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性描写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性描写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格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因为文学的真正解放是以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在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问题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并且不免招致相反的评价和在实践中产生矛盾的后果。人们的性意识也在开放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开始萌动，由青春期性心理的骚动走向性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此相适应的是反映婚姻恋爱问题小说的大量问世，文学中的性描写也由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酝酿准备途径80年代中期的大胆探索实验，终于在1988年前后走向艰难的审美选择。
一、青春期性心理的骚动与新时期小说性描写的酝酿
1979年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发表，标志着新时期小说的性描写进入酝酿准备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中开始恢复，而文学是人学命题的重新肯定、作家观念上的解放促成了爱情小说的大量问世。既然写爱情，就很难避开性心理、性意识的介入。恩格斯把爱情称为性爱，把性爱的最高形式热恋称为性的冲动，就是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爱情的起码条件。当时的作家固然尚未达到这样的自觉，但在描写爱情时已开始注意到人的性心理、性意识的萌动与初步觉醒。处于新时期小说性描写的酝酿期犹如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女，时常表现出性心理的骚动不安，对异性感情上接近而理智上又加以排斥，欲掩还羞。当时的作家在叙述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时，由初始的精神恋爱的悲剧发展到因本能冲动所造成的惨重代价；主人公对性爱的追求也由被动转向主动；人的性意识由茫然无知的混沌状态到性意识觉醒后性心理的骚动不安。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当时的确喊出了无数没有爱情的婚姻与没有婚姻的爱情的人们内心的呼声，以同一代人的思考和行为鲜明地陈述了维护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人道的观点。作者虽有意回避性的描写，但话语背后却是对这种性与爱分离的遗憾。“她分明到死都是幸福的，因为她真正地爱过，她没有半遗憾。”“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更不要说其它。”很明显，钟雨的情感是矛盾的，她对自己与情人之间没能实现灵与肉的融合有难以诉说的哀怨。恐怕连作者本人也没意识到，小说以对无爱婚姻的质疑触动了读者最敏感的神经，引发了不少作家在创作中探索性爱的灵感与激情。物质的贫困、精神的愚昧把农村青年男女瑰丽的爱情降低到性本能满足的低层次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的主人公初食禁果后再也无法抵御住肉欲的诱惑，而自身又经受着“性原罪”感的精神折磨，传统的习俗、偏见、社会舆论的压力、极左势力的干预终于酿成了他们爱情的悲剧。作品从两代人爱情追求上惊人的相似之处上把矛头指向对极左路线、传统性爱观的批判。
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弘扬，人的性意识也开始萌动。主人公在性爱态度上表现得日趋大胆、开放，传统的性爱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动摇。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细致入微地描写了盘青青接触到现代文明之后，人的意识与性意识的同时觉醒，她与情人之间性心理的遏制与毁灭。如果说盘青青对性爱的追求是在外界影响、丈夫粗暴干涉下而萌发的，并在性意识觉醒后半推半就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那么在1984年同类题材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由被动走向主动，对性爱的渴求和行动多了一份大胆、少了一份惶惑。《麦客》中俊俏、充满女性魅力的水香，自幼失去双亲被人收养为童养媳，丈夫是个“白货什”，这些原本不幸的命运在人的观念、意识发生变化的80年代变得更加突出，她不再被动地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有意识地去寻求感情的慰藉，然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又给她与情人麦客之间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他们不得已由性走向情、由肉走向灵的超越。作者似乎意在表现他们在压抑中的道德完善，不过这却使自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矛盾中。其实，这在当时的创作中绝非偶然现象，作家在写到异性间由情爱向性爱的升华时，不约而同地陷入了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模式。古华不敢承认盘青青与李幸福有私情，相反，就是爱情也需要在王木通百般凌辱后，用火灾中保护森林人为地为他们的“私奔”开脱；邵振国则让顺昌、水香在感情的压抑中走向道德的完善，这意味着从另一个侧面首肯了水香不幸爱情的合理性、不自觉地走向对传统性道德的认同……这说明作家在创作中，一方面肯定了人的自然天性（性冲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使其无法跨越旧的道德判断的标尺，从而表现出一种谨慎有余大胆不足的审美心态，和主人公一样陷入了一种情与理、灵与肉的矛盾中。看来，作家正面临着自身观念更新的危机，性描写在酝酿期为真正意义上的涉性文学的出现作好了准备。
二、性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性描写的探索实验
1985年是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一年。传统文化面临危机，西方现代的各种文学、哲学思潮一拥而入，文学创作从观念到形式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这是人的自我意识真正觉醒的时代，不少作家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以一种大胆怀疑、否定的态度向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无情的抨击，以呼唤和重建一种新的道德和审美观念，一向被人忽略的“性禁区”很快成为作家关注的热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也为涉性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于是，性堂而皇之地走进纯文学领域。仅1985年就有《黑氏》、《玉河十八滩》等数十篇涉性作品出现，尤其是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发表，完成了性描写从酝酿期到探索期的过渡。这既表现在作品性描写比重的增多，更体现在作家已逐渐从传统性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新的眼光和姿态重新看待性和创作中的性描写；再则，理论界对涉性文学此起彼伏的争论、商榷也无意中为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从两个阶段小说同类题材的性描写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出这种演变的轨迹。同是写年轻麦客现与当地不幸女性的感情纠葛，1984年《麦客》中的主人公的性爱意识虽已觉醒，但传统的伦理道德仍束缚着他性欲的冲动，他在性与爱、情与理之间徘徊的结果是走向对传统的回归与认同，这是人的观念从传统到现代飞越前暂时的延宕。然而到1985年，出现在朱晓平笔下的麦客不再是被动地屈从于传统的偏见，而是勇敢地与心爱的女子恋爱，几天时间两人便发展成难以割舍的情侣，他们的爱情虽受到地方家族势力的干预而失败，但他们在感情上仍忠贞不渝。女主人公最后迫不得已的殉情是对世俗伦理观念的有力回击与挑战，是真正作为人的意识、性爱意识觉醒的标志。《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出自同一作家之手，同是写“食”与“色”，但在性描写的大胆与幅度上却不可同日而语。经过80年代前期的酝酿，人们终由青春性心理的骚动走向性意识的真正觉醒，涉性文学也告别了酝酿期对人物性心理的描摹而大步跨入性描写的探索实验阶段。从1985年到1987年，当代作家在性描写上普遍表现出一种勇敢无畏的探索精神。随着作家文学观念的更新、对人类自身认识的加深、视野的开阔，这一阶段的性描写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审美走向：（一）在对人物的性描写中渗透进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乔雪竹的《荨麻崖》、杨克祥的《玉河十八滩》等；（二）在展示主人公生命、人性的悲剧中，对压抑人的性欲和创造力的传统性文化、性道德进行重新估价，如邹志安的《睡着的南鱼儿》、周大新的《汉家女》、铁凝的《麦秸垛》、刘震云的《罪人》等；（三）从性的视角去探测人的生命自身，如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和《锦乡谷之恋》。与作品性描写的多元审美走向不同，这一阶段的涉性小说在审美意向上则表现出单一化的趋势。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就是“想通过一个人性被扭曲，不仅在心理上被扭曲而且在生理上也受到扭曲来反映一个可怕的时代，告诉世间这样的时代不能再存下去。”不过，从总体上看，小说中性描写审美走向的多元与审美意向的单一是互为因果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的。
1985年之后小说中的性描写，既是对“五四”新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20世纪小说创作性爱主题的衔接。当代文学经过多年坎坷的历程后，到80年代中期才与20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同步前进。然而这种主题的同步又与艺术传统的非同步相伴随。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性描写多是以现代性心理学作为创作的理论依据，它凝聚着现代人的苦闷，折射出现代文明影响下人性的扭曲。而新时期作家则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为性描写艺术借鉴的参照系，作品中的性描写所锐意批判的，不是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而是时代给人造成的性的苦闷、压抑了变态的悲剧。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借人的性心理、性功能的扭曲、人性的异化从而达到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以肯定人的性爱要求的合理性。
从1986年开始，当代小说的性描写在发展中走向深化，这突出地表现在作家文化批判意识的增强。如果说1985年前后的涉性小说主要是借性描写来达到对时代的批判，那么1986年之后的作品如《罪人》、《贞女》、《麦秸垛》等，作家则以现代的性意识对传统的性伦理、性道德进行新的估价，并由此发展到在改革背景下对包括性在内的民族文化心态的揭示。
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中国人的观念正经历着一场痛苦的嬗变。他们在迷惘中寻找，在否定中徘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作家纷纷探索包括性意识在内的民族文化心态，即把性心理、性意识作为民族文化心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表现。这样既可深化人性的深度，双突出了民族特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描写了主人公金狗前后与小水、英英、石华三个女性或合情悖理、或合理悖情的性爱关系，表明金狗作为人性面目的躁动不安的性心理、性意识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整个民族文化心态的吻合。
无论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去写性，从总体格局上都未超出传统性描写的模式，即把性爱作为对社会、文化和道德批判的手段。随着王安忆“三恋”的问世，性在一部分作家的笔下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再是一种丑恶的现象，而是“从生命产生到生命延续的重要过程，是人体不可缺少的、正常的有时是美好的现象。”作家不再是以道德的眼光去写性，而是从生命本体价值上去肯定性。这样，性便与整个人类对自身生命课题研究的科学联系在一起。自此，性便以新的面目自立于文学的圣殿。
王安忆的“三恋”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了一个独特的世界——由性与爱交织而成的“伊甸园”，形象地展示了人类自身在性爱的“本我”、“自我”、“超我”世界中多彩的人生，探讨了爱情、性爱、婚姻及变异的生命、心理、哲学的奥秘。她巧妙地发挥了女性生命体验的特长，对主人公的性心理、性意识、性感觉的描绘为常人所不及，但作为一名现代女性，她在性爱的探索实验中，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女性意识。《小城之恋》中的女主人公不但在性爱中富有进攻性，而且她作为未婚女性的母亲角色本身就是对传统道德法律的反判。《荒山之恋》中的金谷巷女孩“鄙薄文化习俗，在两性关系的各种周旋中玩乐人生，聪明地驾驭男人。”《铁绣谷之恋》的女性意识更明显，它近乎是女性感觉和经验的现身说法，女编辑的感情经历表明，男人对爱情永远不像女人那样全身心地投入。王安忆的“三恋”实现了由道德判断到审美判断的超越，由传统性爱观到现代性爱观的超越。这种超越尽管是初步的，但她对当代小说性描写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三、艰难的审美选择
经济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给当代小说的性爱实验提供了有利的时代氛围，西方20世纪文学、心理学、哲学和美学思潮的大量涌入扩大了作家性描写艺术借鉴的视野，经过一批作家如张贤亮、王安忆、铁凝、莫言、刘恒等人的倡导和创作实践，读者和批评家的支持，性爱描写在纯文学领域中的地位已得到认可。大致在1988年前后，文学中的性描写由探索期的众声喧哗开始向平稳发展的局面过渡。性描写在一些作家笔下不仅是人的生活状态、生命体验、生存困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性的视角塑造人物性格、心理、探测人性的丰富内涵作为艺术的审美经验已引起作家、艺术家的重视。从当时发表的涉性文学作品如：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采红菱》、铁凝的《棉花垛》、《玫瑰门》等来看，我们可以说，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描写经过长期坎坷不平的历程后，终于走向艰难的审美选择。与探索期相比，这一阶段小说中的性描写表现出如下的审美特征：（一）文学与性关系日益密切。如果说探索期小说中的性描写仅限于个别作品的话，那么到了1987年之后，伴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性作为人类生存困境的一个方面在不少作品中得到艺术地再现。且不说一些先锋派作家，即便是以现实主义标榜的作家，也很难再对性置之不理，性爱在文学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二）由审美走向审丑。同是写性的女作家，如果说王安忆在创作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女性意识的觉醒，首次以审美的眼光去透视女性隐秘的世界，那么铁凝则由自在走向自觉。她有意对女性自身进行审丑，直奔女性“美丑共体”的人性深处。同是写女性，张贤亮赋予笔下的女主人以纯朴自然的天性，而苏童则将艺术审视的目光指向一夫多妻制下女性之间丑的一面。这种审丑的意识已不再是个别作家，而发展成一种宏观的审美流向。（三）审美意向由单一走向综合。在探索期的作品中，作家借性描写或批判社会、或反思传统、或观照生命自身，而这一阶段的同类作品则呈现出多元审美意向的融合。尤其是一些优秀作品在性描写中无不参透进深沉的文化批判意识、人类生命的体验和对人性深层的审视。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涉性小说以其对人性的深层开掘、人类生命困境的观照及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而与探索期小说的性描写严格地区分开来。
既然文学是人学，就离不开对人自身的审美观照，对复杂的人性进行纵深的揭示。但“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因为接触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爱情和性爱，你确实在其中学到了人生的一切，因为在爱情和性爱中比在任何其他关系中，人的本性显露得更加充分。”深知这一艺术真谛的作家并不少，但真正从性的角度淋漓尽致的展示人性的作品却是出现在1988年前后，刘恒的《白涡》的成功就源于此。作者把人性的自然要求与高雅文明的知识环境对立起来，剥去文明身上的一件件外衣，还其人性的本来面目，借周兆路的性际关系暴露了他的虚伪与自私。封建社会的一夫多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女人别无选择地沦为男性的玩物、性的符号，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苏童的《妻妾成群》从性的暗孔透视了陈家妻妾们生命与人性的悲剧，并以审丑的目光直捣人性和灵魂的深处。小说在对造成女性生命扭曲、人性异化的封建文化给予彻底否定的同时，又以让人发颤的笔调解剖了女性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表现出的嫉妒、工于心计、阴险歹毒、尔虞我诈、麻木不仁的本性。
1988年前后当代小说中的性描写固然不乏对现实、传统文化的反思，但更多的则是侧重于人类生存困境的审美把握。刘恒在《伏羲伏羲》“代跋兼对一个名词的考证”中，解读了性的两极剖面，“它是源泉，流布欢乐与痛苦。它繁衍人类，它使人类为之困惑。”从语言表层来看，小说不过是叙述了一个侄婶间的乱伦故事，然而话语的背后，则是利用主人公性的困惑来表现人类生存的困境。尽管作品主人公命运、性格各异，但在由性的困惑而导致的生存困境上则异途而同归。借人类性的困惑来表现人的生存困境在其它作品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等中都非常普遍。
文学的成熟以作家的成熟为先导，而作家的成熟则最终体现在文本所达到的深度上。这一阶段的涉性文学虽未达到象鲁迅等人的作品那样的博大精深，但毕竟在前期性描写探索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作家不再停滞在对时代、社会传统文化反思批判的基点上，而是以一种宽广的艺术视野，在历史与现实、政治与文化、生命与心理等多重网络中去审视作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性活动，小说的审美意旨也日趋深刻与复杂。铁凝的《玫瑰门》题目本身就充满性的意味，作家在对女性生命自身演变中注意从性文化等多种视角进行审美把握，作品的思想意蕴呈多层结构。作家在对主人公司猗纹的解剖上显示出其思想的深刻。司猗纹从一个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执着追求恋爱自由的少女，几十年后变成一位恶婆婆、复仇女神、性变态者，一个让人恶心的施虐女性。她由美到丑的蜕变无不可以从性、伦理、文化、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层层剥蚀中得到最后的还原。在《玫瑰门》中，性行为、性意识、性心理本身已超越了它自身的意义，以其所富有的历史、文化的内容、人生意味和人性的意蕴而获得一种艺术世界中的审美价值。
1988年前后，新时期小说的性描写由道德判断、社会的批评走向艰难的审美选择，并以其对人性深层的解剖，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思想的深度而显示出涉性小说的发展已逐步成熟，但这种成熟是就其相对意义而言的，且这一阶段的作品本身仍表现出思想、艺术价值的高低不同。一些作家或因人生体验不够深刻、或因文化修养、艺术准备欠充分，或想借性描写来吸引读者，致使个别作家在性描写时失却了审美判断尺度。即或是曾创作出优秀涉性作品的王安忆、张贤亮也有性描写上出现了滑坡现象。这无疑给有志于性探索实验的作家以启迪，缺乏严肃的创作态度、丰富的人生体验、一定的艺术修养是难以创造出优秀的涉性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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