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景毅[1]2015年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以来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方式却是粗放型的,并造成中国广告产业低集中度、泛专业化的产业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开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实现中国广告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改变既有的广告产业发展模式,变政府缺位为政府到位,进行新的广告产业发展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建设国家广告产业园即是政府广告行业主管部门,为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国家产业行动。自2011年启动至今,作为国家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转型的主体依托,并承担了集约化发展转型示范和引领职责的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进程如何?又怎样推动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本论文的研究初衷。论文围绕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这个主题,从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分析框架的建立、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的制度安排、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广告产业园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此前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研究多流于非实证化的泛泛而论,本论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采集了14家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方和216家入园广告企业有关集约化发展的数据资料,并实地走访考察了8家10区的国家广告产业园,从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状况,论文通过梳理集约化理论,结合产业园区和广告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提出了以规模、结构、效率叁个分析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下,论文发现国家广告产业园在规模方面,呈现出发展规模不高且不均衡的状态。在结构方面,虽然产业结构还较为合理,广告产业主体地位也较为突出,创意设计和新媒体成为各园区主体产业节点和业态,但也存在规模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不高等缺陷。在效率方面,尽管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所处市域广告产业的比较经营效率较高,但单位经营效率与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却明显过低。无论是规模、结构,或者效率,这叁个方面都呈现同样的园区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针对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中取得的进展、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提出了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管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战略选择观点,认为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任务,也需要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来保障。建设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转型,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的政府职能不是完全退位,而是转变为服务-督导角色,既服务于园区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又督促其承担必需的广告公共服务职能,沿着集约化的既定路线演进。在政府扶上马又全程护驾的背景下,运营企业在充分用好扶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到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承担好广告的公共服务职责,推动园区及其入园企业顺利地实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基本路径的探寻上,论文认为可以从完善广告产业链、扶持重点广告业态、壮大龙头企业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等四大路径入手。完善的广告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广告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围绕园区特色化的广告服务需求而自然聚集形成的广告生产和服务网络,也不一定都要在园区内聚集。重点业态主要集中在数字广告企业、依附业态和融合型业态等方面。这些业态都符合了当下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业态的扶持,重点不在于这些业态中的企业个体,而是政府,特别是运营方要通过扶持优惠激励政策、专人服务、需求供给、整合推广等手段,来服务和推动。龙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行业组织、运营方的作用,更要发挥其自身作为园区集约化发展主体的作用和示范价值。没有龙头企业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就难以形成具有集约效应的大型广告企业,没有这些集约化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也难以达成。广告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实体性广告产业集群与虚拟性广告产业集群齐举并进,从而加速集约化的发展进程。
何庭宏[2]2008年在《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分析与升级对策》文中提出专业镇是以镇为基本地理单元、主导产业相对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度较高的新型经济形态,是集群经济的基本表现形式。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和推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壮大和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骨干力量——“专业镇”这一经济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界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研究专业镇问题,对于解决产业经济规模化、培育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集群、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推动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产业集群理论作为专业镇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国内外专业镇的分析,归纳出国内外专业镇的主要类型,阐述了专业镇发展的主导因素:政府的促进作用,技术外溢因素,市场因素,产业配套因素,资源因素等。此外,还有投资环境、文化因素、创业精神等因素也影响专业镇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对广东专业镇进行了归类,并结合实际,阐述了广东专业镇发展的主导因素:产业转移、发挥地区和资源优势、产业辐射或龙头企业的带动、政府推动专业镇发展等。同时,分析了存在问题,并提出发展方向:一是要大力提高专业镇的比重;二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专业镇;叁是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专业镇;四是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型专业镇;五是大力推进欠发达地区专业镇发展。最后,提出了专业镇升级的主要对策:即要进一步优化专业镇发展环境,加强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完善专业镇发展配套,促进区域协作和共同发展等手段,促进专业镇加快发展升级。总之,认清形势,掌握现状,找准问题,明确发展方向,采取相应对策,促进广东专业镇的升级势在必行。本文希望通过对广东专业镇发展的分析,探索出专业镇升级的基本规律,为广东专业镇升级提供有用的参考,也可以为其它地区专业镇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傅宇峰[3]2007年在《地方政府的产业集群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职能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动态的社会就需要有动态的政府职能与之相适应。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政府的职能研究已经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产业集群功能是地方政府在新形势下出现的其中一项职能。在浙江,政府的产业集群功能体现尤其明显,“一乡一品”,“一县一品”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有温州的鞋业、绍兴的轻纺,宁波的服装;规模小一点的有嵊州的领带、诸暨大唐的袜业、店口的五金等等。在这些产业群里,都是由成千上万个中小企业构成,他们既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市场上取得了强劲的竞争力。本文主要以浙江诸暨珍珠产业集群为例,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到底在产业集群中发挥了什么具体的作用,从宏观分析到结合产业实际,充分肯定了政府的功能,并对进一步发挥好政府职能提出了几点看法。珍珠对于诸暨来说,是兴起时间不长,但又非常具有潜力的产业,因此作为诸暨当地各级政府,对产业寄予了非常高的希望,也在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地扶持发展,使得“中国珍珠之乡”落户诸暨。
唐承丽, 吴艳, 周国华[4]2018年在《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文中认为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的协同发展是实现城市群地区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了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叁者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机制。认为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产业集群和开发区发展的空间载体,城市群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生产要素、服务和市场;开发区是城市群的创新创业高地与产业集聚、集群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城市群的重要生产功能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推动开发区和城市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共享着城市群的资源与服务,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延伸、耦合与创新,与城市群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交易、创新与服务等方面的多维度相互作用,最终实现叁者的协同发展。基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规模、结构、职能和创新等4个方面的17个指标,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案例区,对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两大变量组进行了互动因素与强度的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已形成有效互动。其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城市结构、创新投入与产出、服务职能的发展,促进产业集群的经济规模、产业集聚、经济效益与产业创新,以及开发区的建设品质、产业集聚与产业效率的发展。开发区通过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产业集群通过产业规模、效益协同开发区效率的提升,强化了城市群规模、结构、创新与职能的发展。(2)长株潭城市群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创新与服务四类因子,对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产生了全面的促进作用,但产业集群与开发区并未完全协同地促进城市群发展。(3)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益与开发区的效率,加强其对城市群发展与繁荣的支撑作用,全面实现叁者的多维良性互动,提高城市群的核心竞争力。
辛晓睿[5]2017年在《经济地理学视域中电影产业的网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化创意产业基于经济效益获取、就业岗位创造、各类资源集聚、区域更新和绿色生产等方面的优势,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电影产业作为其核心产业被各国所重视。一部影片从生产到最终消费需要经历生产制作、发行和放映叁大核心环节,这叁个环节都对产品的质量、最终消费和产业经济效益产生关键影响。这与生产性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等显着不同,它们强调生产环节为产业核心,产品质量高低仅取决于生产单一环节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方式。经济地理学界对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电影产业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产业集群理论展开,重点分析在特定地方电影生产的集聚,包括其组织方式、空间格局等,但该理论只关注了电影产业的地方性和生产制作单一环节,忽视了电影产业的全球性特征,很难解释电影产业在全球尺度的发行和放映现象;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电影生产制作环节的服务外包,不同国家、地区和集群间电影生产的跨区域合作现象日渐普遍,集群理论对生产环节的解释力也有所下降。基于上述问题,本论文一方面结合产业集群和全球生产网络两大理论分析新时期电影产业生产制作的组织方式、空间格局,另一方面关注电影产业发行、放映两个环节的空间发展规律、网络组织主体和结构特征,并对我国电影产业各环节网络进行刻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不同空间尺度的网络分析是电影产业研究的新视角。电影产业生产制作集群仅仅是其地方尺度的网络组织形式,而全球尺度的电影生产制作网络业已形成,其不同构建机制对应不同组织主体。一是以大型影视跨国企业为组织主体建立对外管道,进而演化为集群间合作,二是国家间、大型企业间以不同方式构建跨国家合作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与各类资源的全球流动加剧,电影产业从内容为王转向内容与发行并重,一部影片的质量、最终消费数量和产业的经济效益受制片、发行和放映叁大核心环节协同效应的影响,因此只有通过综合各环节的网络结构主体、空间尺度和组织特征等才能科学认识电影产业。第二、电影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网络特征差异显着。生产制作环节,产业集群是地方尺度电影生产制作组织的基本单元,全世界已形成以跨国媒体集团为网络核心主体的好莱坞、基于关系建立的松散电影生产网络宝莱坞、基于外包项目的卫星式电影集群温哥华等典型的产业集群。空间上,它们都位于大都市中,存在显着地方情境性;组织上,它们是高度灵活和不确定的生产系统,核心主体是制片企业、供应商和自由职业者;演化上,它们都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政府政策有助于发展速度的提升。全球尺度的电影生产制作网络则主要基于外包和电影项目合拍两种方式构建,其组织主体不局限于跨国企业,还存在国家、集群等节点;发行环节,国家是一部影片发行活动组织的基本空间单元、绩效衡量的基本维度,而全球尺度电影发行网络是以跨国企业为核心主体,通过跨国企业子公司建立、放映渠道的控制、电影节的参加等方式实现网络构建;放映环节,组织形态基本固定为各国家少数大型院线企业掌握本国放映市场,与国外其他放映企业间不存在合作与联系,国家是电影放映的唯一空间尺度。此外,因为放映环节受观众的行为偏好影响,所以电影放映环节的空间特征更强调微观尺度影院的布局。第叁,中国电影产业网络有限度的市场化。中国电影产业化过程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截止当前依然属于有限度的市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电影产业对外的限制性制度,主要是外资企业对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第二,关于中国电影产业的组织主体,国有企业是生产制作、发行、放映等环节重要的构成之一。生产制作环节,我国最有潜力发展成为全球性电影产业集群的是首都北京,核心驱动力是北京市电影产业相关制度,这些制度吸引大量影视人才、相关企业和支持企业等的集聚,共同驱动北京市电影产业在全国的高度集中和强势发展。我国电影产业集聚嵌入全球的方式主要是参与或组织国际电影项目的合拍,合拍项目从简单的创意者个人与企业的合作发展成为制度、资本和创作的深层合作。发行环节,主要以国有企业为第一梯队,嵌入全球网络的方式主要是与外部大型生产制作企业签订发行协议、合并或并购全球专业发行企业、参加国际电影节。放映环节,我国电影影院放映主要被院线企业所垄断,其市场格局已基本稳定,以万达院线为核心,国有企业中影星美、中影南方新干线和民营企业广东大地、上海联合、和广州金逸珠江为第二层级,更低层级的市场格局则处于动荡中。通过对电影产业不同尺度的网络分析和对我国电影产业网络的刻画,可以归纳出电影产业不同价值链环节的网络构建尺度、合作主体、企业空间布局等均不相同,电影产业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不仅要基于地方尺度的产业集群视角,还要从全球尺度的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等理论视角出发。
梁恒通[6]2017年在《政府投资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高速增长和加速实现工业化转型的需要,我国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经过叁十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期间,产业集群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产业集群能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激励企业创新,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外部经济性,同时加速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的快速提升,产业集群己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的产业集群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点,政府投资在产业集群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在我国高度分权的政府治理结构下,地区和省级竞争成为我国高速增长的制度驱动力,省级和区域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强烈诉求,考虑到产业集群能够迅速的提升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解决就业、增长、税收、财政收入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使得地方政府表现出一致性的对工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偏好,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政策上的支持直接加快了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与有效配置,促进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己经成为带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但是,“政府主导”模式在加速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同时,也使得我国产业集群表现出明显的人为特征,偏离了成本节约、规模经济和分工深化的产业集群的内在生成机理。加上我国粗放的增长模式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特征,其使得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表现出诸多问题,影响了产业集群自身的效益和对整个国民经济应有的作用的发挥,非由内在生成机理而由政府投资产生的产业集群甚至对经济发展表现出负面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由政府主导、政府投资而产生的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包括绪论、四个章节和结束语。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介绍政府投资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二章分析了我国政府投资产业集群的现状。包括介绍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历程,政府投资在我国产业集群中的作用,重点从政府投资角度分析问题成因。第叁章是从政府投资角度出发对产业集群的影响的实证分析。内容包括产业集群的度量介绍,具体实证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结果和讨论。第四章总结全文,并根据前文提出建议。
马丽[7]2008年在《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实现物流的利润价值,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物流业。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挑战,为此,提高物流产业的竞争力,全面发展物流产业,是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效途径。物流产业集群的出现为物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显现,它是在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物流产业集群是物流服务的提供商物流企业在特定区域集聚而形成竞争优势的经济社会现象,物流产业作为服务业,其产业集群有自己的特点,对物流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对促进物流产业的发展、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就物流产业集群的形成因素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首先,根据物流产业集群的特殊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环境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及集群网络四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物流产业集群的因素。其次,以影响因素为基础将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分为地理禀赋型、主导产业依附型、资源共享型及政府主导型,并对比分析了物流产业集群不同发展模式的特征及效应。再次,基于不同的产业集群模式的影响因素的权重有所不同,运用AHP对影响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因素进行权重分析,来确定其发展模式。最后,以武汉地区为例,分析了武汉地区物流产业集群发展的宏微观环境,并运用AHP对武汉地区物流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权重进行分析,选择适合该地区的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本文以区域经济理论、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分析了物流产业集群形成的影响因素与发展模式,运用层次分析法,以武汉地区为例,选择适合其发展的物流产业集群模式,并对其发展提出了建议,希望对武汉地区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有贡献。
何柯润[8]2018年在《我国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探讨》文中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升级是我国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因此我国十分重视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产业集群升级路径不仅能够加快我国产业集群升级,而且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意义深刻。本文通过对产业集群相关内容的概述,着重分析产业集群升级的模式和产业集群升级的影响因素,探索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提出我国产业集群升级的内外路径和政策支持。
张巧珍[9]2014年在《产业集群与核心企业的互动作用》文中指出自1890年马歇尔从经济学理论视角探讨了“产业区”的形成原因至今，产业集群这一现象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而集群内核心企业更是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随着2012年泉州被定为“民营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如何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成为政府、企业及学术界的新课题。在2013年泉州“二次创业·产业集群发展”千企大会上，福建省副省长张志南指出要发展产业集群先明晰产业集群与龙头企业的关系。那么产业集群与核心企业存在什么关系？目前为止，大量的文献局限于对核心企业的性质、特征及其在产业集群中的地位进行研究，而对于核心企业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少有文献提及，基于此本文以晋江鞋业产业集群为例，在泉州二次创业背景下，探讨核心企业与产业集群的的互动作用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首先，对产业集群和核心企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核企业心形成过程时，重点探讨产业集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研究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重点关注核心企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次，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并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逻辑。经过实地调查与对案例的深入研究，本文发现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核心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外部保障。一方面集群产生的外部性和集群品牌有助于提升核心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集群发展而得以建设并逐渐完善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生产服务体系、生活服务体系、行业协调体系及政策支撑体系等组成的产业集群服务体系，为核心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核心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外部保障。反过来，核心企业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带动和推动集群发展的作用，是集群内其他企业学习、效仿的榜样，是集群发展的支柱。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产业集群与核心企业良性互动的对策与建议。
王越平[10]2004年在《建设产业集群 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对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进行理论与应用研究。以波特的钻石体系理论为分析工具,形成了区域人才竞争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指出:人才的培养机制、人才的需求条件、产业和企业集群、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是构成人才竞争力的四大要素。同时以发达国家美国和国内发达地区上海、广东、江苏人才竞争力建设方面的经验为实例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浙江省人才竞争力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并通过分析指出浙江人才竞争力建设的突破方向。 最后,针对浙江的实际,对如何提升浙江省人才竞争力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浙江省可通过引导建设产业集群,以培育多层次多形式的人才载体;政府积极推动提升人才竞争力的政策;加大人才培养的投入,完善人才发挥作用的有利环境,多途径全方位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D]. 颜景毅. 武汉大学. 2015
[2]. 广东专业镇发展现状分析与升级对策[D]. 何庭宏. 北京交通大学. 2008
[3]. 地方政府的产业集群功能研究[D]. 傅宇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4]. 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 唐承丽, 吴艳, 周国华. 地理研究. 2018
[5]. 经济地理学视域中电影产业的网络研究[D]. 辛晓睿.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政府投资对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研究[D]. 梁恒通. 辽宁大学. 2017
[7]. 物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研究[D]. 马丽. 武汉理工大学. 2008
[8]. 我国产业集群升级路径探讨[J]. 何柯润.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8
[9]. 产业集群与核心企业的互动作用[D]. 张巧珍. 华侨大学. 2014
[10]. 建设产业集群 提升区域人才竞争力[D]. 王越平. 浙江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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