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时代与自我表现--论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_音乐论文

反思时代与自我表现--论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_音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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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发展。近年来,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文化都市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热衷于欣赏严肃音乐的人正在日益增多。这一喜人的文化现象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迅速发展的状况,它也必将对我国全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在许多普通高校中开设了音乐欣赏课,音乐沙龙、音乐欣赏会也成为学生们热衷与赴的场所。然而,在我们欣赏严肃音乐时,必然会涉及对音乐作品的分析、评价、鉴赏等问题,其中“优秀音乐作品的艺术认识论特征是什么?”这是人们常常遇到并不时引起争论的理论问题。与此相关,诸如优秀音乐作品在内容上究竟反映或表现了什么?作曲家在创作时是在反映时代还是在自我表现?二者的关系如何?应如何引导青年去认识和欣赏严肃音乐?等等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予以正确回答。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对于高校美育建设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当前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严肃音乐热”现象有着一定的思想导向作用。

本文试以贝多芬的艺术创作为例来说明这些问题。

我们为什么珍视贝多芬的音乐

瓦格纳说:“我信仰上帝与贝多芬。”舒曼说:“以一百棵百年以上的大橡树,在地上书写他的姓名。或者把他雕成一个巨大的塑像,这样他就可以象生前一样,居高临下地俯瞰群峰。在莱茵河航行的船上的外国人问道:‘这个巨人是谁?’连三尺孩童都可以回答,这是贝多芬。——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是德国哪个朝代的皇帝。”恩格斯在听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后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假如你没有听过这部壮丽的作品,那你可以说等于一生没有听过什么好音乐。”[1]列宁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热情奏鸣曲》更加动人的,我可以天天倾听它。美妙之极,简直不是人所能创造的音乐!我总是自豪(也许有点天真)地想:你们看看吧,这样美妙的作品人类是可以创造的!”[2]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临去世前,一台录音机始终放在他的病榻前,是贝多芬音乐的旋律陪伴着他走向生命终点站的。……

人们为什么珍视贝多芬?其原因可能是有许多方面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第一,贝多芬的音乐能给人带来巨大的美的感受。这种美是一种形式美,它来自音乐中的严谨秩序与和谐。我国学者赵鑫珊写道:“在音乐艺术王国,他简直是个逻辑学家:他提出命题,进行分析和综合,然后回答问题;或者说,他在五线谱纸上设置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他从天地人间一团杂乱无序之中整理出优美而崇高的艺术秩序。”[3]这种美也来自贝多芬音乐的统一风格中的无限多样性的变化。柴可夫斯基赞叹道:“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在一致中的这种无限多样化是多么迷人。只有像贝多芬那样的巨匠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使听众的注意力并不涣散,最初节奏型的不断反复丝毫未使听众的兴趣冷却。”正是贝多芬揭开了遮住了“永恒的美与协和的理想世界”的帷幕。[4]贝多芬本人为探索这种形式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说:“没有一条规律不可为获致‘更美’的效果起计而破坏。”[5]

这种美是能激起人们灵魂强烈共鸣和震颤的优美、壮美与崇高。瓦格纳写道:“当我们聆听一曲真正的贝多芬的作品时,……我们便感觉到一种幽灵似的生气,一种在这里是最优雅的、在那里是可怕的活力,一种激动的喜悦的震颤,渴望的畏惧,悲哀的欢喜,而这一切又似乎发自我们自己的天性的最深处。”[6]贝多芬正是以其作品所具有的这种不可抗拒的美征服着所有听众的。

第二,贝多芬的音乐能给人们以重要的思想启迪与精神激励。贝多芬音乐能唤起人们追求和谐、美好的生活并为之而英勇斗争的激情。贝多芬本人所具有的对自由和民主的强烈渴望,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通过他的音乐作品深深感染着他的听众。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描绘和讴歌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这是人们“通过斗争走向欢乐”的结果,是通过斗争所获得的真正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和“真、善、美”的世界。第九交响曲公演时,“听众的掌声和喝彩声几乎到了疯狂程度”。

贝多芬的音乐能唤起人们战胜挫折,超越自我的信心和勇气。贝多芬战胜因耳聋给他的事业带来的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战胜了失恋、养子不义所造成的重大精神创伤,战胜了接踵而至的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他的一生是不断战胜困难与挫折、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生,是勤奋工作、不断进取的一生。他为人们所熟知的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这种精神反映在音乐作品中,使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们振奋精神、扫却颓废与沉沦的激励。罗曼·罗兰把贝多芬称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他说:“贝多芬是在他的称为交响曲的军队里训练我的队长。我从那交响曲汲取了英雄气概的精神力量。并且,用这种力量朝向那否定、怀疑、激烈动荡的情感冲锋陷阵。甚至我一败涂地的时候,我依然对着那巨大的军队高声欢呼。”[7]

第三,贝多芬音乐能起到使人们净化灵魂、升华道德情操的作用。贝多芬非常看重灵魂的净化。181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灵魂得不到净化的感官享受永远是牲畜性的:人们追逐这种享受丝毫也不会得到高贵的感觉,它多半会叫人后悔。”[8]事实上,贝多芬的音乐正是在起着一种精神升华、灵魂净化的作用。罗曼·罗兰说:“贝多芬的音乐……唤醒和激发人类心灵中一切优美的情操……是使人类精神崇高圣洁的源泉。”[9]

贝多芬的音乐之所以有这种净化灵魂的作用,主要在于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总是从个人具体的命运和处境出发,力图上升为对人类作哲学观照,并转化为审美心胸的音响艺术世界。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认为有比个人命运更重要、更应去牵挂、萦怀的东西。例如,人们即使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四交响曲》等处于热恋期间创作的以表达爱情生活为主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的也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狭隘的男女之欢和昵情蜜意的广博、真挚、深沉而又无比圣洁的爱的情感,一种悲天悯人的人类之爱的真诚情感。正因为贝多芬始终关心着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才能在自己的音乐中展示出一种圣洁、壮阔、崇高的美,才能令胸襟狭隘者听后赤颜、使追逐私利者闻之羞愧,才能具有净化人的灵魂、升华人的道德情操的伟大力量。真、善、美的统一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得到深刻的体现。

第四,贝多芬的音乐能够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哲学沉思,他是一位音乐哲人。叔本华在评论贝多芬时说:“他以自己的理性并不理解的语言阐明了他极高的智慧。”[10]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是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的,贝多芬力求用“音乐的外壳”来表达“精神的内容”,表达他对世界、人生、人类命运的看法。我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不难感悟出他通过音乐语言所表述的哲学见解: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存;人类应把握住自己的命运经过斗争“从痛苦走向欢乐”;个人应战胜困难和挫折不断超越自我;人们应摆脱狭隘私利在精神上趋向上帝(贝多芬心中的上帝其实就是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即泛神论意义上的上帝),等等。通过音乐创作去认识世界的本质,这也是贝多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之一,他说:“音乐是种无形的东西,目标是向认识的王国挺进——这王国包括人类,人类却不能包括它……我们不知道这认识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11]从总体上看,贝多芬对世界、对人生持的是一种进步的、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基本一致的哲学态度。

贝多芬留给后人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无价的。当然,贝多芬是生活在他的时代中的,他和他的作品同样不可避免地打着他的时代、他所属的资产阶级的印迹,因而具有种种局限性。但是,由于他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具有明显进步性的政治抱负、精神追求、人生态度和道德情操等等,从而在作品中一定程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时代的精神,揭示了人类走向进步、走向光明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在音乐表现手法上的巨大创造性,也与人类审美情趣的发展规律相符合,因此,他的作品能够跨越时代、国界成为世界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贝多芬的音乐当然也是无产阶级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因为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贝多芬是“那些在艺术方面反映年青资产阶级最高成就的创造者”,“无产阶级的青春更接近于资产阶级的青春,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老朽。这就是反映资产阶级青春的贝多芬之所以与我们亲近的缘故。”[12]

那么,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是什么呢?

反映时代与自我表现

从艺术认识论角度来说,任何艺术作品本质上都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音乐作品只有深刻地反映即艺术地再现人类生活的本质,反映时代精神,体现人民的情感和需要,符合人民的审美情趣,才能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优秀的音乐作品。贝多芬音乐正是如此。

一般说来,音乐作品的创作是通过艺术家自觉地反映时代并为一定社会目的服务和艺术家为表达自己情感的需要即自我表现这两种方式实现的。当然,这种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是针对艺术家创作动机中的主要方面而言的,二者实际上是相互渗透、相互包融的。那么,对于优秀音乐作品的创作者贝多芬来说,反映时代和自我表现各自在其创作活动中的作用如何?二者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反映时代是贝多芬音乐作品的重要品质。所谓反映时代,有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总是比较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精神的本质。贝多芬生活的年代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与歌德、席勒一样,贝多芬的作品也是从时代精神中汲取力量,这是一种反抗现存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观念的精神。正是因为贝多芬善于在自己的音乐中天才地反映大革命带给音乐世界的最本质的东西,他的音乐才能具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和鼓舞人心的震撼力。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刻地指出:“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13]

第二,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体现了人民的情感和需要。优秀音乐作品总是具有深刻人民性的艺术。贝多芬音乐的人民性表现为他的音乐易于为人民所理解,很好地表现了人民的情感和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明确地为人民而创作的思想目的。

瓦格纳指出:“贝多芬的音乐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人所理解,而他的前辈的音乐却大部分只有通过艺术史的帮助说明才能以理解。”[14]贝多芬的音乐旋律简洁明快、天然纯朴,节奏鲜明,包含有丰富的取自民歌的音乐素材,因而尽管十分深刻、超凡脱俗,却又与人民大众十分贴近。

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所理解,为了丰富自己的音乐表现手段,贝多芬十分重视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德国学者梅耶尔指出:“民间音乐对贝多芬的意义不显明,以致任何一位严肃的音乐家或者贝多芬传记作家都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15]贝多芬改编了许多民歌,设想过要编一部大型的《各国歌曲集》,他非常普遍地把民歌的旋律和节奏运用于自己的重大题材的音乐创作之中,他尤其注意从当时法国的革命歌曲中汲取创作素材和灵感。

贝多芬的音乐表现了人民的情感与需要。前苏联学者康津斯基指出:“贝多芬的音乐有着无穷无尽的刻划心理的内容。他不仅是刻划个人心理,还是刻划人民心理的能手。调查集体的内心世界,表现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热情的这种才能,使贝多芬不同于他前辈的作曲家。”[16]

贝多芬音乐的人民性还来自他所具有的十分明确的为人民而创作的主观动机。贝多芬说:“从童年起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能为别人工作。”[17]“我的艺术也就该只限于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服务。”[18]贝多芬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为人民所理解,他“从没有一刻让我们去在黑暗里摸索他的意图。他对他的作品所做的记号是那样的细心,以致他从不会象在他以前的作曲家那样给人留下疑惑。没有一个钢琴家,没有一个提琴家会说他摸不透大师的意图。”[19]

正因为贝多芬的音乐代表了人民的心声,人民理解贝多芬,热爱他和他的音乐,人们称他为“精神导师”和“平民百姓的陛下”。所以,贝多芬的好友格里尔帕策在贝多芬墓前发表的那有名的演说中的这样一段话才那么感人至深:“把他一直送到这里的人们啊,你们不必过分地悲伤!你们并没有失去他,你们赢得了他。只有当生命的大门在我们身后关上,通向永生的庙堂的门户才会打开。现在,他在那里和各时代的伟人站在一起……那么请记住这时刻,并想到:“当他被埋葬的时候,我们是在场的;当他死去的时候,我们曾为他哭泣。”[20]

第三,贝多芬在音乐形式美的创造方面反映了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趣味,形式美很好地适应了表现思想内容的需要。

贝多芬音乐之所以为世界人民所普遍接受和热情褒扬,自然也是由于它能最广泛地、最普遍地与人民的审美趣味产生共鸣。贝多芬音乐中的这种美并不是由天才纯粹偶然发现并恩赐给人们的某种东西,而是艺术品中的一种产生于时代之中的、与人类特定社会生活本质一致的、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人类特定时期的实践活动的某些本质特征的属性。马克思曾指出过美感产生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审美对象对于主体说来必须是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是“人的对象化”,这时主体才会有美的感受,才不致在对象中丧失自身;二是审美对象对主体来说必须是社会的对象,这样主体才能产生美感,因为主体必然是社会存在物,而社会对主体来说正是审美对象的本质。[21]这就是说,美总是与人类在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和特点相关联的。贝多芬在音乐形式美上的种种创新:“配器效果上有许多创新之处”(柴可夫斯基)、“雄伟的气魄和高贵的品格”(柏辽兹)、“十分新颖大胆的和声效果”(柴可夫斯基)、“具有不寻常的推动力”(肖斯塔科维奇)、“力图扩大和解放习惯了的形式、使其具有动人的壁画规模”(德彪西)、“艺术形式是独一无二的”(瓦格纳)、“巧妙的构思”(勃拉姆斯)、“从一位大诗人的创作里直接汲取灵感”的创作方法(李斯特),等等,都是他在探索符合时代审美要求和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需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所做出的成功的努力。

其次,贝多芬真实地表现了自我的情感和思想,深刻地展示了自己的灵魂,这是其作品具有惊魂摄魄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是由重叠的两个世界形成的。一个是明晰的、理性的地上世界,它把现象嬉戏整理、组织起来。一个是要求有生活的、意志的地下世界,它竭尽全力试图靠近内在的大海及其岸边。”[22]艺术家丰富的情感世界正如浩翰的大海一样,其中澎湃涌动着的激情的巨流需要渲泻和表达。“文词结束之处,音乐即告开始”正是指音乐作为人们表达情感的形式,具有一种在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之际的最佳“代言者”的独特作用。贝多芬最善于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他曾用弹奏钢琴成功地安慰了一位痛失幼子而悲恸欲绝的女友。

贝多芬有着十分强烈的通过音乐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愿望。正如哲学家波普所说的,贝多芬“把音乐看成是自我表现的一种方法”。[23]贝多芬的创作格言是:“我心里有话要说,所以我才作曲。”他还声称“音乐就是我的灵魂的水土;我的灵魂就是在音乐中开花的……”。[24]贝多芬在通过音乐自我表现时,并不是对自己的心理感受进行简单的自描或复述,而是一种艺术升华的过程:“把忧郁升华为庄严,把孤独升华为崇高,再把烦忧、苦闷和压抑升华为众星丽天的胸襟、长空片云的淡远和高视千古的浩博、雄浑。”[25]于是,人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看到的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能引发审美感受的、反映了人类生活本质特征的并具有典型意义的、被艺术再现了的自我。这样的艺术形象由于永载着创作者的炽热情感、蕴含着创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浸润着创作者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求,因而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贝多芬在作曲时常常极为动情,甚至老泪纵横、情难自禁。他善于把自己对于时代、社会和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深刻体验,通过艺术化的提炼和加工,分别概括为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幸福与恶运、欢乐与痛苦等对应形象的冲突,并寻找到生动和恰当的音乐语言和手段加以展示。其实,凡是能给人以深刻情感震憾的音乐作品,必然是作曲家自身丰富情感历程的真实流露或表现,必然是他们也曾被自己的作品深深地震撼过,否则,作品大多只能是苍白、乏味的。

最后,就贝多芬作品在反映时代与自我表现二者的关系方面来说,正因为贝多芬在音乐中的自我表现能反映或折射出时代精神,因而这些音乐作品,才能成为被世人传唱不衰的艺术珍品。

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音乐家、作曲家在“自我表现”、在“展示灵魂”,恐怕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来。那么,为什么有人能被人们所记住,其作品为人们所珍爱,而有人却不能呢?历史是最权威的艺术鉴赏家。正如美国学者E·李斯特所说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只记得那些巨人,我们记得贝多芬。但在贝多芬那时候,有多少作曲家在写音乐,我们是完全记不起来了。……今天重要的作曲家也有的是,但我们以后才会知道谁谁将继续存在下去,谁谁干脆就被淘汰掉了。这是历史的裁判。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只是把艺术作品中最伟大的东西保留下来。”[26]

也许人们关于E·李斯特的这段话并不会有异议,因为事实正是如此。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能使音乐作品经得住历史考验而为人民所珍爱的特点呢?具体回答这个问题虽然十分复杂,但抽象地说可以这样来概括:凡是那些深刻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反映了时代精神,并具有深刻人民性的音乐作品,将被历史所钟爱。

这并不是说,作曲家一定要是个世界公民,他必定是自觉地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一定是怀着使自己作品万世不朽的宏愿而进行音乐创作的,他的作品才能为历史所钟爱;而是说,那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作曲家个性的作品,只要能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或它的某些方面,就有可能为历史所肯定,反之则会被历史所忘却。

如前所述,贝多芬的作品正因为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或它的某些方面而为世界人民所珍爱的。贝多芬在表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本质和时代精神这一点上是十分自觉的,这突出表现在他有明确的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人民而创作,为人民的理想、追求而斗争的主观愿望和激情。朗格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这些音响里所表现的感情,是产生自伟大的和完全的自觉的意向,是受思想所支配的,因而是前所未闻地统一的。它们造成的主要印象是伟大。”[27]为人民、为时代而创作,这是贝多芬创作的主导倾向,是主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贝多芬没有去自我表现,或者他的自我表现对于他的音乐成就来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由于贝多芬在思想上、立场上、乃至品格和全部精神生活上都与人民贴得很近,因此,他的自我表现往往能与反映人类社会生活本质、反映时代很好地统一起来。德国学者梅耶尔讲得很深刻:“他所想要传播的信息不仅是自我的发言,不仅是主观的发泄。当贝多芬关于他自己、为了他自己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就是为了大家、为了整体、为了人民在说话。”[28]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贝多芬的音乐能够成为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财富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实,任何人的自我表现都不可能是纯主观的、纯“自我”的,中国的《乐记》讲得很正确:“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这就是说:“感于物”而“心动”进而“形于声”是音乐艺术认识论的本质过程。如果说确实有某位作曲家是纯粹抱着自我表现的明确动机而写出了优秀作品的话,那也是说明他所表现的“小我”不自觉地与人民、人类之“大我”有某些相通、相合之处,他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反映了时代精神或它的某些方面;而那些更多的人则由于其所表现的“小我”不具备这一品质,而被历史所忘却。

贝多芬的自我表现与他人有明显区别,由于他总是力求将自我这个“小我”升华为“大我”,或从“小我”出发去观照“大我”,因此他的喜、怒、哀、乐大多与人民、人类的喜、怒、哀、乐合拍。他的许多反映了时代精神的杰作既是自觉表现现实生活的产物,又是表现自我情感时的“有感而发”的产物。显然,一方面是自觉地去表现生活、反映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是从那个与“大我”相融通、相合拍的“小我”出发去表现自我,这正是贝多芬的音乐总是能较深刻地表现人类生活本质,从而为人民所珍爱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对于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的分析与评论必须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贝多芬所具有的反映时代、为人民而创作的动机是带有历史和阶级局限性的。从本质上看,贝多芬的音乐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追求、文化态度和审美趣味在音乐艺术上的反映。贝多芬作为一位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意识的天才音乐家,在艺术创作中负有一种强烈的历史的、阶级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这正是他的艺术能自觉地从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去反映时代、表现生活的原因。当然,他的音乐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反映了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某些方面,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艺术家自觉地去反映时代精神、表现人民生活的艺术创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只是由于音乐语言在反映现实时所具有的高度的概括性和不确定性这一特点,贝多芬的音乐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跨越自己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成为人类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关于音乐作品的欣赏、创作问题的两点思考

显然,由于优秀的音乐作品具有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社会生活本质这一特点,我们就不应把音乐欣赏完全等同于单纯的愉悦感官的休闲娱乐活动。我们并不否认和排斥音乐欣赏的休闲娱乐作用,这正是音乐艺术的最重要属性之一,舍此,恐怕也无所谓艺术。我们只是强调不能把欣赏音乐完全归结于休闲娱乐,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当代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对资本主义文化商业化一类的倾向十分担忧,他说:“娱乐内容的过剩……损害着当今人们严肃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当代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认为,艺术欣赏的祸根就在于“它除了欣赏之外,便什么都不产生;为了欣赏而欣赏的文明,最终必将导致整个民族的痴呆。”[29]这些见解十分深刻。

所以,我们在欣赏优秀的音乐作品时,就应学会自觉地去感悟其中所包含的哲理,要善于从中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气质、不同时代人民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等知识内涵,还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艺术品味和情趣格调,等等,使自己有所提高、有所进益。换句话说,应该使优秀音乐作品本身所固有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或体现。否则,欣赏音乐不仅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益处,而且这本身还会成为对优秀音乐作品的亵读。正如德国学者霍夫曼所说的:“把神圣的音乐作为一种游戏、作为消磨时光的娱乐、作为对迟钝的耳朵的瞬时刺激或是自我炫耀的手段,请不要去碰贝多芬的音乐。”[30]

关于音乐作品的创作,从上述对贝多芬音乐的艺术认识论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优秀的音乐作品绝不是作曲家个人抽象地自我表现或单纯地情感渲泻的产物。优秀音乐作品本质上只能是作曲家认识世界、感悟人生、把握美的本质、变革现实的全部精神活动的艺术升华的结晶;是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真正了解了人民的情感与需要,把握住了时代脉膊的律动,在充分借鉴人类音乐艺术创作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为人民进行艺术创造的精神产品。而那些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纯粹以抽象的自我表现、自我渲泻为目的的作曲家,无论他们怎样“创新”,怎样追求不朽,其作品都只能是“孤芳自赏”,得不到人民的认可,注定会被迅速地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人们呼唤着属于自己时代的贝多芬!

注释:

[1]《贝多芬论》(译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第617页。

[2]《贝多芬论》(译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第59—60页。

[3]赵鑫珊:《贝多芬之魂》,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427页。

[4]高士彦译:《柴可夫斯基论文书信札记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5]《贝多芬论》,第355页。

[6]《贝多芬论》,第18页。

[7]《贝多芬论》,第368页。

[8]《贝多芬之魂》,第409页。

[9]《贝多芬论》,第21—22页。

[10]《贝多芬论》,第15页。

[11]《贝多芬之魂》,第408页。

[12]《贝多芬论》,第5页。

[13]《列宁选集》第2卷,第369页。

[14]《贝多芬论》,第25页。

[15]《贝多芬论》,第23页。

[16]《贝多芬论》,第67页。

[17]《贝多芬论》,第55页。

[18]《贝多芬论》,第433页。

[19]《贝多芬论》,第375页。

[20]《贝多芬论》,第379页。

[21]参见董学文著:《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

[22]《贝多芬论》,第369页。

[23]《贝多芬之魂》,第134—135页。

[24]《贝多芬之魂》,第424页。

[25]《贝多芬之魂》,第184页。

[26]《贝多芬论》第371页。

[27]《贝多芬论》第29页。

[28]《贝多芬论》第343页。

[29]《贝多芬论》第185页。

[30]《贝多芬论》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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