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德文化研究□
金代的忠德观念及忠义状况
桑东辉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 要： 在传统政治伦理视域里，忠是三纲之首，是首要的政治道德。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金积极借鉴和吸纳中国传统的忠德观，并将其作为巩固女真君主专制政权的重要理论工具。从君主的角度，积极倡导臣下尽忠，并通过赐功臣号、赐谥号、赐姓名、赐铁券和建褒忠庙等形式鼓励臣子践行忠德。从臣子的角度，积极进谏、保卫国家和君主，是忠臣的绝对义务。在金代忠臣群体中，不仅有金国的主体民族女真人，而且有不少金国敌对政权的人如契丹人、汉人，这体现了民族和文化融合的真实图景。在民族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包括忠德等已超越夷夏之防成为金代普遍认同的政治伦理，“委质策名”后的“忠贞无贰”成为金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臣德。
关键词： 政治伦理；金代；女真人；忠德
隋唐五代，直至宋、辽、金、元一直延续了南北朝以后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游牧、渔猎民族逐渐接受汉人的儒家文化，在政治体制、农业生产方式、文化道德生活等方面逐渐汉化，并形成了以儒家伦理忠、孝等为主的伦理观念。本文侧重挖掘分析金代女真人忠德观的内涵和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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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朝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在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之前，女真的传统社会组织还主要处于部落联盟时期，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从社会风俗和道德习俗看，女真人的民风较为质朴。金世宗曾反复告诫太子和诸皇子要无忘“女直纯实之风”[1]159。女真人的传统民风是纯朴而原始的，在道德上也是野蛮和落后的。如“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2]的收继婚就是女真人的传统婚俗。而“贵壮贱老”也是女真人的传统。在这种原始道德状态下，孝亲和贞节观念自然无从产生。此外，在统一的金国建立前，女真人的社会组织是缺少强有力的一元化绝对领导的部落联盟组织，也无从催生忠观念。
女真人的忠德观是在与宋、辽这两个文明程度较高的政权不断碰撞和文化融合中产生的。有研究者认为：“女真人的忠观念也是在金朝建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太祖、太宗时期，女真人尚无明显的忠观念。”[3]无疑，这是从忠君的政治伦理角度作出的判断。而忠的本义是“一种积极的对他人、对事业的态度。忠的基本内容与要求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地对待他人，对待事业”[4]。从这个意义上看，女真人“本尚纯朴”和“女直纯实之风”的传统道德风尚中应已含有忠的意蕴。这种忠厚纯朴的民风即使在金国建立后大肆强调忠君的氛围下仍可以寻绎其迹。如史称颜盏门都“性忠厚谨悫”[1]1844；把胡鲁“为人忠实”[1]2392；女奚烈守愚“为人忠实无华，孜孜于公，盖天性然也”[1]2769。这些所谓源于天性忠实、忠厚的特质实际上是女真纯朴民风的遗存。当然，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忠的为人忠实、忠厚的一面远不如忠君、忠社稷的一面被强化。且忠君、忠社稷的一面随着金国政体不断向专制集权迈进而愈加凸显。这就决定了金朝建立后，特别是父死子继、世袭集权体制确立后，女真人的忠德观表现为以忠君为主的基本特征。
最初，女真人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各部分立，直到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才建立起金国。在国家治理体制上，最初金国的政权核心是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地方则为军民合一的猛安谋克制。这种体制在金国立国之初曾有效地发挥了集体决策、灵活机动的特点，使得金在对辽作战中屡屡得手、所向披靡，最终灭掉辽国。但随着开疆拓土和对外征战的展开，金国统治者迫切需要强化君主专制集权。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废除了勃极烈制，模仿汉制建立了三省六部制，并强化了汉地枢密院的权力，终止了金朝前期的二元政治体制[5]。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金熙宗的“天眷新制”废除了谙班勃极烈的储君地位，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尽管，在金朝历史上，围绕“兄终弟及”还是“父死子继”发生过多次的反复和暴力事件，但整个金朝的历史表明，金朝的皇位世袭制度伴随着女真政权的封建化过程，表现出由“兄终弟及”向嫡长子继承制过渡的特点。为适应这种制度上的变化，在政治伦理上必然要弘扬和强化忠君的价值取向。这也是金代统治者之所以推重忠德观的内在根据和现实需要。
弘扬和推重忠德观是以明确君尊臣卑的等级制度为前提的。在政权初建时期，金朝君臣的等级尊卑还不严格，还一定程度地保持着传统的朴质风格。史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初继位时，“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诸君协辅之力，吾虽处大位，未易改旧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谢。凡臣下宴集，太祖尝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辅后，始正君臣之礼焉”[1]1614-1615。君臣礼制上的尊卑分野有利于强化君主专制，也有利于形成臣子为君主效忠尽忠的政治生态。当然，金朝的君臣尊卑礼制的建立也非一蹴而就，女真习俗的影响仍在不同范围、不同场合存在。如皇统元年（1141），在宴请群臣时，金熙宗起立答谢大臣的进谢，宰臣马上说：“至尊为臣下屡起，于礼未安。”[1]1559说明这个时期，君臣之礼已经为朝廷所普遍推行，但有时礼制的执行还不是很严格。伴随着君臣尊卑礼制的确立和强化，忠君不贰的思想也随之传播开来。忠君成为人臣的最基本道德准则。海陵王弑金熙宗后，其母徒单氏叹曰：“帝虽失道，人臣岂可至此。”[1]1504这种观念已经与汉人的君虽不道、臣不可不忠的观点别无二致。金代对人臣所应执守之礼规定得也十分严格，包括上殿时臣子是否应该双膝下跪都有明确规定。至少在金熙宗、海陵王时期，金朝的君臣尊卑制度就已经十分严格了，君主的权威已经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绝非勃极烈制度时的君臣状况可比。强化君主的威严实际上是为突出臣子效忠君主服务的。这种君臣尊卑所带来的臣子单向度效忠的效果很快就凸显并弥漫开来。金世宗时的大臣纥石烈良弼就信誓旦旦地表忠心说：“臣窃惟自来人臣受知人主，无逾臣者，臣虽粉骨碎身无以图报。”[1]1955严格君臣尊卑礼制，强化臣子效忠观念，表现出与女真政权汉化同步的特征。
李小树怔怔地看着画稿上的许春花，大黑猫在他的肩头“喵喵”大叫两声后，就纵身跳到许春花的肖像上，它的爪子毫不留情地在画稿上留下几条划痕。
二
金代女真人的忠德观是深受汉文化儒家伦理道德影响的。这种影响主要来自汉人和汉化契丹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最初更多地主要来自契丹人。因为辽代的契丹人较女真人更早接触和认同汉代儒家伦理道德。而女真人在反抗契丹人统治时更多地与契丹人的文化发生碰撞。尤其在直面辽末誓死抵抗的契丹忠义将士，女真人也不可避免地感染到契丹人的忠义观。如辽国臣子石抹惕益军败被执，金人将杀之，金源郡王银术可曰：“彼忠于所事，杀之何以劝后。”遂释之[1]2027。宋人的忠义之臣更是女真人倾慕的对象。五台山抗金僧人宝真在靖康时被金人抓获，誓死不降，慨然曰：“我既许太宗皇帝以死矣，岂妄言耶！”临刑，色不变，北人嗟异[6]。对于南宋出使金国被羁留17年之久而从不屈节的朱弁，金人也是敬重有加。金国出使宋国的乌陵思谋、石庆充等都“称弁忠节”[7]。不管是宋人的忠臣义士还是辽人的忠心臣子，对金人忠德观产生影响的无疑都是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辽代契丹人的忠观念本身也是来自于汉人儒家的忠德思想。因此，归根结底，女真人的忠德观是汉人儒家忠德观的流衍和赓续。无论从理论基础到具体规范，还是从表述方式到实际践行，女真人的忠德无疑都打上了中国传统儒家忠德的深深烙印。但由于女真建立金国时中原汉文化的忠德已经表现出单向度忠君的显著特点，且女真人的忠德观是金国统治者为适应君主专制统治而大肆引进和宣扬的，因此，忠君成了女真人忠德观的基本特质和第一主题，并表现出臣子单向度忠君这样一种与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同步和同向度的特点。
在资源能力方面，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权重依次为0.667、0.333，说明有形资源能力影响效果较大，无形资源影响效果略微；在管理能力方面，资源协调与经营管理具有相同的权重，说明其影响效果相同；在技术能力方面，核心技术水平与技术创新能力的权重依次为0.667、0.333，说明核心技术水平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运营能力方面，市场营销与产品服务的权重依次为0.333、0.667，说明产品服务能力具有更高的影响力。
在赐姓名方面，除了移剌众家奴、国用安等获赐姓完颜氏外，获得赐姓、赐名的还有很多，这些受到赐姓赐名的既有女真人，也有契丹人、奚人，还有汉人。据《金史》记载，赐姓远多于赐名。赐姓中以赐国姓完颜氏为最，且多因对方有功，赐皇姓以荣耀之。如完颜仲元和完颜阿邻“本姓郭氏，以功俱赐姓完颜”，“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1]2268。军功是赐姓的最主要依据。梁佐和李咬住就是因功而被金宣宗“皆赐姓完颜氏”，并在诏书中明确：“自今有忠义如是者，并一体迁授。”[1]2273搜检《金史》，在被赐姓各色人中，以汉人忠于女真政权而被赐皇姓者为多。仅《金史》记载，汉人蒙赐完颜氏的就有李英、李霆、郭仲元、张开、梁佐、张甫、张进、李咬住、郭阿邻等人。此外，还有契丹人也被赐予女真皇姓，如完颜元宜本姓耶律氏，其父慎思被赐姓完颜氏。除了赐予皇姓，还有功臣被赐予其他女真姓氏的，如乌古论长寿本姓包氏；女奚烈资禄本姓张氏；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除了赐姓外，还有赐名的，赐名则多包含忠的字样，如赐名×忠、××忠的。具体而言，赐名怀忠的有两人，一为纥石烈志宁的父亲撒八，其在海陵王时被赐名怀忠。一为奚人萧好胡，因其告发萧裕谋立辽后有功也被赐名怀忠。大定二年（1162）以谋反被诛的李老僧此前曾被海陵王赐名惟忠。对于金国通过赐姓名褒忠的做法，史家是有微词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效忠金朝的忠臣义士中既有女真人，也有契丹人、汉人、奚人、渤海人各色人等。在为金朝效忠的人群中，早年随阿骨打创建金朝的忠臣烈士多为女真勇士，而在金朝建立以后，特别是在金亡国之际，为国尽节效忠的还有不少是汉人、契丹人。金哀宗时期，甚至出现了“女直人无死事者”的非常现象，金哀宗的长公主都看出：“近来立功效命多诸色人，无事时则自家人争强，有事则他人尽力，焉得不怨。”[1]2705这种判断来自于金朝统治集团，而且得到了金哀宗的默认，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况。总的看，金国治下的汉人、契丹人大都忠于金国政权，在金灭辽的战役中，很多契丹人投降金国并为之卖命。在金与宋之战中，也有不少汉人为金国冲锋陷阵。这种情况表明，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传统的华夷之辨受到冲击，随着民族的大融合，人们不再以狭隘的民族观念来看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而是认同于“委质策名，有死无贰”的儒家忠君道德。这些民族各异的金朝臣子一旦委质称臣则誓死效忠，即便是与同族人作战也毫不留情。如契丹人讹里也在大定初受命招谕契丹，窝斡叱令讹里也跪见，讹里也不从，谓曰：“我朝廷使也，岂可屈节于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军至，汝辈悔将何及。”窝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从，敢出是言。”遂害之[1]2640。金朝的汉人官吏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忠诚。如金国大臣张天纲在蔡城被攻破后被宋军俘虏。临安知府薛琼问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纲对曰：“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后来，宋主召问曰：“天纲真不畏死耶？”对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1]2605。大臣如此，下级士兵中的汉人也视金国为主子。寿州人魏全奉命冲击宋军李爽军营被抓。爽谓全曰：“若为我骂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骂宋主，爽乃杀之，至死骂不绝口[1]2640。
在赐功臣号方面，金国延续了唐末五代直至契丹人普遍通行的赐功臣号的做法。据《金史》记载，受到金国君主赐予与忠有关的功臣号的主要有康公弼、国用安、移剌众家奴等人。康公弼的赐号是“忠烈翊圣功臣”，国用安的赐号是“英烈勘难保节忠臣”，并被赐姓完颜，附属籍。王福、移剌众家奴等九人不仅被赐号“宣力忠臣”，皇上还专门赐诏曰：“乃者边防不守，河朔失宁，卿等自总戎昭，备殚忠力，若能自效，朕复何忧。宜膺茅土之封，复赐忠臣之号。除已划定所管州县外，如能收得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1]2574并获赐姓完颜氏。
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汉以来乃有赐姓。宣宗假以赏一时之功，郭仲元、郭阿邻以功皆赐国姓。女奚烈资禄、乌古论长寿皆封疆之臣而赐以他姓。贞祐以后，赐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1]2273-2274
最后，在新疆南路被堵截的情况下，急需在北路设立一个新疆与内地之间的中转站。“左宗棠从俄国买粮取道布伦托海，为了粮食的护运调遣西征捷勇马队三营统领补用总兵冯桂增移驻沙湾地方择要驻扎，因为沙湾地方有通布伦托海的路径。”[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3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2页。
有了课堂创作的热身训练，学生的兴趣得到了极大提高，积极性高涨，我顺势而为。学校为了创设园林式校园，在校园里创设了十三处景点。我带领学生走出教室，为十三处景点拟写对联。学生情绪饱满，认真聆听我对景点的讲解，品味景点的文化内涵，才思敏捷，很快就有佳作产生。
在追赐谥号方面，金代出现了大量涉忠的谥号。如金朝大臣完颜宗翰谥桓忠，挞不野谥杰忠，马百禄谥贞忠，高守约谥忠敬，仆散端谥忠正，马庆祥谥忠愍，豫王永成谥忠献。有些谥号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如获得忠肃谥号的有康公弼、承晖；谥号忠毅的有祁宰、乌古论仲温；谥号忠简的有金世宗子越王永功、程辉；谥号忠烈的有完颜宗弼、徒单克宁。此外，海陵王父亲完颜宗干在海陵王死后，也被贬削海陵王追封的明肃皇帝号，而谥忠烈。谥号的旌表忠义是其主要特质。无疑，赠予死难者以忠的谥号，不仅仅是对忠臣死后的盖棺定论，更是激励活着的人以死难忠臣为榜样，为统治者前赴后继地效忠。
在这一部分内容中，除了提出进一步完善机场港口建设，增加交通便利程度外，还为申请来大陆定居的台湾同胞，提供绿色通道。在政策第40条中，明确要进一步升级银行，医院等公共场所服务方面的系统设备，实现台胞证在广西与大陆居民身份证同等使用。这一条措施落实后，台湾同胞在广西的生活会更加便利，生活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在子女教育方面，政策第43条明确，台湾籍学生可以在，各级教育部门的统筹安排下就学，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完善的政策保证，从根本上解决台商来广西投资办厂的顾虑。
实际上，赐姓只是激励人臣尽忠的一种手段。金世宗曾指出“赐姓一时之权宜”[1]2832。
考虑中长期电量合约分解的调频备用市场机制//董力,高赐威,喻洁,滕贤亮,涂孟夫,丁恰//(14):61
如前所述，金代女真人道德观深受汉文化影响，汉文化褒忠模式对北方民族政治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文化与价值认同非一蹴而就，往往伴随着碰撞和反复、承领与拒斥。细读金代相关史籍不难发现，女真人的汉化是与女真旧俗的衰落同步的，这种文化融合的速度一度引起了金世宗的警觉。金世宗曾在宫中号召回归女真旧俗，其目的就是“为防止女真人一味醉心于汉文化，试图振兴女真固有文化”，“然而，女真人醉心于汉文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8]。这从女真人名字中道德性字词的激增可见一斑：据不思忠、石抹怀忠、仆散忠义、阿勒根彦忠、独吉思忠、抹捻尽忠、奥屯忠孝、蒲察思忠等。这种命名方式，无疑表明了女真社会的汉化程度和汉人伦理纲常对女真人的深刻影响。
除了“赐功臣号、赐谥号、赐姓名”这三种较为突出的彰表奖励忠臣的形式外，金朝统治者还将赐铁券、建褒忠庙等作为劝忠励忠的补充形式。获赐铁券者往往都是忠心耿耿、功名显赫的大臣，如宗翰、宗弼等。赐铁券的目的是赋予大臣及其家族包括后人的犯罪赦免权，以安大臣之心。当然这种赦免权不是毫无限制的，而是除了叛逆以外的罪行均可赦免。“赐宗翰铁券，除反逆外，余皆不问。”[1]1697事实上，在君主集权下，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即使以“贷死誓券”的形式优抚和怀柔有功之臣，但在君主施暴时这些铁券根本起不到对君主的限制和对功臣的保护作用。
塑像褒忠庙的旌表忠臣形式主要出现在金代末期，旌表的对象主要是在对蒙古人包括对南宋作战中英勇不屈、尽忠死节的臣子。如，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战败不降，即使被敌人“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诏赠镇南军节度使，塑像褒忠庙，勒石纪其忠烈[1]2682；临洮府总管陀满胡土门也是“城破被执，诱之降不应，使之跪不从，以刀乱斫其膝胫，终不为屈”，诏赠其为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庙，录用其子孙；爱申在力尽城破时以剑自刭，配食褒忠庙[1]2691。“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姬芃、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二人者逸其名，余亦无所考。”[1]2696
从金国对功臣赐姓赐名看，一方面是女真人不断汉化的过程，因为赐皇姓的做法是汉人政权的通例，而赐带忠字的名字则体现了金国对汉族伦理道德的倾慕；另一方面赐女真姓氏表现出金国统治者力图保留女真旧俗的努力。金国和北魏不一样。北魏是极力削除和淡化鲜卑旧有传统，趋向并完全混同于汉化。比如北魏孝文帝进行了姓氏大改革，将冗长的民族姓氏改为汉姓特点的新姓氏，皇室率先将拓跋氏改为元氏。而金国的汉化过程则始终纠缠着对女真民族传统风俗的眷恋。这不仅从金世宗反复告诫同族不要忘记国俗可见一斑，而且从其赐异族忠臣、功臣以女真姓氏可得到旁证。
三
金代宣扬单向度的忠君，从臣子的角度看，体现为臣子在朝廷上积极进谏，在国家危亡时勇于献身。
在中国传统忠德观中，诤臣诤子一直是臣子对君主尽忠的楷模，进谏是忠德的题中应有之义。金朝继承了汉人政治伦理中的忠谏思想。“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尧舜而耻为桀纣，盖尧舜纳谏，桀纣拒谏也。故曰：‘纳谏者昌，拒谏者亡’。……人臣有忠国者，有媚君者。忠国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为国谋。”[1]2211-2212基于此，开明君主往往鼓励臣子积极进谏，自己也能做到虚心纳谏。如贾少冲“外柔内刚，每从容进谏，世宗称美之”[1]2000。不开明的君主则往往罪谏臣，如海陵王对于劝谏其伐宋的太医使祁宰，“命戮于市，籍其家产”。祁宰“以忠言被诛，慕义之士，尽伤厥心”[1]1874。在喜怒无常、口含天宪的君主面前，面折廷争、言辞激烈的进谏是有风险的。总的来说，臣子进谏、君王纳谏体现了君臣道合的开明政治。海陵王虽暴虐，但他在头脑清醒时也能认识到“龙逄、比干皆以忠谏而死，使遇明君，岂有是哉”的道理，并引《尚书》“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教诲群臣曰：“朕与卿等共治天下，事有可否，即当面陈。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扬名之时，偷安自便，侥幸一时，如后世何？”[1]2319金宣宗也曾指斥阿谀奉承之臣：“方朕有过，汝等不谏，今乃面讦，此岂为臣之义哉。”[1]2229。从这点看，金代君主已将忠谏视为臣子的义务，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传统忠德中的臣子忠谏内涵已完全进入金朝的政治伦理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忠谏与临难赴死是相联系的。正因为平日有忠谏正气，临到国家危亡时才能慷慨赴死。这也是士大夫倡行的社会风气使然。所谓“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9]73。作为一个始终处在与辽、宋、西夏、元等周边国家连年征战的北方割据王朝，金朝臣子的忠德更多地体现在保家卫国、尽忠社稷上。正如元好问所说：“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1]2525在金代的会试中，还出现了“事不避难臣之职”[1]2310的赋题和“忠臣犹孝子”的诗题、“忧国如饥渴”[1]2725-2726的论题。正是在这种勇赴国难、为国尽忠的精神感召下，金代涌现出一大批忠臣烈士。特别是在亡国之际、救国无望之时，金朝臣子往往以死报君王。盱眙防御使徒单塔剌在宋兵压境、泗州总领叛变后，但言：“容我拜辞朝廷然后死。”遂取朝服望阙拜，恸良久，投亭下水死[1]2509。完颜承晖也是在被元军包围后，辞谒家庙，慨叹“事势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家”，仰药而死[1]2226。在金朝亡国前夜，很多金国臣子前赴后继，杀身成仁，被元代脱脱等史家集中编撰到《忠义传》中。《金史》的《忠义传》共有四卷，入传传主81人，加上附在一些传主下的忠义人物，实际上《金史·忠义传》所记述的忠义人物远不止这些。
这种单向度的忠，主要表现为君主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君主以庆赏和刑罚二柄来驾驭群臣，通过对不忠臣子的惩罚和对忠臣义士的嘉奖来劝忠诫佞。在打击奸佞和叛臣的同时，金朝统治者更重视正面劝忠励忠，以此弘扬忠君的“正能量”。温迪罕缔达建议：“兵兴以来，忠臣烈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湮没无闻者甚众，乞遣史官一员，广为采访，以议褒嘉。”[1]2322刘炳上书条便宜十事中，也有一条着重强调“褒忠义以励臣节”[1]2338。在正面劝忠方面，除了赏赐财物的物质奖励和加官进爵的职务激励外，还特别强化了对忠臣的褒扬旌表，并将其作为劝忠励忠的主要方式。“金代褒死节之臣，既赠官爵，仍录用其子孙。贞祐以来，其礼有加，立祠树碑，岁时致祭，可谓至矣。”[1]2468褒奖旌表忠臣的主要方式为赐功臣号、赐谥号、赐姓名等“三赐”。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金朝的契丹人和汉人在与其同族作战中，已经坚定地站在金国一边，其行为也被史家肯定为“忠义”之举而入选《金史·忠义传》。在金国抗击蒙古人进攻中，金朝治下的契丹族和汉族臣民的效忠之举就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为金朝服务的各色人等俨然以金国臣民自居，以效忠金朝为荣。如契丹人移剌蒲阿在被俘后拒绝投降，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1]2474。辽人移剌阿里合，兴定四年（1220）战败被俘不降，曰：“吾有死无贰。”叱使跪，但向阙而立，于是丛矢射杀之[1]2659。淄州士伍张顺被俘后但言：“得为忠孝鬼，足矣。”济阴令马骧被俘不下跪，曰：“吾膝不能屈，欲杀即杀，得死为大金鬼，足矣。”遂死[1]2667。杨达夫被抓后，即大言曰：“我金国臣子，即为汝所执，不过一死，忍裸袒以黩天日耶！”遂见杀[1]2700。事实上，为金殉国的非女真族忠臣烈士不仅仅有汉人、契丹人，还包括其他民族的人。金朝忠孝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虽号称难制，但其中亦不乏尽忠死节者。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御之有方，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最后随陈和尚战殁于钧州城[1]2682。
金朝臣子忠于君主、忠于社稷的观念也深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儒家传统伦理影响。窝斡胁迫温迪罕移室懑随他一起谋反，移室懑怒斥道：“我受国家爵禄，肯从汝叛贼乎？”[1]2014这种忠君报国的观念不仅普遍存在于高级官员中，在下级官吏中也有较大的影响力。如兵部尚书可喜谋反，曾劝降县令高松。高松回答说：“我一县令也，每念圣恩，累世不能报，尚敢有望乎！”拒绝从叛[1]1851。绛州录事张升在大将叛变后，谓知识者曰：“我本小人，受国家官禄，今日国家遭不幸，我不能从反贼。”言讫，赴水死[1]2541。像高松、张升这样的下级官吏为国尽忠的事例在《忠义传》中还有很多，如《忠义传》中的保甲射生手郭蛤蟆，炮手阿驴、樊乔，射粮卒强伸等。甚至被统治者追捕的“盗贼”在国难之际也慷慨赴义，如恩州毛牷，贞祐中为盗，宣宗南渡，率众归国。哀宗迁蔡，以牷为都尉，城破自缢。其子先牷战殁。
四
讨论忠德，自然离不开孝道。在古代，忠孝是联系在一起的。女真人接受汉人忠德观的同时，也接受了汉人的孝道观，并将孝道作为尽忠的重要路径，主张“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1]1951。认为忠孝是做人的根本，如瀛王完颜瑰就被誉为“王性忠孝，兄弟中最为善人”[1]2057。大臣梁肃就如何强化亲军卫队的忠心，提出建议：“汉之羽林，皆通《孝经》。今之亲军，即汉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户赐《孝经》一部，使之教读，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职也，可知政事。”[1]1984上曰：“善，人之行，莫大于孝，亦由教而后能。”诏与护卫俱赐焉[1]1985。可见，金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孝，其目的是希望臣子移孝于忠，做忠孝臣子。正是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金朝的臣民很快都认同于忠孝观念。年逾60的大臣移剌道因“孝于家，忠于朕”，而一再留任，并赐通犀带[1]1968。蒲察世杰也因“平居非忠孝不言”，赢得一时美誉[1]2022。金朝重用和彰表这些忠孝德行之士，一方面是为了国家政治修明，官吏廉洁报国，统治机制运转通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教化风俗，使百姓懂得依照封建的忠孝道德规范行事，以建立稳定的封建社会秩序[10]。
多数情况下，忠孝是并行不悖的。但有时忠孝也会发生冲突，出现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一个何者优先的问题。按照儒家的传统伦理，子女要为父母服三年之丧，即使是为官的人也要离职丁忧，在终制后才能服除起复。而事实上，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官员都无法坚持三年守丧，丁忧期间往往被当局强行起复。在皇权至上的政治生态下，特别是金朝存国期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金朝臣子丁忧者也很少有终制的，起复现象非常频繁。据《金史》记载，在阿保机建立女真政权直至金朝灭亡期间，大臣丁忧的共有119起，其中被起复的85人，占总数的71.4%；得以终制的26人，占总数21.8%；还有7人是终制还是被强行起复，情况不明；此外，还有一人为祈求终制不许而遁去。从这个统计看，丁忧的金朝臣子大多数都无法终制，往往被强行起复。除了张通古在丁父忧期间恳请终制不许而遁去外，几乎不见丁忧臣子祈求终制的。有的甚至未卒哭就被起复了。当然，也有的丁忧者是在国难家仇的危急关头自行起复，保家卫国。如任城人李演在任应奉翰林文字时，丁父母忧，居乡里，贞祐（1213）初，任城被兵，演墨衰为济州刺史，战败后拒绝高官厚禄的招降，忠国而死。金朝频频起复丁忧官员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朝丁忧制度不仅与战争对人才的需要有关，而且还与战备物资发生关系。如金朝为了备防秋兵械，曾下令内外职官不以丁忧致仕，皆纳弓箭。后来在张行简等人的建议下，丁忧致仕官才得以免纳弓箭。由此可见，金朝的丁忧制度尚不严备，只是慕华夏风俗而没有从实质上得丁忧制度之精髓和根本义，为了需要往往权宜行事，如在贞祐（1213—1216）年间采纳胥鼎的建议，允许丁忧人应举求仕。
如果说丁忧和起复反映的是忠孝冲突下的制度设计，而在面对家人生命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时，忠孝冲突就更为惨烈地展现在当事人面前。面对这种情况，金朝臣子大多主张国家利益至上，有的甚至为了国家而大义灭亲。如乌古论长寿守定西，其弟世显已降夏人，夏人执世显至定西城下，谓长寿曰：“若不速降，即杀汝弟。”[1]2272长寿不顾，奋战。金宣宗鉴于乌古论长寿的忠心而赦免了世显二子公政、重寿的连坐处罚[1]2273。大定四年（1164），州人江志作乱，曹珪子曹弼在贼党中，珪谋诛志，并弼杀之。尚书省议，当补二官杂班叙。诏曰：“珪赤心为国，大义灭亲，自古罕闻也。法虽如是，然未足以当其功，更进一官，正班用之。”高守约在任观州刺史时，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献已归顺大元，在城下呼守约曰：“从简（守约字——笔者注）当计全家室。”守约弗顾，不屈死节[1]2638。贞祐二年（1214），术甲法心守密云县，元兵扣押法心在蓟州的家属，威胁道：“若速降当以付汝，否则杀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战则速战，终不能降也，岂以家人死生为计耶。”城破，死于阵[1]2654。在《金史》的记载中，面对忠与孝的冲突，没有人为了家人而背叛国家的。而对于那些曾经背叛国家的人，连亲人也不耻其为人。即使皇上赦免了叛国者的罪行，亲人仍不接纳。大臣完颜赛不的儿子按春一度降元，后逃归。赛不不与之相见，曰：“老臣不幸生此贼，事至今日，恨不手刃之，忍与对面语乎！”后捕斩之狱中[1]2484。
随着中国传统忠德思想向愚忠方向发展，金朝臣子不仅在忠孝冲突时大义灭亲，而且将誓死效忠发挥到极致。一些臣子在战败后，或者国家行将灭亡时，携家人一起尽忠死节，如左司郎中杨居仁在金亡后，全家投黄河死，户部侍郎杨正夫也在城破后，携妻子跳黄河而死[9]47-52。女真进士吾古孙仲端在金亡前夜，“知时事不可支……闭户自缢，其夫人亦从死”[9]60。
金代虽然只有短短百余年历史，但其民族融合的程度却较辽代更深。特别是在道德文化建设上，金代积极借鉴和吸纳儒家的三纲五常，并进一步传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忠、孝、节等传统道德观念。在金代，对贞女节妇的表彰和嘉奖，甚至远远超过其他朝代[11]。在忠德观方面，金代也涌现出大量的忠臣义士。这些民族各异的忠义之士组成的忠臣群体的出现在当时人的眼里，金朝俨然取得了中国的正统地位，形成了与南宋相抗衡的南北朝局面。在这种语境下，效忠金朝就是自觉坚守中国传统的忠君道德规范，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金代忠德观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金代的忠义之士和历朝历代的忠义之士一道汇聚成捍卫中国传统忠德观的主流，忠义精神并没有随着金代的灭亡而消失，而是薪火相传，代代相承。尽管中国传统忠德观中有很多诸如忠君等落后腐朽的思想，但其中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爱国主义精神，仍具有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台北：大化书局，1979：甲23.
[3]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J].史学集刊，2004（4）：85-90.
[4]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0.
[5]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落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J].中国社会科学，2013（3）：162-180.
[6]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6：2406.
[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553.
[8]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M].李东源，译.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37.
[9]刘祁.归潜志[M].崔文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安贵臣，蒋维忠.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66-68.
[11]张锡勤，柴文华.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7.
中图分类号： B822；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014（2019）03-0001-07
DOI: 10.16514/j.cnki.cn43-1506/c.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9-0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传统人伦观的价值合理性及其现代审视研究”（13BZX071）。
作者简介： 桑东辉，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思想史。
（责任编辑：张群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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