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树论文,编辑论文,理论论文,王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1-0142-07
从1949年3月李次民出版《编辑学》算起，编辑学在中国诞生已半个多世纪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编辑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编辑学学科成长的历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学者，为这门学科的创建、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在这一大批学者中，王振铎先生以编辑理论研究的独特建树而广受赞誉。胡海娜在《滚动的转笼——记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南大学学报主编王振铎教授》一文中，对王振铎先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编辑学研究历程有过一个简要分析；秋夫在《王振铎和他的“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中，重点总结了王先生早期的编辑学研究路程以及“文化缔构编辑观”在其早期编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此外，还有相当一批文章对王振铎先生的文化缔构编辑观进行过或褒或贬的论述。应该说，新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王振铎先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中心人物。从早年提出文化缔构编辑观，到编辑活动“三原理”、编辑活动“六元”论，再到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特征和“主体间性”特征，他每一个独特的创论，都在编辑学研究的园地里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编辑学研究，形成了一个以编辑创造媒介为核心的、相对独立而又比较完整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然而，对于王先生创构的这个理论体系，学界更多地还是停留在对他早年文化缔构编辑观的认识层面，缺乏对其后续理论成果的系统剖析，更少见对其理论体系的全面观照和整体审视。因此，从历史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探讨和总结王振铎先生编辑学研究的成果和贡献，无疑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提出了编辑创造媒介的编辑本质论
一个学科理论的建构总是围绕一些基本概念和学科范畴展开的。“编辑”概念是编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学科范畴，它既是编辑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也是编辑学理论建构的基石。在编辑学创立初期，老一代编辑学人围绕“编辑”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编辑”概念。比如，王华良先生认为，“编辑”概念只能是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从出版中间环节的角度出发，他给编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编辑，是适应精神文化领域里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分工。编辑活动是属于出版(传播)活动一部分的，以协调、沟通传者(作者)和受众(读者)的供求关系为基本目的，以发现、选择、组织、优化精神文化产品以供复制、发行的文化专业活动。”①林穗芳先生从编辑工作的内容构成出发，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依照一定的方针开发选题，选择和加工稿件以供复制向公众传播。”②与以上编辑概念不同，王振铎先生的编辑概念是从文化视角出发，最后落脚到媒介，前后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和完善的过程。1988年，在《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文里，他提出了文化缔构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他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编辑把人类个体的、分散的、独特的精神创造物，如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著作手稿等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有目的地加以审理组织、分类编排，缔结构造成为整体的、社会通行的文化知识建筑物。”③在他看来，编辑活动只有放入文化学的视野里审视才能抓住其本质属性。他说：“我们从人类文化建设的实践角度来考察编辑学，很容易从宏观方面认识它的文化缔构的特征。编辑学研究的重点，正是人类运用文字图像等符号系统进行文化缔构和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④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认识编辑活动，不仅更容易抓住编辑活动的宏观特征，而且能更准确地认识编辑活动的作用和价值。在《编辑学通论》一书中，他说：“考虑到在出版业之前和出版业之外还大量地存在着编辑活动，也考虑到单纯地为出版而从事的编辑活动的商品生产的局限性，我们强调编辑活动在缔构社会文化方面的整体价值。”⑤由此可见，文化缔构编辑观，最初是从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的角度来认识编辑活动本质的。这样一个认识视角，一开始就赋予了它大编辑的认识视野，使得论者跳出出版来认识编辑活动。但是，由于文化概念本身的宽泛性，文化缔构编辑观一提出，就遭到学界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这一观点在编辑工作对象界定上先天地存在着概念“泛化”的问题。比如，王华良先生在《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提出，编辑概念的界定要注意方法论问题，要努力从编辑活动和著作活动的区别和联系中探寻编辑活动特有的属性。他认为，现实中的编辑理论研究存在着概念界定泛化的问题。他以文化缔构编辑观为例，指出“作者把编辑活动这个概念泛化为人类的文化缔构活动”，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整个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就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和错位”⑥。王华良先生的这一疑问，实际上是对文化缔构编辑观编辑活动缔构特性的疑问。换言之，编辑的文化缔构和作者的文化创构有什么区别，编辑活动文化缔构的结果是什么?针对王华良先生的疑问，在《编辑学学科建设与编辑概念的发展》一文中，王振铎先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他说：“我们强调编辑的组织缔构作用，并不容易同文化创造(著作活动)、文化接受(阅读活动)相混淆。因为‘缔构’最突出、最显豁的意思是缔结构成为整体。我们如果把著作——编辑——阅读这一精神文化活动的全过程比作整个机器生产过程的话，著作如同对各个部件的生产(从无到有的创造)，编辑犹如对各个部件的检验和组装(把已有的东西挑选，组装成新的、可用的整体)，阅读则像对机器的使用(享用现在的整个产品并提出反馈需求)。”⑦在王振铎先生看来，文化缔构编辑观不仅没有混淆编辑活动和著述活动的区别，恰恰相反，文化缔构这一编辑本质特征的提出，更加鲜明地说明了编辑活动和著述活动共同作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不同特性，那就是作者的著述活动更多的是一种零部件性的单个产品的创构，而编辑活动则是在作者创构基础上的单个产品的缔构集成。
1998年，在《编辑学原理论》一书中，王振铎先生总结了此前对文化缔构编辑观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编辑”的概念。他说：“编辑，审选设计精神产品，编构传播媒体的文化缔造活动。”⑧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编辑文化缔构的范围和属性问题，即媒介文化是编辑活动的根本对象。不仅如此，在这个概念中，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媒介文化与人类整个精神文化结构的关系，他说：“编辑是通过稿本、定本和文本，与作者、读者互相交流的创造性社会文化活动，其结果是造成人类精神文化结构。”⑨2009年，王振铎先生又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化缔构编辑观，并将其发展为编辑活动的本质是创造媒介。在《编辑创造媒介论》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编辑创造媒介论。他说：“编辑工作是对人类精神文明成果进行鉴审、遴选、整合，并作整体性提高，而后创造成新的媒介，传播文化于社会。”⑩对此，他进一步解释到，编辑缔构文化活动的过程，从本质来讲就是创造媒介的过程。“对于编辑来说，任何既有的作品都是他创造媒介的零部件。新生代编辑把一切既有的文化产品都视为重新创造而需要开发的各种资源，通过全新的媒介技术，构成更新的媒介整体”。(1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王振铎先生认为，创造媒介是编辑活动的本质，创新媒介是编辑的历史使命。
显然，从文化缔构编辑观到媒介文化缔构，再到创造媒介编辑论，王振铎先生的编辑本质论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在创造媒介编辑本质论确立之后，原本宽泛的文化缔构被较为明确的媒介文化所限定，原本模糊的文化缔构目标被确定为媒介，由此实现了他的编辑概念认识的一个质的飞跃。
二、探索了编辑创造媒介的基本规律
在编辑学研究中，编辑规律的认识和探究是一个核心命题，也是编辑理论体系逻辑建构的主要内容。编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究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从而更好地指导现实中的编辑活动，增强编辑人从事编辑工作的理论自觉性。在文化缔构编辑观提出之后，王振铎先生又提出了符号建模编辑论和讯息传播编辑论。在《编辑学原理论》一书中，他将这三个论述整合为三条原理，并将之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他说：“编辑学的基础理论应包括三个基本原理：文化缔构原理、符号建模原理和讯息传播原理。一切编辑活动大体上都是以这三条原理为基础的。这三条原理可以说概括了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12)编辑学三原理的提出，是王振铎先生在编辑概念基础上对编辑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标志着他向着编辑学理论体系逻辑建构的努力。在这三条原理中，文化缔构编辑原理是对编辑本质的认识，被称为“第一原理”或“最基本原理”，规定着另外两条原理的存在和运行。对此，王振铎先生这样说：“文化缔构编辑观，不同于那种就事论事把目光盯注于具体编辑经验的观点，主要从宏观上考察和研究编辑活动，抓住了编辑活动的缔构特性，即组织整合构成的特性，确定了编辑活动的本质意义。”(13)在对文化缔构这一最基本原理的论述中，王振铎先生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缔构的基本原则，二是文化缔构的基本类型。他认为，编辑活动在文化缔构过程中主要遵循四条原则：积淀性原则、选择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和传导性(或教育性)原则。这四个原则是他对编辑活动整体文化缔构功能性质的一种认识，它实际上赋予了编辑活动的文化缔构方式的四种不同认识视角，即分别从文化传承、文化扬弃、文化空间和文化传受的视角来认识编辑活动的文化缔构功能属性。在此基础上，他还总结了编辑文化缔构的三种基本类型：创构类型、组构类型和集成类型。王振铎先生认为，创构类型文化更注重文化产品的首创性或独创性；组构类型文化，更强调对现有文化产品的组合构造；集成类型文化，更注重囊括所有的集合整编。很显然，他对文化缔构类型的划分更多的是着眼于传统图书出版的角度来进行的。这就造成这种类型划分过于简单化，同时无意地忽略了其他媒介形态的文化缔构特征。事实上，即使这三种类型的划分，从概念上也与编辑文化缔构本质特征认识存在着逻辑矛盾。因为“缔构”一词已经明确了编辑产品的创造类型，即是在作者既有产品基础上整体组装构造。从组构类型本身来讲，好的组构，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创构，而再好的编辑创构也是对作者现有作品的组合加工。
符号建模编辑原理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符号学，是从符号学视角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探索的一个大胆尝试。正如王振铎先生所说：“编辑活动，从符号学的视角来看，主要是应用种种符号来建造各种文体模式与媒体模式，即创造媒介载体的活动。”(14)符号建模原理的主要内容是，编辑缔构文化的过程在符号学的视野下就是运用各种符号来创造媒介的过程，而这种创造媒介的过程又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建构各种文体模式，二是建构各种媒体模式。王振铎先生认为，所谓文体模式就是构成媒体内容的各种具有规范性和契约式的作品体裁模本或样式，而媒体模式则是在文体模式的基础上综合创构的各种媒介类型。从本质上来说，符号建模原理是从编辑学的角度探讨符号与媒介的关系，指出编辑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符号媒介化的过程。在符号媒介化过程中，编辑活动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规范和创构作用，是符号形成媒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源泉。这样一种认识视角，无疑拓展了编辑活动认识的理论视野，将丰富多彩、形态多样的编辑活动的对象确定到人们可以共同认知把握的符号概念上来。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符号媒介化过程中，王振铎先生认识到贯通各种形态编辑活动的一个共同的概念就是由符号经过编辑缔构而成的媒介，而这正是其文化缔构编辑观发展到编辑创造媒介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来源。
讯息传播原理是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对编辑基本规律的一种把握。王振铎先生认为，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角度来看，编辑过程就是一个运用媒介更好地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他说：“编辑活动遵循着讯息传播原理运行，便形成这样一条规律，即采集有关讯息，选其所需要者，加以智化整理并且编为特定的符号模式，构成完整的传播媒体，借以实现最佳的传播效果。”(15)在对这一原理论述的过程中，王振铎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编辑工作在信息传播的系统控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编辑活动实现了信息传播中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规范到规范这些方面。二是编辑活动与信息传播的三个“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就是编辑活动直接影响到媒介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讯息传播原理实际上是在探讨编辑活动的价值实现问题，或者说是编辑活动的目的问题。如果将王振铎先生的编辑活动三原理综合考察，可以看出，文化缔构编辑原理是在探讨编辑活动的本质，符号建模原理是在分析编辑活动的过程，讯息传播原理是在认识编辑活动的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规律体系。
如同编辑概念的认识一样，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规律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尽管编辑学三原理分别从编辑活动本质、过程和目的三个层面，从文化学、符号学和信息论三个视角对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深入探索，但是，这种探索更多的是基于编辑活动的内部运行机制而言的，无意中忽略了编辑活动与外部社会活动的作用关系。2005年，在《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一文中，王振铎先生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他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认识。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他指出规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运动过程中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主次之别，内外之分。因此，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也有内外之分，主次之别。他认为，编辑活动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小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他指出，编辑活动的外部规律就体现在编辑活动与外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活动之间的联系和矛盾中，外在社会活动制约着编辑活动的整体运行，同时，编辑活动又反作用于其他社会活动。他说：“编辑活动的外部规律是编辑活动跟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规律，也就是编辑和其他事物之间相关联的本质关系。”(16)在此基础上，他还指出了编辑活动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之间的关系。他说：“外部矛盾是其存在条件，内部矛盾是其存在的根据。编辑活动的外部规律是其普遍性的表现，内部规律是其特殊性的表现。两者相辅相成，构成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或整体规律。”(17)这样，王振铎先生的编辑规律研究就形成了一个内外结合、主次分明的有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以“三原理”为核心的内部规律是其研究的着力点，显示了他对编辑活动内部特殊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把握。当然，相对于内部规律的研究，外部规律的研究显得稍微薄弱。比如，他虽然指出了编辑活动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科技活动的相互作用问题，但没有深入揭示这种双向作用的机制，以及这种作用对编辑内部规律的影响问题。
在王振铎先生的编辑规律研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创论，那就是编辑活动“六元”论。“六元”论是从矛盾论视角对编辑创构媒介过程的一个微观透视。王振铎先生认为，从矛盾论视角出发，编辑活动又是一个由编辑活动主客体元素交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过程，编者、读者和作者构成了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文本、稿本和定本构成了客体元素。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六元”的交互作用，他借鉴几何学中的黄金分割原理，创造性地绘制了一个“六元”交互作用的“场景”模式图。他认为，编辑“六元”交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编辑协同作者和读者共同缔构媒介的一个过程。他说：“以‘六元’构成的编辑活动，实际上是作者、编者和读者以‘媒体’[稿本(+)定本(+)文本]为中心，共同参与文化创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播的生生不息的‘活动场’。”(18)透过这个“六元”交互作用的“场景”图，可以看出，媒介在三个主体元素的缔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文本到稿本，再到定本这样一个交复往返的螺旋式上升的转换生成的过程。编辑活动“六元”论的提出，对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是它将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中的主客体概念引入了编辑学研究，更加深入地展现了编辑活动的内部形态构成；二是“六元”交互作用的场景模式图，第一次尝试以数理形式来认识编辑活动内部规律的微观运行机制，为媒介文化缔构的发生机制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更加细微和直观的视角。因此，如果说，“三原理”是王振铎先生对编辑活动内部规律的一种宏观层面认识的话，那么，“六元”论就是对“三原理”运行机制的一种微观呈现，它构成了王振铎先生编辑活动内部规律认识的一种有效补充和深入拓展。至于编辑活动“六元”论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王振铎先生是受到什么启发而在编辑学研究中创构了这样一个带有浓郁数理色彩的场景模型图呢?事实上，编辑活动“六元”论并不是王振铎先生一蹴而就的即兴创构，这种通过场景模型的图解方式来认识事物运动过程的思维，在他早年的文学研究中就有不少痕迹。1998年他的《文学导论》一书出版，他就用图解的方法创构过一个“文学构成的场景模式图”。在这个场景模式图中，他大胆地借鉴了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阿姆斯特丹《镜与灯》一书中将文学创作的过程视为由“现实——作家——作品——读者——现实”这样一个循环递进作用的过程的观点。(19)所不同的是，他吸收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一文学活动“四元”构成要素论，但是却将“四元”循环递进的作用关系提升到一个交互作用关系的认识层面。在此基础上，他创构出了文学创作的“四元场景图”。很显然，编辑活动“六元”论，正是他对文学活动“四元”论的一种再造和借鉴。但是，在绘制“六元”作用关系图的过程中，王振铎先生似乎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疏漏。按照他的观点，文本是既有的文化结构，稿本是作者的产物，定本是编辑作用的产物，在“六元”活动场中，虽有读者活动一元，但是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客体元素指称。实际上，读者活动的对象既是编者的“定本”，又不是“定本”，它是读者在接受媒介过程中按照自己的人生经历、阅读体验而形成的一个“读本”。这个“读本”，既不是文本，也不是稿本，它是属于读者接受的一个“读本”，这个“读本”对作者的创作、编者的编辑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不承认读者“读本”存在，在编辑活动“六元”中就存在一个读者主体作用对象缺失的问题，同时，也难以回答或说明读者在编辑创造媒介过程中的作用问题。
三、发现了编辑活动原理的哲学依据
在编辑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王振铎先生还开创性地提出了编辑活动原理的哲学依据问题，即如何从更高的抽象层面来认识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为此，他提出了“主体间性”和“媒介间性”两个概念。其中，“主体间性”是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意在指主客体各种元素关系的平等视野和交互作用，它是对传统哲学中将主客体关系对立观念的一种反驳，认为主体元素之间，甚至主客体元素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交互作用的关系。到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那里，“主体间性”成为他的人类交往行为理论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他认为，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对话才是人类一种理想的交往模式，是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大同的必由之路。王振铎先生将“主体间性”理论运用到编辑规律的研究中，提出编辑活动也具有“主体间性”特征，并认为“发现了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特征，找到了编辑科学的学理”是中国编辑学研究60年的一大发现。他说：“编辑主体在其从事的创构文化媒介活动中，都充溢着、发散着一种被称谓‘主体间性’或‘交互协同性’的差异互补或矛盾统一的文化共处相生哲理。”(20)他对编辑活动原理“主体间性”的观照，实际上是从哲学抽象的层面来认识编辑“六元”主体构成元素的作用关系。他认为，在共同缔构媒介的过程中，编者、作者和读者“三元”之间不是一种各自为政的互不相通关系，而是一种协同创造的交互作用关系，这种交互作用关系用抽象的哲学术语来指称就是“主体间性”。对于编辑活动“主体间性”特征的内涵，他深入地分析到：“编辑主体创造媒介的过程，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作者主体、阅读主体交互创造一个共通的时空场镜之中。”(21)
与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概念相比，“媒介间性”概念更有创造性，是王振铎先生对编辑活动原理哲学观照的一个创造性认识。如果说，“主体间性”是对编辑“六元”主体构成元素关系的抽象概括的话，那么，“媒介间性”特征则是从整体视野对编辑“六元”客体构成元素关系的抽象概括。在谈到什么是“媒介间性”这一问题时，王振铎先生这样说：“在不断解构老媒介、缔构新媒介的交互过程中，新媒介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吸收着并消化着老媒介‘味道鲜美的肉’，形成日新又日新的文化内容。在‘逝者如斯’的人文传播历史中，图书、报纸、期刊诸版本中，广播节目，电影银幕，电视、网络频道与手机荧屏等各种媒介载体，无不突出显示着应该称之谓‘媒介间性’的多重交互性特征。”(22)从本质上来说，王振铎先生的所谓编辑活动的“媒介间性”关系，就是指不同的编辑客体——媒介——在共时和历时的编辑实践中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作用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共存互补性，二是交互作用性，三是转换生成性。共存互补性是指无论是共时的编辑实践，还是历时的编辑实践，由编辑主体元素所创构的编辑客体——媒介——都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共容互存的。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一种媒介的出现，并不是以另一种媒介的必然消亡为前提的，相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离不开旧媒介的影响和推动。交互作用性是指编辑活动所缔构的媒介，不仅具有静态意义的共存互补性，而且具有动态意义的交互作用，它们之间不仅互补，而且互动，不仅共存，而且共生，转换生成性是编辑活动“媒介间性”特征的最高层次，意谓不同媒介在编辑主体元素的主导作用下可以相互转换形态，实现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内容的不同媒介形态表达。当下流行的“全媒体”出版，由编辑主导将同一主题内容的出版物以传统书籍、网络、电子书和手机等不同媒体形态同步出版发行，实际上正是媒介间转换生成性的表现形式。“媒介间性”概念是王振铎先生在提出编辑活动“主体间性”概念，即主体交互作用关系后的又一创见。
在谈到为什么要创造这两个概念时，王振铎先生说到了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编辑学研究与西方传播学研究进行学术研究接轨的需要。在他看来，在西方传播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的概念，谈的正是编辑活动规律的主客体元素关系问题。当然，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接轨，深层原因则与他对编辑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二是“从更高的科学理论视角考察和认识目前世界面临文化媒介产业的理念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现代化进程”的需要。这种更高的科学理论视角就是哲学视角，即更高的抽象层面来认识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编辑活动基本原理的哲学观照，的确是编辑学下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只有从哲学层面来认识编辑活动的基本原理，编辑理论的逻辑建构才能有更深广的理论厚度和思想视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主体间性”和“媒介间性”这两个概念还不足以涵盖编辑活动主客体构成元素的交互作用关系，在编辑活动的主体元素和客体对象媒介之间，也有着交互作用的关系。编辑活动的主体既创造了媒介，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的反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还应该创造一个“主媒间性”概念来抽象编辑活动的主客体作用关系呢?
四、论述了编辑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
在涉足编辑学研究之初，王振铎先生就有着鲜明的学科意识。他认为，编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编辑无学”观念，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给予了详尽的批判。他认为，编辑活动作为人类一项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关于编辑工作的学问，举不胜举。但是，在他看来，“编辑的学问并不等于编辑学”。编辑学更多的是一种学科概念，是“与其他学科并存的一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科学特点”，是一门正在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在谈到编辑学学科性质时，他认为编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他说：“编辑学是一门社会文化缔构工程科学，它兼有社会学、文化学、工程学的一些特性。”(23)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编辑学由哪些学科内容构成的呢?王振铎先生认为，编辑学学科体系，不仅包括编辑学基本理论、编辑历史和编辑业务研究，还包括各种不同媒体的部门编辑学或分支编辑学。在他看来，分支编辑学虽然术业不同，门类繁杂，但是它们在整个编辑学学科体系中也有着重要地位。他说：“如果说整个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是一棵树，编辑学的基本理论是它的树根和主干，各种部门编辑学及其编辑活动的历史，则如它的枝叶，根干、枝叶互相依存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体系。”(24)在分析编辑学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编辑学与出版学、传播学以及相邻学科的关系。王振铎先生不认同编辑学从属于出版学的观点。他认为，编辑学和出版学是相互联系却内容不同的两门独立学科，他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各种媒介活动中的编辑实践，而出版学是研究书刊印刷、出版管理和发行经营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编辑学和出版学是两门内容不同的学科。在王振铎先生看来，编辑学和出版学虽然各自独立，但是又在研究内容上紧密相连，是一种“共生与耦合”关系，这种“共生与耦合”主要表现在“编辑的审选编校等业务流程与出版的排、印、装、发等工作环节又彼此联系、相互生发、互动推进”上。(2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编辑学和出版学是一个学科链，可以合并为“编辑出版学”。在《编辑学学科体系已臻成熟——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编辑学研究》一文中，他从学科建设高度对编辑学研究60年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他认为，经过30年的发展，编辑学概念已构成范畴体系，编辑学的学科链条已臻于形成，编辑学学科发展已“三十而立”。在此基础上，他明确建议国家在修订“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专业目录时，应该将编辑出版学单列设置，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建设和发展。王振铎先生的这些学科思想，是与其长期从事编辑出版教育的实践密不可分的。在进入编辑学研究之始，他就注意到要将编辑实践、编辑学研究和编辑学教育贯通起来，大力提倡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尤其是要有独立自主的学科意识。他认识到，学科建设在贯通编辑实践、编辑学研究和编辑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这一学科思想，既是三十多年来中国编辑出版教育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编辑出版教育健康发展的灵魂。
王振铎先生的编辑学研究已形成了一个初步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普通编辑学研究为目标指向，编辑创造媒介为思想核心，编辑活动规律探究为主题脉络，编辑哲学观照为逻辑依归。这个理论体系对编辑活动原理的探究，既有宏观层面的俯视，也有中观层面的平视，还有微观层面的透视。这个理论体系，既包括了编辑概念、编辑本质、编辑学性质等一些学科基本问题的探索，还包括编辑活动基本规律这一深层问题的认识，更包括他对编辑活动的哲学观照，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内涵丰富、思想创新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个理论体系只是有中国特色编辑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比如，在内在逻辑建构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一个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
在当代媒介融合不断深化，以及不同媒介编辑形态的边界日益模糊的情况下，普通编辑学研究已成为摆在编辑学研究同仁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理论命题。编辑学有必要回答：媒介为什么走向融合、如何融合，以及不同媒介编辑形态为什么出现交叉一体化和如何交叉一体化运行。与此同时，回答媒介融合背景下不同编辑形态的共同运行规律等问题，都是编辑理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普通编辑学研究的重要范畴。而在这个问题上，王振铎先生开创的普通编辑学理论体系，对今后的研究是有着重要的认识和启发价值的。
注释：
①林穗芳、王华良等：《众说纷纭话“编辑”》，《中国编辑》，2002年第1期。
②林穗芳、王华良等：《众说纷纭话“编辑”》，《中国编辑》，2002年第1期。
③王振铎：《文化缔构编辑观》，《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④王振铎：《文化缔构编辑观》，《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⑤王振铎、司锡明：《编辑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
⑥王华良：《试论界定“编辑”概念的方法论问题》，《编辑学刊》，1990年第4期。
⑦王振铎：《编辑学学科建设与编辑概念的发展》，《编辑学刊》，1990年第4期。
⑧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⑨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⑩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11)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
(12)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17-18页。
(13)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14)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0-21页。
(15)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16)王振铎、胡义兰：《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出版科学》，2005年第5期。
(17)王振铎、胡义兰：《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出版科学》，2005年第5期。
(18)王振铎：《编辑学原理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19)王振铎、鲁峡：《文学导论》，文心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0)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1)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2)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23)王振铎、司锡明：《编辑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24)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0页。
(25)王振铎：《编辑学理与媒介创新》，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4-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