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形成及古龙川是最早纯中原人定居聚落之地论文_袁伟强

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形成及古龙川是最早纯中原人定居聚落之地论文_袁伟强

河源市博物馆 广东 河源 517000

摘 要:客家人的形成,在研究文化史及移民史的专家和学者当中存在很多不同学术争议,客家的源流在不同时期移民所共同形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最早提出经过五次移民大迁徙形成, 而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说法,自五胡乱华时期以来的五次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而形成为客家的源流。但是五期迁徙说在方法论上有较大的漏洞,五期迁徙论至今仍然是解释客家源流的权威说法,是极不准确、不科学诠释客家人的源和流。客家先民是经过六次大迁徙形成客家民系。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为屠睢、任嚣、赵佗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士兵和被秦始皇发配一起平定岭南的劳役及随军的1.5万的中原女子第一次客家大迁徙而形成了首批客家人。而古龙川因戍边原因是最早迁徙南方定居的纯中原人,古龙川是首批客家先民聚落之地。

关键词:客家文化;群居;历史

什么是客家人?客家先民是中原人士,他们是如何由中原汉人演化为汉族客家民系呢?可以肯定,客家民系是中原人士在经历各时代重大事件迫使迁徙移居异地生根发展,客家先民是在迁徙运动中形成。客家人迁徙运动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因王权变更、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北方汉民南移运动。其中第一期是孕育期,第二、三期是形成期,第四、五期是向海内外播散期。客家大本营:即闽西、粤东、赣南这块三省交界的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域。在传统学术上于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先生为代表,客家人在历史上曾经历五次迁移运动,第一次:受五胡乱华影响,自东晋始,大批中原人举族南迁至长江流域。第二次:唐末的黄巢之乱,迫使客家先民继续南下,到达闽、粤、赣接合部,成为客家的第一批先民。第三次:金人南下,入主中原,宋高宗南渡,更多的移民集聚于此,与当地的土著和先期迁入其地的畲族先民交流融合,最终形成客家民系。第四次:明末清初,客家内部人口激增,因资源有限,大批闽、粤客家人从客家大本营向外迁移,最远内迁至川、桂等地区,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即发生在此时期。第五次:受广东西路械斗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部分客家人分迁至广东南部和海南岛等地。

客家人的形成是历经六次大规模迁移运动形成现今客家民系。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大迁徙应起始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征战岭南的中原士兵和随军1.5万女子及几十万中原发配开凿灵渠的劳役。

一、征战岭南

《史记》、《汉书》记载: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和1.5万女子平定岭南百越之地,分5路大军南征百粤,每军要占领五岭一个主要的隘道,而占领湘桂两省边境山岭隘道的,战斗巨烈。

1、第一次平定南越

秦军开始于凌厉之势攻占了南越大部分地区,但是尚未开发的岭南地势复杂,地广人稀,有限的秦军在此难于立足,常常遭到越人的暗中攻击。恃别是第一和第二路军,在进攻西贩人的过程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屠唯在攻占西瓯族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在占领地区对被击溃的西瓯人、越人采取安中原那一套残酷无情的政令,西瓯发挥自己善于爬山越岭和驾船荡舟的长处,利用当地山青林密、河谷纵横的地形,不断发动对秦军的袭击,袭击秦军的粮道,致使秦军粮食匾乏。秦军出现了“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的悲惨局面。最后秦军主帅屠唯被杀。 秦军主帅屠唯的被杀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坚难固守,也粮草和军事装备在接济上又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人了极为不妙的境地。

2、修筑灵渠

秦军主帅屠唯被杀,第一平越受阻。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贩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人了秦越对峙的阶段。战争对物资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战争的胜败取决于物资供应,所谓“三军未行,粮草先动”。这当然由中原与岭南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从历史记载看,秦时中原与岭南沟通有水、陆两路,但这两路对人行特别是运输都极其不便。就陆路而言,但也是道路崎岖,险隘重重,人行尚可逾越险阻,一旦用于大规模的运输,则变得极其艰难和复杂,其难度绝不亚于蜀道之难。除陆路外,可通行的水路只有以下两条:其一是取道江西的赣江,运载物资到达大痰岭,然后以人力搬运逾岭,之后再通过祯水流域输向岭南地区;其二是取道湖南的湘水,到达五岭之下,以人力将物资搬运逾岭,然后再通过漓水流域输向岭南。

由以上水、陆两路的自然条件可以看出,要向岭南运输大量的战备物资是何等繁琐与艰难。在秦军征伐岭南之初,由于秦王朝有一定的战争准备,物资的运输与前方将士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特别是遭到越人强有力的反击之后,前方军队的急需和后援物资运输缓慢的矛盾就变得尖锐和显著起来。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势必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而要增强后勤补给力量,仅仅靠增加人力是不够的,必须开辟一条较为畅通的路线方能达到彻底征服岭南的目的。

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尽快完成对岭南地区的全面征服。于是,一项因战争的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帷幕。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写道:“又使尉(佗)屠唯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人越·一”刘安召集百家游士编撰的《淮南子·人间训》中只是说:“秦王使监禄转晌,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灵渠,史书中作“浮渠”或“灵渠”,据说因漓江又称灵河而得名。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之水,又名“湘漓运河”。其穿越广西东北部兴安县境内,后人又称“兴安运河”。灵渠工程分为南北两渠,全长34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两大水系。

3、二次平定南越

当兴安灵渠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大功告成后,秦军的粮晌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唯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晌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甄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甄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锥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锥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请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4、治理南越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人秦王朝的版图。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唯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匝人北窜。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几项具有开发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辖境大体相当今广东的大部,东到今福建南端的云霄,西到广东四会县东。其下置县有:番禺县、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揭阳县(今广东揭阳县)、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祯阳县(今广东英德县)、含沤县(演阳县之南)。由于北方人初去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征兵不易,因而改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滴戍”就是对“有罪者”实行充军、流放,其对象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的、父母曾有“市籍”、祖父母曾有“市籍”的,称之“七科滴”。从史料记载看,秦王朝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入,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滴发,配合军事占领,在三郡安置这些移民,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时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叫“不直”。这次把南越地与筑长城并提,可知是强迫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建筑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滴戍边”。这句记载虽未明言去处,但不外北边和南边,南边当指岭南。第四次是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为一万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华夏人落籍岭南的一万五千户人家。这也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诏令中所说:“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以上史料表明,秦代迁往岭南的华夏之民数量不少,他们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为岭南的开发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开新道,凿灵渠。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企图阻止起义军进人岭南。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涅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水路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是开凿灵渠。

5、古龙川

《前汉书》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后,设立南海、桂林、象三郡,任嚣被委任为南海郡尉。南海郡辖番禺、博罗、龙川、四会4县。赵佗被委任为龙川县县令。古龙川,在东江中上游流域,县治设在现河源市龙川县内,县域包括现在的河源市、惠州市、汕尾市(部分)以及兴宁、五华、江西省寻邬县和福建云霄县等地。

现今河源作造为客家古邑,最早纯客家先民族群聚集地,客家先民发祥地。依据是古龙川是作为南越地的首县之一,南越王赵佗为当时古龙川县县令。在研究客家人历史的很多专家学者一直怀疑,古龙川只是一个小县,而且赵佗只是一个县令,古龙川中原人迁徙的人数不足于形成纯客家先民族群聚集地?

赵佗他作为征战岭南50万大军的集团军副将,为什么要在平定南越胜利后会只被委派来古龙川做县令?这主要是当时古龙川是镇守岭南边陲要地。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南越后,而在南面还有王国并未平定,是对南越地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那就是闽越国。闽越国是由七闽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闽越族;七闽的分布,除今福建、台湾外,还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温、台、处三州)、赣东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梅地区。闽越国是战国时期被楚国所灭的越人在逃到该地时与当地的百越族原住民所共同建立的一个国家,存活的时间大致上在西元前334年至西元前110年之间。尤其是西元前202年之后的六、七十年之间,国力达到鼎盛,是当时中国东南一带势力最强的国家,闽越王无诸在城村(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南边的兴田镇)所建的王城,也是当时东南一带规模最大的城市。(《史记·东越列传》)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于冶南(今漳州地区),进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遂与宗族合谋杀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古龙川地区是闽越国交界地区,所以派赵佗作为古龙川县令最重要任务还是领兵几十万将卒镇守边疆。

在位于现五华县华城镇东南约2千米处,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岗组成的马鞍形独立山丘名为狮雄山,2011年1~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对狮雄山遗址再次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钻探面积50000平方米,取得了新的重要发现和重大成果。1、此次调查与试掘区分出了战国末期(秦代)和西汉早期(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为岭南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树立了新的年代标尺。2、狮雄山遗址不仅止是宫殿遗址,而是一座由壕沟和建筑遗迹共同构建的城址,是岭南城址的新类型,它的发现为岭南的秦汉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狮雄山遗址发掘出大量基址可能为角楼、望楼一类建筑的基础部分,遗址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建筑材料、陶器、石器、铁器以及其他物品。其他物品包括封泥、铁矿石、碳化植物标本等。部分封泥上印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文字,这些文字,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本遗址所出瓦当上的“定”字相对应,说明了这批封泥的归属。另外,从封泥文字的文例判断,这几目封泥上的文字很可能印自县级职官的印章,也从侧面说明了狮雄山遗址的性质。由此可见当时赵佗在古龙川建立了城池并大量屯兵,对抗衡闽越国。在(《雍正河源县志》)还记载现河源市东源县双江镇有赵佗古城城址。该城址其实是当时赵佗在当时东源县双江镇建立的一个兵站,古时期现在的新丰江库区是一个物产富饶的鱼米之乡,能为古龙川庞大的军事消耗提供后勤保障。

结论

客家人的形成是经过六次不同时期从中原不同地域大迁徙形成。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徙由是赵佗等率领50万军队士兵、几十万发配岭南的中原劳役和1.5万的中原女子等形成。因中原王权更替这大批约百万的中原人未能返回原地而形成首次迁徙而定居下来的的最早客家先民。

而古龙川地区因当时需戍边要求,成为最早迁徙南方定居纯中原人聚落之地,形成了首批客家先民族群。现今龙川县佗城镇其全镇总人口数量4.1万人,却被誉为“中华姓氏第一村” 的称号,其当地人口姓氏就有179个,现保存完好的姓氏宗祠42座。其中仅有人口2000多人的佗城村拥有140个姓氏。这些客家人可能就是当时驻守古龙川而来自中原五湖四海的士兵落居古龙川的后裔。而现今河源市是纯客家人地区,每个县每个区域之间,语言都有很大的差别,不像梅州地区语言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异。这也有可能跟当时赵佗带领的来自中原五湖四海的士兵落居的后裔有关联。

参考文献:

《客家研究导论》

《雍正河源县志》

《史记》

《汉书》

《淮南子·人间训》

论文作者:袁伟强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6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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