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_可持续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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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未来问题辩论中的关键问题。经济增长的矛盾状况随着生产与消费规模、工业化程度和人类经济活动带给自然环境的负荷以及经济生活中的技术革新而不断加剧。与此相应的是评估经济增长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新自由主义者成功地减缓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对经济增长进行批评的势头,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他们把对环境的要求包容在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的构想中。实际上在这方面几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对新自由主义关于大力推进经济增长的构想进行分析批判后发现,其中心观点如下:

□忽视以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为取向的经济增长过程需要课以社会税。与所有的经验和环境问题的尖锐化事实相违背,他们的出发点是:不用决定性地改变刺激手段(课以生态税以改变劳动对自然的经济负荷),也不用加强国家调节,“有创见的企业主”就会节约所需要的资源和减少环境污染。

□无视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经济动力不可能持续地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出口盈余上,加速经济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大众失业,实施高增长的经济政策会使生态危机更加严重。

□认为建立国际协调的环境保护政策,在欧盟中进一步重视环境的要求,这些倡议实际上是多余的。

□用于企业经济的考察方式被引入国民经济领域,认为降低成本,即降低工资和环境成本就是改善经济增长的条件,而不去重视与此相关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工资的降低会导致整个经济需求的减少。在环境保护方面企业投入较少,这就意味着,从整个经济来看,国民总产值就会减少,从长期来看,环境条件的恶化将扼制经济增长。

本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批判

在战后的25年间,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一个特征就是高速发展经济。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率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扩大出口也无法补偿的国内市场的需求疲软和日趋增长的过多积累。80年代初以来,实际的劳动净收入徘徊不前。与此相反,战后的那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与大众的收入和消费的可观增长,也就是与国内需求和积累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的宗主国曾有过充分就业。在60 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到1974年),西德的失业率一直低于2%。

在罗马俱乐部(1972年)的第一份报告发表之前,在对经济政策的思考中,对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的索取和自然的负荷问题,几乎不予考虑。

在对经济增长的取向进行批判分析时必须注意下述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对经济增长的广泛解释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测量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广泛的解释将经济增长作为国民经济效率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而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测量则是依据国民生产总值(Bruttosozialprodukt)和国内生产总值(Bruttoinlandprodukt )的增长来测量的。在国民经济的总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依据一定时期(年)的全部产品和劳务来计算的,即根据它们表现为货币的价格来计算。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这种规定,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反映出来的决定性弱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弱点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福利的发展,甚至歪曲这一发展;对生产上发生的质的变化和结构变化视而不见。消极的福利效应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几乎成为生产增长的必然的附属现象,例如,因环境的恶化,生活质量其他方面的恶化,而从可供消费和投资支配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增加扣除,以“修复”对自然的损害。

□所有在市场上实现的支出,都将有助于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这并不取决于这些支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在考虑到维护环境的费用和对环境的损害的情况下,核算经济增长的任务,只有借助生态方面的核算来作补充和校正才能完成。

□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范畴中,基本上只反映有收益的劳动的结果,而在家庭进行的家务、家政等活动却被忽略了。

□只是在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的基础上来判断经济的增长,却忽略了为此所需要投入的劳动和物质资源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对国民经济的效率进行评估,必须重视所投入的劳动和资源的效率。1960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前西德地区),总的说来为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减少了,而为此所需要的原料投入和能源投入却增加了。

第二个观点:经济增长的取向陷入同自然环境的冲突之中。继续保持至今的经济增长势头就会破坏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危及有生存价值(lebenswert)的未来。

不同的经济增长过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不同。这不仅是指不同形式的生产活动和所采用的不同的工艺以及生产过程,也是指人类劳动的结果、产品和服务。虽然用一种实际的、可再生的,因而是可持续的方法将经济增长和自然资源的负荷分离(Entkopplung)开来, 是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是这种分离还是很不够的。需要一种可观的将能源投入和原料投入以及环境负荷完全降低的方法。按照专家和一些研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一致的估计,(注:参见施潘根贝格,J.,1995,《一个能驾驭未来的欧洲》,乌珀塔尔气候、环境和能源研究所,Wuppertal Papers,Nr.42。)全世界原料和能源(不能再生的能源载体)的消耗量必须在大约50年的进程中减少一半,才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标准。为了保证“第三世界”的国家有一个推动经济发展的必需空间和为此拥有需要投入的更多的自然资源,工业国家的原料绝对消耗量必须减少到现在消耗量的1/5—1/10。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大概就是要转轨到一个新的发展道路上去,这样才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才有可能在上述的几个方面降低能源和原料的绝对消耗量。

第三个观点:评估经济增长所依据的至今的前提越来越陷入同现实影响的矛盾之中。这一前提就是在经济增长、大众的较高收入和消费增长之间会产生直接的积极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的结果会使劳动岗位增加。

自从1974—1975年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增长很少再阻止劳动岗位的减少和失业率的上升。7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率大约升高了5倍。 强行推进经济增长可能不再是减少大众失业的主要办法。由于生态的原因也不能允许超过3%的经济增长率,更不用说在现代条件下超过3%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上也是不现实的。

但是,这里却忽略了,由此可以推导出,经济增长对失业的规模无关紧要。(注:参见齐恩,K.—G.,1996,《没有增加就业的经济增长,对我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草率声明的解释》,《社会主义》杂志副刊,1996年第7/8期;《未来委员会走进死胡同》,1998年柏林版,第35页及以下一页,第50页及以下几页。)在提高国民经济的生产率使其经济增长率达到1%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大约就会减少30 万个工作岗位,而在理论上,当经济增长率上升1%时, 也会产生同样多的工作岗位。

第四个观点: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就业岗位的建议和构想几乎只集中在德国问题和欧盟问题上。基本上是在看到德国经济面临的革新和竞争压力时才将全球化过程作为一个地区问题来加以讨论。由此得出,要强制降低成本和课税,强制实施社会生态调节。在最穷的国家和工业国家之间,存在一条日益增宽的人均收入的鸿沟,南方的资源不断运往北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服从跨国康采恩的利益,而这些问题在大多数的经济分析和构想中都没有涉及。在最近几十年,这些问题更加严重了。

一个未来可行的经济增长构想

对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也在经济学家中广泛展开。大概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扬弃在分配、就业和环境保护政策这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要求上存在的所有实际冲突。强调矛盾当然并不是说就放弃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可能就是下述那些构想:

一、

未来不可能要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这种要求也不可能是其他的经济构想的组成部分。如果这种要求用“可持续发展所强调的条件”(注: Vgl.z.B.Nick,Harry,Bedarf wird stets in Ueberfluss bestehen,Neues Deutschland,13.3.1998,S.14.)来补充, 那也是很不够的。我们的出发点宁可是:在本世纪末,随着环境破坏延伸到新的领域和带来的危害加大,随着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工业化水平和物质产品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的作用和机能发生了变化。同战后那几十年的区别就在于,已不再能主要靠较高的经济增长来实现社会福利和高就业。

现在存在着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巨大节省潜能。恩斯特·乌尔利希·冯·魏泽克尔等人在他们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指出,减少一半自然资源消耗也能使福利水平成倍增长。 (注: Ernst

Ulrichvon Weizsacker u.a.,1995,Faktor 4.Bericht an den Club of Rome,Halbieter Naturverbrauch-doppelter Wohlstand,Munchen.)美国国家工程学院的研究结果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在美国,所有开采出来的自然资源并不转换成可供销售的使用价值,或者说,包含在生产中的原料在售出6个星期后就变成废料。 (注: Sueddeutsche

Zeitung,30/31.Mai 1998.)这一陈述指出了当今的经济关系中的巨大浪费。 这些损失当然也是一定的技术“强制”造成的,例如,用金属含量很低的矿石提炼金属。

“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的角度来界定可允许的经济增长的限度”(Nick)是徒劳的。现在由生产废料和消费废料换算出来的能源投入和原料投入以及环境的负荷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这表明,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保持2%的增长率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更不用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了。

为了转轨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上,有两个方法是不可放弃的:按照全新的等级来降低特殊的原料消耗和能源消耗;在改变收入分配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同时,降低经济增长率。

另一方面,将要求降低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放弃经济增长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不现实的,不加区别地要求放弃经济增长也会错过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改变整个生产的结构和资源集约度(Ressourcenintensitaet),以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 在制定现存的经济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短期和中期的远景(10—15年)时,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必需的要素,以阻止社会就业环境和财政预算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作为创造工作岗位途径的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问题是明摆着的。 假定年生产率从零“增长”提高2%,缩短20%的劳动时间的就业效果,大概会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耗尽”。如果缩短劳动时间还显现出生产率方面的附加效果,那么就业效果就会更早地“耗尽”。

二、

按可持续经济发展构想的要求,在生产和利用使用价值时,应对整个社会劳动体制,社会化的再生产工程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在近几个十年里所有工业化国家在经济结构方面都完成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变革。在联邦德国(指1990年后至今的联邦地区),从1960年至1996年,生产企业的从业人数(在总从业人数中)的份额由48%下降到35%,其创造的产值(按1991年的价格计算)(在总产值中)的份额由48%下降到34%,服务业的从业人数(在总从业人数中)的份额由9%上升到23%, 其创造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份额由22%上升到36%。(注:根据1997/1998年度专家鉴定来计算的,见SVR November 1997,Tab.23、25;这里的服务业是指商业和交通,行政事务、家务不包括在内。)加工企业的从业人数(在总从业人数中)的份额1996年西德只占25%,在德国新建州甚至只占16%。在服务业所占份额上升的同时,不要忽略,在生产企业内部服务性劳动也增多了。 在西德, 所有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结构份额在1997年大约占75%,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员占22.5%,农业从业人员占2.5%。(注:DIW,Wochenbericht 35/98,S.629.)

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除了高价值的以生产为取向的服务业外,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服务业、文化服务业、培训—继续教育服务业、卫生保健服务业和生态服务业。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会对单位经济效率的原料消耗和能源消耗产生深刻的影响。

经济发展中的双重变化范例已提到议事日程。一次是从研究和发展节省劳动到加强节省能源和原料,用能够再生的能源载体和原料替换不能再生的能源载体和原料。另一次是,将劳动过程的变革、培训—继续教育以及机构的重点从不断扩大生产和生产标准转移到符合避免经济学(Oekonomie des Vermeidens)的要求上来。为此需要的前提是,除了实现产品的小型化、延长产品寿命、提高产品的可修复性、降低使用这些产品时的能源消耗外, 还要优先发展循环经济(Kreislaufwirtschaft)来代替“线性的”生产体制, 共同利用资源集约化(ressourcenintensiv)的产品,避免不必要的运输。这种研究、变革、培训—继续教育和结构发展得以转向的主要动力就是环境保护同现代高效率的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只有大力推动国内市场和强化区域经济的发展才能克服单一的世界市场—出口取向。这并不是要反对出口取向。而毋宁说主要以增加出口为取向的提高产量势必代之以国际分工的优势和较强的区域经济的结合。

重新促使获得较高的积累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投资,近几年这类投资在世界上明显减少。在西德1992年(按当时的价格)的投资大约200亿马克,到1995 年下降到150亿马克以下。(注:Jahresgutachten 1997/1998,SVR November 1997,Tab.81.)

□为广泛利用新技术创造更好的条件,以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广泛地采用可再生的原料和能源载体以及加快实现有益于环境的经济结构的变革。

□为以未来为取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创造较为有利的前提,改善基础设施以适应贸易的转轨,扩大供给和提高社会服务、文化服务、培训服务和保健服务的质量。

□财政上扶持针对未来的投资项目,以创造劳动岗位来消除大众失业。近几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高失业率和劳动岗位受到危害削弱了人们对维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支持。

此外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觉悟也发生了变化。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可持续性也包含在生活方式的结果之中,不过这并不是要放弃,而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其宗旨是提高生活的质量,环境保护将有助于创造劳动岗位。

三、

改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会,以找到一条摆脱不发达、贫穷、饥馑和疾病的出路。如果要阻止环境危机的恶化,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要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率,其前提是,工业化国家要通过极大的节省释放出“环境空间”和自然资源,还需要其他条件:至少对最贫穷的国家免去债务,提供支持向可持续发展过渡的技术,平衡由于不公平的外贸和消极的“进出口交换比率”(terms of trade)产生的亏损。

几乎找不到一个领域像这里这样,在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现实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和令人沮丧的鸿沟。一些国家有很高的经济增长率(至1997年),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要不停滞不前,要不就倒退。在这些国家,贫穷、贫民窟、饥馑、疾病、绝望四处蔓延。有一些国家获得很高的增长率,却对生态要求置之不理,使得自然循环的超负荷迅速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只有贫穷和不发达,而没有可持续经济的一席之地。消极的环境影响,其中有像不久前在中国发生的大洪水那样的毁灭性自然灾害横行肆虐。

四、

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必须注意到在工业化国家中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区别。在德国东部,向一种未来可行的经济发展过渡在一个较长的时期还需要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增长率。在那里1998年的经济效率比民主德国最后一年的经济水平还要低:在工业方面的水平比1989年的2/3还要低。当然弥补东部不可以理解为也要补偿西部,而是必须将生产率和革新方面的落后状况的消除同建立新的对环境友善的经济结构和特殊的工业结构以及地区一体化联系在一起。(注: Vgl.Rostoker Manifest,Fuer einen zukunftsfaehigen Osten in einer gerechten Republik,Berlin,1998.)

五、

转轨到新的发展道路上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意义深远,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而我们距此甚为遥远),至少需要20—25年。

以可持续性为取向的转变同利润调节和市场调节的不可动摇的优势是不相容的。只有依靠不同阶层的社会力量的共同行动和各州的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在利润优先原则中产生的矛盾,而这些矛盾是同可持续性相对抗的,它们至今一直在阻拦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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