.Ideology and Utopia: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239-240、241、239.
(19)〔德〕卡尔·曼海姆著：《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20)A.P.Simonds.Karl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106-132.
(21)〔美〕R.K.默顿著：《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鲁旭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页。
(22)Robert K.Merton.Sociology of Science: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12.
(23)对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形成问题的具体探讨请参阅陈海艳、詹艾斌《主体性文论现象形成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一文，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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