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南湖水环境及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岳阳市南湖水环境及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程育芝[1]2001年在《岳阳市南湖水环境及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湖南岳阳市南湖水环境质量现状和纳污情况的监测,查清了南湖纳污总量和污染源状况,确定了南湖主要水环境质量问题和水质类别。结合历年监测数据,深入分析了南湖水环境质量变化的趋势。在综合分析污染源和营养状态指数变化的前题下,研究了南湖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加速的原因和现状,探讨了人工水产养殖对南湖水体富营养化的影响。通过建立南湖有机物、总磷、总氮的水环境容量模型,预测了南湖可利用水环境容量和已利用水环境容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南湖水环境污染工程治理的目标和方式。最后,通过对多种治理方案的分析比较,制订了集中治理和分散治理的清单和方案,拟定了南湖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的近期和远期对策。该治理方案和对策为南湖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椐,并为南湖水环境污染从源头控制提供了途径。

杨雄辉[2]2011年在《岳阳南湖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湖是岳阳建设宜居城市的首选滨水区域。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南湖水环境问题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挑战着政府的决策水准和行政能力。长期以来,岳阳市政府治理南湖水环境时采取了行政手段、法制手段、市场经济手段、技术手段,但由于把南湖水环境问题当作纯粹的自然问题、生态问题和治理技术问题,始终诉诸于低效的行政性治理机制,在管理体制、行政执法、资金投入、公众参与等方面存在缺陷,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治理效果并不理想。论文从水环境治理与公共管理的庇古理论、科斯理论、诺斯理论、公民参与理论分析入手,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等水环境治理路径理论。并运用系统分析、对比分析和经济学分析方法,通过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对日本琵琶湖、英国泰晤士河和江苏无锡蠡湖等中外水环境治理的成功案例进行剖析和归纳,总结出符合岳阳市情的水环境治理模式和机制,应从改革管理体制、推进环境制度创新、推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等方面入手,从而为岳阳市政府治理南湖水环境提供决策参考。

严崇[3]2017年在《岳阳市王家河黑臭水体治理技术研究》文中指出当代社会高速发展,城市天然湖泊及其周边地区也承受着过度的开发,对水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增长,一系列的水环境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城市中的天然湖泊具有供水、调节温度、湿度、排洪、水景、观光、滞蓄等功能,对生态环境的维持具有重大作用与意义,水环境的治理显得更加重要。本文先介绍了城市内湖的特点:流速低、水体停留时间长、污染物迁移速度慢等,以上特点造成了其水环境容量较小。人类活动对于城市内湖的干预更大,污染更难治理;且城市内陆湖泊多数距离人类活动范围较近,相对远离城市的天然湖泊,城市内陆湖更容易受到污染。与江河湖海相比,城市内湖还具有水量少,汇水面积小,水量调节能力弱等特点。因此,城市内湖黑臭水体的治理显得尤其艰难。王家河位于岳阳市中心城区以东,与南湖相连,是中心城区内陆的一条主要河流,具备城市内陆天然湖泊的共性。本文以王家河黑臭水体为研究对象,重点计算了王家河外来污染物量与其自身的环境容量,得出其污染程度远超自身所能容纳污染物范围,已经达到严重污染的地步,达不到要求的水质目标,污染物超出部分亟需处理。文中提出采用减少外部污染物输入、处理内部污染源等方法将污染物限制在其水环境容量范围内,充分利用水体自净功能,改善水体水质。论文采取了截污纳管、增大截流倍数、二次截流、增设调蓄池、人工循环污水处理厂等水质处理与保障措施,实测及评估了工程措施实施后所带来的治理效果。由水质监测数据可知,王家河黑臭水体治理效果显着,桐梓岭坝上游可达Ⅲ类水质标准;桐子岭坝下游水质不低于Ⅳ类水质标准,并可望达到Ⅲ类水质标准,满足其水环境功能要求。岳阳市王家河黑臭水体治理的工程实践可作为城市内陆黑臭水体治理的参考与借鉴,同时本课题有关黑臭水体治理的方法可以用于缓流水体、大面积湖泊、景观水体的水质治理工程。

陈南江[4]2005年在《滨水度假区旅游规划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和世界的旅游产品发展都已经走过了从风景名胜区到机械游乐园、主题公园再到度假区的轨迹。本文指出,度假区开发建设是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流。其中,滨水度假区占据度假区的很大比重。在旅游业处于全面重视、全面发展、全面竞争和全面创新的新形势下,度假区的规划创新成为非常主要的研究任务。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滨水度假区的类型、地理环境的影响,提出了滨水度假区创新发展的新规划理念、新技术路线、新管理政策。通过叁个滨河岛屿十多个国际招标规划方案的比较,分析了国内外滨水度假区规划设计的异同点,进而提出了今后滨水度假区规划发展的走向。 本文的重点在于论述了滨水度假区的规划新理念。以作者提出的旅游业是“环境产业”和“动力产业”的新观点为指导,论述了滨水度假区旅游规划的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强化特色、市场导向、主题化发展、强化操作等理念的具体内涵和做法,提出了待建产品客源市场预测的叁种技术手段、社会发展的六种趋势、人的旅游需求两个层次、滨水度假区规划原则的叁个层次、滨水度假区内部布局模式、山地度假和温泉度假产品发展的叁个层次、旅游度假产品的产业联动发展等新观念,对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水利风景区的发展和管理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是作者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本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专论,对于广大规划设计单位、度假区开发投资和经营单位都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刘枫[5]2014年在《湖湘园林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考古实证及民间传说的梳理,结合实地调研,对湖湘园林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剖析,力求系统地、全面地揭示湖湘园林从起源到发展各历史时期的本来面目,总结湖湘园林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湖湘园林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点:(1)湖湘园林起源于迄今6500余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澧县城头山“中国第一城”考古发现的祭坛、稻种、墓葬等遗迹,证明湖湘园林起源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祭祀活动及其附属设施。(2)对湖湘园林发展各历史时期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湖湘园林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七个阶段:①秦统一以前,为湖湘园林的起源萌动期。湖湘园林起源于迄今6500余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城头山遗址的城门、护城河、祭坛、墓葬、稻田等遗迹齐全,具备了园林的基本要件。②秦汉叁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初始发展期。该时期,王室园林、陵园园林、衙署园林形成基本格局,塔、庙、宫、观等园林建筑悄然兴起。③隋唐五代时期,为湖湘园林的高速发展期。宗教园林、贬官园林及马楚时期兴建的王室园林,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④宋元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平稳过渡期。书院园林兴起,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潇湘八景的出现,丰富了湖湘园林的文化内涵。元代实行土司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聚居区园林文化的发展。⑤明清时期,为湖湘园林的发展成熟期。宗教园林、私家园林、衙署园林、王室园林、会馆园林等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湖湘园林,数量多、门类全、品位高,是进入成熟发展期的主要标志。⑥近现代(1840-1949),为湖湘园林的中外融合期。中西园林艺术的融合交流,对湖湘园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为湖湘园林的全面发展期。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共园林的相继兴起,各类型园林全面发展。(3)通过对湖湘园林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总结归纳出以下主要园林类型及特点:①祭祀园林:起源早,生命力强,园林布局大多中轴对称,较大规模的建有亭台楼阁。②王室园林:择地于权力中心,集王宫、园苑为一体,楼阁殿堂、廊榭亭台与自然山水景观互为衬托。③陵园园林:大多选址风水宝地,园林布局规整,广植树木,隐蔽性强。④衙署园林:一般设在所辖中心区域,园林空间布局以前衙门后庭苑为主,园林绿化程度较高,古树名木也很常见。⑤湘西园林:以湖湘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所营建的园林为主。依山面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其主要特征。⑥寺观园林:多择名山胜地,强调中轴对称,主次分明,古树名木多有栽植。⑦私家园林:造园手法灵活多样,占地面积大小不等,亭台楼阁、山水植物等园林要素依园主的意愿营建。⑧庄园园林:常建于城郊,规模宏大,园林布局以田园式风格为主,常凿池、建亭廊等。⑨贬官园林:多在贬官活动区域内选址营造,以祠、庙、阁、楼等园林建筑形式为主,园林文化内涵丰富。⑩书院园林:一般在环境清静、自然景观秀美的地方修建。园林布局以讲堂为中心展开,中轴对称,多重院落组合。天井、连廊及四周常设有园林小品。⑩会馆园林:是集聚会、商谈、食宿、娱乐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园林。大院高墙,门楼宏伟,园林建筑装饰精美。选址多在繁华商业重镇交通便利之处。⑩公共园林:功能齐全,形式多样,具有公共游览性,兼收传统与现代不同的造园风格和造园理念。(4)本文尝试性地提出了“贬官园林”这一概念,即指被流放、贬谪、罢黜的官员,亲身设计并营造,以及后人营造的,与流贬官员关系密切的文化氛围厚重的各类型园林。

江洪炜[6]2008年在《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实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规划层次上的应用,是指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纳入到了法律的框架之内,使得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成为我国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现实载体和落脚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为规划决策提供依据,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内,以及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维持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环境功能不遭受破坏前提下,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活动的阈值。一个系统的环境承载力指标包括社会经济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环境要素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本文在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迅速,资源需求大,环境问题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峻的背景下,结合当前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难点,特别是在规划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上不足的背景之下,提出了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理论和体系。文章首先综合的论述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内容、研究动态,分析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承载力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实施基于环境承载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积极作用;而后,给出了较为完整的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理论体系,对评价的流程和具体内容进行了说明,并对环境承载力分析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做了简要叙述。然后,将该体系在实例中进行简要的应用,着重考察了以环境承载力作为评价指导思想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指导意义。从结果可以看出,将环境承载力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用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可以使评价结论与建议更加具体和具有针对性。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的提出,为当前规划影响评价的实施提供了借鉴,使得评价的过程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将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对环境影响预测的微观层面转移到对环境承载力分析的宏观把握上,从而更好的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承载力评价共同的关注的目标。

陈成[7]2016年在《北京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分析》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依托“北京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工程环境影响评价项目”,对该工程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北京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工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水华防治综合示范和工程应用。工程地点为北京市中心区水域,主要为长河、转河、北护城河及六海,重点区域为长河、西海与后海。通过面源污染控制与原位修复工程,削减长河有机污染物;通过西海有机污染控制,使六海前端水质明显改善,BOD接近地表水III类要求;通过后海生态修复工程,进一步提高水体水质,控制夏季水华发生,透明度达到50cm;通过前海水质维护工程,保持水质修复成果,使北海与中南海水体受益。论文依托项目地属北京市中心区,主要工程内容为长河入河雨水经砾石床过滤治理工程、北展后湖人工草生物接触氧化处理工程、西海人工草生物接触氧化工程、西海路面改造面源污染控制工程、西海人工营造动态水流水体循环流动工程、后海水生植物种植水质改善工程、前海水生植物浮床水质与景观改善工程。所有工程均为减少污染、改善水质的水处理工程。评价结果表明:评价区大气环境中首要污染物为PM10,最大日平均值超标1.8倍,SO2、NO2小时平均值和日平均值均达标。工程噪声源主要来自曝气机和潜水泵,曝气机位于水下,曝气机吸气口噪声源强在50~60dB(A),潜水泵噪声被水吸收,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论文依托项目工程量较少,工程无构筑物,施工简单,因此施工期的污染影响程度较小,除长河有土石方施工外,其余工程均为水中的设备安装和水生植物的种植。水下施工时会对水中的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结束后影响消除,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工程实施后对长河、什刹海的水质有改善作用,有助于增加人工水生态系统中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及数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实地调查与现场监测,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环境质量现状;并对项目的工程方案、工程污染源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预测和分析工程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后对当地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度与范围;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提出防治要求与对策;进行环境经济损益分析和提出环境管理监控计划,并就工程建设的环境可行性做出结论,为环境管理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胡杨柳[8]2009年在《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旅游”、“自然旅游”和“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主流趋势,也成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湿地资源开发的有效方式。在“中部崛起”、“两型社会”和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以及“中国生态旅游年”的大背景下,本文以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对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从探讨生态旅游的本质与研究进展入手,对河流、湖泊湿地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深入阐述;在实地调查研究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的开发条件、湿地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详细分析了南洞庭湖湿地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护对策;结合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提出了以功能分区、轴线发展为核心的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可持续开发模式,设计出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产品系列,并提出了湿地生态旅游管理设想。通过研究认为:在南洞庭湖湿地进行生态旅游开发是加强湿地保护,进一步发挥湿地综合效益的有效方式。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原则,充分挖掘资源潜力,开发多元化的旅游产品。要充分利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从资源保护、旅游开发、利益相关等诸多方面进行协调和管理。南洞庭湖面临一系列来自内部的问题和来自外部的挑战,必须尽快采取措施,确定湿地持续利用机制,开展综合治理,避免湿地退化和消失。环洞庭湖经济圈是湘北重要的经济地域综合体,也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经济区,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开发应和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相结合,建立大旅游观念,进行跨区域联合,实现合作各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方共赢的局面。南洞庭湖湿地发展生态旅游存在时代必然性、市场可行性及工作紧迫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地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必须走大旅游、大市场、大生态的路子,为湖南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乃至长江中下游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岳阳市南湖水环境及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D]. 程育芝. 湖南大学. 2001

[2]. 岳阳南湖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对策研究[D]. 杨雄辉. 中南大学. 2011

[3]. 岳阳市王家河黑臭水体治理技术研究[D]. 严崇. 湖南大学. 2017

[4]. 滨水度假区旅游规划创新研究[D]. 陈南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5]. 湖湘园林发展研究[D]. 刘枫.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4

[6].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实例研究[D]. 江洪炜. 湖南大学. 2008

[7]. 北京市中心区水域水质改善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分析[D]. 陈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6

[8]. 南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研究[D]. 胡杨柳.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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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南湖水环境及其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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