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及其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率论文,比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投资持续增长的态势。投资增长固然有利于带动经济增长，但它同时又是引起消费需求扩张和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导因素。因此，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必要认真研究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适度比例，使两者保持一种协调运行的状态。
一、我国投资膨胀的表现特征
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定义和“双缺口”模式涵意，投资和出口＝总需求，储蓄和进口＝总供给。如果投资大于储蓄或小于储蓄，则可以分别用进口大于出口，或出口大于进口的量来平衡。由此可以定义，投资膨胀意味着投资不仅大于储蓄，而且大于进口减去出口的差额。
我国90年代前5年的统计数据恰好验证了投资膨胀的趋势。正如表1所示：用第（Ⅰ）项减去第（Ⅲ）项，证明我国的投资额大于储蓄额；用第（Ⅱ）项减去（Ⅳ）项，证明我国的投资在建规模大于储蓄存款余额；而且可以看出，我国90年代前5年的投资额也大大高于第（Ⅴ）项的差额。然而，对投资膨胀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并未取得共识。有人认为，投资膨胀只是一种“假象”，而投资不足才是“实质”。其实，正确的表述应当是：投资膨胀只是一种“表象”，而结构性投资不足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我国的投资膨胀表现为投资总量过度，而在这一表象背后还隐藏着严重的结构性反差，例如：预算内投资与预算外投资比较，预算外投资占投资总额比重超过预算内投资20个百分点以上，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项目投资比较，地方项目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而中央政府投资不足40%；基础产业投资与制造业投资比较，制造业投资无论其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大大高于基础产业投资。
可见，对我国投资膨胀的认识只有从两个层面（表象和结构）来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表象看，投资膨胀表现为投资总量大于储蓄总量和进出口差额，从结构上看，投资膨胀表现为预算外投资、地方项目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比重过大、增长过快，预算内投资、中央政府投资和基础产业投资则比重过小、增长滞缓。所以控制投资不能简单地紧缩（削减投资总量），只有实施结构性控制才能达到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
二、投资率波动及其控制标准
投资膨胀从定量分析角度又可描述为当年的实际投资率超过了正常投资率。所谓正常投资率，不可能从纯粹的计算中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目前常用的办法是，利用经验数据确定正常的投资率。例如，有人提出我国“六五”时期25.6%的投资率比较理想，因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较为稳定，且投资并未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另一些人则通过分析我国90年代前几年的投资率增长，认为35%的高投资率是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不过，理论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正常投资率有一个上下限幅度，即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保持在25—30%之间是较为适宜的。
从经济运行态势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1989—1991年跌入低谷后，从1992年起开始跃升，到1993年突破了正常区间上限，使中央政府被迫在当年下半年实施投资和金融紧缩政策，到1994—1995年又回升到正常投资率区间范围（见表2）。
从表2所列数据分析，我国的投资增长和投资率的变动具有如下特征：（1）投资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且投资增长只有在收益增长时才会出现，所以，投资的增长是以GDP的增长作为前提条件的。（2）GDP的增长或波动幅度小于投资或投资率波动的幅度，所以有人在解释主要周期时，强调投资或资本的波动的关键作用。（3）从不同时期对比的投资与GDP的增长关系看，投资增长率一般要高于GDP的增长率，只有这样才利于发挥投资增长的超前引导作用；不过，如果投资增长率超过0.5则表明投资扩张过度。（4）从不同时期投资占GDP的比例关系看，投资率保持在0.25—0.30之间可视为正常区间，0.3—0.35可看作警兆区间，超过0.35则表明投资规模已经严重失控。
根据上述标准衡量，我国在1993年度投资率超过了0.35，投资增长率也大于0.5，说明投资出现严重膨胀。所以，中央政府决定在该年度实行投资和金融紧缩政策，就是及时和必要的。我国在执行“九五”计划和2010年战略规划的过程中，仍然应当以此标准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值。
三、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器。尤其是对于落后国家或后发国家来说，无论是尽快实现工业化，或营造一个置业和吸引外资的有利环境，都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从理论逻辑上讲，有较高的投资率就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然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如何，就不是理论逻辑或计算方法所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从各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去发现和验证相关程度或比例。
以固定资产投资率为例，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978—1981年是改革初期的整顿阶段，投资率略有下降，GDP增长保持低速；1982—1988年被喻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投资率趋于上升，从而带动了GDP的稳步增长；1989—1991年是治理整顿阶段，投资率保持稳定状态，GDP增长跌入低谷；1992—1995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投资率连年急剧上升，刺激GDP又出现高速增长（见表3）。
表3所列数据实际上验证了我国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的关联性特征，其中有五个关键点尤其令人瞩目：（1）一定时期的投资率高，GDP的增长率也高，反之亦然，证明了两个参量的正相关特征；（2）当一定时期的投资率呈现由低升高的趋势，GDP的增长就会加速并达到较高水平；（3）当一定时期的投资率呈现由高降低的趋势，GDP的增长就会减速并达到较低水平；（4）如果投资率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并处于较低水平，GDP的增长也会保持相应态势；（5）从不同时期看，投资率比GDP的年均增长率要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
上述特征在国外也可以得到验证。例如日本，在1955—1960年的经济起飞时期，投资率由20.7%上升到32.6%，同期的经济增长率平均约为8.6%；在六七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高达33%，同期的经济增长率也平均高达10%。新加坡在1964—1972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1%上升到37.4%，同期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2.2%；1972—1982年，新加坡的投资率进一步提高至40%的高水平，但只是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表明，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动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根据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当高投资率持续保持10年以上，经济增长率会出现递减趋势，证明高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也有一个时间极限。相反，如果投资率持续保持一种低水平状态，也不可能指望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例如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在80年代只有20%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同期也只取得了2—4%的经济增长率。
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和我国“九五”计划要求，我国在本世纪最后5年要保持8—10%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要使投资保持在30%以上。由于投资率不管处于何种水平，只要投资率下降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相应递减，因而在现阶段不宜于继续降低投资率，应当为投资创造一个向上跃升的空间，即保持30—35%的投资率，方能取得8—10%的经济增长率。从国内外历史经验看，投资率降低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低1—2个百分点。所以，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当重视投资率的正负关联作用功能，尽可能避免使投资率降低而给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表1 90年代前半期我国投资与储蓄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人民日报》1996年3月21日。
表2 中国90年代前半期投资率波动情况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人民日报》1996年3月21日。
表3 1978—1995年中国投资率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
投资率变动（%）投资率变动 GDP年均
时期
起点期终点期趋势（%）增长率（%）
1978—1981
29.9 25.6
－4.3 6.9
1982—1988
27.3 31.6+4.311.4
1989—1991
25.5 26.7+1.2 5.7
1992—1995
32.1 33.7+1.613.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