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嵌入、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转换效应——基于北京与上海六大支柱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支柱产业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北京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1）2－0038－007
一、引言
产业融合作为产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对产业结构转换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尤其是人类进入2l世纪以来，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快速兴起，使得产业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甚至消失，不仅出现在信息技术产业的行业内部，而且广泛出现在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并以信息技术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使之获得新的生机。
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产业间的关联和渗透创造了客观的技术条件，促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从而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提升的效果。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为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创造了条件，而且对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在现行国际分工模式下，产业融合不仅主导着产业集群的更迭和转换，同时，产业融合作为产业发展内在规律的具体体现，对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产业融合使得产业间的条块分割不断地被打破，减少了交易成本，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产业融合使产业结构呈现技术集约化的特点，促使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形式转化。
可见，产业融合不仅是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而且通过融合部门对相关产业的溢出发挥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部化和专业化的巨大推动作用。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来看，一国的产业结构转换与该国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该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这一推动过程当中，产业融合作为生产力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是重要的推进剂。因此，从信息技术产业层面来探讨技术嵌入、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转换的溢出效应和推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述评，第三部分为机制分析，第四部分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产业融合是如何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这种结构转变的，并且这种转变又是如何通过各种指标来反映的，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文献述评
整体而言，有关技术嵌入、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转换的理论文献并不多，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体现在产业融合的战略、类型、机制和动因等方面。产业融合的战略方面，Yoffie（1996）指出，在信息化时代，企业主要是基于新技术融合来实现其发展战略，并且可以通过CHESS模型来解释。该模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即创新性组合（Creative Combination）、水平解决方案（Horizontal Solutions）、外部性和标准设定（Externalities and Standards）、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捆绑（Scale、Scope and Bundling），以及系统聚焦过程（System－focused Progress）等。CHESS模型的目的，主要是解释在位企业和创业企业的战略行为。此后，Stiglitz（2002）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产业融合方式，并且在通过对移动通信产业创新体系演变方式的分析之后发现，不同的融合类型对于产业发展演化和商业战略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产业融合的机制方面，Lind（2005）通过回顾定义市场和产业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方法，比如新古典主义、产业组织学、反垄断法、资源基础论、政府统计分类法和市场营销者等定义方法，提出了用技术变化和产业生命周期的框架来分析融合现象这一分析思路。关于产业融合的动因，日本学者植草益（2001）认为，产业融合源于技术进步和规制的放松。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政府逐步放宽了产业限制，同时各产业内促进行业竞争的技术在加快发展，这些因素从各个角度推进了产业融合的进程。
国内方面，类似的研究也有很多。比如，周振华（2003）认为，产业融合不仅代表传统产业走向模糊化和经济服务化的一种趋势，也代表着产业间新型的竞争协同关系的建立和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的体现。也就是说，产业融合作为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不但导致许多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出现，开辟新的市场，也使得更多的新参与者进入，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性，促进了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的整合，带来了就业增加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马健（2002）则认为，技术革新作为产业融合的内在原因，给产业融合带来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总之，产业融合具有诸多的经济效应，包括改善产业绩效，减少企业成本，是传统产业创新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同时有利于产业结构转换和升级，提升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吴福象、马健、程志宏（2009）通过上海数据的检验分析，发现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并且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嵌入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
三、机制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产业融合是由于技术进步、放松管制与管理创新所驱动，并在各产业边界处出现了技术融合，导致产业之间的产品与业务和市场出现了融合。产业融合的结果，使得原产业的特征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产业的边界出现了模糊甚至消失。这一融合过程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的机制和路径来进行传导。
第一，技术变革和技术嵌入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客观的技术条件。众所周知，产业融合的提出与信息化进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益于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数字融合”不仅改变了获得信息的时间、空间及其成本，而且数字技术所取得的进步，大多发生在各产业的边界及结合部，使得电信、出版和广播电视等信息内容融为一种应用或服务方式，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电信业、出版业和广播电视业所出现的产业边界模糊化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而上个世纪末，随着数字技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运用，又进一步促进了出版、电影、广告、金融、保险、商贸、物流在产业间的融合。因此，通过信息技术的嫁接，信息产业、金融业和商贸流通业等往往高度融合，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渗透现象。
第二，来自企业自身经营发展的目标和来自行业内的竞争压力。我们知道，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和企业长期的生存发展是企业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因此企业选择融合化竞争策略，主要可以通过技术扩散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加以解释。当企业为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品进行改造时，不仅带来了资源利用效率的增长和产品竞争优势的确立，同时也创造了市场竞争环境的改善等多方面竞争优势，使其成为行业内其它企业效仿跟进的对象。另外，企业为追求一定的规模经济和低成本优势，必须通过多种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来改变其成本结构。这样，企业通过业务上的融合，不仅完成了对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引导，而且带来了市场结构的调整，最终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融合。比如，汽车制造业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的融合就是一种典型的产业融合现象，同时，物联网技术和房地产业当中的智能化装置的应用等，均是很好的例证。
第三，全球一体化进程和政策规制放松为产业融合创造了外部驱动条件。众所周知，在国际生产体系中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和经济活动的重要载体，同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使得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成为可能。虽然不同产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进入壁垒，各产业之间也有各自的边界，但各国贸易政策和规制的放松使得资源能自由流动，产业融合的障碍也在逐步消失。另外，由于全球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深度发展，传统的加工贸易也就演变成了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片断（刘志彪和吴福象，2006；吴福象和刘志彪，2009）。这一变化的结果，不仅加快了当地产业融合和信息化的进程，而且使得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经济增长水平进一步提高，最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另外，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产业融合主要通过两种基本路径来实现：其一是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当要素在区域间能自由流动时一些优质要素主动向大城市集聚，而普通要素则被动选择向小城市集中，提高了大城市要素积聚的外部经济性和研发创新的效率，促进了产业融合；其二是产业融合促使当地政府充分地利用“蒂伯特选择”机制的功能，通过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当中，加大了技术改造的比例和力度，强化了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循环积累效应。上述两种路径和机制，与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在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一文中的研究思路是一致的。
四、统计检验
基于上述基本思想，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北京和上海是我国最大的两大核心城市，其产业融合的实践在国内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其他城市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因而本文接下来将以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为例，来定量测度和比较两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状况，以及验证产业融合对两市产业结构转换的溢出效应。在分析时，我们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六大支柱产业，包括电子信息、金融业、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在分析中，我们着重考察了2000至2009年北京和上海六大产业的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分布情况。
统计分析时，本文之所以选取增加值和从业人员两个指标，主要是考虑到产业融合的主要驱动力是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的驾驭主体高技术人员。现实中，虽然物化的技术和设备投入非常重要，但从静态角度来看，只要信息产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少而其增加值大，说明信息技术产业的效率较高；同时，从动态角度来看，如果信息技术产业在六大支柱产业中的增加值比重的上升速度快于从业人员比重上升的速度，说明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提升作用在加强。2000到2009年间北京和上海各项指标的相对变动，如表1和表2所示。表1是2000～2009年北京和上海电子信息、金融业、商贸流通、汽车制造、成套设备制造和房地产等六大支柱产业的增加值比重。
表1和表2显示，2000～2009年间，北京市信息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12.39％迅速提升到2009年的18.49％。可见，信息产业在北京六大支柱产业中的确是完成了结构上的提升。上海方面，信息产业在六大支柱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28.39％以后逐渐降低，2009年仅为20.60％，但是其数值均比北京市对应的数值要高。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信息产业发展的速度自然要超过北京及其它城市，而且产业融合的速度也优于其它城市。不过，2006年之后，上海市信息产业在六大支柱产业中的比重之所以略有下降，其中的重要原因可能是信息产业并不仅仅是作为单独的产业来发展，它可能已经融入到其他产业之中，提高了这些产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引起了这些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增加，从而自身的增加值占比会有所下降。正是由于信息产业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的嵌入和扩散作用，促进了相关行业产品升级换代和技术升级，对于整个上海地区的产业结构也起到了结构性的优化作用。①
从业人员方面。2000～2009年间，北京市信息产业从业人员在六大产业中的比重一直高于上海，但两者都保持了平缓的上升趋势，数值均处于4％以下（见图1），在六大支柱产业中保持较低的水平。由此可见，信息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不多，其增加值却达到20％左右的比重，这就进一步解释了信息技术产业人均产值远远高于六大支柱产业平均水平的现象。也就是说，信息产业较高的人均产出增加值，对于当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另外，通过六大支柱产业的增加值和从业人员的对比结果还显示，2000～2009年间北京和上海信息产业的人均产值一直保持着上升的态势。比如，北京从2000年的人均26.32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55.59万元，上海从51.87万元增加到155.90万元。从数值对比结果来看，北京远低于上海，这可能是两市统计口径差异造成的。不过，从增长幅度看，十年之间，北京市信息产业的人均产值提高了111％，而上海市提高了200％。这些数据进一步表明，两市信息产业产出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上海市以较少的人力创造了较高的产值。
为了进一步揭示技术嵌入、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下面计算北京和上海两市的产业结构转换值、摩尔结构转换值以及结构熵指数。计算时，所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六大支柱产业以外的非支柱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三是六大支柱产业中扣除信息产业以外的五大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由表3的结果可知，200l至2009年间，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转换值不断上升，且北京市的提升速度更大，由2001年的0.93％增大到2009年的11.04％。同时，两市摩尔结构转换值和运用夹角表示的结果均有所增大，表明其对应边所表示的产业份额逐渐增加。也就是说，信息产业的产业份额夹角增大。比如，北京市由2001年的0.414度增大到2009年的5.217度，上海市由4.202度增大到13.076度。这也表明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换呈现了加速上升的趋势。另外，北京市结构熵指数由2001年的0.368增大到2009年的0.399，上海市由0.392增大到0.417。
从这三种指数可以看出，两市的产业结构均处于不断提升的状态。从静态来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转换值还是结构熵指数，上海市的绝对数值都比北京市的对应值要高，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说明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幅度不如上海市。这可能正是上海市近年来经济水平一直列于全国首位的原因之一，并且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相类似；从动态来看，正如上述分析，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快于上海，在结构熵指数上表现为：北京由2000年的0.368上升了8.4％，到2009年的0.399，而上海仅提高了6.4％。这一结果说明，近十年来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大成绩，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
根据表2中的数据对北京和上海两市情况进行OLS回归，检验结果如下：
北京：SEI＝0.0321 Employment＋0.2739，
＝0.7991；
上海：SEI＝0.0339 Employment＋0.3289，＝0.7963。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转换状况，用结构熵指数（SEI）来表示，解释变量是产业融合程度，本文采用信息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Employment）来表示。OLS回归的结果表明，对北京市来说，信息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每上升1％，结构熵指数就上升3.21％；对上海市来说，结构熵指数上升3.39％。这表明上海市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这一结果正好解释了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幅度大于北京市的实际状况。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北京和上海电子信息、金融业、商贸流通、汽车制造、成套设备制造和房地产六大支柱产业为例，对技术嵌入、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转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机制分析，并对这些行业的产业增加值和从业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本文研究的主要发现有：第一，在信息化过程中，技术嵌入、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带动效应，其作用机理是，产业融合不仅使得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甚至消失，而且产业生命周期缩短使得产业结构呈现技术集约化趋势，促进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第二，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和带动效应主要是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并最终体现在产业结构转换值、结构熵指数、摩尔结构转换值等方面；第三，从产业结构转换的三种指数来看，以2000年为基准，北京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幅度不如上海显著，但其增长速度比上海要快，而就产业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溢出效应而言，上海也比北京更为明显。
本文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产业融合不仅是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而且能够通过融合部门对相关产业的溢出效应和对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专业化起促进作用，并且在地区之间进行扩散。为此，在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政府应当根据当前产业融合的特点，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同时，要完善相关的法规，清除产业融合的体制性障碍，加快技术嵌入和产业融合的进程。此外，在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二者作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的两大驱动力，城市发展要以产业融合为契机，要利用合理的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来引导，要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来调节城市化进程。
收稿日期：2010－11－20
注释：
① 当然，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表1和表2中，信息产业增加值虽然含有与其他行业的交叉重复因素，但表中“六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扣除了重复计算的因素。另外，商贸流通业中不包括餐饮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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