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初中共让出南方解放区战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抗战胜利论文,战略研究论文,初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K26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6)-02-0066-08
分布于广东(含海南岛)、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河南(不含豫北)等省10多块解放区，均自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步形成发展而来，构成中共领导的全国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处于日、伪和国民党军三方分割夹击之中，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抗日斗争。随着抗战胜利结束，国内阶级矛盾转变为主要矛盾，南方诸多解放区立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必先除之而后快。
一、中共重心面南的长远战略及其实施
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接连失利、国共和谈重启、中共与美国方面接触等一系列相关形势变化，中共最高决策层也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工作重心开始转向被解放区包围的城市及交通要道，战略发展方向朝南，力图恢复南方老区根基。因此，在1944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调动部分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部队南下，选取浙江、湖北为两大战略通道，另以皖南为中间跳板，并一改往日对国民党军“避战”的姿态，以扩大抗日战果，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并应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内战危险。
这两条通往南方老区的战略走廊是：
一条起自苏中，经苏南发展浙西，接通浙东、浙南，继沿海岸线迂回伸展至福建，尔后回首江西，重点控制全浙江，具体作战任务由新四军苏中军区担负，设定浙西天目山区为江南大营。待站稳脚跟之后，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率各师抽调的主力团队也大举南渡长江跟进，必要时可直接跃进闽、赣老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行动的意图之一，是配合盟军登陆华东(山东或杭州湾)沿海行动。自1944年8月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不断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预备布置该项行动计划。如在8月21日，毛泽东电示新四军领导人，告之美军欲在中国战场登陆意图。10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新四军军部：“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可能”，应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区的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时间可能很快”①。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联名致电张云逸等，明确指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② 以上电示，表明了中共中央发展东南的新的战略意图与指导方针。其后新四军遣苏中军区主力粟裕所部上万人马，偷渡长江，越宁沪铁路，跨京杭大运河，经苏南插入浙西天目山区，屡胜国民党军第3战区精锐部队，震动全浙江，此一路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的。
另一条以太行山区为起点，经由河南、豫鄂边区趋湖南，拟定湘鄂赣边区为南北枢纽，接通湘南、粤北，远距离创造南方根据地另一翼局面，实际上是力图将华北、华中、华南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组成前所未有的链条，重点控制河南、湘中，具体作战任务分别由延安的八路军第359旅、警备第1旅、豫鄂边新四军第5师、广东的东江纵队担负。这一战略行动计划第一步为控制河南，目的是使华中、华北、陕北根据地点线相连。中央认为，这一任务的完成，“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③。按照中央和军委统一部署，华中新四军第4师由东往西、第5师由南往北对进河南；华北八路军总部遣太行军区第3、35团组成第一批南下兵团，后续之太岳军区第18、59团渡过黄河，进至豫西、豫中地区；另由冀鲁豫军区的2个步兵团和2个骑兵连南下豫皖边，直接支援挺进豫东的第4师。这样，八路军、新四军抽调精兵强将，形成多路向心态势，最终会师于河南，完成经略中原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第二步，则由八路军第359旅和新四军第5师共同开辟江南战场，以两湖为战略走廊，重点控制湘中，作为连结南北的中间地带。这一战略步骤的实施，以第359旅长途南下开辟湘鄂赣边根据地，以及第5师就近开辟鄂皖边、湘鄂西、襄河南北、赣北等根据地为重要标志。第三步，第359旅由湖南顺势南下打通广东，同时东江纵队北上接应。当时中央和军委判断，日美决战约在1946年夏季以后，故王震所部尚有一年以上时间可以利用，过时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的可能。但在此期间，南下部队创建的根据地已具相当规模，即使被隔断，也可以应对内战，“造成南方一翼”④。不久，鉴于“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中央决定陕北八路军南下远征的第一、第二批部队统统往南开，直达湘南、粤北，创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地区之矛盾，“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⑤。依此方针，王震所部弃湘中奔湘南入粤北，最远已至五岭的粤北段，与东江纵队会师指日可待。后续之陕北八路军南下第二、第三批部队6000余人，亦跟进至河南。这样，采用串联方式，以陕北八路军主力一部远程奔袭南下，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联结起来，以便内战时能创造南方一翼的长远战略性计划，基本得以实现。唯其先遣队兵力单薄，身处国民党军驻防区，军事形势险恶。但有河南、湖北两大后方根据地的支持，如继续采取“添油式”增兵方式，源源不断地增兵南下，那么重建与巩固最南方根据地仍是有可能的。
几乎与这两路兵马到位的同时，中央军委还拟议设置新的战略区，以顺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即待新四军粟裕所部打开东南局面之后，在浙赣路、温州以南、赣江以东、福建省以北地区，组建东南战区；待八路军王震所部打开华南局面之后，在赣江以西、两广以北、长江以南地区，组建湘粤赣战区⑥。
八路军、新四军出兵华南、东南两大战略方向的到位，预示着中共“面南战略”发展计划的准备阶段基本完成，重新恢复并更大规模的创造南方老区的大胆战略意图开始实施。
二、抗战结束之际中共“面南战略”的调整
1945年7、8月间，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虽已前出华南、东南地带，但中央和军委始终将日本失败后中国内战必然爆发的因素考虑进去，采取逐渐分兵渗透江南地区策略，观察时局变化，并未以全力经营该项方略。即使是临近日本战败投降前夕，中共中央仍采取谨慎态度，不过分刺激重庆国民党当局。如对东南战场方面，中央和华中局发展江浙的方针虽然基本未变，但由于客观形势略有变化，中央于同意叶飞所部南渡增援的同时，指示华中局暂缓大举入浙，谭震林部仍留现地待机，而且粟裕、叶飞两部在江南也不要主动向国民党军进攻，以免引起“对外不良影响”⑦。而经天目山3次反击国民党军作战，苏浙军区兵力使用已达极限，如再战势难支撑。因此，粟裕等于7月27日致电军部，建议速增兵2个团到皖南、1个旅到浙西、2个团到苏南。8月3日，军部复电明确不同意增兵江南，认为目前全国与江南局势正在变化摇摆中，好与坏两种可能和前途都存在，尚未到最后决定的阶段。所以在江南局面未出现更加明显有利于我的转变之前，军部暂不打算加兵江南，“以免将来万一局势逆转时，增加我们更大的困难”。此电还提出将来形势最后逆转，我江南主力不能立足时，部队可经由皖南渡江北返，“配合江北部队解决大别山问题”⑧。这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反复研讨时局走向，考虑到粟裕部已前出苏南、浙西一带，深入第3战区驻防区活动，且布阵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外围，已经触动了国民党政府高度敏感区，因而不得不作最坏打算，即当形势险恶时放弃江南阵地。
实际上，中共担心内战危险自然有其道理，因自抗战以来国共摩擦不断，迫使中共保持内战警惕性。因此，中共在做出派遣精锐部队远离华北、华中根据地，挺进日、伪和国民党军之间的空隙地区，建立长江以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时，已有预防内战冲突的思想准备。随着苏联对日开战、美军步步紧逼日本本土，预示日本败局已定。鉴于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权衡各方利害关系，再次调整全盘战略计划，转移发展重心。
首先，准备南方内战战场。华北八路军、华中新四军远出江南的目的之一，即是准备应对内战局面的，所以当日本投降之际，江南部队仍执行中央和军委赋予的“面南战略”任务。8月10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应立即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芜湖等各大城市，夺取津浦路、沪杭甬路、沪宁路、京汉路等。江南部队要有准备击退国民党军进攻，“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⑨。新四军军部当即拟定反攻部署，11日电示各师首长布置任务。但次日中共中央根据华中各方力量对比情况，决定放弃华中反攻战略目标，新四军江北部队全部留下，不再增兵江南。中央并指示华中局：江南新四军应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准备内战战场。如在内战中失利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诸省，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浙东部队仍在原地坚持，“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⑩。中央军委同时电示华中局：江南的任务是于占领各城镇后，“布置内战战场”(11)。华中局和新四军领导人一致决定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放弃占领大城市的行动计划，并且从江南调回2个旅参加津浦路西作战。13日，华中局将此意图分别电告中央和苏浙军区，明确由苏浙军区承担抽兵回返任务。同日，华中局又电示浙东纵队领导人，准备在内战失利时，将大部主力转移到浙南、福建去，创造新局面。尽管中共为应对抗战胜利后内战的危险，而卓有远见地开辟江南根据地，并自湖北的洪湖起，中经皖南、苏南，以迄浙江，沿长江南岸组成千里敌后抗日根据地横向链条，加之串联华北、华中、华南的数千里纵向链条，但由于抗日战争比原来预计的进程大大提早结束，南方根据地各项建设远未巩固与成熟起来，军事实力毕竟单薄。
其次，国内和平局面有实现的可能。主要因素有：一是中共实力在抗战期间显著增强，据有华北、华中大片敌后区域，包围着众多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二是国民党政府权力影响主要在西南、西北，华东、华南大部分地区仍被日军占领着；三是苏共和斯大林致电中共方面，劝说国共应言归于好，共商建国大事，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四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两次表示愿赴延安调解。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政府利用其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接受日伪投降既成事实，但必须缓和与中共的矛盾，甚至于达成协议，以求运兵与接收顺利，同时苏、美、英三大盟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共中央根据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审时度势，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适时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策略。带着这种诚意，毛泽东才毅然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政治谈判。
再次，准备让步江南的谈判策略。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综合分析近期形势的基础上，估计国民党有很大的困难，至少今年不可能发动大规模内战，国内实现和平建国是有可能的，因此决定采取和平方针，准备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有所让步。诚如毛泽东在会议结束之前发言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12)。26日，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议定毛泽东等去重庆谈判，以及谈判原则与让步策略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让步问题时明确指出：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至于让步的限度，毛泽东设想：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13)。实际前两步总括南方解放区，拟定让出方向依次由南往北，这就表明在即将开始的国共最高级谈判中，中共将此当作一个政治性让步条件，以换取全国和平民主新局面的实现。随后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阐明了准备让步的因由。即是：“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14) 让步策略既定，尔后在重庆谈判时酌情提出，以示中共诚意。
最后，关注另一个战略发展方向——东北。中共中央在制订发展南方战略计划的同时，还把目光移向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争取东北”的长远战略意识，并且为此进行了若干组织准备。这是因为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包括丰富的物质资源、较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密集便捷的交通网络、国民党势力的“真空”地带，以及与苏联、外蒙古接壤的有利地形等等，使得中共开始关注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战略大区。早在1944年9月初，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就研究了如何开展东北工作的问题，尔后中共七大明确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1945年8月11日，由周恩来起草并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出第2号命令，以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分由现地向东北进发，另以冀热辽边军区李运昌所部向辽宁、吉林进发，配合苏军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15)。遵照这一命令，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部队率先出关挺进东北，胶东军区也派出先遣队渡海至辽东半岛侦察。2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全面部署出兵东北计划，并断定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16)。9月以后，根据海陆进兵东北的部署实际到位情况，中央和军委迅速调整重心，全方位北向，放弃“面南战略”。
三、重庆谈判正式让步南方根据地
1945年8月28日下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谈代表团抵达重庆后，即按在延安时准备的“腹案”拟定谈判策略，军事上围绕国共军队等比例缩编和划分驻防区两个问题展开。前4天的谈判，为双方任意交换意见，彼此各出方案。30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转告中共中央，告之下月初拟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11条意见，其中解放区部队准备全部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即是说，长江以南全让与国民党军驻防，中共军队将从南方各个根据地逐一撤出，相当于中共军队削减一半，地区也退出一半。9月2日，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面谈，毛泽东提出此次谈判的八点原则性意见，其中应由中共将领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这些地区全在长江以北，明示放弃江南的意图。(17) 3日，周恩来、王若飞将略加修改后的11条意见，交付张群等转蒋介石。4日，蒋介石拿出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由张群等，其中以中共军队编组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后决定，但绝不承认解放区。如此双方谈判底线相继亮出，并自是日起至21日止，共进行8次正式会谈。原定21日发表见报，因解放区地位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以致会谈几乎搁浅。27日重启谈判，到10月5日共进行4次会谈。谈判期间，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己方军队和地区各缩小一半，部队驻地将集中于淮北和黄河以北，国民党代表则坚持蒋介石所提方案内容，双方各执己见。但自9月中旬起，中共代表团更加明确表述让步地区，实际是对东北情况进一步摸清，并开始酝酿部署新的重大战略行动。
9月15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摸清东北的实际情况，将争取东北的决策电告毛泽东等。17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为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为此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从华中、山东到冀东形成梯次调兵计划部署。(18) 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后复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力争东北的战略部署，新四军江南主力迅速即开。(19) 19日，中共中央一方面向全党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新指示，要求浙东、苏南、皖南主力部队立即撤返江北；一方面电告重庆代表团有关江南部队北撤计划，以此作为对国民党谈判的一个让步。当天，毛泽东等复电同意此项部署，并说：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20)。至此，顺应抗战结束后新的形势变化，中共领导核心就争取东北问题迅速达成一致意见，重新制定新战略方针与计划部署，全军收缩南部调头北向，并将让出南方解放区当作一个政治条件，在重庆谈判中提出。
在9月15日会谈中，张群询问中共军队所驻扎的地方是否就是解放区？王若飞明确表示：中共军队将集中淮北和黄河以北，乃是一大让步。现海南岛、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京、沪、杭三市之郊区等，皆有我党之军队，我们将考虑予以撤出。19日会谈，周恩来提出中共之新方案，其中军队驻地与解放区问题是：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八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中共军队撤退，中共军队将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山西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陕甘宁边区等七个地区，解放区也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21) 尽管这是自谈判以来中共方面首次具体提出解决问题的最新方案，也是一个重大让步，但国民党代表以“军令统一”为由指责中共分裂，本次会谈未有结果。其后数次商谈，几经周折，终于10月10日签订国共《会谈纪要》，内中涉及军队国家化问题表述是：中共愿意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从广东等八个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国民党政府则表示部队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22)。此次谈判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虽未全部解决，但由于中共在缩减解放区军队数目以及从华中、华南八个解放区撤退的重大让步，为进一步协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表现了中共和平建国的诚意，博得了民主党派的广泛同情与肯定。
毛泽东自重庆返回延安后，中共为迅速实行国共谈判中所允诺的让步，公开命令新四军江南部队首先北撤，包括苏南、浙东、浙西、皖南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即行撤往苏北、皖北解放区，以示中共光明磊落的精神。而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顺利收拢江南部队，迭电第3、第10战区司令长官部，命其全力堵截“进剿”江南新四军，在其渡江北撤时消灭之。如蒋介石在得到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告浙西、皖南新四军似有北渡情况后，即于10月17日电令其“速派队截击歼灭，并具报为要”(23)。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令沿江部队：“据报长江以南奸匪企图渡江北窜，希严饬所属与海军密切协同，努力围剿，以期完全消灭。”(24) 因此，除东江纵队外，撤出南方解放区的中共部队无一不是在战斗状态下转移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四、南方解放区部队北撤
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筹调度，首先撤退的是靠近长江南岸的浙江、安徽、江苏解放区武装，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具体部署执行。
1945年9月15日，毛泽东在重庆一并答复中共中央14、15日两次来电，指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25) 16日，中共中央即依此意见电示华中局。17日，华中局复电中央，告之拟定的行动方案，请中央定夺。即：江南第1师2个主力旅共计1.4万人调回江北集中，浙东、皖南各留一部坚强主力就地坚持外，浙东抽调2个团转移到苏南，皖南部分主力转向巢湖以南地区。华中局根据目前情况和国民党军进展速度，估计浙东主力转移需半个月左右可完成，苏南主力向江北转移也在1个月内，留在原地坚持的主力与地方兵团约有1.2万人，如万不得已时可组织若干强有力挺进队，“分向闽浙赣、浙南与黄山地区打开新局面”(26)。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并说：“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27) 华中局和军部即于22日上午11时电示第1、第7师负责人，改变原定只撤出主力的计划，要求苏南、皖南、浙东部队和党政人员原则上全部撤退。当天晚些时候，军部电令下达具体转移部署：苏浙军区部队北移应分两个步骤，粟裕亲自率领第1、第3纵队，迅速集结完毕后立即出动；叶飞率领第4纵队及江南全部可能转移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待浙东第2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后，即行移动。苏南、浙西、浙东人员全部撤至苏中地区集结。皖江军区原则上尽量设法将全部武装和地方干部转移，主力部队向淮南路以东方向移动，皖南部队或东向苏南、或北向巢芜地区转移。遵照以上命令，新四军苏浙军区和第7师以及苏南、浙东、浙西、皖南、皖江地方武装和干部，共计7万余人，克服重重困难，全部撤出原地，于最短时间内转进苏中、皖东，首先实现了中共在重庆做出的庄严承诺，并形成新的战略集结态势，填补了江北新四军奉开山东、东北等地留下的空防。
由陕北千里挺进湖南再至湘粤赣边界的王震所部，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兵锋直达粤北山区，期望尽早与东江纵队会师。但因部队已进入国民党军第7、第9战区后方，城乡统治严密，部队行动十分困难，同时日本战败比原来设想的时间提早，国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致创建广东五岭根据地的计划已无实施可能。面对周边异常严峻的军情，王震、王首道等领导人紧急磋商，认为本部对中央指示抱有极高热情和决心去执行，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均不利，东江纵队因情势所迫难以北上会合，部队现在无粮、无钱、无群众基础，遂一致决定部队调头北上，靠拢新四军第5师。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南下支队“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28)。南下支队遂昼夜兼程北进，冒着连绵秋雨，忍饥挨饿，奋力冲破国民党军处处拦阻，9月26日赶到鄂城之赵家集抢渡长江，28日进至湖北麻城的长岭山，与鄂东军区部队会合，尔后加入第5师野战兵团序列。
河南预备让出的地区除北部之外，包括豫西的河南军区、豫中和豫南的新四军第5师、豫东的第4师驻地。8月中旬，第4师奉命于淮北路西地区整训备战。10月8日，第4师执行破击津浦路任务，另以第9旅自豫东永城出发赴鲁南，编入第2纵队序列。11月10日，第4师大部整编为第9纵队，隶属华中野战军指挥，1946年1月调往陇海路作战。
中共中央为加强中原新四军第5师力量，命令在豫西嵩山地区的河南军区部队南下靠拢。1945年8月30日，彭德怀代中央起草给河南区党委指示电，提醒其速做向何方实施机动的部署。河南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开会研究时，有一种意见主张根本放弃河南，退到黄河北岸去；但会议最终决定集结军区主力及大部分干部，暂时退出嵩山基本区，向东南机动并直接与第5师联系。于是，河南军区部队和冀鲁豫军区的水西区第8团撤离嵩山地区，向东南行动，10月24日到达桐柏山区。另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也于23日进入桐柏山区，29日与第5师领导人会面。至此，八路军南下和北返的两支部队齐集新四军第5师驻地，实现三方中原会师，形成中原野战军主力。
地处武汉外围的鄂豫皖边解放区及新四军第5师自1945年8月下旬起，即遭到国民党军第5、6、9、10战区20多个师的进攻，迫使第5师收缩，相继撤出鄂皖边、鄂南、石(首)公(安)华(容)解放区，尔后又让出鄂中、襄西、襄南、豫中、豫南等解放区。面对多方受敌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第5师全部留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行动，不应退过黄河以北，其重要战略意义是能直接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29) 由此可见，中共并不是让出南方全部解放区，而是依据抗战胜利后国内时局变化，做出长期坚守中原的战略决策，等于在国民党统治腹地摆放一枚战略棋子，执行牵制任务。11月3日，中共中央明确电示重庆中共代表团，不要再提放弃鄂豫解放区及其军队北移问题，相反应和华北、华东同样实现人民自治。于是，以湖北为重心的新四军第5师非但未向东转进华东解放区，或者向北开进晋冀鲁豫边解放区，反倒聚拢南北两支八路军部队，创建中原解放区，顽强坚持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带达10个月之久，拖住了大量国民党军于自己周围，有力地策应了华北、华东、东北战场。
孤悬华南的广东解放区局面最为不利。日本尚未投降，这里的内战即已开始。1945年7月25日，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65军突然出兵攻击粤北、江北解放区，进占英德、始兴等县部分地区。鉴于广东解放区力量弱小，又处于最危险区域，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列入让步地区之一，在重庆谈判中直接提出。根据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分散坚持的战略方针，广东本省各游击区武装抢在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之前，纷纷进行整编，精干队伍，清理老弱病残，区党委随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大鹏半岛。1946年1月全国停战令发布后，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8执行小组前往广州实地工作，谈判东江停战问题。同时，周恩来在重庆谈判过程中，坚持将广东问题同东北停战问题挂钩，声明中共在广东从两个地区撤军，即东江、海南岛，并取得马歇尔在内的“三人会议”同意，决定接出这两地的中共军队及党政人员，乘美国提供的船只北运山东解放区。中共广东区委立即抓住这一撤退机遇，令东江纵队只保留班长以上战斗骨干撤退，大部分士兵复员，另抽调珠江纵队一部和韩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纵队部分骨干一并北撤。6月29日，北撤人员自沙鱼涌海滩顺利登上美军3艘登陆舰，30日晨起航，7月5日上午抵达山东烟台港，实际撤出2583人。1947年春，以北撤人员为主组建两广纵队，隶属华东野战军建制。
至此，除海南琼崖纵队因各种因素未能撤出外，以华南人民抗日武装胜利撤出为标志，中共让出了南方绝大部分解放区，包括长江以南全部，实现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创建巩固的东北新根据地的正确战略部署。同时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中共一个让步条件，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
五、中共让出南方解放区战略抉择析要
自北伐军兴，中共建军重心即置于南方诸省，到抗日战争时期，相继在华中、华南创建了10余块抗日根据地，为重新恢复与发展南方老区准备了基本条件。因此，1944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择定有利时机，军事上调兵遣将江南，希冀实现“面南战略”；政治上争取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光明前途。然而抗战结束时的国内外形势表明，中共重振南方老区基业的条件并不成熟，受到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难以继续推动南方解放区顺利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及时变更战略发展方向，快速收拢江南武装力量，进一步争取政治、外交与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综合这一根本战略转换的主要因素与实际效果，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抗战期间，中共在国家政治制度上一直希望终结国民党一党专制，组建联合政府，避免新的内战发生。随着抗战胜利结束，国共和谈开启，国内和平建国的前途确有实现的可能，国外欧亚各国不同政党共同建设国家的模式一度也很盛行。在此种和平氛围日渐浓厚的情况下，尤其是重庆谈判首先涉及到敏感的军队整编及其驻防地区问题，中共则采取主动方式，以主动让步换取民族进步，表现出最大的和平诚意，显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
其二，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共处理错综复杂问题时的一大优点，即是擅长战略谋划及应变能力，每逢时局重大转换之际更能发挥其特长。在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于贯彻“面南战略”的同时，又萌生了向北发展、争取东北的战略意图。而当东北地区战略条件比南方成熟时，中共中央能及时抓住时机，变换战略发展方向，顺势弃南朝北，全力经略东北，始定中国革命胜利之伟业。
其三，南方解放区分散，整体实力不强，部队较为集中在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广州等大城市外围，而这些重要区域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所倚重。为了在军事上集中兵力，中共趁国民党军防堵尚未部署周全之机，成功地撤出南方解放区绝大部分战斗部队，整合成中原、华中两大野战军中坚力量，进而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地位。
其四，由于美国政府介入和苏联政府关注，国共两党关系已演变成“三国四方”多重角逐态势，国共军事冲突多履行“三人委员会”调处程序。中共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借助美军舰船顺利地转移华南抗日武装，调解中原军事冲突，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北撤部队的安全，体现了灵活多变的策略方针。
总之，中共让步南方解放区，成功变换战略发展方向，实现了政治、军事、外交利益多重目标，不失为过渡阶段运筹成功之杰作。
注释：
①《中共中央军委致张云逸等电》(1944年10月24日)，载新四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5册，1964年(内部版)，第1133页。
②《毛泽东、刘少奇致张云逸等电》(1944年11月2日)，载《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1134页。
③《刘少奇、陈毅致张云逸等电》(1944年6月23日)，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82页。
④《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1944年6月15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98页。
⑤《毛泽东致王震、王首道电》(1945年7月22日)，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807～810页。
⑥杨迪：《抗日战争在总参谋部》，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⑦《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3月11日)，载《新四军文献》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596页。
⑧《张云逸等致粟裕等电》(1945年8月3日)，载《新四军文献》第4册，第661～662页。
⑨《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10日)，载《新四军文献》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⑩《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12日)，载《新四军文献》第5册，第51页。
(11)《中共中央军委致华中局并李先念、郑位三电》(1945年8月12日)，载《新四军文献》第5册，第52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5)》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4页。
(15)《延安总部命令第2号》(1945年8月11日8时)，载《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556页。
(16)《中共中央致晋察冀分局等电》(1945年8月29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17)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34页。
(18)《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载《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文献)，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107～108页。
(19)《重庆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9月19日)，载《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文献)，第109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5)》下卷，第27页。
(21)《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210～212页。
(22)《重庆谈判纪实》，第251～252页。
(23)《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799页。
(24)《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参考资料)，第800页。
(25)《毛泽东年谱(1893—1945)》下卷，第24～25页。
(26)《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9月17日)，载《新四军文献》第5册，第290页。
(27)《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9月20日)，载《新四军文献》第5册，第291页。
(28)《中共中央军委致王震等电》(1945年9月7日)，载《新四军文献》第4册，第713页。
(29)《中共中央致河南区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194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致郑位三等电》(1945年9月24日)，载《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文献)，第716、7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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