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理论的超越_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理论的超越_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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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人在历史进程中能否认识自己,体现人作为人的价值,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是任何形态的哲学和哲学家所探究的最高目标。自古希腊哲学提出“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后,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哲学家们关于人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形成了至今仍然放射出夺目光辉的西方传统人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以前,西方传统人学大致是以唯心史观和抽象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以倡导人的理性、自由和价值为主题,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演化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人学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和社会人性论为基础,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沿着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方向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实现了对西方传统人学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人学把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出发点,在逻辑起点上超越了西方传统人学。

人学是研究完整的人及其存在、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伯特兰·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认为,哲学要解决四大任务或问题,即本体论、历史观、人学、伦理学。作为专门研究人的哲学问题的人学,必须把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人学史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阶段,同样必然是以完整的人作为逻辑起点的。

把人作为人学的逻辑起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西方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都是如此。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最先写下人学开端篇。他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把人摆在宇宙中心的地位,也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开创了古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哲学”的先河。苏格拉底把人的问题从哲学中凸显出来,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他从认识存在于人本身的普遍的、共同的本质即理性精神出发,审视人的生活状况,洞察人的特性,厘定人生的目的和价值,从而真正开创了古希腊人学。以人为出发点是古希腊哲学的基调和特色,“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注:安·邦纳:《希腊文明》,转引自[苏]鲍·季·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8页。)。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哲学家们冲出中世纪神学的樊篱,把目光从神转向人,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确立起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用以对抗以神为出发点和中心的基督教神学。欧洲近代哲学史上也有许多哲学家把人作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明确地把人作为他的哲学研究的中心和着重解决的问题,提出要确立和形成完备的关于人的知识。狄德罗说,人是唯一的,一切必须从人出发而又复归到人。19世纪德国青年黑格尔学派的施蒂纳把哲学研究对象归结为“唯一者——自我”,他说:“我……将世界作为我心目中的世界来把握,作为我的世界、我的所有物来把握,我把一切都归于我。”(注:[德]施蒂纳: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5 页。)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在费尔巴哈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哲学定名为“人本学”,他认为他的人本学的任务“就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他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不需要别的东西,只需要一种人的理智和语言”(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20、121、184、(下)28页。),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20、121、184、(下)28页。)。为此,哲学必须从人出发,“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20、121、184、(下)28页。)。

马克思主义人学也是把人作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 —48页。)但是,仅仅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又是不客观的,因为这样并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人学与西方传统人学区别开来,尤其是抹煞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在人学发展史上的空前的革命意义。恩格斯曾在批判费尔巴哈人学时指出:费尔巴哈的人学“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237页。),因而他的人学是抽象的人学。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这一批判,适用于整个西方传统人学。

马克思主义人学把人作为出发点和研究对象时,对“人”是有特殊规定的。这个“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 —48页。),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即“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也就是说, 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是受“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制约的人,是属于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交融在一起的、具体的、经验的人。

显然,以对“人”的这种限定为出发点的人学截然不同于以往西方传统人学。西方传统人学所考察的人完全是“撇开历史的进程”而“假定”出来的“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是“内在的、无声的……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它从来“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它从抽象的人出发,只是纯自然主义地顾及作为生物个体的“人自身”,完全忽略了那些制约着人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忽略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和社会联系。而马克思主义人学所考察的人则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她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强调并考察制约着人的现实的、历史的和社会性的“界限、前提和条件”。因此,西方传统人学只是一种把“人”当作一种僵死的概念、并从概念到概念地空谈的人学;而马克思主义人学则是真正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2、237页。)

马克思主义人学以自由自觉的活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揭示和界定人的本质,在内容上超越了西方传统人学。

人的本质问题是人学理论内容的核心,但对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西方传统人学理论的回答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综观西方传统人学漫长的发展历程,哲学家们在解答人的本质时,主要有如下几种思想倾向和观点:

(一)用人的自然属性说明人的本质

古希腊时期,原子论唯物主义先驱恩培多克勒就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后来德漠克利特、伊壁鸠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的本质是在肉体原子和灵魂原子的结合中产生的。斯多葛派认为人就是大宇宙这个神圣的“火焰”中飞出来的一个火花,因此人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普遍本质的一部分。当然他们在看到人同自然界的共同本质时,也看到了人同自然界的区别——人有理性和良心。不过对于这种区别,他们仍然从人的自然属性上予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反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用神性压制人性的斗争中,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人学观。他们同样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规定人的本质,认为饮食男女、趋利避害、追求幸福等是人的天然本性。欧洲近代人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归结为两条基本路径:感性人学和理性人学。其中以人的感性欲望、自然生理要求等自然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是感性人学的主要思想倾向。如霍布斯就明确表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的,洛克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保全自己的。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则提出:人的“肉体感受性乃是人的唯一动力”,“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费尔巴哈集自然主义人性论之大成,他认为人产生于自然界,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感性欲望、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如空气、食物、水等自然属性都是人的本质。

(二)用人的精神属性说明人的本质

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赫拉克利特等人都把人的灵魂即理性、思想、认识自己的能力、智慧等当作人的本质。苏格拉底、柏拉图更是极大地发展了人的精神属性学说,他们明确标榜自己的哲学就是研究人的精神自我的,把人的灵魂、理性、精神抬高到人的本质的地位。即使是原子论者的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也认为,人应按理性行事,顺应理性而生活。所有这些观点到亚里斯多德总其成,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求知是人的本性”。从此,理性是人的本质的思想被明确确立起来。欧洲近代哲学的一个基础特征是尊重理性,理性主义人学自不待言,就是感性主义人学也程度不同地肯定理性、尊重理性。这一点也反映到哲学家们对人的认识上来,用人的理性、精神属性来说明人的本质。如笛卡尔认为理性是人的本性、自我的本质,人就是一个在怀疑、理解、肯定、否定、想象和感觉着的精神的“自我”,他说:“我思故我在”。康德把人的理性本质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认为人作为有目的理性存在者,其本质就在于理性为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人的自由理性是人的本质。黑格尔同意康德的人的本质是自由理性的看法,但他不同意康德把人的本质的实现推到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而把人的本质的实现拉回到现实中来。费尔巴哈是感性人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本质既是自然的、社会的,也是精神的。他说:“一个完善的人,是具有思维的能力、意志的能力和心情的能力的。思维的能力是认识的光芒,意志的能力是性格的力量,心情的能力就是爱。理性、爱和意志力是完善的品质,是最高的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绝对本质,以及人的存在的目的。”(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第120、121、184、(下)28页。)显然,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意志和心即人的精神属性。

(三)用人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

古希腊哲学家们天才地猜测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如德漠克利特认为人是可以教育的,在他看来,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而改变的。后来亚里斯多德则明确提出:“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个政治动物。”显然,他猜测到了人的本性的社会性、政治性。欧洲近代哲学家也大都涉及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如培根认为人的本性有自然本性和社会本性之分,社会本性是人的本质。洛克认为人是有理智和语言的过社会生活的动物。费尔巴哈则说:“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人是文化、历史的产物”。18世纪法国唯物论者系统地论证了人性社会性思想,认为教育、社会环境决定人性及其发展。西方传统人学中,哲学家们用人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的思想,为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科学的人的本质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以前,西方传统人学家们对人的本质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多方面的探索,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局限和阶级性局限,都没有对人的本质给予科学的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里,人有属性和本质之分,人的属性和人的本质是两个紧密相联但又相互区别的范畴。人的属性是人同他物发生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他物的根本特性,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人的属性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的属性的内在根据。因而,人的本质只有一个,而人的属性则是多方面的。上述哲学家关于人的观点,大都是只从人的某一方面的属性说明人的本质。显然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精神存在物的统一体,人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但是,自然属性、精神属性不能将人与动物明确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他们的肉体组织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这就是说,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即人所独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社会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活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这就是说,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而“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自由自觉的活动既是人的创造手段,又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它是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但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只是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了,只是表明了人的类本质或一般人类的本性,而不能区别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本质。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我们讨论人的本质“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649页。)。更何况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劳动从来就是社会的劳动,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其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劳动。“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表明,人的本质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发展着的;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集中体现为人的阶级性。这样,马克思主义人学不仅对人的本质给予了科学规定,而且揭示了研究人的本质的科学方法。这是一条全新的研究人的本质的思路,它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超越了西方传统人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人学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根本的、最终的目的,在价值取向上超越了西方传统人学。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人学理论的最终归宿,也是人类世世代代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和目标。在西方人学史上,许多哲学家都对其作过研究和探讨。如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力图恢复与发扬古希腊“身心既美且善”的传统,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卢梭认为,全面发展的人就是智力、独立生活技能得到培养、训练和发展,并了解自己的社会关系,熟悉社会生活的人。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在物理、数学、艺术、手工业和人类理智可及的一些重要部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他还把“为一切社会成员创造最广泛的可能来发展他们的全部才能”(注:《圣西门选集》(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86页。)作为其终生全部工作的目的。欧文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每个人合理地利用自己的体、智、德、行的能力,“在周围一切人得到高度康乐和幸福的基础上,保证自己得到康乐和幸福”(注:《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0页。)。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在种种冲突、牺牲、辛勤斗争和曲折复杂的漫长路程之后,历史将指向一个充分发挥人的全部才智的美好社会。”(注:康德:转引自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4页。)黑格尔则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注: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前,西方传统人学理论在探讨人的发展问题时,哲学家们都没有脱离他们的抽象的人性论窠臼,他们自身固有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使他们都没能够揭示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的科学的含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人学则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以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科学界定人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含义及其规律,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观。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是有一定区别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本质的全面丰富和展示,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占有。如前文所述,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活动能力以及社会关系发展的全面性和普遍性;人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也就是指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控制和支配他们的社会关系,共同驾驭外部世界对个人能力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从而使人得到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但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又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人通过全面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普遍性、一般性,通过自由发展表现出人的发展的内在差异性。只有个人普遍得到全面发展,人类才能真正获得驾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由,成为自由发展的人;同理,也只有充分具备自由发展的条件,才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人的历史的、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展开。人的发展必须依次经过“人的依赖性(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阶段”,最后达到“人的自由个性(即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阶段”。其中后一阶段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和前提,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发展作好准备,提供条件。每一阶段都是必经的历史时期,其中第二阶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直接准备条件。因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创造的全面的关系、全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为此准备了客观前提。固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发展比以前片面,出现了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物的世界的全面发展以牺牲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人的异化现象。但是,“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只有以第二阶段为基础和条件,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要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尽管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在第二阶段(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

为什么在人趋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中,人的发展会在第二阶段出现人的异化和片面畸形发展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由于旧的社会分工和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使然。旧的社会分工既促进了人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又致使人的发展片面畸形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造成人的畸形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而全面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在私有制的统治下,成为奴役人、束缚人的发展的手段。因而,马克思主义人学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同社会的改造、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即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具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消灭旧式分工等条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事情。因而,操之过急,企图提前实现这个目标,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649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消灭了人受自己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财富,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才能,那时,人们的社会关系全面丰富,个性得以充分展示,人们对人的本质得以全面占有,人类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由上述可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创立的根本的、最终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产生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人,而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人,而在于改造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哲学家们由于不懂得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不懂得人的实践活动在人们改造自身中的重大意义,也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所以他们最多只能用不同方式解释人,他们的人学也就不能成为改造人本身的伟大精神武器。例如:费尔巴哈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31、30、24、18、30、50、24、362、273、47—48页。)。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创立,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伟大精神武器。通过人的改造自身的革命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超越西方传统人学的根本特色所在。这一超越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人学是我们改造社会、改造自身、促进社会和人的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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