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发展道路的启示_李光耀论文

新加坡经济发展道路的启示_李光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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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的29年中,除了1985年由于受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外,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4-6%左右,成为新兴的工业国,被称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的研究和借鉴。笔者1991年到1993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在新加坡工作了3年,有机会直接观察和了解新加坡成功的秘诀,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全面认识国情,确定发展前提

新加坡是一个只有600多平方公里土地,280万人口的地少人稀的岛国,李光耀一直认为新加坡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可以去适应世界,使自己成为对世界有用的国家。因此新加坡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到自身的情况,研究外部世界环境发展的趋势,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使自己成为先进的国家。

当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多少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预言,没有资源没有市场的新加坡将很难生存下去。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同僚们在分析了新加坡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世界形势,并且认真研究了瑞士和以色列这两个在人口和面积上与新加坡相似的小国经验后,得出的结论却相当乐观:新加坡地处大国冲突的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最后必定实现繁荣和强大。正是因为新加坡重要的地位,因此新加坡很注意处理好同邻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关系,处理好同世界大国的关系。不卷入大国间的冲突是新加坡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发展要靠战略位置,基本设施,积累的专长,以及人民和产品方面的公开竞争环境。

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据宣布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1959年新加坡摆脱英殖民统治,新加坡面临的是稳定经济的严重任务。政府采取不对当时的经济关系进行激烈变更的政策,继承了原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和经济构架,鼓励外商留下来扩大投资。李光耀为新加坡设立的建国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在一个本质上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下,被赋予发展工业的任务。”新加坡鼓励自由经济的发展,但是要求改变分配利益的途径:不只是资本家发财,要使整个社会繁荣起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了出发的基地。

第二,确定支柱产业,适时调整结构

对外贸易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很大。在1965年独立之初,外贸额是国内生产总值的2倍。1988年后至今保持在3倍的规模。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新加坡在发展外贸的同时,逐步建立起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准确地选择适合新加坡发展的工业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要素之一。造船、炼油、电子、电脑、银行与金融、通讯是新加坡在独立之初确定的支柱产业。时间证明,这些产业大大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快速成长。

目前,新加坡是世界第2大集装箱港口,是世界最繁忙的海港之一,每天有700艘海轮进出新加坡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是世界上管理和经营最好的机场和公司之一。新加坡已经成为世界第3大炼油中心。据国际结算银行的调查,新加坡已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和东京的世界第4大金融中心。

新加坡十分注意日本选择国家经济发展支柱产业方面的经验,始终瞄准世界科技的发展新趋势,结合本身的条件,早规划,早起步,早发展。新加坡在1986年评估了未来10-15年内世界上有发展潜力的14项工业,并确定生物科技、半导体、特别化学、电信装配为本世纪内的发展重点。1991年,为配合上述计划,新加坡推出人力计划,在世界范围内招收科技人材。据透露,仅在这个计划下来到新加坡工作的中国科技人员就有300人之多。他们大多是在国外学成的留学生,在新加坡的科研和教育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经济发展使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是纯转口贸易,商业为主。70年代,制造业发展成为主要经济活动。制造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而且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新加坡是用经济的办法,通过价值规律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变的。1979年为配合产业从密集型向高附加值行业的转化,取消了保护关税,使汽车装配、轮胎、木材加工、农产品加工等低附加值的行业一年里减少了一半。退下的工人转入精密机械、电脑等高科技行业。新加坡和日本同为岛国,没有资源,有不少相似处,因此新加坡重视日本的经验,1980年,李光耀提出,“从我国的环境看,新加坡将来能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知识和资料中心的角色,和东京的角色相似。”这成为新加坡80年代的重要发展目标。80年代后期,新加坡金融与商业服务、交通、电信和商业的产值上升,占总产值的50%。到21世纪,新加坡经济将以服务业为主,类似纽约和伦敦那样,只留下技术密集的产业和服务业。

第三,利用跨国公司,一步走向国际

与亚洲另外3条经济小龙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之处是,韩国是依靠财阀企业家的力量,台湾是依靠中小型企业的力量,香港是依靠小型公司的力量实现经济起飞的。而新加坡则是靠吸引跨国公司的力量,一步跨过地区市场而进入发达工业国的市场。

新加坡独立以后,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鼓励外国公司继续留在新加坡,鼓励他们扩大经营和投资。另一方面,鼓励新加坡人从事贸易、制造业、服务业。但政府的目标明确,这样做不是为了取代外国公司,而是成为他们的伙伴和竞争对手。新加坡的30万个公司中,有3万家是外国公司。德国和英国各有450家公司。据统计,1992年,外国大公司设在新加坡的地区总部达40个。

新加坡在实行开放的过程中,注意向那些规模大,基础牢,经验多,技术高的跨国公司学习。因为这种公司的成功率高。数字显示:在新加坡的欧美、日本独资公司企业的失败率为6%,港台独资公司为13%,新加坡公司为38%。但是,新加坡与欧美、日本合办公司的失败率下降到7%,与港台合资公司的失败率为17%。新加坡的结论是:从头学起付出的代价最大。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办法是利用大跨国公司的经验和力量。

第四,经济效益第一,反对教条主义

新加坡历来主张在经济发展上奉行实用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怎样做对发展经济有利就怎样做。李光耀强调,实际情况是制定和修改政策的根据。他说,“不管理论是多么合乎逻辑和具有吸引力,为什么要尝试作那些事实已经一再证明是行不通和不实际的事情呢?”

李光耀曾经对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营公司体制和欧美、日本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企业制度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确定新加坡走对外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60、70年代,当国际上掀起反美,反跨国公司的斗争时,新加坡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力争取跨国公司来新加坡。新加坡认为,这些公司有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市场网络,是促进新加坡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同样,当国际上掀起反华恶浪时,新加坡坚持让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继续正常营业,保持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渠道,对新加坡的金融发展也有利。

新加坡反对过早地把新加坡列入新兴工业国,以免失去国际金融机构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优惠。为此,1977年,李光耀到美国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他以扣除在新加坡的外国跨国公司盈利后,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8%为由,反对把新加坡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1980年6月,新加坡以国土面积小,人口少,没有资源为由,反对日本把新加坡同韩国、台湾一道列入新兴工业化国家。1992年,反映政府观点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再次拒绝把新加坡列入发达国家。新加坡是个争强好胜的国家,凡事都要争第一,但就是不愿戴上发达国家的桂冠,是新加坡重利不重名的典型例子。

第五,反对福利主义,节制工资成本

新加坡认为,受教育,有专业知识,富有进取精神的高素质的人,是新加坡赖以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在不断加大教育投资,重视对在职员工的再培训的同时,新加坡强调多劳多得的原则,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反对福利政策。

新加坡认为,英国、美国、中国、斯里兰卡等国的不同形式的福利政策,不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而且消磨了人民的奋斗精神,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李光耀说,“补贴消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一旦人民享受惯了这种补贴,我们就糟了。我们就要完蛋。”“不劳而获的社会和保健福利,就象鸦片或海洛因那样,人民一旦上了瘾就会在戒毒(也就是这种福利被取消)的时候,感到非常痛苦。”

近年来,新加坡社会上有种论调,国家的储备高达440多亿美元,应当给国民多点补贴。反对党甚至以此为题作为文章,批评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不关心人民疾苦。但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十分强硬,不但不增加补贴,而且采取新的措施,减少补贴。最近政府决定,从1994年起,给国家公务员增加1%的薪金,但是公务员将不再享有百分之百的公费医疗,要支付15%的医药费用。

近年来,为了保持竞争能力,新加坡注意对工资成本的调节工作,跟踪欧美、日本等世界发达国家和港、台、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工资成本变化,以确定新加坡的工资政策。

1979年以前,新加坡的工资水平低于港、台、韩国。1979-1981年新加坡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工资,和3地工资拉平。由于经济不景气,1980年到1984年,3地工资水平下调,但是新加坡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到1985年新加坡的工资水平比3地高出2倍,大大削弱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引起官方的警惕。李光耀尖锐指出,“新加坡的工资水平是受新兴工业国和其他工业国如欧美日的工资影响的。工资是决定产品竞争力的一个因素。”1985年,新加坡的传统市场欧美、日本经济衰退,新加坡经济受严重影响。据此,新加坡冻结工资两年不动,以拉平与3地的工资水平渡难关。此后,新加坡政府的工资指导委员会,每年根据当年的国家经济表现,按照工资增长幅度不得高于生产力增长幅度的原则,提出未来工资调整的指导性数字,供各行业参考。鉴于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原来估计的数字,预计达到9%,政府确定来年的加薪幅度为7.7%。

第六,实行战略调整,到海外去发展

新加坡密切注意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入80年代,不但中国,一些东盟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也向亚洲“四小龙”一样,把本身的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吸引外资,加强出口。而香港、台湾、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则从1985年开始加强了在海外的投资,投资范围不仅在亚洲,而且把触角伸向欧美市场。以台湾为例,台湾在过去20年里海外投资规模相当于瑞士1991年的水平,总额达2890亿美元。瑞士从海外投资得到的收益相当于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113%。港、台、韩国海外投资的直接效果是使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0-30%。

由于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主要是靠跨国公司的力量直接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缺少自己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制约了新加坡海外投资的步伐和规模。到1992年,新加坡海外投资累积105亿美元,少于其他三小龙。

1985年的经济挫折,使新加坡看到了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多元化的必要性。从那时起,新加坡开始把目光投向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李光耀在80年代初就看到亚太地区在21世纪是增长最快的黄金时代。亚太地区是新加坡的内地,促进亚太的经济繁荣和增长,对新加坡有利。只是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没有使新加坡深切感到海外投资的迫切性,因此新加坡并没有从经济发展的战略上加以调整。

进入90年代后,西方经济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和它鲜明对比的是,在东方,中国、越南、印度以及东盟国家的经济却蓬勃发展。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开放的政策、优厚的投资条件,对新加坡形成巨大的压力。李光耀意识到这种急迫性,他在1992年11月8日尖锐指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不朝新的方向发展,新加坡将会成为一个失败的新兴工业国家”。这个新方向是使新加坡经济长出第二只翅膀,到海外发展。新加坡海外发展的目标,是用20年时间,使在海外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30%,从而建立一个全新的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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