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总供给：财政政策扩张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被遗忘论文,总供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6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到2009年“四万亿元刺激计划”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将财政政策纳入总需求管理的范畴之中，认为财政政策扩张能够直接带动总需求，在刺激总产出、缓和经济下行的同时，往往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并由此引致经济主体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鉴于此，针对是否应该通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振经济这一问题，公众、学界和政府往往存在争论。 然而，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完全归入总需求管理范畴这一普遍做法，以及通过观察财政政策实施后相关物价指标的变化趋势，便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的看法至少存在两方面偏差：一方面，我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集中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生产性。与教科书中所讨论的那些仅仅作用于总需求的“标准”财政政策相比，具有生产属性的财政政策还能够对总供给产生影响。基于这一特征，扩张性财政政策最终是否导致通货膨胀取决于其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对影响程度，仅从理论上也无法直接得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结论；另一方面，政府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提振经济的同时，往往也会采用其他扩张性政策，如货币政策等，与之配合。因此，在财政政策扩张之后，数据当中所显示出的物价水平有所上升这一事实至多只能反映多种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综合作用，并不一定是财政政策本身对通货膨胀的真实影响。为了矫正上述偏差，本文分别从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两个维度评估生产型财政政策本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近年来，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影响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背景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和失业率上升，纷纷采用下调政策利率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利率逐渐下降至零附近，即遇到了利率零下界(zero lower bound，简称ZLB)问题。传统货币政策丧失了进一步调控的空间，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扩张能够通过推高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使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私人消费和投资，导致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这一机制被称为财政政策的“预期通货膨胀效应”(expected inflation effect)(Christiano et al.,2011; Woodford,2011; Eggertsson,2012)。 但是，这些文献均以“标准”形式刻画财政政策，即财政政策仅影响总需求。这种刻画方式与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实践具有一致性：尽管它们在实施财政政策时也存在生产性支出，但是比重较低，而且对于起初拟用于投资的财政支出，其相当一部分也被地方政府最终用于偿还债务(Taylor，2011)。因此，生产性政府支出的作用相对较弱，财政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总需求的影响。然而，鉴于在我国财政政策实践中生产性财政投资支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忽略财政支出的生产性不仅政策实践相悖，而且也难以全面刻画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已有文献中不乏对生产性政府支出的讨论。一些研究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察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而本文主要着眼于经济波动分析。也有一些文献从经济波动角度分析生产性政府支出，但是，其中一些研究所使用模型本身并不具备考察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影响的能力(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而另外一些研究则着重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等实际变量的影响(吴化斌等，2011；饶晓辉和刘方，2014；武晓利和晁江峰，2014)，并未将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详加讨论。本文在这一方向上对既有文献进行拓展。① 对于考察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经验研究，大多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等简化式(reduced form)方法(董秀良和帅雯君，2013)。尽管这种方法能够通过一定的识别条件从数据当中分析出财政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存在一些不足：(1)分析结果有可能依赖于所选用的识别方法，因而需要对分析结果做较为充分的稳健性检验；(2)在分析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中，很难与其他相关因素相分离；(3)由于政策会对经济进行内生反馈，所以难以考察分析结果背后的传导机制(Christiano et al.，2011)。正因如此，本文采用结构化(structural form)方法从定量的角度分析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将生产性政府支出存量与流量引入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全面刻画财政政策扩张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而更为准确地识别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之所以将价格粘性引入模型，是为了能够对货币政策进行考察，并最终将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离出去，从而更为准确地识别财政政策本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生产型财政政策扩张在直接拉动总需求的同时，也会通过改善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成本加成的定价模式下，这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向下的压力。不仅如此，给定企业与居民的决策具有一定前瞻性(forward-looking)，由此所引致的通胀预期下降会进一步降低当期通货膨胀水平。因此，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两方面的相对大小。数值实验表明，适度有效的生产性政府支出扩张本身将导致通货膨胀下降，其对总供给的影响不可被忽视。 其次，采用结构化(structural form)方法对财政支出的生产性程度和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估计。在理论分析部分，为了清晰地展示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全面影响，我们对模型做了一些简化，如假定货币政策不变、公共资本完全折旧等。在经验分析部分，为了更好地拟合数据，在进一步放松这些假定的基础上，将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资本调整成本、可变资本利用率(variable capital utilization)和内生的货币政策引入模型当中，基于我国1998Q1—2013Q4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显示：(1)在样本期内，政府支出的生产性较为明显；(2)公共资本的折旧率大约为10%，与最近的研究相一致(金戈，2012)；(3)随着公共资本的积累，通货膨胀显著下降，生产型财政政策的总供给效应非常显著。此外，本文还发现以利率衡量的货币政策惯性较强，对经济的反应比较缓慢。 最后，从多个角度检验分析结果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的稳健性。由于本文的分析结论与既有研究之间存在一定反差，所以为了检验结论和传导机制的稳健性，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基准分析加以拓展：(1)考察效用函数形式与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形式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基准分析主要使用消费与休闲可分的效用函数。但是，考虑消费与休闲之间的互补性会对模型动态产生重要影响，扩展分析中考察了不可分效用函数的情形。结果显示，引入互补性不改变基准分析的结论。此外，我们通过比较三种不同形式的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发现，尽管某些变量的动态会因此略有不同，但这一因素并不改变生产型财政政策本身导致通货膨胀下降的基本结论；(2)考察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和不同劳动力市场设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正如已有文献所表明的那样，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会对模型传导机制产生影响(Schmitt-Grohe & Uribe，2012)。为此，在扩展分析中，我们通过使用GHH效用函数消除了这一效应。结果表明，这一改变对模型传导机制没有产生根本影响。此外，在基准分析中，工资被假定是灵活调整的(flexible)。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我们通过引入工资粘性(wage rigidity)和轮流出价(alternative bargaining)两种形式的摩擦进一步对模型加以拓展，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摩擦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3)考察消息冲击(news shock)下的财政政策。在政府实施财政政策之前，往往会存在一些与之相关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人们会预先调整其决策行为。因此，用财政消息冲击刻画生产性财政政策更符合现实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引入财政消息冲击同样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如果政府能够通过提前释放与政策相关的信号，那么有助于减少由政策所引致的经济波动程度。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出发阐述了本研究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价格粘性但是无私人资本的DSGE模型，对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影响机制进行详细考察。第三部分基于我国1998Q1—2013Q4的宏观季度数据对扩展模型的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第四部分为结论及其政策含义。② 二、逻辑起点与基准模型 这部分首先介绍本文的基本逻辑，然后在一个包含价格粘性但无私人资本的DSGE模型中深入分析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 (一)逻辑起点 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将名义利率、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利率这三个重要的经济变量联系起来，其基本形式为：
r表示实际利率，i为名义利率，
表示预期通货膨胀率。在现实经济中，名义利率i由央行调控，受货币政策影响。
受到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的影响。名义利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共同决定实际利率，由此进一步影响私人部门的消费与投资。
鉴于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对其影响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机制进行一些初步分析。一般认为，财政政策扩张能够对总需求产生直接影响，给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会导致通货膨胀及其预期上升，从而降低实际利率，促进私人消费与投资，这一效应被称为财政政策的“预期通胀渠道”(Christiano et al.,2011; Woodford,2011; Eggertsson，2012)。然而，这种一般性的分析忽略了我国财政政策的一大重要特点，即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我国政府在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财政资金大多流向基础设施项目等非消费性领域。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具有生产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正因如此，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政府购买性支出的一部分，它无疑会直接带动总需求；另一方面，其生产性能够通过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对总供给产生影响。前者固然会提高通货膨胀，但是后者却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供给角度抑制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因此，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取决于上述两方面作用的相对大小。表1总结了消费型财政政策与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不同的影响机制。 (二)基准模型 为了进一步廓清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与实际利率的影响，我们对基准模型的设定相对比较简单，它是一个不包含私人资本，仅具有价格粘性的四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之所以引入价格粘性，主要是为讨论货币政策提供空间，并将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离出去，最终识别出财政政策本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基准分析中，我们暂且假定名义利率为常数。 假定经济中存在代表性居民(representative household)，其目标是选择一生的消费水平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每一期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收入和购买政府债券的利息收入。当期的基本支出为消费支出、购买政府债券支出和税收。目标函数为：
表示居民消费，
表示劳动供给水平，β表示主观贴现因子，
表示居民在t期持有政府债券的数量。在目标函数中，有两个参数比较重要：一个是参数θ，为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该参数越大，表示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越小。给定效用函数为CRRA形式，这一参数还能用于衡量消费的风险偏好程度；另一个为参数γ，是Frisch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度量在给定消费者边际效用不变的前提下，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程度，其数值越大表示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越小。参数χ为标准化参数，没有明确的经济学含义。
表示基于第0期信息集合的期望算子。 居民在t期的预算约束为：
由于
表示t期消费品的价格，所以
表示居民在t期的消费支出。
表示居民在t期所购买的政府债券的名义价值，
为居民在t期通过劳动得到的名义工资，
为政府向居民所征收的税收。由于税收并非本文的研究重点，所以此处将其设定为一次性总付税(lump-sum tax)。在基准模型中，政府债券是居民进行储蓄的唯一方式。简单起见，我们假定政府债券的期限仅有一期，
表示债券到期时所支付的名义利息。 2.最终产品部门 经济当中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最终产品部门，其主要功能是将不同的中间产品加总起来向居民销售。
表示第i个中间产品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加总的产出
采用Stiglitz-Dixit形式：
σ衡量了不同中间产品的替代弹性。由最终产品部门的利润最大化问题能够得到中间产品厂商i的市场需求函数，即：
即其市场需求与该产品的相对价格成反比，并同时受总需求
的影响。这反映了总需求的外部性(Blanchard & Kiyotaki,1987)。 3.中间产品厂商与生产性政府支出 经济中存在呈连续统(continuum)分布的中间厂商，每个中间厂商用i加以标识。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存在一定差异，中间产品的市场为垄断竞争结构。在基准模型中，假定劳动是中间产品厂商唯一的生产要素，第i个厂商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表示中间产品厂商i的劳动投入。 为了将生产性政府支出纳入模型，更为现实地刻画我国财政政策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政府支出存量
引入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中。由于政府支出存量具有外部性，所以它与具体的中间产品厂商没有关系，即
独立于i。参数
衡量公共资本生产性的大小，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参数。政府资本存量的演化方程为：
为公共资本的折旧率，
表示政府在t期对公共资本的新增投入，为流量变量。将生产性政府支出纳入到中间产品厂商的生产函数中，使本文区别于其他考察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文献(Christiano et al.,2011; Woodford,2011; Eggertsson,2012)。 本文采用Calvo形式引入价格黏性。在每一期均有1-
的厂商被选择出来允许进行价格调整，剩余
部分的厂商无法调整价格。对于这些厂商而言，当期价格水平等同于上一期，即：
对于调整价格的厂商，其决策问题为：
财政政策由生产性政府支出流量
刻画，其为外生过程，③演化方程为：
(14)式显示了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另外一条影响途径，即通过直接刺激总需求，导致总产出增加，进而通过总需求外部性影响到特定中间产品生产厂商i的产量。这与政府支出从总供给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共同构成了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渠道，而最终效果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相对强度。 在基准模型中，债券市场的出清条件为
=0。根据Walras法则，在商品市场和债券市场出清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同时出清。在分析基准模型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关注以下8个变量，即：
其中，
表示实际边际成本(real marginal cost)。此处省略对参数校准的详细讨论。④ (三)传导机制分析 1.非生产性政府支出 我们首先分析非生产性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及实际利率的影响。在基准模型中，政府支出不具有生产性意味着
=0，此时财政政策仅通过总需求发挥作用。图1显示当发生财政政策冲击时，物价水平上升，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形下，实际利率下降。同时，居民消费下降，并随时间推移进一步下调，大约在5个季度之后才逐渐回升，呈现出“倒驼峰”(inverse hump shape)动态。在基准模型中，产生上述结果的传导机制比较清晰：首先，财政支出增加导致经济中总需求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间产品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增加(即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在劳动为唯一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厂商的劳动需求增加，导致实际工资上升，最终通过增加边际成本使物价水平上升；其次，居民消费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方面，财政政策扩张通过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导致居民消费下降(Baxter & King，1993)；另一方面，给定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上升意味着实际利率下降，在促进当期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其未来增长率。因此，尽管居民消费在冲击发生当期变动较小，但是呈现“倒驼峰”动态；最后，由于居民消费的下降程度远低于政府支出的上升水平，所以总需求增加。图1同时展示了不可分效用函数下，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对相关变量的影响，分析结果与可分效用的情形类似。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⑤
图1 非生产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变量的影响(
=0) 2.生产性政府支出 接下来，我们考察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首先，令衡量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参数
等于0.3。同时，为了突出生产型财政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暂时假定
=1，即公共资本完全折旧。此时，模型动态主要由财政支出流量
决定。通货膨胀、实际利率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函数如图2所示。为了方便对比，我们在图2中也绘出了非生产型财政政策下的情形。
图2 生产型与非生产型财政政策 如图2所示，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在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的情形下，主要变量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动态反应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情形截然相反：通货膨胀的初始反应为负，实际利率的初始反应为正。尽管居民消费的初始反应没有显著区别，但是在冲击发生之后所展现的动态特征却迥然不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驼峰”(hump-shape)特征。为了理解上述结果，我们从引入政府支出生产性后实际边际成本的表达式入手。
(15)式中加下划线的部分刻画了生产性政府支出除直接影响总需求之外，对企业边际成本的影响。具有生产性的财政政策冲击能够有效地改善企业生产效率，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当
=0.3时，财政政策通过成本渠道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足以抵消其通过总需求对通货膨胀的促进作用，从而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下降。假定货币政策不变，这将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当期居民消费由此下降，但其增长率水平将持续增加。在引入政府支出生产性之后，由于其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Baxter & King，1993)，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实际利率上升和财富效应对当期居民消费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从模拟结果看，
=0.3所代表的政府支出生产性水平基本使这三种效应相互抵消，从而使居民消费在冲击发生当期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强度本身并不会对居民消费的“驼峰”动态产生直接影响。 上述分析清晰地表明了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影响的两个主要途径：一是通过直接扩张总需求导致通货膨胀上升，二是通过总供给降低通货膨胀及其预期。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两者共同决定。尽管在基准模型中，我们无法控制生产型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强度，但是却可以通过改变影响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参数对总供给效应的强弱加以调节。因此，通过改变衡量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参数
能够更为直观地理解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图3。
图3 政府支出生产性与模型机制 显然，图3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财政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基本机制。随着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增强，我们能够发现其对总供给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对当期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也相应更为明显。当政府支出生产性较小时(如
=0.1)，总供给方面的力量尚小于总需求，因此并未改变物价水平的上升趋势。 综上所述，与标准的消费型财政政策不同，生产型财政政策同时通过总需求与总供给决定通货膨胀，忽略现实经济中财政政策所具有的生产性有可能会高估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三、贝叶斯估计 为了便于从定量角度分析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基于我国1998Q1—2013Q4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为更好地拟合实际数据，我们在进行估计之前，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资本及其可变利用率、投资调整成本和内生货币政策规则。⑥ 本文选择的变量包括GDP、政府投资支出(Fisinv)、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和私人消费(consumption)，以上数据均取自Higgins & Zha(2015)，样本区间为1998Q1—2013Q4。⑦此外，我们采用对应的价格指数将名义变量转化为实际变量，之后使用单边HP-filter提取周期部分。由于政府投资有可能存在显著的测量误差，所以引入针对这一变量的测量误差项(measurement error)。模型的测量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为：
表示将经过季节调整的变量
先取对数再进行单边HP滤波处理后得到的周期成分。
表示政府投资支出的测量误差。为了减少待估计参数个数以避免参数不可识别的问题，我们首先对一些文献中取值较为一致的参数进行校准，其中包括主观贴现率β，资本折旧率δ，技术冲击的持续性参数
和标准差
。⑧本文不再报告被估计参数的先验分布及其后验估计值。⑨ 我们以各参数的后验均值作为基准，得到在95%置信区间内，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和居民消费等变量对生产性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 从图4中能够看出，通货膨胀对生产型财政政策冲击的调整动态与基准分析一致。这表明，在模型中引入一些更为符合经济现实的元素，并基于扩展模型的参数估计值，生产型财政政策通过总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与基准分析有所不同的是此处通货膨胀表现出“倒驼峰”动态，即随着生产型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总供给效应会逐步显现出来。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除了受到习惯形成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取决于公共资本的折旧程度。在理论模型中我们以公共资本的新增投资(流量)衡量财政政策冲击，但是最终通过总供给发挥作用的是公共资本的存量水平。由于在基准分析中公共资本完全折旧的假定下，公共资本存量等价于新增投资，所以在冲击发生当期，其对总供给的影响发挥到最大。然而，在扩展模型中，公共资本存量的增加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正因如此，生产型财政政策的总供给效应会随着公共资本存量的积累逐步显现。此外，居民消费和实际利率的调整动态与基准分析类似，故不再赘述。⑩
图4 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和居民消费对政府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 注：图中实线表示各参数分别取后验均值时的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95%置信区间。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在DSGE框架下分离出生产型财政政策本身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专注于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不同，我们着重考察生产型财政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总供给渠道，并发现：(1)与消费型财政政策不同，生产型财政政策能够同时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当生产性达到一定程度时，总供给效应将发挥主要作用，最终使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产生抑制作用。考虑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大部分时间内表现为基础建设投资增加这一实际情况，本文结论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本身未必是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主要原因；(2)结合中国1998Q1—2013Q4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贝叶斯估计后的经验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以上结论对效用函数与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形式、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设定和财政消息冲击等因素均十分稳健。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府投资应该集中投向对经济有显著正面影响的领域，不能继续投向业已出现产能过剩或者对经济无明显积极效应的领域。本文的分析表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财政政策总供给效应的大小，从而对通货膨胀和实际利率的动态产生重要影响。由于财政政策通过总需求所发挥的作用在不同情形下相对稳定，所以政府支出的生产性越大，其从总供给侧对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因此，当政府资金流向具有显著正面影响的领域时，财政政策在拉动总需求的同时未必会大幅度提升通货膨胀及其预期水平，从而也避免了由通货膨胀所引致的福利损失。然而，如果政府继续投资业已出现产能过剩的产业，那么在加剧这些产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水平。 第二，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向公众提前释放相关信号，合理引导私人部门预期。实施财政政策初衷主要是为了熨平经济周期。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财政政策也有可能加剧经济波动程度。为了避免人为造成的经济波动，政府需要以一定的方式释放有关政策的信号，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本文通过财政政策消息冲击的分析结果表明，提前释放政策信息，不仅有助于实现调控经济的目的，也使得相关变量的调整变得更为平稳，而且信息释放的提前程度越高，这种稳定效应就表现得越明显。 第三，货币政策应该积极配合财政政策的实施，尽可能化解财政政策对经济局部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具有较强生产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下降，实际利率上升。就私人部门而言，这意味着其投资成本上升，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货币政策能够适时地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那么会缓解甚至消除由挤出效应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通货膨胀水平的下降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空间。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建议的合理性依然建立在财政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生产性这一前提之上。对于那些生产性较低甚至是重复建设的政府投资，不仅会对经济结构产生不利影响，也会因为推高通货膨胀从而使货币政策处于两难局面，因此政府在选择投资方向时应有所甄别。 作者感谢两位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①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fiscal theory of price level，简称FTPL)强调财政政策因素对物价水平的影响(Leeper，1991；Sims，1994；Woodford，1995等)。与传统观点不同，这类文献将政府的预算约束视作均衡条件(equilibrium condition)。当发生外部冲击时，政府即使不采用税收和支出工具进行调整，市场出清条件也将使其重新达到平衡，物价水平相应进行调整。本文仍然沿用传统观点，将政府预算约束视作约束条件，因此区别于FTPL。 ②限于篇幅，本文在原稿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压缩，正文中省略了对参数校准、模型扩展、贝叶斯估计和稳健性分析等问题的详细讨论，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经济研究》网站“工作论文”栏目)，或直接向作者索要。 ③可以利用财政政策规则来刻画内生财政政策，由于这样做会使模型的机制更加复杂，不利于更加清楚地考察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所以此处不对其进行讨论，有关这方面的讨论请参见胡永刚、郭长林(2013)。 ④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或直接向作者索要。 ⑤本文所采用的不可分效用函数形式为
。引入这一效用函数之后模型的传导机制，以及图1中其与可分效用函数情形下脉冲响应函数之间产生差别的原因，请参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中的详细讨论。 ⑥限于篇幅，文中省略了对这些扩展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⑦模型中包含四个外生冲击：财政政策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技术冲击和测量误差，因此可避免随机奇异性(stochastic singularity)。 ⑧即使对它们进行估计，在估计之后使用Iskrev(2010)的方法进行可识别性检验，发现这些参数不可识别。 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或直接向作者索要。 ⑩在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中，我们分别从投资调整成本函数形式和劳动力市场摩擦等方面对模型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考察引入消息冲击之后，生产型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此处不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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