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语音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方言分区应该考察社会历史情况，注意通话程序，但是主要的依据应该是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这是大家都能同意的。
以往，为了划分方言而比较方言材料时，人们总是侧重于语音方面，侧重于声韵调系统的特点。在方言词汇语法还没有深入调查研究之前，这是难以避免的。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系统性很强，语音标准当然是区分方言的重要标准。但是，如果局限于声韵调的一些特点，例如有没有浊音声母，有没有f—h,n—l ts—tζ的对立，有几种介音，几种鼻韵尾，有没有入声韵和入声调等等。这些材料虽然也能反映不同方言区的一些差异，但是能拿来作为对比条目的并不多，而且有些特点往往为几个区所共有，有些特点在一个区内就不能完全一致，因此就难免有粗疏之感。
多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尤其是从实际口语出发，观察词语连读中的语音变化，发掘了大量新鲜材料。这些材料不但进一步反映方言语音结构的特点，而且也反映了许多方言词汇语法特点，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寻求更多的划分方言的标准。
就感性的认识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方言区的人相互学习方言时，在语音方面最难学到手的是哪些东西？南方人学习北京话，难在翘舌音和轻声、儿化；外地人学习苏州话，难在浊音声母和连续变调，学习厦门话则难在声韵尾和文白异读，而福州话声韵调在连读时所发生的广泛而复杂的变化更令人咋舌。可见，在反映方言特点上，声韵调系统和语音变化的特点是同样重要的。
方言语音的演变有共时的变化和历时的变化两大类。
共时的语音变化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语音环境制约的，一般称为联合音变，分项地说，这种“音变”又有“声变”、“韵变”和“调变”。北京话语气词“依前音节的韵尾的不同变读为 na ηa ja wa等，这是声变，两个上声字相连，前一个上声字读阳平，这是调变；福州话ei y ou eiηyηouη等韵字放在双音词前音节时变读的 i y u iηyηuη，是为韵变。
另一种共时的语音变化不受语音环境制约，而是一定的词汇语法意义所决定的。李荣先生主张把这类变化称为“变音”，以便和上述的“音变”相区别[①]，这是很合理的。依照这个方法，在分项称述时，可以考虑把声、韵、调的“变音”称为“变声”、“变韵”和“变调”。北京话的轻声实际上是“变调”，过细地分析，也包含着一部分“变声”和“变韵”，如去过 kuo[51]→guo[1]看着tsuo[35]→tse[1]。北京话的儿化则是一种“变韵”。
把声变、韵变、调变和变声、变韵、变调区别开来，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实际需要。打个比方说，前者是“后天”的，就象一个演员可以演男角，也可以演女角；后者是“先天”的，就象该演员是男是女不能含混。除了“成因”的不同之外，“音变”总有本音和变后的音，“变音”在共时的平面上则不能有本音，例如不能说“来了”的本音是 liau[214]。
不同的方言有哪些语音变化项目往往是各不相同。例如北京话里“音变”比较简单，“变音”则比较复杂，广泛的轻声和儿化就包含着变声、变韵和变调。苏州话也有轻声，但只有一种又低又轻又短的调值，变调则十分复杂，文白异读也多。厦门话没有儿化，轻声也少，却有普遍的调变和广泛的文白异读及其他辨义异读。福州话没有儿化，也没有明显的轻声，却普遍存在调变和独特的声变和韵变。广州话没有儿化和轻声，没有调变，而有小称变调。各类音变和变音最少的要算赣客方言，赣方言只有轻声和少量的调变。客家话则连轻声、调变也很少见。
有些语音变化的项目在几个方言里都有，但它们的类型和规律也往往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声变”在北京话限于语气词，在广州话、厦门话也只限于小部分常用词（如广州话：今日 kam[55]jat[22]→kam[55]mat[22]→唔系不是 m[22]hai[22]→m[22]mai[22]，厦门话；新妇儿媳 sin[44]pu[22]、四十五四十五 siap[32]gc[22]→siak[4]gc[22]），在福州话则几乎清音声母字处于双音词后音节时都要变为相应的浊声母（如转去回去tuoη[213]kc[213]→tuoη[31]ηc[213]，正是tsiaη[213]sei[242]→tsian[52]nei[242]甜汤 tieη[52]tcuη[44]→tieη[44]lcuη[44]）。又如，调变在北京话只限于前置的上声字，可以变为阳平或半上；在厦门话，各调类都有变化，但都只有一种调变形式，调变后没出现新调值，多音词语末音节不变，其余前置音节都变；在新派上海话，每个调类各有广用式、窄用式两种调变，广用式还常常有两三种变法，五个调类变出9种新调值，双音词里往往前后音节都变[②]。再如轻声，在北京话里牵涉到变调、变声和变韵，有常用词里后音节的习惯轻读，也有一定语法地位所决定的轻声；在厦门话里，轻声只是一种变调，不引起声韵的变化，轻声字的范围比较小，只有表示语法地位的轻声，没有常用词的习惯轻读。
和共时的语音变化相类似，历时的语音变化也有单纯的历史“音变”和为了辨别意义而发生的历史“变音”。
历史音变是古代音类向现代方音的发展变化。历史上一个音类和现代方音的音类往往不是一对一的，而有主流和支流，分化和并合，常例和变例。不论是哪一类音变，都是由语音环境所制约的，与区别词义无关。例如北京话里古日母逢止摄开口今读零声母、αr 韵；果摄开口一等逢“舌齿音”声母读合口呼 uo 韵，逢“牙喉音”声母读开口呼γ韵（特例：“大、他、阿” 读a 韵，“我”读uo 韵）。
因为辨义而发生的历史变音就是通常说的异读。方音中的异读又可分为文白异读和其他辨义异读。文白异读也是广义的辨义异读，但它辨别的是口语风格和书面语风格的不同色彩，而不是词义本身。例如北京话里薄弱读
不同的方言里，历史音变的规律总有许多不同，选取那些管的字多的，在不同方言里表现多所不同的规律进行比较，对于区分方言也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古全浊声母今方言读法如何，单是这一条就把汉语方言分为四大类：北方话和粤方言变为清声母，逢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粤方言还有部分浊上字也送气）；赣客方言则一概读送气清音；闽方言多数不送气、少数送气；吴方言和老湘语则仍读浊声母。在历史变音方面，各方言里哪种异读多，异读音之间的对应关系如何，也往往有许多差异。在北京话有文白异读的字较少，主要表现在古代的入声字，辨义异读（多音字）则较多，其中不少是用来辨别词性的。在厦门话，文白异读和多音字都还少，几乎每个声韵调的音类都存在着文白对应。分项而言，文白异调较少，异声异韵较多，有时一个字可以有五六种异读分别表示不同的色彩、词义和词性。例如：
在丹阳话里，文白异读也很普遍，也有声韵异读的，但声调异读尤其突出。据吕叔湘先生指出：“读书音有四个声调，分别跟古音平上去入相当，个别字有出入；连读不变调。说话音有六个单字调，其中四个跟读书音的字调相同，在连读的字组中，除原有的六个字调外，还出现四个新的单调，共有十个字调。”[③]
根据以上所述的种种语音的变化，我们曾抽出若干主要项目就闽方言几个有代表性的点作过大体的比较。这个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和声韵调系统的比较、词汇语法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语音变化上的差异更加明确地展示了福建境内五个闽方言的次方言区的对立。下面是我们拿来比较的简表：
在更大范围内就语音变化现象提出条目进行比较，对我们了解各方言区的特征也是很有帮助的。试以“调变”和“变调”进行比较，对我们了解各主言区的特征也是很有帮助的。试以“调变”和“变调”进行若干粗略比较[④]：
语音的变化所以成为不同方言的区别特征是有着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语音的变化反映了音位在音节间的组合变体，正如《〈方言〉两年》一文所指出的，研究这种组合与变化“是一种构造音位学（morpho-phonemics,morpho—phonology），是音韵系统的组成部分”[⑤]。通常所说的音位变体指的是音节内的组合变体，显然，音节间的组合变体比之音节内的组合变体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音节内的音位变体差别比较细微，说话的人往往是不觉察的；而音节间的音位变体则往往差别比较明显，外地人要是掌握不好，本地人是很敏感的。例如福州话的“后生（年轻）”如果不说 xau[44]laη[,44]而说成 xau[242]saη[,44]，福州人是听不懂，也不承认它是福州话的。在语言交际实践中，音位、音节总是组成一定的音段（词、语、句），加上一定的语调才能表达意义的。在口语中，音节间的音位变化就象胶水一样把几个音节“胶合”成一个表达意义的音段。在双音词大量增加，固定词组大量增加，词组（结构）的运用越来越灵活的情况下，意义上的“凝固”和这种语音上的“胶合”是相辅相承、互为表里的，我们更应该引起注意。
其次，各种“变音”都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即使是单纯的音变，有时也由成词不成词、词语是否常用来决定是否要变，有是为了回避同音词，同样的语音环境一个变一个不变（例如福州话房间 puη[52—44]ηaη[44]，粪坑 puη[21—44]kaη[44]）。可见，语音的变化不但反映着方言语音结构的特点，而且反映着语义（词汇语法）的特点。而且反映着方言在历史变化中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语音的变化比起声韵系统（音位及其在音节内的变体）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有着更加深刻的方言特点。
最后，方言的语音变化规则一旦形成之后就表现出明显的稳固性。今天的泉州话的文白异读和近二百年前《汇音妙悟》所罗列的读音大体一致；今天的福州话的“韵变”和一百年前教会罗马字辞典所描写的现象也没有大的出入。在方言的发展过程中，词汇的借用、句型的模仿、音值或音类上的相互影响都是很常见的；而在语音变化规律上就很少看到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北京数百年来就是各方来人杂处之地，北京话的儿化并不因外地人说不来而削弱；南方方言中的一些各自的特点，诸如苏州话的调变，福州话的声母类化，广州话的小称变调，既不因受普通话影响而削弱，也未曾流传他方。
由此可见，在为汉语方言分区时，多考虑语音变化的标准，不但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有必要的理论根据。
注释：
①请参阅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第二期。
②详见许宝华等：《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1年第二期。
③引自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980年第二期。
④下表关于南昌、温州、广州的材料请参阅熊正辉：《南昌方言的声调及其演变》，《方言》1979年第四期。郑张尚芳：《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方言》1980年第四期。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
⑤方言编辑部：《〈方言〉两年》，《方言》198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