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日本的动向十分令人关注。一方面是经济的长期低迷，经济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日本的防卫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军事大国的步伐在加快。由于特殊的历史记录，日本军事动向的每一步都会刺激亚洲国家的神经，其防卫政策的任何变化也必然引起各国的关注和警惕。
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
战后影响和决定日本防卫政策的两大法律体系是：《日本国宪法》与“日美安保体制”。
《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也就是说，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而且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就更谈不上什么向海外派兵了。而“日美安保体制”则要求日本协助美军保卫日本，把日本捆到美国的战车上。可见，宪法第9条是明确日本不能做什么，明确了其防卫政策的基本原则，如“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等，而“日美安保体制”却要求日本应做什么。因此，两大法系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日本就是要在这两大法系下寻求一种内外能接受、两头兼顾的防卫政策。
战后几十年，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过程，实际就是在寻找对宪法的突破口。冷战时期，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卫队的合法性问题。日本在未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海陆空三军自卫队，且装备水平堪称世界一流。后来采取对宪法扩大解释的办法把“自卫队合宪论”确立下来，接着又提出“自主防卫论”。由于“日美安保体制”被日本历届政府视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因此，该体制在冷战时期得到不断加强，其对日本防卫政策的走向起着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从根基上动摇了“和平宪法”对日本防卫所做的各种限制。美国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保日本，而是把日本作为反苏反共的重要基地，所以几十年一直在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加强军力。这便使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下羽翼日趋丰满。但是，由于内外大环境的影响，加之日本当时还在埋头发展经济，其防卫政策总体上仍属“内向型”，还谈不上海外派兵问题，自卫队的活动也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
冷战后国际形势巨变，为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契机。这时，日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卫队派出海外的难题。天赐良机，海湾战争爆发，日本以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贡献”为名，炮制出一个《关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合作法》(又称《PKO法》)，日本国会于1992年6月通过。该法案使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的名义下走出国门，实现战后日本防卫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突破。此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便成了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的捷径，至于走出后干什么?突破什么限制?就是下一步的问题了。
接下来的突破口就是所谓的“有事法制”。冷战时期，“有事”主要指日本有事，而非日本之外，日美安保要求日本做的，也是日本所能做的就是协助美军保卫日本。1978年，“日美安全条约”具体化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目标明确是对付苏联。尽管过去用“扩大性解释”的变相修宪方式使自卫队“合法化”了，但其受到的限制问题仍未解决。为突破这一限制，早在1977年防卫厅就开始了“有事法制”的研究。所谓“有事法制”就是日本在受到武力进攻时，自卫队能够进行有效应对的各种特别措施。显然，这是想在宪法之外另建一套法律框架，包括自卫队行动、与美军的行动和保护国民生命与财产的法制内容。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曾两次就“有事”时的应对法规议案提交国会，但未获通过。
冷战结束后，日美安保体制面临调整。1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日美安全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1997年9月又出台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并在其中第一次引用了“周边事态”的概念。可以说，这是日美安全关系的一次重大转折，其实质变化在于日美安保体制已由过去的日本“有事”美国保卫日本，变成了日本周边“有事”日本协助美国保卫所谓“周边”。而且矛头也由过去的对付苏联转而对付朝鲜和实际对付所谓的中国“潜在威胁”。1998年，日本小渊政府使国会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三法案。由于“周边事态”概念的出现，为日本“有事法制”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基本的前提。
1999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为海外派兵制造了新的“法律依据”，也是冷战后日本“有事法制”具有实际意义的第一步。
“9·11”事件后，日本搭乘美国的反恐便车，加快了“有事法制”的立法进程。2001年10月，日本国会以反恐为名，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这三个法案的出笼，标志着“有事法制”的进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日本多年要突破的三大限制这次终于解决了。首先是突破了海外派兵地域上的限制。《PKO法》只允许向联合国维和地区派兵，“周边事态法”也只限周边范围，但这次的法案设定日本舰队可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间往来并可驻扎在阿富汗邻国，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公海领域、上空和当事国陆地，换言之，美军到哪儿，日本就到哪儿。其次是突破了战时向海外派兵和自卫队所用武器的限制。《PKO法》强调向海外派兵的非战斗性，而且对武器也严加限制，此次法案不仅突破了战时派兵，同时自卫队也可以携带或使用迫击炮之类的重武器。在日本周边更可以使用武器进行自卫或攻击。如果说1999年3月发生的不明船只入侵事件为日本制定“有事法制”提供了口实的话，那么，2001年12月又一艘不明国籍船只被日本追至公海击沉就成了“有事法制”的一次实践。再次是突破了国会对政府的限制。《PKO法》规定，参与维和行动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周边事态法”要求派兵支援美军时应向国会报告，但这次法案规定可以在做出派兵决定后20天内获得国会的“事后承认”。这就使政府有了“先斩后奏”、独断专行的权力。
接着，2002年4月16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和“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有事法制”的三法案。法案规定，日本首相将拥有“在紧急事态下”，不经过由外相、防卫厅长官等组成的安全保障会议而直接下令调动自卫队的权力，同时可以越俎代庖行使本属于地方自治体的权力。扩大首相权限，增加对国民的限制与惩罚条款，成为这三项法案的主要特点。如果说，“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等是为自卫队“解套”，这次的三法案则实现了首相和内阁的彻底“松绑”。尽管这三法案要提交国会，但执政的自民党等三党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其最终通过不成问题。至此，日本基本完成了走向军事大国的立法程序。
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背景
新世纪初两年内，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关键步骤的基本走完，自卫队踏出了国门并有权携带和使用武器，“有事”范围也从“周边”扩大到其他地区，首相则摆脱了国会和安全保障会议的制约，掌握了自行调动自卫队的权力。冷战后日本急迫地调整防卫政策，加快军事大国的步伐，其背景和动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是日本谋求世界政治大国的必然要求。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谋求政治大国便成了其外交的中心目标。日本的政治大国思想源于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力量，应付国内外危险，立足亚太，维护国际稳定。1981年铃木访美时提出，日本正在进入“第三次远航”，要扮演世界政治大国的角色。1982年中曾根明确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利用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加快了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的步伐。海部提出了“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宫泽认为日本已具有建立这种新秩序的责任和资格。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基本目标有：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日美欧体制为基点，巩固其西方第二大国的地位；以亚太合作为杠杆，争取在亚洲的主导地位；通过经济手段扩大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事务，争取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更大发言权；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政治大国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日本十分清楚这一点，调整防卫政策，走向军事大国，都是为实现政治大国的最终目标服务的，也可以说是在构建政治大国的基础框架。这期间有两个客观因素有利于日本的政策调整。一是美国执意强化“日美安保体制”，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日本军力的增强；二是冷战后的几次重大事件也为日本提供了契机和借口。海湾战争后，日本借势通过了《PKO法》；“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又衍生了“周边事态法”；而“9·11”事件后的反恐斗争则促成了“三法案”的出笼。可以说，日本抓住了每一次机会，实现了“强身健体”。
其次，这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变态反映。20世纪90年代，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后，已连续10年多处于经济低迷状态，形势严峻。日本政府试图摆脱困境，就想在防卫政策上取得突破，转移视线，加快政治大国步伐，以求平衡经济上的长期窘况。如果说90年代前的经济腾飞是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内在动力的话，那么，这次经济的长期低迷却又从反面推动了这一进程的加快。经济的不景气导致日本国内民众情绪的低沉，由于对国内发展缺乏自信，就要在对外方面寻找发泄的途径。可以说，防卫政策的重大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一种变态反映，是想以此摆脱经济困境和驱散沉闷情绪。
再次，这是冷战后日本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冷战后日本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政治走向的右倾保守化也日益明显。“1955年体制”使自民党得以连续执政38年，但社会党作为日本社会的“革新力量”对它有很大的牵制，同时自民党内部也左右并存，从而形成了日本政治的“保革对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自民党及其他政治保守势力受到制约，不能完全左右政局和随心所欲。1993年7月，自民党宫泽政府垮台，随后出现了8党派联合执政和羽田短期内阁。自民党为夺回政权，不惜与多年的老对手-社会党联合，并把首相的宝座让给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于是出现自民党、社会党和新党魁党的三党联合政权。由于社会党力量不足以支配和驾御自民党，所以其政策的“自民化”倾向日益明显，这导致了1996年大选社会党的全面失利。这样，在日本政坛上长期对自民党起制约作用的革新力量大大削弱，而自民党内部的右翼势力急剧膨胀，左翼的声音基本被压制。于是，日本政治出现了“自民化”，自民党则是“右倾化”，保守势力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在此背景下，日本政治走向的右倾保守就不足为奇了，而政治军事大国的走向一直是保守势力孜孜追求的。
另外要看到，近年来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活动猖獗，许多政党的政客们总是试图支持和纵容他们的活动，以换取取选票，巩固自己的地位，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接连发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而右翼势力在否认历史的同时，极力鼓吹日本要重新武装，做军事大国。这股势力的兴起是日本防卫政策不断突破“禁区”的重要社会基础。
再有，这是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90年代初，美国曾被日本的泡沫经济所迷惑，一度认为日本在经济上形成了对美国的主要威胁，美国人在写的书中也称“日本是世界第一”。此时，美日间贸易争端不断，两国关系出现龃龉。后来苏联解体，俄罗斯衰弱，而中国却日益发展，美对日的态度又开始变化。1996年克林顿访日，两国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声明，后来又出台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同盟关系不仅得到强化，而且性质也随之有变，日本在此体制下的“自由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日美安保的再定义，其内在动因是日美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潜在威胁”——中国。尽管日美采取了模糊政策，但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概念实际包括了台湾海峡，其战略意图就是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对日本的重视程度更甚。美国的目标很简单，拉住日本，牵制中国，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而日本则利用美国的不断“提升”和“松绑”，在防卫政策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又一步，不仅完成了所必需的立法程序，而且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和作战实力也同时在不断提高。
最后，这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综合症”有较密切的联系。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多年里，两国友好合作是主旋律，杂音很少。当时经济实力对比日本占有绝对优势，许多老一辈政治家怀着对中国的“负罪”心理推动日中友好。但近10年来，日本经济长期低迷，被称为“失去的10年”，而中国却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GDP总量由原来日本的1/8上升为日本的1/4，而且这一差距还将继续缩小。这种变化使日本原有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危机恐惧感则油然而生，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即在此时出笼。现在日本国内存在一种“中国综合症”，即有意无意夸大中国的实力和发展速度，并把日本这些年的困难归罪于中国的崛起。显然这是在试图转移视线，并为扩充军备制造“根据”。2001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关于中国军事力量部分增加了不少笔墨，称中国拥有多枚射程覆盖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亚洲的中程弹道导弹，并对比海峡两岸军事力量，对两岸冲突表示“担忧”。日本政要也明表或暗示中国是“威胁”，强调日美安保条约对抗中国。保守势力和右翼分子就是借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一分“担心”，鼓吹要对付中国的“威胁”，必须调整防卫政策，重做军事大国。
日本防卫政策变化的影响和政治大国的前景
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其目标是摆脱因战败国身份而形成的对其军事发展的约束体制，获取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追求政治大国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日本有着特殊的历史经历，特别是对历史的态度和追求何种大国地位则不能不引起别国的关注和警惕。
日本政治大国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所谓的“普通国家论”。小泽一郎在他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极力鼓吹日本要变成一个“普通国家”，其核心是在世界上发挥军事作用，办其他国家都可以办的事，如加强军备、海外派兵等。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到今天的程度，离一个“普通国家”所能做的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另外一个令人关注的是日本急欲跨进核门槛的问题。日本不仅在舆论上为拥有核武器造势，实际上也在隐蔽地进行各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大力开展尖端核研究。现在，日本的核技术水平世界一流，而核原料储备也世界第一，再加上投掷工具的配套发展，已经具备了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实力，所谓的“核门槛”限制随时有被捅破的危险。今年4—5月日本高层政要的大放厥词，更是令人惊讶和关注。4月6日，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福冈宣称：“我们的核电厂里有足够的钚，足以制造三四千枚核弹头，并能在一夜之间生产上千枚核弹头。这样的话，日本在军事实力上不会输给中国”。他还狂称：“日本不要顾忌什么国际舆论，日本要成为军事大国，就要生产核武器”。5月3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则声称：“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政策和宪法问题一样，如果国民舆论允许也是可以变的，日本拥有核武器在理论上不违反宪法”。
从这些可以看到，日本是在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大国目标，这必然会引起曾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和担忧。因此，日本防卫政策变化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大大削弱了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度，给亚洲的国际关系制造了一层阴影。随之而来的是各国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而要采取的相应对策，其中包括加强国防力量。这些都会对地区安全与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为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成为政治大国仍是一个较长期曲折的过程。从日本国内看，尽管与欧美相比其民主思想及制度根基欠牢，但毕竟已运行半个多世纪，这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和军国主义化增加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战后的和平发展使日本获利最大，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资本与民众都认识到战争对日本就是灾难。这些都制约着日本军事大国的步伐，限制着其政治大国的走向。从国际环境看，美国的现有实力和对日政策对日本形成制约。美国“提升”日本作用和对日本的支持是有前提条件和有限度的，“前提条件”是日本要与美国保持战略上的一致性，不能放任自流；“有限度的”是日本的行为不能冲击或打乱美国在亚太和世界的战略利益与部署。而且美日安保体制的另一面是美国要在战略上长期牵制日本。另外，亚洲国家的发展及与日本差距的日益缩小，也对日本有很大的牵制。日本以往的大国地位是建立其在亚洲“一花独放”的基础上，如今这种局面已不复存在，日本不可能再“鹤立鸡群”了。其实，日本的最佳出路是理智地给政治大国目标定位，选择现实可行的途径，如继续同美国保持战略协调，同时与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利益上日益融为一体，在政治上建立互信，切实检讨和反省战争罪行，就像德国依托于欧洲发挥作用一样，严格限制其军事行为等，只有这样，政治大国的前景才会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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