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农民工城市认同的道德冲击
伍 麟 曾 胜
摘 要： 认同感作为个体心理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中不断被反思性建构。城市认同除了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个体特征的影响外，也与社会道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前赴后继”的城市流动中，在社会阶层上行与维持的博弈、抗争之间，青年农民工在复杂城市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新的规则语境，需要在自我中心和社会合作之间需求平衡与互补，他们的心理韧性不断经历激烈反复的考验，道德的自觉认同和维系不断经历着撕扯和冲突。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的生存场域变迁及个体化趋势带来道德意识、道德标准、道德内容逐渐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认同 道德冲击 道德意识 道德标准 道德内容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16934万人[1]，占2016年流动人口的69%，相当于每10个流动人口中就有7个流动农民工。2016年农民工占总人口的13%，相当于每8个人中有1个是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2]在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的过程中，理解青年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成为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流动时代的城市认同与道德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城市范畴内“认同”的缺位，我国学术界逐渐开始关注“城市认同”。2006年之后，学界对城市认同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广义上讲，城市认同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文化、市民价值及其市民群体的日常运作逻辑等的赞同、认同、渴望与同化，也是流动人口将城市文化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和评价标准，对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总体印象和各方面评价[3]。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认同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方面，流动农民工群体天然弱势，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同城市群体相差悬殊，他们难以逾越阶层的鸿沟而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少数城市群体“妖魔化”和“边缘化”农民工，农民工选择忍气吞声，生活举步维艰。为了在城市生存，农民工大多从事“苦、脏、差”的劳动行业，早出晚归，居无定所，难以形成城市“归属感”。从现有研究看，学界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考察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比如：李培林等人认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会阻碍其社会融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于流动农民工城市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4]；王春光认为，我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影响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重新建构超越城乡之上的社会认同[5]；蔡禾等人认为，流动农民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能力、对制度压力的感受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网络状况都会对他们的城市认同产生影响[6]；褚荣伟等人认为，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存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基础的能动性限制，城市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个因素的影响[7]；吴玉军等人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者话语的形塑、外在的制度限制、价值观念的现代性转换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认同困境[8]。
在我们看来，现有研究虽然从制度、经济、社会等角度对城市认同进行了探讨，但仍然缺乏从道德、文化、心理视角来动态探讨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农民工进城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移居城市，也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更是农村流动人口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9]流动性时代是全新的、颠覆性的，它存在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原先固定的、有序的生活向流动的、无序的生活转变。传统社会是一个“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熟人社会，儒家文化、威权统治等系列规约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差序式”关系格局。现代社会是一个“点头之交，形同陌路”的陌生人社会，结构的破碎与网络的耦合使社会关系存在模糊地带，人们在“陌生”的地域中工作和生活，形成业缘、学缘、亲缘的“倒差序”关系格局。流动性时代的“结构断点式”“网络碎片式”以及“风险未知性”使整个社会充满挑战。这一颠覆式的变化使得流动农民工建立起城市认同较为困难。费孝通说过：“传统社会里所有的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而村庄这个亲密社群也就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非常近，这网络的每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10]现代城市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在城市空间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依然附着道德因素。城市认同除了社会制度、社会网络和个体特征的影响之外，它与社会道德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的力量来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流动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涌入的过程中，其道德意识、道德标准、道德内容都逐渐发生变化，这三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农民工的城市认同。
本文在研究消费结构问题时，尝试运用Moore值测度消费结构变动。本文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关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分类方法，将居民的消费支出直接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八大类，在此基础上，计算消费结构变动Moore值，公式为：
二、分化的道德意识冲击城市认同
由于市场竞争、精英聚集、技术创新、经济生产、创意文化、物质消费、休闲娱乐等多重因素叠加，城市呈现出“社会加速”、生活景象快速替换的变化世界。城市加速发展推进的现代化过程冲击着城市中的个体对于自我、文化和社会的认同，更冲击着来自农村的域外个体。城市的时空结构完全不同于农村，虽然城市提供给农民工一些社会流动的机会，但城市敞开给农民工社会阶层上行的空间非常有限。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的社会移动，农民工社会上行的未来愿景始终是强烈的，美好生活的目标在自己身上不能实现的话，在下一代身上也要希望实现。“当前中国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农民大多数是愿意进城生活的，只要有进城条件，农民家庭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进城去了。”[11]在“前赴后继”的城市流动中，在社会阶层上行与维持的博弈、抗争之间，农民工的心理韧性不断经历激烈反复的考验，道德的自觉认同和维系不断经历着撕扯和冲突。
“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2]。如果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较的话，传统社会高度同质性的以“机械团结”为主的社会结构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变为高度异质性的以“有机团结”为主的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解构与建构过程中，也意味着由传统社会的强封闭性和低流动性而导致的道德意识单一性向现代社会的弱封闭性和高流动性而导致的道德意识多元化转变。道德是外在规范和内在德性的统一，道德意识则是对二者的认知与反省[13]。从道德意识层面来看，农村更多具有单一的道德意识形态，而城市更多具有多元的道德意识形态。道德意识的变化必然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村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农村传统社会结构较少受到现代性的冲击，道德意识形态稳定单一；相反，城市社会结构则较多受到现代性的冲击，道德意识呈多元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的生存场域变迁及个体化趋势带来道德意识观念的碰撞。
在社会控制力宽松和社会凝聚力分化的现实面前，个体“精明”有充分表达的空间和尺度，出现个体过度精明现象。个体过度精明现象即使有一些自然基因的显性表达，但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个体过度精明显然主要是沉浸在某些特殊社会系统当中的结果。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消解了传统权威的集体表象，生活的风险急剧扩张，由此伴随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显著社会现象是个体的精明化。在城市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活跃，商品与服务的消费享乐成为人生成功的重要目标，往往只有超出了透支限度才能抑制个体过度消费享乐的趋势。不可避免的市场竞争环境总会存在一些利益受损的失败者，他们的目标没有实现，内心的满足感落空，更容易放大环境中的不平等因素，学习如何变得更加精明的动机愈发强烈，行为更加主动。广泛出现的个体精明化的社会心态也有一定的好处，可以增强社会活力，改变对一些不合时宜的社会规范的被动顺从，唤起改造固有制度安排的共同意愿，敢于策略性质疑权威盲从，善于利用有限机会，充分展现人的主体性。效率至上是城市发展和运行的必然目标。在许多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比较下，社会自然塑造出榜样型的示范价值观。从社会关联的角度看，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不是个人心灵的自然结果。社会的特殊性或者说社会某些方面的缺陷导致了一些个体的特异性。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和个人心灵之间的派生关系可以从道德的角度进行理解。
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失范现象在媒体报道语境中频频亮相，显示社会目标与社会手段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狭隘的社会手段无法契合社会目标的美好要求。随着城市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仍将不断拓展。这种不可逆转的带有强制属性的劳动分工在诸多方面对于社会凝聚力提出挑战。在传统社会联结不断消解、旧有集体权威日渐崩溃、新形式的社会联结尚不成熟的时候，社会往往滋生诱发种种不恰当“社会智能”① 社会智能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主要指在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领域，为了应对周围环境提出的要求，个体具有的认识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智能的普遍定义是：在人际交往情境中理解人（包括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以及在这些理解的基础上做出适当行为的能力。 的风气，既躲过以往集体表象的道德控制约束，又利用有机团结暂时空缺的道德控制漏洞。社会智能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所具有的适应生活环境、进行人际交往、参与社会活动、内化社会预期、认知他人情感等方面的能力，体现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创造过程，这当中抽象推理能力、学业成绩表现并不是主要方面。在现实情境中，个体的社会智能决定着其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的胜任能力、合作意识和灵活态度，而它们构成个体观察和应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青年农民工在复杂城市生活中不得不面对新的规则语境，需要在自我中心和社会合作之间需求平衡与互补。
中国城市内部原有“单位制”所体现的职业长期稳定的特征已经渐行渐远，职业代际传承的机会和传统日趋消失，工作技能与专业知识的更新与学习日益强化，工作岗位的短期化和频繁更换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生活体验的角色转换和多重任务也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为了应对城市生活对个体适应性、灵活性和流动性提出的要求，在诸多社会要素不充分的情况下，农民工一方面为了应对来自外界的生存压力，需要学会敏锐感知身边工作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尽可能利用原来“熟人”村庄的人际资源，凝聚为一种重要的团结力量，共同化解陌生城市的工作挑战和负担。另一方面，像城市市民一样，农民工也每天经历着时代精神对于自己生活的影响。“农民工尽管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境遇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却是一个在社会态度上甚为积极的群体。”[15]市场化进程中越来越培育出农民工个体主义的时代气质，市场经济的劳动分工和利益交换从社会结构、运行制度与心理习惯等方面都强力构造出以“个体”为中心的城市生存法则，孕育出势不可挡的个体化观念和潮流，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城市认同显得较为迟钝。
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理论，社会的劳动分工产生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种形式。在劳动分工简单、粗糙的传统社会，群体通常以机械团结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只有极少数精英才能够个性化地进行社会展现，绝大多数个体的个性往往湮没在强大的、服从式社会联结当中，孕育个体道德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社会联结的规范约束。而这些社会联结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或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逐渐复杂、精细和广泛，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执行着各自专门的功能，彼此相互依存，以有机团结的形式组织在一起，共同保持社会有序高效运转。在有机团结的社会，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会依赖度空前强烈，但个体的个性化程度却更为自由。然而，新的社会时代在劳动分工的推动下，一系列渐进式的结构和制度变化不断呈现出来，传统孕育个体道德的力量难以适应个体和群体之间复杂的互动系统，创造社会凝聚力的手段无法单纯依靠旧式集体表象高压之下的服膺顺从。“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生活必须得到规定，必须提出它自己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扰乱经济生活的冲突才能得到遏制，个体才不至于生活在道德真空之中。”[18]道德维度上的个人解释、个体表达以及个性张扬经常阻碍社会实现有机团结。在社会有机团结一时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传统社会联结的效度又出现衰减的情况下，劳动分工导致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间距化、陌生感日趋凸显，利己主义和自我中心在实际生活中比较常见。
三、模糊的道德标准淡化城市认同
摘 要：中职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技术人才的基地，中职教育的教学质量决定了学生的就业能力。中职物理是中职学校普遍开设的一门文化基础课，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理性思维科学，对于学生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在物理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浓厚的物理学习兴趣？离不开教师的教育教学智慧。
(d)在建立的优化模式库里，以洗后浆产量最大、纸浆洗涤过程清水加入量最小为目标，对稀释因子和操作参数进行寻优。
大量农村男女青年“背井离乡”已经不再是以往那样的被动、悲壮，而更多表现出主动、自由的色彩。个人劳动能力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重要基础，城市残酷的生存法则已经在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中教育了农民工，他们个人的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和增强。在不同地域之间的流动生活，且社会保障还时常“支离破碎”的情况下，农民工也清醒意识到自己是生活道路的“主人”。以婚姻为例，这些青年农民工的婚姻对象已经不再限于传统乡村地域的身份约束。尽管“同村”“老乡”依旧发挥着婚姻建立上情感联系的天然优势，但空间身份的同质性开始大大弱化。以往传统农村缺乏社会流动，村落环境封闭，农业生产力也较为落后。在婚姻过程当中，男女双方很少有较长时间的交往经历，也很少是出于纯粹或浓烈“爱情”的因素组合在一起。在此种情况下，农村女性青年的婚姻更多像是完成一种人身“依附”的再转移，从父权主导的出生家庭转移到夫权主导的姻缘家庭。尽管这点并不完全决定双方在未来长久生活中的幸福，甚至长时间来看这种婚姻组合的双方有更大程度的婚姻满足感，但是这种被动的婚姻选择在起点上是非“个体化”的。然而现在农村青年婚姻在起点上男女双方是“个体化”的。他们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包括虚拟网络资源寻找、确定和更换性伴侣。虽然也有在父母长辈搭线、撮合、安排之下的男女“相亲”，但父权主导的命令式婚姻组合已经非常少见。农村女性青年对婚姻的选择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从“依附”到“自由”[14]。这种个性释放、个人自由、个体幸福的婚姻生活理想会继续延伸到婚后的私人生活，并在私密化的家庭生活空间淋漓尽致地展现。
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设施让农村人口能够相对自由地在数量众多的中国城市之间流动，在需求旺盛的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机会。虽然少数人心理上有一些被动离开农村家乡的无奈，但更多数人怀揣着创造个人价值的愿景和梦想来到城市。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工作劳动强度大、劳动纪律严、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他们承受心理负重，压抑个性释放，当然也很可能会实现在农村暂时无法得到的经济回报。绝大多数农民工来到城市之前，已有“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也普遍接受“幸福是创造出来”的观念。在城市生存下去需要个人奋斗是农民工群体的共识。这些农民工离开村庄来到陌生的城市之后，需要再造和重构全新生活环境中的社会关系，搭建新的社会网络，建立新的社会资本。然而，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空间狭小、工作环境封闭、机会境遇变动，加上个体能力和适应力的局限，农民工在重组与再构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时常常困难重重，这些城市生活“安身立命”的社会要素在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极为缺乏和脆弱。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无力或者没有机会营造这些社会要素，让它们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出缓冲内心焦灼和支撑艰难前行的动力。另一方面，勉强营造起来的一些社会要素在某些力量的冲击之下又容易分裂，难以具备成熟社会要素所应有的延展式活力。
青年农民工通过社会学习，能够快速接受和适应城市流行的信息文化。在发展经济目标的推动下，中国城市生活的丰富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城市能够为人们提供眼花缭乱的消费、娱乐与休闲的场所和机会，外部呈现出的可以体验世界大大超过了个体有限时间、精力和资源所能够去完成体验的阈限。然而，城市信息文化不停地传递出个体生活体验最大化、极致化的价值取向，无缝隙、无间距地推崇和散发着“紧紧跟随”和“充分展现”的生活态度。此外，信息化技术从物质条件上创造了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最大程度摆脱时空羁绊的方式，让所有个体能够有入口相对平等地参与网络世界的意见表达、情感关联和娱乐狂欢等。信息文化对于城市个体发挥着强大的观念动员和行为引领的作用。现代城市的信息文化明显不同于传统村庄的叙事文化。虽然在中国现代化变迁当中，一些村庄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公共生活逐渐退缩，乡村生活的叙事文化也趋于暗淡，但毕竟在长久地域的集体记忆之下，村庄生活世界存在的本体空间仍然发挥出一些叙事文化的乡土气息。相比之下，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当中，城市生活叙事文化的本体空间几乎被压缩得无影无踪。从历史的角度看，叙事文化中生活主体在相对固定的环境里，有着较长时间的公共生活、较厚重的共享经验，凝练出具有地方性共识的集体记忆，生活世界的嵌入感、归属感、仪式感、整体感、持续性、周期性等表现得都极为明显。然而，快节奏、原子化的城市生活迅速剥离了叙事文化的历史时间基础，信息文化主导了城市生活世界的本体意义。许多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不是立足于历史时间基础上的公共生活，也缺乏嵌入式的地方性集体记忆。这些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依托资料与符号的交换，使得信息文化主导的生活世界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流动”“短暂”“手段”等特征。交往和活动对象以某种去嵌入的主体间性完成即时的社会任务，并不追求也难以实现能够融入集体记忆的充分归属感。社会仪式感正在失去往日荣耀的光环，人们不再看重借助社会仪式去营造浓烈的“社会在场”氛围。只要能够实现个体目标、愿望和价值，持久的联系、集体的叙事、共同的历史已经不那么重要。例如，一些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男女早已卸下世俗的顾虑，在没有经过婚姻仪式或者只办了简单的婚姻仪式就开始家庭形式的生活，并不在意一定需要隆重的婚姻仪式才宣告两口子正式开始家庭生活[22]。
四、边缘化的道德内容弱化城市认同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对农村的一些习惯和传统开始出现不认可，甚至持批评态度。”[21]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之后，“熟人”村庄由于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出，旧有的村落权威、传统的村序良俗、既有的道德民风必然缺乏共同性的公共村庄生活和村庄空间的浸润，乡村文化的非制度化、柔性规范开始瓦解消散。中国农民具有天然的勤劳坚韧精神，具有极强的忍耐力，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也能够保证农民“可进可退”。当城市的生存机会和工作成本极大超出他们承受底线的时候，农民可以先回到农村，“居有所住”，进行一些农业生产，“自给自足”。当一些青壮年农民工的城市务工出现困难，城市认同难以建立，道德冲突的立场还没有成型，暂时选择回乡调整的时候，他们往往发现乡村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大多数农村流出人员更多是在春节这样特殊时点返乡团聚，平日安静的村庄虽然因为外出务工人员的短暂回家而“人气新旺”、热闹一阵，但是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大体表现为较长时间脱离农业生产，对土地的情感依附日渐淡化，城市生活的观念尚处磨合、冲击和接受的不同阶段，久已有之的“熟人”村庄的社会样态和精神面貌往往发生变化，“熟人”村庄也出现“间距化”趋势，呈现为“半熟人”村庄。因为技术创新和进步，利用电脑和手机进入互联网的经济成本较低，互联网建构的虚拟世界是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重要的精神依托。在紧张城市工作之余，他们熟练使用微信、QQ、抖音等网络工具，进行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以排遣空虚孤独的时光或者寻找可以对话的聊天对象。互联网虚拟世界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超出想象的丰富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便利。
在多元道德意识下，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行为界限模糊。对于农民工来说，在多元道德意识的冲击下，他们原先有效约束和规范生活的伦理道德体系崩塌，而新的指导生活有序进行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面对多元的道德意识，农民工缺乏相应的道德认知而显得无所适从，最终陷入道德相对主义。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值得鼓励与什么值得惩罚没有确切的标准，这使得农民工群体缺乏道德认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造成的“私德”为主要特征[19]；现代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更看重的是社会公共的、公开的公共道德。显而言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私德与“利国利群”存在矛盾，并且随着流动的加剧、道德建设的滞后性，这种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公共领域的“正当秩序”遭到破坏，个体无法用原有的秩序理性指导自己的公共生活。现代社会的“公德”缺位，使人们以私德取代公德来处理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私德化和私德公德化往往成为日常生活世界中交往主体同一行为的双重面向[20]。社会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遭受侵蚀，合乎价值的道德判断标准难以建立。“善恶标准”“助人为乐”等道德价值观开始重新被探讨，社会缺乏感恩意识、责任意识，这导致个体对私人领域的不道德行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道德冷漠成为常态。道德认同的缺失和道德淡漠的出现客观上构成了道德标准模糊化的具体表现，道德标准的模糊使城市的道德体系处于无序状态，公德私德化使城市缺乏人情味，人们不愿对一些人伸出援助之手，更多的是采取“看热闹”的心理。这种道德淡漠的态度更加削弱了流动农民工对城市的道德认同，心理上的隔阂也使农民工难以建立城市认同。虽然对城市抱有期待和向往，但更多的农民工存在一种“看客”心理，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对于城市的发展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流动农民工在城市扎根不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而是为了解决老人的抚养费和孩子的教育费。他们从始至终都是游行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认同更是无从谈起。城市认同对他们来说被束之高阁，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存在。
道德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善恶、对错的尺度。由于我国处于转型期，道德体系尚未完善，道德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极不稳定，道德标准不统一。社会上道德普遍主义、道德多元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以及道德虚无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盛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如此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16]道德标准模糊在转型时期表现尤为明显。在这个时代，“善”“正当”“正义”等道德范畴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不像法律条文对人的行为规范和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规定。而且由于各地区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差异，对于善恶等道德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理解偏差。社会流动的加剧打破了各地封闭的生活空间，各地道德观念的碰撞与融合，进一步造成了道德困境与道德冲突，缺乏统一的道德规范与道德机制来规范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规范，产生道德虚无主义。社会要素的结构化、制度性、不可逆的模式变化使得社会义务、社会心态和社会道德出现前所未有的、甚至令人难以相信的反常现象。“（农村）红白喜事的仪式竞争近年来已经发展到非常荒诞的程度，那就是丧事上跳起脱衣舞，演唱欢快甚至低俗的流行歌曲。”[17]作为低社会阶层的流动农民工，在高度流动的城市空间中，迷失于多种多样的、道德标准不一的道德观念，从而造成道德认同错位与行为失范。
流动农民工群体处于城市的边缘，工资微薄，收入不稳定，高额的城市生活成本和巨大的家庭经济压力，使他们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他们进城的预期期望与现实的实际状况产生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较高的社会剥夺感。流动农民工在城市常常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集中生活，由于他们有着相似的遭遇，负面的信息在农民工群体中常常会放大并产生涟漪效应。大量新闻报道农民工聚集区高发赌博、涉黄、吸毒等事件，为了生计，他们不顾道德底线，铤而走险，希望以捷径的方式改变目前不利的生活状况。近年来，流动农民工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据统计，在某监狱新犯人中，农民工是仅次于无业人员的最大犯罪群体，占到新犯人人数的40%左右[23]。如果说恶劣的生活条件是农民工犯罪的动因，那么农民工道德内容缺失则是促成犯罪发生最直接的原因，他们大多缺乏道德教化，缺乏道德认同，游走于法律边缘。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成长起来，家庭教育功能较为缺失，道德观念不健全，当面对社会上的诸多诱惑时，常常把持不住自己，从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社会生活形态的要素生成和转换负载着道德观念的变化。城市当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交换的效率优先原则主导着城市发展的目标取向。在快节奏、高频率的城市运转机制之下，劳动生产以最短的时间周期制造最多数量的商品，以营造最大程度消费欲望来制造过度的消费体验，以目不暇接的娱乐内容来烘托丰富的感官享受选择。现代社会存在两种典型的价值观：一种是消费主义，另一种是功利主义，而这两种价值观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从本质上讲，消费主义是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套有意义的文化系统和符号系统。从客观层面讲，消费成为划分价值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参照。从主观层面讲，现代人们的消费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为了表现自我或表现自我价值[24]。久而久之，当消费主义内化于个体内在的行动时，消费就成为确证自我存在的方式，人也随之越来越物化。现代社会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同时也遗留了“自利”的特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城市中，在进行经济交易或社会交往的同时，会考虑收益和成本的关系，寻求最低的成本和最大的收益。在这个过程中，却自然摒弃了“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反而更多在意的是自我利益的满足，由自我利益推向每一个人的利益路径被阻断。现代城市在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一些道德意识形态，例如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宽容仁慈等优秀道德观念逐渐淡化，社会严重充斥的是利己主义。为了保留优秀的道德价值观念，政府也做了许多努力，例如将基本道德法律化，这样强制性地使人们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但这样做的弊端在于，进一步降低了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大多数人不会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仅仅践行最低限度的道德，造成道德底线化。人们大多数时间在功利化地追逐利益、进行消费，从而来实现自我的价值。“道德底线化”使原先是从属于道德内容的“利他主义”成为美德。从本质上讲，道德是伦理的基础部分，美德是人类伦理的提升部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本体形态，而美德是人类文明的拓展形态[25]。简而言之，美德是道德更进一步的发展，由于人们的道德由“自律”转变为“他律”，造成道德追求的底线化，因此，相对拔高了原先应属于道德基本内容的一些道德观念，从而使“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等成为一种美德。这从侧面反映出，现代城市是一个道德内容边缘化的城市。人们对仁爱、利他主义的忽视，道德功利主义的日渐强盛，使道德失去了原本应当存在的高尚性与崇高性。这种对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追求，使处于城市空间的人们利己主义倾向严重，社会关系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当利益消失后，社会关系自然瓦解。因此，人与人之间从传统社会的情感性纽带转为现代社会的工具性纽带，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缺失信任，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冷漠。流动农民工流入城市后，面对这样的处境，更加难以融入城市、形成归属感，城市让他们感受到的，除了金钱之外，就是冷冰冰的人际关系。因此，在道德内容边缘化的影响下，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也呈现出淡漠化。
实验结果显示低压缺氧环境中B组小鼠迅速出现焦躁不安、呼吸加快、喘呼吸、发绀，生存耐受时间为（0.73±0.07）分钟；常压缺氧环境中A组小鼠相对平静，喘呼吸和紫绀出现较晚，生存耐受时间为（10.93±2.07）分钟。两组耐受时间经t检验统计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低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性低，生存短，常压缺氧环境中小鼠耐受时间较长。
体表面积是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得到的，药品说明书记载的表观分布容积（V d）为（0.61±0.11） L·kg-1，患者的体重对异烟肼的分布是有影响的。体重轻、体表面积小者，药物会较少地分布到组织中，从而清除得更快。亚组分析也显示，不同体表面积的患者其体内异烟肼浓度是有明显差异的。
五、小 结
流动性社会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个世界难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有农民工进城务工，但其发展的形态和发展速度远不可与现在比拟。中国用三四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道路，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壮举。中国在城市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处于“半城市化”状态。流动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关乎着城镇建设的长远发展与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建立流动农民工的制度心理、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建设，培育积极的城市认同。虽然制度、经济和社会等因素都会影响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但社会道德也会影响流动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本文从社会道德入手，认为中国社会道德存在道德意识多元化、道德标准模糊化和道德内容边缘化的处境，会从不同侧面影响流动农民工城市认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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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4-0132-08
作者简介： 伍麟，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胜，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研究”(18VZL009)。
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城市认同论文; 道德冲击论文; 道德意识论文; 道德标准论文; 道德内容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